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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1905年革命，《10月17日宣言》，斯托雷平改革，大战与革命
[中图分类号]K10 C.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10—0005—06
一、1905年革命与《10月17日宣言》
1861年改革以后，从19世纪80年代起俄国在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统治下出现了“反改革时期”，此后沙皇在维护传统体制和追赶西方模式之间来回摇摆。到20世纪初，农村公社与市场机制的矛盾越来越明显，俄国又一次走到十字路口。世纪之交俄国先后两任内务大臣——维特与斯托雷平是两个大改革家，他们主政20余年，对推进俄国现代化进程各有建树，因此成为苏联解体后“改革史研究热”中被谈论最多的改革明星。但是，在维护权贵既得利益的一致立场下他们对俄国的发展定位有不同的认识。荷兰血统的自由派贵族维特(1849—1915)主张政治改革先行而经济改革需谨慎，他从1903年开始修改农民立法，1904年起着手俄国宪政改革问题，他力主沙皇与自由派结成联盟促使俄国从专制君主制向立宪君主制过渡，他认为只有在宪政即代议制改革相配套的情况下方能进行经济改革。斯托雷平(1862—1911)则主张推迟宪政进程，先用警察方式以铁腕解决农民问题，在保证沙皇体制、保证权贵、保证稳定的情况下先搞经济改革，他的典型语言是“那里富足了，哪里就会有文明和真正的自由”，宪政这类西方自由主义的玩意不适应俄国，代议制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搞改革很难与那些七嘴八舌的杜马议员合作(用今天的时髦语言来概括，就是“交易成本”太高)，为此他提出了一个著名公式：“先稳定，后改革!”
1905俄国爆发了革命，革命的导火索是和平情愿造成的“1月9日流血星期日”。关于这一天军警开枪射击，打死和践踏伤亡的人数说法不一，《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说有1000多人被枪杀，2000多人受伤，孙成木、李祖熙教授主编《俄国通史简编》中说“死伤4600多人”，《20世纪俄国通史》则说，在这次事件中“死亡96人，受伤233人”。该事件在社会上造成极大的影响，使沙皇的威望一落千丈。以前，沙皇一直扮演着慈父的形象，他向来以强调“抑强扶弱”“富人与穷人之上公平的仲裁者”“弱者的沙皇”“老百姓的沙皇”而著称。“流血星期日”打破了人们对沙皇的幻想，为了调查1月9日事件，沙皇命令成立由参议员希德洛夫斯基组成一个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要求工人选出代表协助工作，调查委员会主席是立宪民主党人律师诺萨尔·赫鲁斯塔廖夫，他提出借用“苏维埃”这个古老词汇来命名这种具有协商机制的调查委员会——“苏维埃(coBeT)”是一个古俄语词汇，来自于村社议事会的协商传统，意即“以公众的民主决策”为首选——于是便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苏维埃”的最早原型。后来在1905年革命中人们就用它命名群众自发选举产生的替代型权力机构。在1905年革命中“苏维埃”存活了50天。
1905年革命中，内务大臣维特要求群众保持克制、冷静，在法律的程序下解决问题，只要给他时间，他一定会尽力而为，对民众和沙皇都有一个交代。时任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主席的托洛茨基则号召：“我们不需要沙皇的配合，不会同沙皇进行可耻又可怜的交易，维特的宪法是虚伪的，我们24小时就能唤起整个俄国，让一把大火烧遍全俄罗斯吧，这样一把全国性的大火就叫做‘革命’”。他号召民众展开从停止纳税、从银行提款(1905年全国的提款额达8500万金卢布)、工厂罢工直到武装起义的各种反抗。这样使俄国的社会变革错过了一个上下互动的良好时机。1905年8月日俄战争失败，维特一边忙于日俄和约在国外奔走，一边应付国内的革命运动，保守派一度得势。维特被官僚贵族阶级认为太“左”、太软，于1906年被迫辞职，斯托雷平继任内务大臣。沙皇下决心镇压1905年革命，从1906年8月19日到1907年4月20日设立的“战地法庭”共判决死刑5000起，实际执行3500起。
1905年革命失败了。沙皇也像慈禧镇压了戊戌变法后搞新政一样，1905年8月6日颁布了由内务大臣布留根主持制定的《国家杜马宪章》、《国家杜马选举法》，10月17日正式颁布《10月17日宣言》。这标志着沙皇首肯了自由主义坚决主张的宪政改革的部分内容。此后，沙皇表示要进一步发展普选法原则，召开国家杜马，任何法律未经国家杜马认可不得生效，沙皇政权具有了立宪的外衣，因此《10月17日宣言》被看作是俄国政治现代化与国家法制化的标志，专制制度终于被打开了缺口。
可以说沙俄在19世纪经过摇摆、迟疑、时断时续的修修补补小打小闹以后，终于开始了自上而下的自我修正，虽说晚了几十年，但是政治体制改进的效果还是非常显著的，俄国社会开始了司法独立和多党制的发展进程。从1906到1917年，俄国一共历经四届杜马，第一、二届杜马分别只存活了72天和103天，是自由主义主导、左派力量不断上升的杜马，曾被列宁称为“世界上最革命的议会”。俄国出现了100多个政党，各种类型的政党都浮出水面公开活动。这12年是革命党最好的演练时期，虽然沙皇政府打压革命政党的力度一直都没有放松，第一流的革命家都流亡海外，但是毕竟立宪的沙皇不同于专制的沙皇，甚至可以说是沙皇提供的杜马讲坛锻炼了反对派的组织能力和宣传能力，沙皇的杜马成为革命的掩护所。当时一位俄国的评论家说，“一个不好的制度最糟糕最脆弱的时候就是他开始自我修正的时候”。
