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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唐长安应制诗中包括丰富的景观信息，代表着长安轴心期的主流思想和审美，成为钩稽长安气质的最佳文本。应制诗人在“垂直空间向度”、“水平空间向度和中心概念”两个维度上，崇“高”尚“广”重“中心”，表现出自然和人在空间中的互动，因政治和权力的渗入橐龠出长安城崇高闳阔的帝都气象。应制诗中大量的仪式描写是统治秩序内化为心理结构的表现，而此心理结构又左右着诗人观察空间和安排景观的秩序，从而形成对称中以“北”为尊的秩序感。对空间的独特观照陶钧出长安城富于秩序、稳健而又不失灵动的审美趣味。
关键词：长安气质；文化地理学；地方感；秩序感
作者简介：程建虎，男，文学博士，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西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从事汉唐文学与文化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唐长安应制诗的文化地理学观照”，项目编号：10YJCZH019；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唐长安应制诗的文化地理学观照”，项目编号：10H144；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五十批面上资助项目“唐宋应制诗的文化地理学观照”，项目编号：2011M501448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6-0128-06
城市气质是从城市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遗存中抽绎出来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取向、格调气韵和“抽象氛围”的融合[1]（P140），是在天人合一语境下人与城市（自然）的“生命共感”1，是人的淋漓元气与城市（自然）之气激荡冲决后橐龠而出的“新质”。透过这种“新质”观照城市，城市已超迈“物理境”而进入到“心理场”，是人与城市审美关系的固化和凝结。而这种“新质”又给城市中的人以气质的陶钧、审美的沾丐、思维的引导和光荣的召唤。
对城市气质的淬炼可以在很多领域展开，从文化地理学视域考察城市是一个重要的角度。自1925年卡尔·索尔发表《景观形态学》（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并将阐释文化景观作为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开始，文化景观受到文化地理学者前所未有的关注。在他们看来，景观是穿梭在自然和文化二元概念间的经典“准—物体”（quasi-boject），其背后的“含义”承载着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的价值观、文化认同、生活方式、信仰诉求、权力构成等，既包括个体情感的体验与记忆，也包括群体价值观的隶属性和理想。[2]（P2-6）有人甚至将城市景观的作用推至“认识自己”[2]（P9）的高度。1由此我们可知文化地理学是研究城市（地方）气质的重要维度。
在文化地理学家看来，文学文本是研究景观的绝佳材料。文学作品都是在空间中展开，包含着丰富的地理信息，而作品中的情感体验与心灵想象正与景观研究的“含义”、“体验”相通。迈克·克朗说：“文学作品的‘主观性’不是一种缺陷，事实上正是它的‘主观性’言及了地点与空间的社会意义。”[3]（P56）这种主观性甚至被论家称为一种“真实”，波科克说：“小说的真实是一种超越简单事实的真实。这种真实可能超越或是包含了比日常生活所能体现的更多的真实。”[3]（P57）这使得文学文本成为“历史发展过程中空间被赋予意义的时刻”[3]（P58）。城市气质抽象凌虚，其地方意义“超出了那些可见的东西，超出那些明显的东西，深入心灵和情感的领域”，但并非不可方物，因为“文学、艺术就成了回答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它们是人们表达这种情感意义的方式”。[3]（P138）笔者认为，并非所有文学文本都是探究城市气质的材料，而必须是一座城市“轴心时期”[4]（P134）的文本2，通过对这一时期文学文本的考察，才有可能得出一座城市（或地方）最具代表性、包容性和融通性的气质。
