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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图记是明代中后期发展起来的图书标识，是在牌记之外钤于封面的红色（或其他颜色的） 标记。明代中后期，封面设计普及化，牌记一般放在书的末尾，作为版权的标识不够明显，很难起到版权保护作用。因此，明代出现了在封面上另加钤印简洁的图文标识的图记作为纯粹的商标，这种图记从性质上也属于牌记的一种，但形式更图案化、文字更简洁化，成为艺术化的出版商标。图记为后人准确断定版本刊刻年代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关键词 明代 古籍 牌记 图记
分类号 G256.22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19.05.016
Abstract Seal is a book logo developed in the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 It is a red （or other color） mark on the cover of the plate besides the emblem. After the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 the cover design became popular， and the emblem was usually placed at the end of the book， which was not obvious enough as the logo of copyright and was difficult to play a role in copyright protection. Therefore， in Ming Dynasty， there appeared a simple graphic seal on the cover as a pure trademark. This kind of seal belongs to a kind of emblem in nature， but it is more patterned and concise， and becomes an artistic publishing trademark. Seal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accurately determining the date of the edition.
Keywords Ming Dynasty. Ancient books. Emblem. Seal.
0 引言
圖记一词，原指印章的一种。《清会典礼部铸印局》：“凡印之别有五，一曰宝，二曰印，三曰关防，四曰图记，五曰条记。”它原是藏书印章的泛称，亦可称为图记。元代黄溍《跋范文正公书<伯夷颂>》中有：“范文正公为苏才翁《书伯夷颂》，后有秦桧之太师、贾师宪太傅两人图记。宋南渡后此卷必流落江左，而尝入其家。”[1]
区别于藏书印章，封面图记是明代中期产生的防伪标识。本来古籍中的防伪标识早在宋代就有，即所谓的牌记，又叫木记、牌子，一般包括刻书地点、刻书人和刻书堂号等信息。宋元以来牌记常出现于书籍目录之后或卷尾，其形式分几种。在宋代杭州书坊刻本中，一般仅为一行或几行字，最后一字的末笔拖得很长，如书棚本陈宅经籍铺刻的《唐女郎鱼玄机诗》《南宋群贤小集》等都是这样的形式；有的牌记在文字之外，用方框或其他图案围住，给人以醒目的提示，南宋建阳地区刻书牌记，几乎都是这种方式；元代的建阳、平水地区私家或坊刻，开始有了各种花样图案，如钟形、鼎形、碑碣形、古琴形，文字也有行书、草书或篆字，如元初平阳张存惠晦明轩、元代建阳的翠岩精舍、西园精舍、建安虞氏等，牌记争新出奇。