杜马开始在俄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1906年11月杜马拒绝接受斯托雷平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并提出对政府不信任案。1907年6月3日斯托雷平以杜马内社会民主党团企图“推翻国家”的罪名，要求剥夺55位社会民主党代表资格并强行解散了第二届杜马，这就是史称的斯托雷平反动的“六·三政变”。政变后，根据新选举法产生的第三届杜马，是唯一一届任满法定五年任期的杜马，斯托雷平认为，在市场经济下必须改革传统的农村社会基础，以便形成一个强大的富农阶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被称为“第二次解放”的斯托雷平土地改革。苏联时期，对这届杜马评价大多是负面的，它被认为这是沙皇的“反动的黑帮杜马”，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苏东剧变以后，由于新的俄罗斯杜马把它作为主要的参照系和法统渊源，又开始大肆赞扬肯定这届杜马，被誉为“俄国走向法制化的标志”。平心而论，这届杜马还是做了很多工作，五年时间一共审议了2432项法案，其中有2197项被沙皇批准成为法律，教育拨款该届内翻了一番，农业达到前所未有的辉煌。以至于身为革命党领袖的列宁认为“我们这些老年人也许看不到未来这次革命的决战”了。1912年11月第四届杜马的代表派别构成基本延续了第 三届杜马。很快世界大战爆发，1917年2月26日沙皇颁布停止国家杜马活动的法令。
二、斯托雷平改革及其后果
1905年以前，沙皇政府一直在扮演着村社和民众的“保护人”的角色，当时的国策称：“村社是俄国人民的特点，村社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它是凝结俄国人民生活的水泥”。亚历山大二世曾提出过一个著名口号，“俄国的一切不是为了强者，而是为了弱者”。沙皇当局认为，专制政权“唯一可以依靠的是农民，农民是国家保守力量的支柱”。1905年以后，沙皇丢掉“抑强扶弱”的口号，放下了为“民”做主的旗帜，改而实行“保住地主，扶植富农，牺牲贫弱，分化农村”的改革，明显地以反传统道德的“原始积累”方式“勇敢地走上了”俄国式的资本主义道路。政治上专制主义的反动与经济上自由主义的进步奇异地混合在一起，果真有了“经济史上的黄金时代(1907—1914年)”，农业生产的繁荣在俄国历史上空前绝后，以至于直到整个斯大林时代都未能超越，1913年俄国的小麦产量占世界产量的1/4(2700万吨/11000万吨)黑麦产量占1/2(2500万吨/5000万吨)大麦产量占1/3(1300万吨/3500万吨)，斯托雷平创下的这一农业记录保持了半个世纪之久，当时俄罗斯的粮食产量超过阿根廷、加拿大和美国的总和。斯托雷平的发展方向是符合市场经济与现代化的发展方向的，列宁曾评价说“斯托雷平和地主勇敢地走上了革命道路，最无情的摧毁了旧制度”，他的改革“贯穿着纯粹资产阶级精神”，“用暴力摧毁陈腐不堪的中世纪土地占有形式”，“从科学的经济学来讲这项法律无疑是进步的”。
但是这场以权贵利益为出发点的改革方式是极不公平的，正如维特所抨击的，这场改革“注入了浓厚的警察色彩”，实际上成为有权势的私有者对“无权的或半无权的私有者——农民”进行的掠夺，维特预言，这样的搞法“将可能招致严重的革命动乱”。维特于1915年去世，此后不到两年他的预言便成为现实。斯托雷平在尝到经济起飞的甜头的同时也为自己种下了苦果，一战前俄国的“黄金时代”无人能够否认，但它是以社会关系的紧张加剧为代价的。经济相对繁荣了，但人们心中的社会不公正感却日益突出，“扶强抑弱”政策导致农村中“反改革”的平均主义情绪强烈起来，反对浪潮直接是冲着斯托雷平改革而来的，从而使得俄国摆脱“中世纪束缚”的努力转变成为一场“向后看”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村社复兴运动”。
由于斯托雷平政治上的专制主义的反动和经济上自由主义的进步奇异地结合在一起，与之相对，政治上反专制的革命则成了经济上前近代宗法因素的复归，革命运动带有维护封建因素的特征，从而使俄国以否定资本主义，回归到现代化以前的方向“完成了革命”。列宁原来曾设想，夺取政权以后走“美国式的道路”，便会自然解决否定之否定的“隔代相似”问题，然而十月革命戏剧性的结果却是，俄国并未走上“美国式的道路”，95％以上的农民又回到了传统村社之中，就这一点而言，十月革命等于开了斯托雷平改革与经济现代化的倒车，这其中既有理论上的局限，又有现实斗争中民粹主义化的影响。
