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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爱美的女性眼中，她是一个掌控全球规模最大的流行饰品生产基地、引领时尚潮流的“饰品女王”；而作为两届全国人大代表，她因向全国人大提交议案数量之多、质量之高，被称为“议案大王”；当在家中的餐桌上，老公默默吃完那半个她吃不下的玉米时，她就是一个再也普通不过的幸福女人。她就是新光控股集团董事长周晓光。
16岁时，周晓光第一次看到火车，惊奇得不得了，之前她无法想象世界上还有这种交通工具。作为一个出生在贫困山区的农家女，她只上到高一就因为交不起学费辍学了。从此她开始在全国各地走街串巷卖小商品，一干就是30多年。现在，她是一个拥有数千名员工的集团负责人，拿到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毕业证。2013年，她入选福布斯亚洲商界权势女性50强。
睡在火车座下的“货郎妹”
在饥饿阴霾笼罩的1962年，周晓光出生于浙江诸暨，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父母都是农民，后来又给她生了5个妹妹1个弟弟。
父母每天拼死拼活地干活，全家仍然吃不饱肚子。在周晓光的记忆里，春天是饥荒的代名词。家里最艰难时，她早晨还躺在被窝里，就能听到父母边忙碌边小声说：“粮食没了，明天还得去借。”
“从小学、初中直到辍学，我一直都交不起学费、书费，尽管每学期只需要两三块钱，但父母却无处可借。那时的贫穷你们无法想象，我却刻骨铭心。”周晓光说，她总是班里最后交钱的学生之一，“老师每天重复，明天如果再不带钱来，你就不要进教室了”。常常是每天一上课，周晓光先在门口罚站，10分钟以后再进去。
尽管如此，女孩子爱美的天性却改变不了。十四五岁的一天，周晓光路过村里的供销社，看到柜台里摆着一双款式新颖的黑色平绒鞋。“卖3块钱，相当于当时20斤大米的价格，那时每人每月分到的口粮只有6斤大米。”那双鞋勾起了周晓光有生以来最为强烈的占有欲。为了得到它，她把自己一个学期的所有周末都奉献给了大山：采草药，回家晒干再送到镇上卖。积攒到两块钱的时候，她说服奶奶借给自己一块，把鞋买回了家。但一走山路，鞋子美观远大于实用的缺点暴露无遗。看着母亲心疼得流眼泪，她这才开始明白那些钱不该花。
周晓光从小就争强好胜。跟同龄男人一起干同样的活，总是她先干完。男人能挑100斤，周晓光就挑120斤，从来没有落后过。那时的农村，生产队规定男女同工不同酬，付出一样的劳动，女人只能拿到男人的一半工分。周晓光一次次找生产队长理论，却没有结果。于是，她暗下决心：“如果以后有机会自己做点事，我一定要比男人做得好。”而改革开放给了她这个机会。
当时，明目张胆地做生意还是非法行为，周晓光和很多做小买卖的人一样，流动奔波，以免被当成投机倒把分子。为了省住宿费，她白天摆地摊，晚上不是在嘈杂的火车站就是在晃动的车厢里度过，“整天忙着收拾整理、上车下车”。有时坐火车没有座位，她就在座位底下铺一块塑料布，钻到座位下面睡觉。“鼻子离上面的座椅不过几厘米，让人有种窒息的感觉。但只要能让身子平躺下来，已经是最好的享受了。闭上眼睛，瞬间就能入睡。有时候还睡在行李架上。”
那时还没有商品交易市场。有一次在哈尔滨，周晓光在人多的地方摆地摊，刚铺上塑料布就被工商局的人抓住了。当时没有身份证，她能拿出的只有生产队的一封介绍信。看到是个南方小女孩，工作人员私下里对她说：“我们下午5点下班，等我们下班以后，你就可以来摆摊了。东北夏天晚上9点才天黑，你还有3个小时可以卖东西……”
“一个人在外地拼搏，舍不得花钱买东西吃。中午摆摊饿了，就买几个便宜的烂苹果，把坏了的部分挖掉，当作午饭吃。而最苦的是却是精神上的孤独，那时候经常一个人晚上躲在被窝里偷偷地流泪。”周晓光回忆说，正是那段艰苦的岁月激发了她骨子里的勤劳、坚强和百折不挠。
“饰品女王”
那以后的7年间，周晓光拿着一本中国地图，沿着公路、铁路往前走，南到海南岛，西到云贵川，北到黑龙江，7年之间，竟跑遍了大半个中国。足迹遍及浙江以外的17个省市自治区，也赚了2万元。1985年，跑遍三江六码头的周晓光嫁给了卖绣花样的东阳人虞云新。不久，两人拿出所有积蓄，在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里买下了一个面积1平方米的固定摊位，专门经营小饰品。夫妻俩一个负责去广东进货，另一个负责在义乌看摊。几年下来，他们就在义乌最好的住宅小区买了新房，在市中心买了店铺，生意越做越好。