那么，凝定长安城的文学文本当是什么呢？毋庸置疑，长安城的“轴心时期”应该是在公元7世纪的唐代，此时的中国“巍峨雄踞在当时世界其他一切政体的顶峰”，“它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饶，在许多方面堪称最先进的国家”。[5]（P107）而此时也是诗歌最为繁荣的时期，在初盛唐诗歌诸体中，应制诗是包含地理信息最多的一个部类，既有对城市及周边宏大景观的描写，如长安城、渭滨、未央宫、乐游园、终南山、华山、骊山等，又包含慈恩寺、三会寺、仙萼池亭、临渭亭、上官昭容院、麟德殿等小景观的地理信息。同时，应制诗中还蕴藏着丰富的非物质景观文化丛，如寒食、上巳、七夕、重阳等节日宴游，降诞日和满月的朝贺，人日的剪彩缕人，立春日的剪彩花等。而应制诗又是君臣间的言说，其创作主体为朝中贵要，是当时主流意识形态、思维方式、审美取向和生活格调的代表。另外，应制诗创作自汉末建安间滥觞，于初盛唐达到极盛[6]（P165-173），写于唐长安城的应制诗代表着古代应制诗创作的最高成就，从这些作品入手考察长安城市气质，无疑具有较大的信度和效度。职是之故，唐长安应制诗是淬琢城市气质的最佳文化地理文本。
地方感（Sense of Pace）是文化地理研究的重要维度，指自然对人的心理和审美产生的影响，人们借此“烙印”来安排文化的空间布局和景观构图。也就是说，地方感“考察各种文化是如何同时利用几度空间来安排它们的活动的”，是“环境、文化和心理过程作为一个整体起作用”[1]（P145），从而形成某地丰富的混合的文化结构，这种文化结构直接塑造着此地人特殊的气质。地方感包括“垂直空间向度”、“水平空间向度和中心概念”两个维度。在关中自然环境和长安帝都地位的影响下，长安在垂直空间向度上以高峻为美，而在水平空间向度上则永远处于中心：
睿德在青阳，高居视中县。秦城连凤阙，汉寝疏龙殿。文物照光辉，郊畿郁葱蒨。千门望成锦，八水明如练。复道晓光披，宸游出禁移。瑞气朝浮五云阁，祥光夜吐万年枝。兰叶负龟初荐祉，桐花集凤更来仪。秦汉生人凋力役，阿房甘泉构云碧。汾祠雍畤望通天，玉堂宣室坐长年。鼓钟西接咸阳观，苑囿南通鄠杜田。明主卑宫戒前失，辅德钦贤政惟一。昆虫不夭在春蒐，稼穑常艰重农术。邦家已荷圣谟新，犹闻俭陋惜中人。豫奉北辰垂七曜，长歌东武抃千春。（许景先《奉和御制春台望》，《全唐诗》卷一一一）1 诗一开始就以“高居视中县”确立了观察者的中心位置。极目望去，近处宫阙巍峨，城郊佳木成荫，澄江如练。更远的地方似乎是在想象之中：向西，帝王出行的鼓乐一直传到咸阳故城；向南，皇家苑囿直通南山下的鄠杜樊川。诗虽未言高，但能远眺到如此遥远的景致，非居高而不能为之。在其他应制诗中，我们随处可见这种以“高”和“中心”为特征的地方感，如贺知章的同题作品云：“欣若天下春，高逾域中圣。神皋类观赏，帝里如悬镜。缭绕八川浮，岧峣双阙映。晓色遍昭阳，晴云卷建章。华滋的 丹青树，颢气氤氲金玉堂。尚有灵蛇下鄜畤，还征瑞宝入陈仓。”（卷一一二）同样高居“神皋”，以“帝里”为中心，看到了长安城的飞檐雕甍，南边的八水如丝，西边汉故昭阳、建章二宫也迤逦入画，甚至还“想象”到了关中北缘的鄜畤和西极的陈仓。又如王维《奉和圣制登降圣观与宰臣等同望应制》云：“凤扆朝碧落，龙图耀金镜。维岳降二臣，戴天临万姓。山川八校满，井邑三农竟。比屋皆可封，谁家不相庆。林疏远村出，野旷寒山静。帝城云里深，渭水天边映。”（卷一二五》）“凤扆”句就确立了“高”的维度，四望有山川井邑，平林旷野，漠漠帝都，渭水泱泱。从这些作品中我们都能看出唐人以“高”和“中心”为美的文化心理结构。
在对具体城市景观的描写上，应制诗人亦表现出崇“高”的审美取向。如“南山近压仙楼上，北斗平临御扆前”（岑羲《奉和春日幸望春宫应制》，卷九三）；“玉辇下离宫，琼楼上半空”（孙逖《奉和御制登鸳鸯楼即目应制》，卷一一八）；“平楼半入南山雾，飞阁旁临东墅春”（赵彦昭《人日侍宴大明宫应制》，卷一○三）；“北阙层城峻，西宫复道悬”（宋之问《麟趾殿侍宴应制》，卷五二）；“登高凌宝塔，极目遍王城。神卫空中绕，仙歌云外清”（萧至忠《奉和九月九日登慈恩寺浮图应制》，卷一○四）；等等。