由于两次改革中的“割地”，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十分强烈，提出分配皇室土地、国有土地、大庄园土地和“不在地主的土地”(有很多贵族自己不住在乡下，而是由管家经营)。农民要求恢复公社对“斯托雷平农民”(独立农民的另一种称呼)的权威，重新确立农村公社。这种社会诉求是俄国广大农村内部平等意识决定的，当时所展开的“自发夺地斗争”并没有革命政党的组织，所有对“贵族庄园的侵犯和分割都是经过农村公社来组织和协调的”。一战后期，农民在村社的组织下不经官方许可自己行使革命权力，86.6％的乡农民执行委员会自行分配土地，3.6％置身于阶级斗争之外，只有不到10％的基层机构听命于政府。1917年夏天确立的农民机构是由贫民和中农组成，他们完成了总数为16298起革命行动中的10210起。农民从“回到村社”的宗法角度接受了反资本主义的思想，客观上加强了左翼激进主义阵营的力量。所谓的“十月革命分给农民土地”的提法是不正确的，实际上十月革命前农民以传统村社为组织基本上完成了“自发夺地”的过程，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对此表示首肯，而临时政府虽然也同意农民的主张，只是认为应该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后，由国家行政部门有秩序的解决土地问题。这就是“反对肮脏的进步”的1917年革命的农村背景。
斯托雷平不但瓦解了村社，他采取的另外一个措施也给十月革命埋下伏笔——移民政策。由于瓦解村社独立农庄的以及现代化农场的建立，失地农民增多，斯托雷平便从中部地区向西伯利亚大量移民，从经济上讲这的确是一个不错的办法：既可以消除中部地区过剩的人口，又可以发展西伯利亚等地的经济。但是瓦解村社遭到农民反对，农民已经习惯于依赖村社的“平均”来抵偿自己的贫困，抵制移民，而且，移民组织不完善造成了“回流”，一贫如洗和极度不满的农民回到原籍已无立足之地，便流向城市成为流民无产阶级，这些人便成为十月革命中的中坚力量。
改革家斯托雷平因其主导的“大改革”得罪了几方面的势力，维护公社的守旧贵族对他衔恨不已，传统的公社精神与教会集体主义精神被执政者放弃，导致新特权入场，国家机器严重腐败涣散，自律能力和对社会的控制能力都大大削弱，人们对局势忧心忡忡；自由派贵族又不原谅斯托雷平破坏了宪政，视他为“践踏法制的元凶”；随着市场化知识分子在经济上的恶化和政治上的边缘化都促使了“激进主义”的膨胀；可以说各派人士都有人想除掉斯托雷平，在几次未遂的行动之后，1911年斯托雷平终于被革命民粹派人士而刺杀死于非命。
苏联剧变以后，俄国史学界对斯托雷平的评价发生了180度转变，他不仅被塑造位杰出的政治和国务活动家，而且被称为是“个体农民的保护人”。甚至有人以沙俄时期的“邓小平”这样不伦不类的比喻相称，很多人认为，如果历史能够提供足够的时间，斯托雷平的道路是能够走通的，“只是世界大战把一切都淹没在血泊之中，从本质上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如果没有一战，就不会有二月革命，也不会有十月革命”，很多史学家都同意，是旷日持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无法忍受的重负导致了沙皇政府的垮台。
三、“用战争来驱散革命的毒气”
为了填补放弃“俄罗斯传统公社精神”出现的意识形态空白，斯托雷平的外交政策是以强化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来转移国内的注意力，他提出，“你们(反对党)需要大动乱，我们需要大俄罗斯”“用战争来驱散俄国革命的毒气”等著名口号，并一手扶植建立鼓吹大国沙文主义的“民族主义党”。众所周知，俄国所有的战争都与国内的紧张局势有关，而战争的胜利与否又直接关系到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1812年战 争胜利，沙俄坐上了神圣同盟的第一把交椅，1856年克里木战争的失败导致农奴制改革，1905年日俄战争失败成为第一次俄国革命的起因。1917年俄国革命也是得益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沙俄之所以参加与发动这场现在看来几乎自杀性的战争，的确与斯托雷平的民族主义、沙文主义亢奋有关，这是1917年革命的另一线索。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几乎20％的青壮男人都在军队里，1917年俄国总人口是15360万，在海陆军中服役的1100万，占全国人口的7·2％，其中60—66％是农民，16—20％是无产者，3·5—6％是工厂工人。1915—1916年俄国有600多家工厂因征兵上前线而停工。到1917年俄国约有600万人在战争中丧生、受伤、致残以及被俘，在2—10月又增加了100万，到1917年原来作为职业军人的军官精英阶层已大批阵亡。尽管停战已成为社会首要问题，但是沙皇以及后来的临时政府仍苦撑着不肯缔结和约停战，战争所造成的疲惫不堪的困苦人群，为爆发社会革命提供了土壤。
早在战争初期，内务大臣杜尔诺沃就向尼古拉二世上了一道折子，里面提到：不要卷入同德国的战争，“如果能在战争中取胜，一切都会好转”，“民众对社会主义的信奉是无意识的，普通民众不会去寻找政治权力，农民希望获得土地，工人希望得到工厂主的所有资本和利润，他们的渴望不过如此。但是在失败的情况下，社会革命在我们这里以十分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则是不可避免的，所有的失败将归咎于政府，其后果是在俄国开始出现革命的直接宣传演说，在这些演说中提出能够动员和团结各阶层的社会主义口号，先是土地平分，接下来是所有财产和财富的共同平分，吃了败仗的军队多半被农民对土地的渴望所控制，再加上战争中又丧失了更可靠的军官阶层，士气低落、军纪涣散，难以成为维护法律和秩序的支柱。于是，俄国将陷入极其严重的无政府状态，其后果难以预料”。事后证明，这番政治分析是客观准确的，一切正如杜尔诺沃所料，是战争的失败导致了沙皇的直接垮台，克伦斯基下台也是同样的原因。