而从元代中晚期开始，在全书的最前面，书衣之后出现了封面，我们一般称之为内封面，如元建安陈氏余庆书堂所刻的《续资治通鉴》、翠岩精舍刻的《新刊足注明本广韵》 都有了内封面。封面设计是元代建阳书坊的一种创新，有的封面如建安虞氏刊《全相平话五种》 还有大幅的图画。但与封面有着相同性质的牌记并没有随封面的流行而消逝，大多数牌记仍然放在全书最后，作为尾卷的特殊标志。明代中期以后大多数牌记都移到全书末尾，成为全书结尾的标志。但即使是有了封面和牌记，仍然不能完全杜绝盗版现象。尤其是那些在市场上特别畅销的书籍，往往刚一出版就会有盗版翻刻。于是书坊在印成的书籍上，以图章的形式钤印或套印在封面上，且往往是以图画的形式呈现，一般称为图记。笔者所知使用封面图记的概念始于明末清初的胡正言。胡正言在所出《十竹斋书画谱》 前有一段义正辞严的声明（见图1）：“本斋游精墨妙意外，临摹图繪诸镌，已博玄赏。广搜名笔，用成大观，画中有诗，诗中有画，传神写景，费本糜工。近有无耻之流，见本斋传世已久，假冒本斋堂号，希图射利，殊堪痛恨。今另作‘麟吐玉书’图记，凡赐顾客商，须认金陵承恩寺头山门东首巷内，方得真正十竹斋本号，不致有误。”
胡正言为防止所刻印的《十竹斋书画谱》再次被他人盗版、盗卖，特意在书前加了这么一段声明，并在其新书封面上专门刻印“麟吐玉书”的图记。但是，该书原本可能被后人改装，现已看不到这个图记了。图记在历代版本学的论述中很少涉及，多只论及牌记，很少涉及封面上出版商所印的图记，但实际上图记也应当是牌记的一种形式，它是为了防止作伪，在封面所印的易于辨别的、类似于现代商标的一种印记。图印记为明代书籍的防伪标志，在古籍鉴定中有重要作用，但是几乎所有的古籍版本鉴定书籍中，如李志忠先生的《古书版本鉴定》，都没有提到这一概念，仅提到书籍增删篡改刻书牌记以冒充善本[2]，而忽略图记在古籍防伪中的作用。
1 明代书籍牌记的发展
有一种流传很广的错误说法，说牌记到了明代中后期，随着封面的出现而逐渐消失不存，如黄永年先生《古籍版本学》 认为，万历时“牌记绝迹，代之又内封面，也简称封面，相当于现在的书名页或扉页。”[3]这种说法值得商榷。明代中后期许多书有了封面，但是牌记并没有消失，而是与封面同时并存，封面在前，牌记在后，共同体现了书籍的完整性，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明代书籍出现了封面和牌记并存的局面。从元代开始，有了封面的设计。明代初年一些书坊，如翠岩精舍、广勤堂、西园精舍、清江书堂，都有很多华丽精致的封面。同时，在书的卷尾仍保留刻书的牌记，这是明代刻书非常一致的规律，可以说是明代书籍的普遍特点。
其次，明代牌记形式多样。有纯粹的文字牌记，有加方框的牌记（见图2），还有龙牌的形式（即上方为荷花叶，下方为莲花座）（见图3）。另外，在南京、苏州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还常见到其他精美图案的牌记，如明初文明坊刘氏《新刊大宋重修广韵》序后都有小儿手举龙牌图案（见图4）。
再次，明代牌记与宋元不同的地方在于绝大多数都标明具体的刊刻时间。宋元时期牌记只有刻书人、刻书地点、刻书堂号这三项，很少标刊刻时间。到了元代牌记开始有了刊刻时间，而在明代的牌记中普遍都有具体的刻书时间。这为后来准确断定版本刊刻年代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第四，牌记称为全书的卷尾标记。明代早期，书籍的牌记还延续了宋元时代的遗风，牌记的形式多种多样，许多放在目录后面，正文之前。明代中期以后，牌记的形式逐渐单一化，大多如佛经龙牌的形式，一律放在全书最后一卷卷尾。建阳一带的刻书几乎全是如此。这种形式和位置很明显是模仿佛经，所不同的是，佛经卷尾的龙牌中间是空白，是用来填写施舍人刻经超荐等内容的。
最后，牌记的内容实际上已差不多被封面涵盖，牌记作为广告或版权保护标志的作用越来越不明显。所以才有了封面图记的出现。图记则广泛出现于书籍封面之上，其作为商标，更简洁明白，易于辨识，比牌记更能起到防伪的作用。
2 明代书籍封面图记的类别与作用