出来闯世界时想要的几乎都实现了，孩子也出生了，但周晓光好强的性格丝毫没有改变，她决定创建自己的企业。1995年7月，夫妻俩拿出700万元投资开办了第一家工厂——新光饰品厂，厂名取自己和丈夫名字中的一个字。此后3年里，产值连续翻番，并逐渐在全国建立了自己的产品销售网络。2000年5月，新光产品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的国际珠宝饰品展上火了一把。来自亚洲、美洲、欧洲50多个国家的70多个客户被吸引，4个展位挤满客户，带去的8名翻译不够用，又临时请了4名。一些客商在会场等不到下单，索要了资料再赶到义乌面谈。周晓光打破了由韩国人和中国香港人称霸饰品市场的局面。
饰品行业的特点是周期短、更新换代快，没有强大的设计开发能力根本无法在市场立足。在事业上升期，新光每天要开发100多款新产品。在15年的发展过程中，新光产品内销占60%，外销占40%，出口全球70多个国家，90%以上都是打自己的品牌，周晓光的净资产也达到15亿元。施华洛世奇公司曾派专机邀请周晓光到奥地利总部考察。公司第四代掌门人施华洛世奇先生说，新光是他全球最大的客户，采购量比欧洲人和一个国家的所有企业都要大。
由于小饰品行业竞争激烈，恶性竞争难以避免。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周晓光往往采取淡然处之、不予理会的策略。“我坚信，只有跳出新光，才能成就新光。从整个义乌经济发展的全局来看，仅靠一两家企业做大是远远不够的，只有产业人气的聚集，才能形成气候，带动整个行业共同兴旺发展。”
每次出国参展回来，周晓光都会把所见所闻告诉同行，她相信别人跑得快，自己会跑得更快，“独木难成林”。1998年，义乌一家企业面临破产，百般无奈之下向周晓光求助。虽然自己的公司刚起步，周晓光还是借出100万元，帮该企业渡过难关。家人不理解，周晓光说：“也许有了这100万，这个企业就站起来了，没有这100万，这个企业就从此消失了。企业倒闭受害的不止是企业主一个人，还有上下供应链中的客户、企业的员工。如果能救活企业，它生存下来就对社会、对许多人有益。”
16岁时，周晓光第一次看到火车，惊奇得不得了，之前她无法想象世界上还有这种交通工具。作为一个出生在贫困山区的农家女，她只上到高一就因为交不起学费辍学了。从此她开始在全国各地走街串巷卖小商品，一干就是30多年。现在，她是一个拥有数千名员工的集团负责人，拿到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毕业证。2013年，她入选福布斯亚洲商界权势女性50强。
睡在火车座下的“货郎妹”
在饥饿阴霾笼罩的1962年，周晓光出生于浙江诸暨，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父母都是农民，后来又给她生了5个妹妹1个弟弟。
父母每天拼死拼活地干活，全家仍然吃不饱肚子。在周晓光的记忆里，春天是饥荒的代名词。家里最艰难时，她早晨还躺在被窝里，就能听到父母边忙碌边小声说：“粮食没了，明天还得去借。”
“从小学、初中直到辍学，我一直都交不起学费、书费，尽管每学期只需要两三块钱，但父母却无处可借。那时的贫穷你们无法想象，我却刻骨铭心。”周晓光说，她总是班里最后交钱的学生之一，“老师每天重复，明天如果再不带钱来，你就不要进教室了”。常常是每天一上课，周晓光先在门口罚站，10分钟以后再进去。
尽管如此，女孩子爱美的天性却改变不了。十四五岁的一天，周晓光路过村里的供销社，看到柜台里摆着一双款式新颖的黑色平绒鞋。“卖3块钱，相当于当时20斤大米的价格，那时每人每月分到的口粮只有6斤大米。”那双鞋勾起了周晓光有生以来最为强烈的占有欲。为了得到它，她把自己一个学期的所有周末都奉献给了大山：采草药，回家晒干再送到镇上卖。积攒到两块钱的时候，她说服奶奶借给自己一块，把鞋买回了家。但一走山路，鞋子美观远大于实用的缺点暴露无遗。看着母亲心疼得流眼泪，她这才开始明白那些钱不该花。