布尔什维克也看到对政局起决定作用的最重要因素，就是被战争弄得人心涣散的士兵，在“谁控制了士兵谁就卡住了沙皇的咽喉”“国家越危机对革命越有利”“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策略指导下，策反军队停战回乡参加平分土地是瓦解军心的最有力的杀手锏。布尔什维克发出的口号是：“要地主的土地而不要君士坦丁堡!”这一招果真十分奏效，从1917年夏天开始，士兵都成为最坚决的革命分子，他们的最实际的考虑就是赶快缔结和约回家分配土地，士兵的情绪促使军队向左转，具体表现在士兵委员会的选举中，选上的人都是赞成停战签约复员回家的人。反战的士兵开始自称为“布尔什维克”，军官的报告也把他们与布尔什维克等同起来，认为国家的“武装力量革命化”了。
在这种形势和鼓动下，前线全面溃败，俄军丢弃战场跑回国内，军队崩溃，军纪约束形同虚设，军事法庭法不责众，前所未有的犯罪猖獗起来，战败和无序使流氓心理扩大，不同程度的影响着数百万士兵、水兵、逃兵和从德军占领区逃出来的难民。无政府主义倾向迅速膨胀，武装的农民自发地涌进地主庄园，在分掉土地以后烧毁庄园同时对地主惩罚。整个俄国的社会秩序在瓦解，没有希望、没有食品、没有纪律，人们变得冷酷无情拿起枪杆，已经冷漠地习惯于杀人不受惩罚，暴力法则取代了法律的权威。大家都把纪律、秩序、保守、温和、法律、守法等词汇和观念当作嬉笑怒骂的话头，这些名词都成了骂人的话，人人都在高呼一个口号：“劫不义之财!”所有这一切为实现“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这些今天在看来荒唐的口号创造了条件。
在普遍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推动下，社会情绪“激进化”“雅各宾化”，政治紧张、民族关系紧张和社会关系紧张加剧，这给民粹主义化的布尔什维克党提供了趁乱而起的机会，却使理性温和的政党逐渐丧失民众。拥护激进社会政治变革的人增多，在相互对立的两极之间没有回旋余地。布尔什维克学说中囊括了这一趋势：工人的反资本主义情绪，农民的反私有制情绪，由于战争困苦而产生的反战情绪，对“公正”的企盼和根深蒂固的社会平均主义传统，的确抓住了现实潮流中几个关键问题：拖延战争结束和等待时局平静进行政治社会变革的常识都会被民众的浮躁急迫所否定。
1917年初被战争拖得精疲力竭地罗曼诺夫王朝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由于“斯托雷平反动”断送了俄国在1905—1907年间曾经一度大有希望的、通过君主立宪建立议会民主的机会，而斯托雷平改革推动的市场经济发展又掏空了传统皇权主义的基础，并且，因对传统农村公社实行掠夺性的“专制私有化”而积累了巨大的民怨，因此当对外战争冒险失利触发了社会危机后，全俄便急剧地卷入革命漩涡。1917年2月貌似强大的沙皇政权完全“出人意料地”突然崩溃。从天而降的“二月革命”完全是自发的。正如当时任彼得格勒第一届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苏汉诺夫所说，“没有一个政党直接参加了革命的准备工作，当时谁也没有把这一天当作革命的开始，这一天所发生的运动似乎与前几个月的运动没有区别，这种骚动在人们面前已经出现过几十次了”。布尔什维克所有的一线人物都不在场，他们全是在得知这一消息以后匆忙回国的，列宁四月十七日从瑞士回到俄国，托洛茨基五月十七日从美国赶回国内，斯大林三月二十五日从西伯利亚归来。
2006年由中国党建研究会、中国社科院“苏共兴衰与苏联兴亡”课题组编写的《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八集教学参考片解说词中说是“拥有20万党员”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首先，布尔什维克在军队影响虽然大但是党员人数并不多，1917年二月走出地下状态时有2.4万人，集中在150个组织和小组里，布尔什维克在农村只有4个支部，494名党员，从二月到十月才发展到20万人。其次，俄罗斯国内外史学界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没有争议地承认“二月革命是自发的”。二月革命最直接原因是，政府因兵源缺乏把面包师征召入伍导致面包脱销，引发主妇们抢购的突然事件，接下来工人宣布罢工，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保持中立，派去镇压的士兵拒绝向民众开枪，并有部分士兵转到了罢工者的行列，冲进监狱释放了政治犯。政权在没有反抗的情况下转到临时政府和苏维埃手中，就连直接领导十月武装起义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托洛茨基也认为，当时“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少数派”，一直到1917年9月，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仍在苏维埃中占优势。
[作者简介]金雁(1954－)，女，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苏联东欧史学会秘书长，主要从事俄罗斯东欧历史与现状研究。