虽然从宋元以来刻书习惯上使用牌记，到元代又出现了封面，但是封面与牌记仍然防止不了盗版。特别到明代，刻书工序简化，成本越来越低，盗版书籍越来越多。为防止这一现象，从明代中期开始，刻书家在封面上临时钤盖自己特定标志的图记，通过钤印图记来防止盗版。嘉靖三十五年奇字斋刻《类笺王右丞诗集》 （日本内阁文库藏本） 在正文前《題王右丞诗笺小引》 后有醒目的朱色鼎形图记，是笔者所见最早的尝试。明代封面图记包括以下几种形式。
2.1 钤盖刻书堂号
封面图记不像牌记上内容很多，只有堂号，更加简洁。如图5所示，封面正下方刻印“近圣居藏版”图记。将刻书堂号钤印在书籍封面上，以朱色示人，显得更醒目。
2.2 钤盖图形和花式文字的商标
图记的图形大多是祥瑞图，如龙、凤、麒麟、鲤鱼、鼎等，有时配合堂号在一起，相当于书坊的商标。例如，金陵世德堂刻印的《古今医说》（见图6）封面左上角钤印的人物图像。又如，人瑞堂封面正上方刻印的图形图记（见图7）。此类图记有两个作用：一是作为商标防止伪造，二是代表自身刻书的形象。此外，也有以文字形式作为商标图记，如《诗苑天声》 （见图8） 封面正上方钤印“长啸”二字。
2.3 钤盖上发兑书商堂号
发兑书商是书籍专有的发行机构，宋元时代的书籍大多是刻书而兼做发行。明代以后，由于书籍销售渠道更加广阔，辐射面更广，刻书与卖书更为专业化，一般实力不强的中小书商很难兼营发行，所以会委托其他专营机构发行。同时，为了防止盗版，在封面上加盖发兑书商堂号。如图9所示，封面正下方刻印“杭州鼓楼外读书坊段朗然钟畏侯发行”，这是将发行书商的堂号刻印在书籍封面上，表明书籍的专门发行方身份。
2.4 钤盖上广告用语或新书的预告
崇祯五年南城翁氏刊《大学衍义》（见图10）右侧上方所盖的“宋真西山先生原本”说明此本是南宋真德秀原本。又例如中间正上方刻印的“圣谕颁行”，是政府许可才能发行的一种标识，实际上也是广告语的一种。此外明末麻三衡榕园刊《古逸诗载》（见图11）左上方钤印的文字是新书的预告。
2.5 钤盖书的定价
如崇祯五年刊《大学衍义》（见图10） 封面右下方钤印的“每部纹银伍两”， 明万历金阊书坊刊《封神演义》封面有“每部定价纹银贰两”（见图12）。
2.6 封面图记的特征和作用
封面图记的核心是图案，其他文字都是附属。以独有的图案设计，表示版权所属，在封面上使人一目了然。多数的图记是圆形或者方形，亦有其他形状，甚至更加复杂。如明末南京出版的《皇明二祖十四宗增补标题评断实纪》 封面龙凤纹饰为朱蓝套印。崇祯杭州白雪斋刊《白雪斋选定乐府吴骚合编》封面上为圆形图记，下钤“武林张府藏版翻刻千里追究”印和内容提要等广告用语。余季岳刊行的《按鉴演义帝三御世盘古至唐虞传》 《按鉴演义帝王御世有夏志传》 一套多种书，每种书封面上都有圆形图记为标记。明三台馆刊《新刻皇明开运辑略武功名世英烈传》 《全像古今列女传》 （见图13）是鼎形图记，上印版权广告语。万历间金阊舒文渊刊《新刻钟伯敬先生批评封神演义》圆形图记，外围为八卦图。
图记都是铃印在封面上的，是书籍印好后临时加盖在封面上的标志，主要作用在于防伪。同时也兼有广告性质，许多书商把图与堂号合在一起，就形成了类似今天的商标。历代藏书家、鉴赏家对牌记比较重视，对封面上的图记很少关心或从未论及，但这种图记与封面、牌记一样，都是书籍的重要组成部分。
3 结语
封面图记类似于民国图书扉页上作者所盖的税花。只不过税花是贴上去的，而图记是钤盖于封面的。图记从钤印形式上很类似于印章，特别是一些肖形印，但图记与藏书印完全不同。藏书印一般盖在书内正文卷首，是后来收藏者的印章，而图记是盖在书籍封面中间上方位置，是刻书者所有权的印记，在书刻好之后再进行的铃印的。
笔者认为，明代封面图记与牌记属于同类性质，是一种新形式的牌记 ，而且标志着牌记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即以简洁的图案或文字符号代表刻书者自身的标识，可以明显区别于其他家。这标志着明代牌记的进一步发展，更趋向于艺术化的表现形式。