周晓光从小就争强好胜。跟同龄男人一起干同样的活，总是她先干完。男人能挑100斤，周晓光就挑120斤，从来没有落后过。那时的农村，生产队规定男女同工不同酬，付出一样的劳动，女人只能拿到男人的一半工分。周晓光一次次找生产队长理论，却没有结果。于是，她暗下决心：“如果以后有机会自己做点事，我一定要比男人做得好。”而改革开放给了她这个机会。
当时，明目张胆地做生意还是非法行为，周晓光和很多做小买卖的人一样，流动奔波，以免被当成投机倒把分子。为了省住宿费，她白天摆地摊，晚上不是在嘈杂的火车站就是在晃动的车厢里度过，“整天忙着收拾整理、上车下车”。有时坐火车没有座位，她就在座位底下铺一块塑料布，钻到座位下面睡觉。“鼻子离上面的座椅不过几厘米，让人有种窒息的感觉。但只要能让身子平躺下来，已经是最好的享受了。闭上眼睛，瞬间就能入睡。有时候还睡在行李架上。”
那时还没有商品交易市场。有一次在哈尔滨，周晓光在人多的地方摆地摊，刚铺上塑料布就被工商局的人抓住了。当时没有身份证，她能拿出的只有生产队的一封介绍信。看到是个南方小女孩，工作人员私下里对她说：“我们下午5点下班，等我们下班以后，你就可以来摆摊了。东北夏天晚上9点才天黑，你还有3个小时可以卖东西……”
“一个人在外地拼搏，舍不得花钱买东西吃。中午摆摊饿了，就买几个便宜的烂苹果，把坏了的部分挖掉，当作午饭吃。而最苦的是却是精神上的孤独，那时候经常一个人晚上躲在被窝里偷偷地流泪。”周晓光回忆说，正是那段艰苦的岁月激发了她骨子里的勤劳、坚强和百折不挠。
“饰品女王”
那以后的7年间，周晓光拿着一本中国地图，沿着公路、铁路往前走，南到海南岛，西到云贵川，北到黑龙江，7年之间，竟跑遍了大半个中国。足迹遍及浙江以外的17个省市自治区，也赚了2万元。1985年，跑遍三江六码头的周晓光嫁给了卖绣花样的东阳人虞云新。不久，两人拿出所有积蓄，在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里买下了一个面积1平方米的固定摊位，专门经营小饰品。夫妻俩一个负责去广东进货，另一个负责在义乌看摊。几年下来，他们就在义乌最好的住宅小区买了新房，在市中心买了店铺，生意越做越好。
出来闯世界时想要的几乎都实现了，孩子也出生了，但周晓光好强的性格丝毫没有改变，她决定创建自己的企业。1995年7月，夫妻俩拿出700万元投资开办了第一家工厂——新光饰品厂，厂名取自己和丈夫名字中的一个字。此后3年里，产值连续翻番，并逐渐在全国建立了自己的产品销售网络。2000年5月，新光产品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的国际珠宝饰品展上火了一把。来自亚洲、美洲、欧洲50多个国家的70多个客户被吸引，4个展位挤满客户，带去的8名翻译不够用，又临时请了4名。一些客商在会场等不到下单，索要了资料再赶到义乌面谈。周晓光打破了由韩国人和中国香港人称霸饰品市场的局面。
饰品行业的特点是周期短、更新换代快，没有强大的设计开发能力根本无法在市场立足。在事业上升期，新光每天要开发100多款新产品。在15年的发展过程中，新光产品内销占60%，外销占40%，出口全球70多个国家，90%以上都是打自己的品牌，周晓光的净资产也达到15亿元。施华洛世奇公司曾派专机邀请周晓光到奥地利总部考察。公司第四代掌门人施华洛世奇先生说，新光是他全球最大的客户，采购量比欧洲人和一个国家的所有企业都要大。
由于小饰品行业竞争激烈，恶性竞争难以避免。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周晓光往往采取淡然处之、不予理会的策略。“我坚信，只有跳出新光，才能成就新光。从整个义乌经济发展的全局来看，仅靠一两家企业做大是远远不够的，只有产业人气的聚集，才能形成气候，带动整个行业共同兴旺发展。”
每次出国参展回来，周晓光都会把所见所闻告诉同行，她相信别人跑得快，自己会跑得更快，“独木难成林”。1998年，义乌一家企业面临破产，百般无奈之下向周晓光求助。虽然自己的公司刚起步，周晓光还是借出100万元，帮该企业渡过难关。家人不理解，周晓光说：“也许有了这100万，这个企业就站起来了，没有这100万，这个企业就从此消失了。企业倒闭受害的不止是企业主一个人，还有上下供应链中的客户、企业的员工。如果能救活企业，它生存下来就对社会、对许多人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