[责任编辑：王公悫]
[中图分类号]K10 C.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10—0005—06
一、1905年革命与《10月17日宣言》
1861年改革以后，从19世纪80年代起俄国在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统治下出现了“反改革时期”，此后沙皇在维护传统体制和追赶西方模式之间来回摇摆。到20世纪初，农村公社与市场机制的矛盾越来越明显，俄国又一次走到十字路口。世纪之交俄国先后两任内务大臣——维特与斯托雷平是两个大改革家，他们主政20余年，对推进俄国现代化进程各有建树，因此成为苏联解体后“改革史研究热”中被谈论最多的改革明星。但是，在维护权贵既得利益的一致立场下他们对俄国的发展定位有不同的认识。荷兰血统的自由派贵族维特(1849—1915)主张政治改革先行而经济改革需谨慎，他从1903年开始修改农民立法，1904年起着手俄国宪政改革问题，他力主沙皇与自由派结成联盟促使俄国从专制君主制向立宪君主制过渡，他认为只有在宪政即代议制改革相配套的情况下方能进行经济改革。斯托雷平(1862—1911)则主张推迟宪政进程，先用警察方式以铁腕解决农民问题，在保证沙皇体制、保证权贵、保证稳定的情况下先搞经济改革，他的典型语言是“那里富足了，哪里就会有文明和真正的自由”，宪政这类西方自由主义的玩意不适应俄国，代议制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搞改革很难与那些七嘴八舌的杜马议员合作(用今天的时髦语言来概括，就是“交易成本”太高)，为此他提出了一个著名公式：“先稳定，后改革!”
1905俄国爆发了革命，革命的导火索是和平情愿造成的“1月9日流血星期日”。关于这一天军警开枪射击，打死和践踏伤亡的人数说法不一，《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说有1000多人被枪杀，2000多人受伤，孙成木、李祖熙教授主编《俄国通史简编》中说“死伤4600多人”，《20世纪俄国通史》则说，在这次事件中“死亡96人，受伤233人”。该事件在社会上造成极大的影响，使沙皇的威望一落千丈。以前，沙皇一直扮演着慈父的形象，他向来以强调“抑强扶弱”“富人与穷人之上公平的仲裁者”“弱者的沙皇”“老百姓的沙皇”而著称。“流血星期日”打破了人们对沙皇的幻想，为了调查1月9日事件，沙皇命令成立由参议员希德洛夫斯基组成一个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要求工人选出代表协助工作，调查委员会主席是立宪民主党人律师诺萨尔·赫鲁斯塔廖夫，他提出借用“苏维埃”这个古老词汇来命名这种具有协商机制的调查委员会——“苏维埃(coBeT)”是一个古俄语词汇，来自于村社议事会的协商传统，意即“以公众的民主决策”为首选——于是便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苏维埃”的最早原型。后来在1905年革命中人们就用它命名群众自发选举产生的替代型权力机构。在1905年革命中“苏维埃”存活了50天。
1905年革命中，内务大臣维特要求群众保持克制、冷静，在法律的程序下解决问题，只要给他时间，他一定会尽力而为，对民众和沙皇都有一个交代。时任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主席的托洛茨基则号召：“我们不需要沙皇的配合，不会同沙皇进行可耻又可怜的交易，维特的宪法是虚伪的，我们24小时就能唤起整个俄国，让一把大火烧遍全俄罗斯吧，这样一把全国性的大火就叫做‘革命’”。他号召民众展开从停止纳税、从银行提款(1905年全国的提款额达8500万金卢布)、工厂罢工直到武装起义的各种反抗。这样使俄国的社会变革错过了一个上下互动的良好时机。1905年8月日俄战争失败，维特一边忙于日俄和约在国外奔走，一边应付国内的革命运动，保守派一度得势。维特被官僚贵族阶级认为太“左”、太软，于1906年被迫辞职，斯托雷平继任内务大臣。沙皇下决心镇压1905年革命，从1906年8月19日到1907年4月20日设立的“战地法庭”共判决死刑5000起，实际执行3500起。
1905年革命失败了。沙皇也像慈禧镇压了戊戌变法后搞新政一样，1905年8月6日颁布了由内务大臣布留根主持制定的《国家杜马宪章》、《国家杜马选举法》，10月17日正式颁布《10月17日宣言》。这标志着沙皇首肯了自由主义坚决主张的宪政改革的部分内容。此后，沙皇表示要进一步发展普选法原则，召开国家杜马，任何法律未经国家杜马认可不得生效，沙皇政权具有了立宪的外衣，因此《10月17日宣言》被看作是俄国政治现代化与国家法制化的标志，专制制度终于被打开了缺口。
可以说沙俄在19世纪经过摇摆、迟疑、时断时续的修修补补小打小闹以后，终于开始了自上而下的自我修正，虽说晚了几十年，但是政治体制改进的效果还是非常显著的，俄国社会开始了司法独立和多党制的发展进程。从1906到1917年，俄国一共历经四届杜马，第一、二届杜马分别只存活了72天和103天，是自由主义主导、左派力量不断上升的杜马，曾被列宁称为“世界上最革命的议会”。俄国出现了100多个政党，各种类型的政党都浮出水面公开活动。这12年是革命党最好的演练时期，虽然沙皇政府打压革命政党的力度一直都没有放松，第一流的革命家都流亡海外，但是毕竟立宪的沙皇不同于专制的沙皇，甚至可以说是沙皇提供的杜马讲坛锻炼了反对派的组织能力和宣传能力，沙皇的杜马成为革命的掩护所。当时一位俄国的评论家说，“一个不好的制度最糟糕最脆弱的时候就是他开始自我修正的时候”。