从宋元以来，牌记多以方框的形式印于书内，元末以后出现封面，封面上主要刻印书名、刻书堂号等[4]。而牌记则作为书籍最后的一个标志，逐渐形成封面在前，牌记在后的一种格式。封面虽有一些刻书内容信息，但身份标志却不明显，容易被仿制、盗印。所以才有了后来在封面上加盖图记的这种新形式，防止盗版现象。通过钤印的方式盖图记，可以有效的防止别人的盗版，同时这种钤印的方式灵活多变，图形也千变万化，极大的丰富了书籍的内容性（如增加书籍预告和广告信息）。这种图记不论是图形还是简洁的文字，都跟以往牌记形式不太一样，更加简化、图案化，也更具有自身独特性，因此越来越近似于现代出版社的标志。可以说图记是牌记到现代出版社标志的一个过渡而在表现形式上更具独特化的牌记。
图记在设计上也更具有匠心，更接近于今天的商标设计。以前的牌记虽然有各种各样形状与样式，但核心的内容是框架里边的文字。图案只不过是这段文字的边框装饰而已。图记则不然。其核心是图案，堂号与广告语只是附加在下面。图记处于封面的正上方最显眼的位置，目的是让人们能够一眼看出自己的商标，与别人有明显的区别。
关于图记的研究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一方面是由于藏书者更注重书籍或是牌记等内容，另一方面大量古籍在流传和重装的过程中封面散佚，现在可见到的图记比牌记少了很多。但是，明代图记与封面、牌记一起并存，使书籍表现形式更加多样，成为鉴定版本的重要依据。
参考文献：
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十一）“续稿十八”[M].元钞本.
李致忠.古书版本鉴定[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2）：104-105.
黄永年.古籍版本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1）：139.
林申清.宋元书刻牌记图录[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9）：118-119.
关键词 明代 古籍 牌记 图记
分类号 G256.22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19.05.016
Abstract Seal is a book logo developed in the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 It is a red （or other color） mark on the cover of the plate besides the emblem. After the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 the cover design became popular， and the emblem was usually placed at the end of the book， which was not obvious enough as the logo of copyright and was difficult to play a role in copyright protection. Therefore， in Ming Dynasty， there appeared a simple graphic seal on the cover as a pure trademark. This kind of seal belongs to a kind of emblem in nature， but it is more patterned and concise， and becomes an artistic publishing trademark. Seal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accurately determining the date of the edition.
Keywords Ming Dynasty. Ancient books. Emblem. Seal.