杜马开始在俄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1906年11月杜马拒绝接受斯托雷平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并提出对政府不信任案。1907年6月3日斯托雷平以杜马内社会民主党团企图“推翻国家”的罪名，要求剥夺55位社会民主党代表资格并强行解散了第二届杜马，这就是史称的斯托雷平反动的“六·三政变”。政变后，根据新选举法产生的第三届杜马，是唯一一届任满法定五年任期的杜马，斯托雷平认为，在市场经济下必须改革传统的农村社会基础，以便形成一个强大的富农阶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被称为“第二次解放”的斯托雷平土地改革。苏联时期，对这届杜马评价大多是负面的，它被认为这是沙皇的“反动的黑帮杜马”，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苏东剧变以后，由于新的俄罗斯杜马把它作为主要的参照系和法统渊源，又开始大肆赞扬肯定这届杜马，被誉为“俄国走向法制化的标志”。平心而论，这届杜马还是做了很多工作，五年时间一共审议了2432项法案，其中有2197项被沙皇批准成为法律，教育拨款该届内翻了一番，农业达到前所未有的辉煌。以至于身为革命党领袖的列宁认为“我们这些老年人也许看不到未来这次革命的决战”了。1912年11月第四届杜马的代表派别构成基本延续了第 三届杜马。很快世界大战爆发，1917年2月26日沙皇颁布停止国家杜马活动的法令。
二、斯托雷平改革及其后果
1905年以前，沙皇政府一直在扮演着村社和民众的“保护人”的角色，当时的国策称：“村社是俄国人民的特点，村社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它是凝结俄国人民生活的水泥”。亚历山大二世曾提出过一个著名口号，“俄国的一切不是为了强者，而是为了弱者”。沙皇当局认为，专制政权“唯一可以依靠的是农民，农民是国家保守力量的支柱”。1905年以后，沙皇丢掉“抑强扶弱”的口号，放下了为“民”做主的旗帜，改而实行“保住地主，扶植富农，牺牲贫弱，分化农村”的改革，明显地以反传统道德的“原始积累”方式“勇敢地走上了”俄国式的资本主义道路。政治上专制主义的反动与经济上自由主义的进步奇异地混合在一起，果真有了“经济史上的黄金时代(1907—1914年)”，农业生产的繁荣在俄国历史上空前绝后，以至于直到整个斯大林时代都未能超越，1913年俄国的小麦产量占世界产量的1/4(2700万吨/11000万吨)黑麦产量占1/2(2500万吨/5000万吨)大麦产量占1/3(1300万吨/3500万吨)，斯托雷平创下的这一农业记录保持了半个世纪之久，当时俄罗斯的粮食产量超过阿根廷、加拿大和美国的总和。斯托雷平的发展方向是符合市场经济与现代化的发展方向的，列宁曾评价说“斯托雷平和地主勇敢地走上了革命道路，最无情的摧毁了旧制度”，他的改革“贯穿着纯粹资产阶级精神”，“用暴力摧毁陈腐不堪的中世纪土地占有形式”，“从科学的经济学来讲这项法律无疑是进步的”。
但是这场以权贵利益为出发点的改革方式是极不公平的，正如维特所抨击的，这场改革“注入了浓厚的警察色彩”，实际上成为有权势的私有者对“无权的或半无权的私有者——农民”进行的掠夺，维特预言，这样的搞法“将可能招致严重的革命动乱”。维特于1915年去世，此后不到两年他的预言便成为现实。斯托雷平在尝到经济起飞的甜头的同时也为自己种下了苦果，一战前俄国的“黄金时代”无人能够否认，但它是以社会关系的紧张加剧为代价的。经济相对繁荣了，但人们心中的社会不公正感却日益突出，“扶强抑弱”政策导致农村中“反改革”的平均主义情绪强烈起来，反对浪潮直接是冲着斯托雷平改革而来的，从而使得俄国摆脱“中世纪束缚”的努力转变成为一场“向后看”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村社复兴运动”。
由于斯托雷平政治上的专制主义的反动和经济上自由主义的进步奇异地结合在一起，与之相对，政治上反专制的革命则成了经济上前近代宗法因素的复归，革命运动带有维护封建因素的特征，从而使俄国以否定资本主义，回归到现代化以前的方向“完成了革命”。列宁原来曾设想，夺取政权以后走“美国式的道路”，便会自然解决否定之否定的“隔代相似”问题，然而十月革命戏剧性的结果却是，俄国并未走上“美国式的道路”，95％以上的农民又回到了传统村社之中，就这一点而言，十月革命等于开了斯托雷平改革与经济现代化的倒车，这其中既有理论上的局限，又有现实斗争中民粹主义化的影响。
由于两次改革中的“割地”，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十分强烈，提出分配皇室土地、国有土地、大庄园土地和“不在地主的土地”(有很多贵族自己不住在乡下，而是由管家经营)。农民要求恢复公社对“斯托雷平农民”(独立农民的另一种称呼)的权威，重新确立农村公社。这种社会诉求是俄国广大农村内部平等意识决定的，当时所展开的“自发夺地斗争”并没有革命政党的组织，所有对“贵族庄园的侵犯和分割都是经过农村公社来组织和协调的”。一战后期，农民在村社的组织下不经官方许可自己行使革命权力，86.6％的乡农民执行委员会自行分配土地，3.6％置身于阶级斗争之外，只有不到10％的基层机构听命于政府。1917年夏天确立的农民机构是由贫民和中农组成，他们完成了总数为16298起革命行动中的10210起。农民从“回到村社”的宗法角度接受了反资本主义的思想，客观上加强了左翼激进主义阵营的力量。所谓的“十月革命分给农民土地”的提法是不正确的，实际上十月革命前农民以传统村社为组织基本上完成了“自发夺地”的过程，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对此表示首肯，而临时政府虽然也同意农民的主张，只是认为应该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后，由国家行政部门有秩序的解决土地问题。这就是“反对肮脏的进步”的1917年革命的农村背景。
斯托雷平不但瓦解了村社，他采取的另外一个措施也给十月革命埋下伏笔——移民政策。由于瓦解村社独立农庄的以及现代化农场的建立，失地农民增多，斯托雷平便从中部地区向西伯利亚大量移民，从经济上讲这的确是一个不错的办法：既可以消除中部地区过剩的人口，又可以发展西伯利亚等地的经济。但是瓦解村社遭到农民反对，农民已经习惯于依赖村社的“平均”来抵偿自己的贫困，抵制移民，而且，移民组织不完善造成了“回流”，一贫如洗和极度不满的农民回到原籍已无立足之地，便流向城市成为流民无产阶级，这些人便成为十月革命中的中坚力量。
改革家斯托雷平因其主导的“大改革”得罪了几方面的势力，维护公社的守旧贵族对他衔恨不已，传统的公社精神与教会集体主义精神被执政者放弃，导致新特权入场，国家机器严重腐败涣散，自律能力和对社会的控制能力都大大削弱，人们对局势忧心忡忡；自由派贵族又不原谅斯托雷平破坏了宪政，视他为“践踏法制的元凶”；随着市场化知识分子在经济上的恶化和政治上的边缘化都促使了“激进主义”的膨胀；可以说各派人士都有人想除掉斯托雷平，在几次未遂的行动之后，1911年斯托雷平终于被革命民粹派人士而刺杀死于非命。
苏联剧变以后，俄国史学界对斯托雷平的评价发生了180度转变，他不仅被塑造位杰出的政治和国务活动家，而且被称为是“个体农民的保护人”。甚至有人以沙俄时期的“邓小平”这样不伦不类的比喻相称，很多人认为，如果历史能够提供足够的时间，斯托雷平的道路是能够走通的，“只是世界大战把一切都淹没在血泊之中，从本质上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如果没有一战，就不会有二月革命，也不会有十月革命”，很多史学家都同意，是旷日持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无法忍受的重负导致了沙皇政府的垮台。
三、“用战争来驱散革命的毒气”
为了填补放弃“俄罗斯传统公社精神”出现的意识形态空白，斯托雷平的外交政策是以强化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来转移国内的注意力，他提出，“你们(反对党)需要大动乱，我们需要大俄罗斯”“用战争来驱散俄国革命的毒气”等著名口号，并一手扶植建立鼓吹大国沙文主义的“民族主义党”。众所周知，俄国所有的战争都与国内的紧张局势有关，而战争的胜利与否又直接关系到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1812年战 争胜利，沙俄坐上了神圣同盟的第一把交椅，1856年克里木战争的失败导致农奴制改革，1905年日俄战争失败成为第一次俄国革命的起因。1917年俄国革命也是得益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沙俄之所以参加与发动这场现在看来几乎自杀性的战争，的确与斯托雷平的民族主义、沙文主义亢奋有关，这是1917年革命的另一线索。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几乎20％的青壮男人都在军队里，1917年俄国总人口是15360万，在海陆军中服役的1100万，占全国人口的7·2％，其中60—66％是农民，16—20％是无产者，3·5—6％是工厂工人。1915—1916年俄国有600多家工厂因征兵上前线而停工。到1917年俄国约有600万人在战争中丧生、受伤、致残以及被俘，在2—10月又增加了100万，到1917年原来作为职业军人的军官精英阶层已大批阵亡。尽管停战已成为社会首要问题，但是沙皇以及后来的临时政府仍苦撑着不肯缔结和约停战，战争所造成的疲惫不堪的困苦人群，为爆发社会革命提供了土壤。
早在战争初期，内务大臣杜尔诺沃就向尼古拉二世上了一道折子，里面提到：不要卷入同德国的战争，“如果能在战争中取胜，一切都会好转”，“民众对社会主义的信奉是无意识的，普通民众不会去寻找政治权力，农民希望获得土地，工人希望得到工厂主的所有资本和利润，他们的渴望不过如此。但是在失败的情况下，社会革命在我们这里以十分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则是不可避免的，所有的失败将归咎于政府，其后果是在俄国开始出现革命的直接宣传演说，在这些演说中提出能够动员和团结各阶层的社会主义口号，先是土地平分，接下来是所有财产和财富的共同平分，吃了败仗的军队多半被农民对土地的渴望所控制，再加上战争中又丧失了更可靠的军官阶层，士气低落、军纪涣散，难以成为维护法律和秩序的支柱。于是，俄国将陷入极其严重的无政府状态，其后果难以预料”。事后证明，这番政治分析是客观准确的，一切正如杜尔诺沃所料，是战争的失败导致了沙皇的直接垮台，克伦斯基下台也是同样的原因。