0 引言
圖记一词，原指印章的一种。《清会典礼部铸印局》：“凡印之别有五，一曰宝，二曰印，三曰关防，四曰图记，五曰条记。”它原是藏书印章的泛称，亦可称为图记。元代黄溍《跋范文正公书<伯夷颂>》中有：“范文正公为苏才翁《书伯夷颂》，后有秦桧之太师、贾师宪太傅两人图记。宋南渡后此卷必流落江左，而尝入其家。”[1]
区别于藏书印章，封面图记是明代中期产生的防伪标识。本来古籍中的防伪标识早在宋代就有，即所谓的牌记，又叫木记、牌子，一般包括刻书地点、刻书人和刻书堂号等信息。宋元以来牌记常出现于书籍目录之后或卷尾，其形式分几种。在宋代杭州书坊刻本中，一般仅为一行或几行字，最后一字的末笔拖得很长，如书棚本陈宅经籍铺刻的《唐女郎鱼玄机诗》《南宋群贤小集》等都是这样的形式；有的牌记在文字之外，用方框或其他图案围住，给人以醒目的提示，南宋建阳地区刻书牌记，几乎都是这种方式；元代的建阳、平水地区私家或坊刻，开始有了各种花样图案，如钟形、鼎形、碑碣形、古琴形，文字也有行书、草书或篆字，如元初平阳张存惠晦明轩、元代建阳的翠岩精舍、西园精舍、建安虞氏等，牌记争新出奇。
而从元代中晚期开始，在全书的最前面，书衣之后出现了封面，我们一般称之为内封面，如元建安陈氏余庆书堂所刻的《续资治通鉴》、翠岩精舍刻的《新刊足注明本广韵》 都有了内封面。封面设计是元代建阳书坊的一种创新，有的封面如建安虞氏刊《全相平话五种》 还有大幅的图画。但与封面有着相同性质的牌记并没有随封面的流行而消逝，大多数牌记仍然放在全书最后，作为尾卷的特殊标志。明代中期以后大多数牌记都移到全书末尾，成为全书结尾的标志。但即使是有了封面和牌记，仍然不能完全杜绝盗版现象。尤其是那些在市场上特别畅销的书籍，往往刚一出版就会有盗版翻刻。于是书坊在印成的书籍上，以图章的形式钤印或套印在封面上，且往往是以图画的形式呈现，一般称为图记。笔者所知使用封面图记的概念始于明末清初的胡正言。胡正言在所出《十竹斋书画谱》 前有一段义正辞严的声明（见图1）：“本斋游精墨妙意外，临摹图繪诸镌，已博玄赏。广搜名笔，用成大观，画中有诗，诗中有画，传神写景，费本糜工。近有无耻之流，见本斋传世已久，假冒本斋堂号，希图射利，殊堪痛恨。今另作‘麟吐玉书’图记，凡赐顾客商，须认金陵承恩寺头山门东首巷内，方得真正十竹斋本号，不致有误。”
胡正言为防止所刻印的《十竹斋书画谱》再次被他人盗版、盗卖，特意在书前加了这么一段声明，并在其新书封面上专门刻印“麟吐玉书”的图记。但是，该书原本可能被后人改装，现已看不到这个图记了。图记在历代版本学的论述中很少涉及，多只论及牌记，很少涉及封面上出版商所印的图记，但实际上图记也应当是牌记的一种形式，它是为了防止作伪，在封面所印的易于辨别的、类似于现代商标的一种印记。图印记为明代书籍的防伪标志，在古籍鉴定中有重要作用，但是几乎所有的古籍版本鉴定书籍中，如李志忠先生的《古书版本鉴定》，都没有提到这一概念，仅提到书籍增删篡改刻书牌记以冒充善本[2]，而忽略图记在古籍防伪中的作用。
1 明代书籍牌记的发展
有一种流传很广的错误说法，说牌记到了明代中后期，随着封面的出现而逐渐消失不存，如黄永年先生《古籍版本学》 认为，万历时“牌记绝迹，代之又内封面，也简称封面，相当于现在的书名页或扉页。”[3]这种说法值得商榷。明代中后期许多书有了封面，但是牌记并没有消失，而是与封面同时并存，封面在前，牌记在后，共同体现了书籍的完整性，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明代书籍出现了封面和牌记并存的局面。从元代开始，有了封面的设计。明代初年一些书坊，如翠岩精舍、广勤堂、西园精舍、清江书堂，都有很多华丽精致的封面。同时，在书的卷尾仍保留刻书的牌记，这是明代刻书非常一致的规律，可以说是明代书籍的普遍特点。