布尔什维克也看到对政局起决定作用的最重要因素，就是被战争弄得人心涣散的士兵，在“谁控制了士兵谁就卡住了沙皇的咽喉”“国家越危机对革命越有利”“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策略指导下，策反军队停战回乡参加平分土地是瓦解军心的最有力的杀手锏。布尔什维克发出的口号是：“要地主的土地而不要君士坦丁堡!”这一招果真十分奏效，从1917年夏天开始，士兵都成为最坚决的革命分子，他们的最实际的考虑就是赶快缔结和约回家分配土地，士兵的情绪促使军队向左转，具体表现在士兵委员会的选举中，选上的人都是赞成停战签约复员回家的人。反战的士兵开始自称为“布尔什维克”，军官的报告也把他们与布尔什维克等同起来，认为国家的“武装力量革命化”了。
在这种形势和鼓动下，前线全面溃败，俄军丢弃战场跑回国内，军队崩溃，军纪约束形同虚设，军事法庭法不责众，前所未有的犯罪猖獗起来，战败和无序使流氓心理扩大，不同程度的影响着数百万士兵、水兵、逃兵和从德军占领区逃出来的难民。无政府主义倾向迅速膨胀，武装的农民自发地涌进地主庄园，在分掉土地以后烧毁庄园同时对地主惩罚。整个俄国的社会秩序在瓦解，没有希望、没有食品、没有纪律，人们变得冷酷无情拿起枪杆，已经冷漠地习惯于杀人不受惩罚，暴力法则取代了法律的权威。大家都把纪律、秩序、保守、温和、法律、守法等词汇和观念当作嬉笑怒骂的话头，这些名词都成了骂人的话，人人都在高呼一个口号：“劫不义之财!”所有这一切为实现“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这些今天在看来荒唐的口号创造了条件。
在普遍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推动下，社会情绪“激进化”“雅各宾化”，政治紧张、民族关系紧张和社会关系紧张加剧，这给民粹主义化的布尔什维克党提供了趁乱而起的机会，却使理性温和的政党逐渐丧失民众。拥护激进社会政治变革的人增多，在相互对立的两极之间没有回旋余地。布尔什维克学说中囊括了这一趋势：工人的反资本主义情绪，农民的反私有制情绪，由于战争困苦而产生的反战情绪，对“公正”的企盼和根深蒂固的社会平均主义传统，的确抓住了现实潮流中几个关键问题：拖延战争结束和等待时局平静进行政治社会变革的常识都会被民众的浮躁急迫所否定。
1917年初被战争拖得精疲力竭地罗曼诺夫王朝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由于“斯托雷平反动”断送了俄国在1905—1907年间曾经一度大有希望的、通过君主立宪建立议会民主的机会，而斯托雷平改革推动的市场经济发展又掏空了传统皇权主义的基础，并且，因对传统农村公社实行掠夺性的“专制私有化”而积累了巨大的民怨，因此当对外战争冒险失利触发了社会危机后，全俄便急剧地卷入革命漩涡。1917年2月貌似强大的沙皇政权完全“出人意料地”突然崩溃。从天而降的“二月革命”完全是自发的。正如当时任彼得格勒第一届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苏汉诺夫所说，“没有一个政党直接参加了革命的准备工作，当时谁也没有把这一天当作革命的开始，这一天所发生的运动似乎与前几个月的运动没有区别，这种骚动在人们面前已经出现过几十次了”。布尔什维克所有的一线人物都不在场，他们全是在得知这一消息以后匆忙回国的，列宁四月十七日从瑞士回到俄国，托洛茨基五月十七日从美国赶回国内，斯大林三月二十五日从西伯利亚归来。
2006年由中国党建研究会、中国社科院“苏共兴衰与苏联兴亡”课题组编写的《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八集教学参考片解说词中说是“拥有20万党员”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首先，布尔什维克在军队影响虽然大但是党员人数并不多，1917年二月走出地下状态时有2.4万人，集中在150个组织和小组里，布尔什维克在农村只有4个支部，494名党员，从二月到十月才发展到20万人。其次，俄罗斯国内外史学界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没有争议地承认“二月革命是自发的”。二月革命最直接原因是，政府因兵源缺乏把面包师征召入伍导致面包脱销，引发主妇们抢购的突然事件，接下来工人宣布罢工，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保持中立，派去镇压的士兵拒绝向民众开枪，并有部分士兵转到了罢工者的行列，冲进监狱释放了政治犯。政权在没有反抗的情况下转到临时政府和苏维埃手中，就连直接领导十月武装起义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托洛茨基也认为，当时“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少数派”，一直到1917年9月，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仍在苏维埃中占优势。
[作者简介]金雁(1954－)，女，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苏联东欧史学会秘书长，主要从事俄罗斯东欧历史与现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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