其次，明代牌记形式多样。有纯粹的文字牌记，有加方框的牌记（见图2），还有龙牌的形式（即上方为荷花叶，下方为莲花座）（见图3）。另外，在南京、苏州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还常见到其他精美图案的牌记，如明初文明坊刘氏《新刊大宋重修广韵》序后都有小儿手举龙牌图案（见图4）。
再次，明代牌记与宋元不同的地方在于绝大多数都标明具体的刊刻时间。宋元时期牌记只有刻书人、刻书地点、刻书堂号这三项，很少标刊刻时间。到了元代牌记开始有了刊刻时间，而在明代的牌记中普遍都有具体的刻书时间。这为后来准确断定版本刊刻年代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第四，牌记称为全书的卷尾标记。明代早期，书籍的牌记还延续了宋元时代的遗风，牌记的形式多种多样，许多放在目录后面，正文之前。明代中期以后，牌记的形式逐渐单一化，大多如佛经龙牌的形式，一律放在全书最后一卷卷尾。建阳一带的刻书几乎全是如此。这种形式和位置很明显是模仿佛经，所不同的是，佛经卷尾的龙牌中间是空白，是用来填写施舍人刻经超荐等内容的。
最后，牌记的内容实际上已差不多被封面涵盖，牌记作为广告或版权保护标志的作用越来越不明显。所以才有了封面图记的出现。图记则广泛出现于书籍封面之上，其作为商标，更简洁明白，易于辨识，比牌记更能起到防伪的作用。
2 明代书籍封面图记的类别与作用
虽然从宋元以来刻书习惯上使用牌记，到元代又出现了封面，但是封面与牌记仍然防止不了盗版。特别到明代，刻书工序简化，成本越来越低，盗版书籍越来越多。为防止这一现象，从明代中期开始，刻书家在封面上临时钤盖自己特定标志的图记，通过钤印图记来防止盗版。嘉靖三十五年奇字斋刻《类笺王右丞诗集》 （日本内阁文库藏本） 在正文前《題王右丞诗笺小引》 后有醒目的朱色鼎形图记，是笔者所见最早的尝试。明代封面图记包括以下几种形式。
2.1 钤盖刻书堂号
封面图记不像牌记上内容很多，只有堂号，更加简洁。如图5所示，封面正下方刻印“近圣居藏版”图记。将刻书堂号钤印在书籍封面上，以朱色示人，显得更醒目。
2.2 钤盖图形和花式文字的商标
图记的图形大多是祥瑞图，如龙、凤、麒麟、鲤鱼、鼎等，有时配合堂号在一起，相当于书坊的商标。例如，金陵世德堂刻印的《古今医说》（见图6）封面左上角钤印的人物图像。又如，人瑞堂封面正上方刻印的图形图记（见图7）。此类图记有两个作用：一是作为商标防止伪造，二是代表自身刻书的形象。此外，也有以文字形式作为商标图记，如《诗苑天声》 （见图8） 封面正上方钤印“长啸”二字。
2.3 钤盖上发兑书商堂号
发兑书商是书籍专有的发行机构，宋元时代的书籍大多是刻书而兼做发行。明代以后，由于书籍销售渠道更加广阔，辐射面更广，刻书与卖书更为专业化，一般实力不强的中小书商很难兼营发行，所以会委托其他专营机构发行。同时，为了防止盗版，在封面上加盖发兑书商堂号。如图9所示，封面正下方刻印“杭州鼓楼外读书坊段朗然钟畏侯发行”，这是将发行书商的堂号刻印在书籍封面上，表明书籍的专门发行方身份。
2.4 钤盖上广告用语或新书的预告
崇祯五年南城翁氏刊《大学衍义》（见图10）右侧上方所盖的“宋真西山先生原本”说明此本是南宋真德秀原本。又例如中间正上方刻印的“圣谕颁行”，是政府许可才能发行的一种标识，实际上也是广告语的一种。此外明末麻三衡榕园刊《古逸诗载》（见图11）左上方钤印的文字是新书的预告。
2.5 钤盖书的定价
如崇祯五年刊《大学衍义》（见图10） 封面右下方钤印的“每部纹银伍两”， 明万历金阊书坊刊《封神演义》封面有“每部定价纹银贰两”（见图12）。
2.6 封面图记的特征和作用
封面图记的核心是图案，其他文字都是附属。以独有的图案设计，表示版权所属，在封面上使人一目了然。多数的图记是圆形或者方形，亦有其他形状，甚至更加复杂。如明末南京出版的《皇明二祖十四宗增补标题评断实纪》 封面龙凤纹饰为朱蓝套印。崇祯杭州白雪斋刊《白雪斋选定乐府吴骚合编》封面上为圆形图记，下钤“武林张府藏版翻刻千里追究”印和内容提要等广告用语。余季岳刊行的《按鉴演义帝三御世盘古至唐虞传》 《按鉴演义帝王御世有夏志传》 一套多种书，每种书封面上都有圆形图记为标记。明三台馆刊《新刻皇明开运辑略武功名世英烈传》 《全像古今列女传》 （见图13）是鼎形图记，上印版权广告语。万历间金阊舒文渊刊《新刻钟伯敬先生批评封神演义》圆形图记，外围为八卦图。
图记都是铃印在封面上的，是书籍印好后临时加盖在封面上的标志，主要作用在于防伪。同时也兼有广告性质，许多书商把图与堂号合在一起，就形成了类似今天的商标。历代藏书家、鉴赏家对牌记比较重视，对封面上的图记很少关心或从未论及，但这种图记与封面、牌记一样，都是书籍的重要组成部分。
3 结语
封面图记类似于民国图书扉页上作者所盖的税花。只不过税花是贴上去的，而图记是钤盖于封面的。图记从钤印形式上很类似于印章，特别是一些肖形印，但图记与藏书印完全不同。藏书印一般盖在书内正文卷首，是后来收藏者的印章，而图记是盖在书籍封面中间上方位置，是刻书者所有权的印记，在书刻好之后再进行的铃印的。
笔者认为，明代封面图记与牌记属于同类性质，是一种新形式的牌记 ，而且标志着牌记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即以简洁的图案或文字符号代表刻书者自身的标识，可以明显区别于其他家。这标志着明代牌记的进一步发展，更趋向于艺术化的表现形式。
从宋元以来，牌记多以方框的形式印于书内，元末以后出现封面，封面上主要刻印书名、刻书堂号等[4]。而牌记则作为书籍最后的一个标志，逐渐形成封面在前，牌记在后的一种格式。封面虽有一些刻书内容信息，但身份标志却不明显，容易被仿制、盗印。所以才有了后来在封面上加盖图记的这种新形式，防止盗版现象。通过钤印的方式盖图记，可以有效的防止别人的盗版，同时这种钤印的方式灵活多变，图形也千变万化，极大的丰富了书籍的内容性（如增加书籍预告和广告信息）。这种图记不论是图形还是简洁的文字，都跟以往牌记形式不太一样，更加简化、图案化，也更具有自身独特性，因此越来越近似于现代出版社的标志。可以说图记是牌记到现代出版社标志的一个过渡而在表现形式上更具独特化的牌记。
图记在设计上也更具有匠心，更接近于今天的商标设计。以前的牌记虽然有各种各样形状与样式，但核心的内容是框架里边的文字。图案只不过是这段文字的边框装饰而已。图记则不然。其核心是图案，堂号与广告语只是附加在下面。图记处于封面的正上方最显眼的位置，目的是让人们能够一眼看出自己的商标，与别人有明显的区别。
关于图记的研究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一方面是由于藏书者更注重书籍或是牌记等内容，另一方面大量古籍在流传和重装的过程中封面散佚，现在可见到的图记比牌记少了很多。但是，明代图记与封面、牌记一起并存，使书籍表现形式更加多样，成为鉴定版本的重要依据。
参考文献：
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十一）“续稿十八”[M].元钞本.
李致忠.古书版本鉴定[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2）：104-105.
黄永年.古籍版本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1）：139.
林申清.宋元书刻牌记图录[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9）：118-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