在水平空间向度上，应制诗人都愿意精骛八极，将自己所能看到的景物全部纳入笔端，如宋璟《奉和圣制同二相已下群官乐游园宴》：“北向祗双阙，南临赏一丘。曲江新溜暖，上苑杂花稠”（卷六四）；王维《奉和圣制御春明楼临右相园亭赋乐贤诗应制》：“小苑接侯家，飞甍映宫树。 商山原上碧，浐水林端素。”（卷一二五）有的诗人甚至不吝展开想象，将虚无的景色拈入画轴。这种心理可借西方园林的演变试做阐释，18世纪以来，西方人突破狭小庭院花园的束缚，开始开辟越来越多的开阔园林作为“自然区”，文化地理学家认为“它们表现了人与土地的新的一种关系以及希望通过遥视远景（如远处的一个物体）来获得对财产的视觉上的占领”[3]（P42-43）。应制诗中对目光所及的景物不分巨细的描摹，正是一种基于皇权基础上的“视觉占领”。作为帝都的文化地理文本，应制诗对景观的描写彰显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极权思想，正如论家所言：“地理景观本身就向我们阐释了为什么一个国家要建立在一个特定的模式上，而这个模式又通过地理景观使其合法化……地理景观的形成反映并强化了某一社会群体的构成——谁被包括在内？谁被排除在外？”[3]（P50）
应制诗中表现出来的景观特点，可抽绎出唐人崇“高”尚“广”重“中心”的地方感，这正是长安帝都崇高闳阔气象的表现。美学家里普斯说：“崇高的感情毫无例外地是对于我们自己的力量的一种感觉，是我们自己的意志力量的扩张。”[7]（P215）这种崇高的感情又融入了政治和权力的因素，形成了“建其有极为天下法式”的“皇极意思”[8]（45-47），从而凝定了长安城与众不同的帝都气质。直到今天，西安人的言谈举止中仍不由自主流露出“帝都情结”和自豪感，正是长安气质对这座城市居民气质的熏陶。
在人地关系的视域内，“景观”是一个被松散使用的术语，不仅仅是自然和文化交互作用的结果，还有其他诉诸人类感官或者精神层面的东西，如声音景观、味觉景观、嗅觉景观等。1在唐长安应制诗中，“仪式”是一个不能被忽略的重要景观，臣子扈从帝王、王侯出游、宴饮、寓目，仪式是最必不可少的因素：
万乘亲斋祭，千官喜豫游。奉迎从上苑，祓禊向中流。草树连容卫，山河对冕旒。画旗摇浦溆，春服满汀洲。 仙籞龙媒下，神皋凤跸留。从今亿万岁，天宝纪春秋。（王维《三月三日曲江侍宴应制》，卷一二七）
仲春蔼芳景，内庭宴群臣。森森列干戚，济济趋钩陈。大乐本天地，中和序人伦。正声迈咸濩，易象含羲文。玉俎映朝服，金钿明舞茵。韶光雪初霁，圣藻风自薰。时泰恩泽溥，功成行缀新。赓歌仰昭回，窃比华封人。（权德舆《奉和圣制中春麟德殿会百寮观新乐》，卷三二○）
王维诗写禊饮曲江，帝王斋祭后出行，千官鱼贯扈驾，侍卫的盛大仪仗与春日繁花相映，帝王的御辇冕旒在晴日下生辉，渚上朝服衮衮，水畔画旗轻飏；权德舆诗写宫廷宴会，群贤毕集，玉俎纷纭，朝服黼黻，钿钗耀目，皇家春宴的隆盛如在目前。笔者对汉末至唐五代的应制诗进行了统计，祭祀、庆典、寓目、侍宴、饯送等仪式化较强的诗歌，占了应制诗总数的62.51%。应制诗人如此热衷于仪式描写，是想彰显其“精英团体”的尊贵身份和排他性质[6]（P86-98），本身就包含着君、臣、民之间的统治秩序。因此，在仪式描写中，秩序是非常重要的，如王维诗中的“千官奉迎”、权德舆诗的“森森干列戚，济济趋钩陈”，都是在强调君臣间的“中和人伦”。
如果说应制诗中“灞浐亦朝宗”（王维《奉和圣制上巳于望春亭观禊饮应制》，卷一二七）是一种统治秩序，那么这种秩序感又内化为诗人的心理结构，凝定为其对空间的理解和把握。如王维著名的《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
渭水自萦秦塞曲，黄山旧绕汉宫斜。銮舆迥出千门柳，阁道回看上苑花。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为乘阳气行时令，不是宸游玩物华。（卷一二八）
整首作品美丽秀溢，兴象高华，先用横贯城北的渭水和西边遥遥可见的黄山给画轴经营好大的位置，接着以诗人站立的凌空阁道为中心，近观宫城里翠柳轻拂着万户千门，禁苑繁花在雨水洗濯下明丽照眼，进而推开镜头，远处大明宫的翔鸾、栖凤二阙高耸入云，二阙俯瞰的南城，一城春雨，满目碧树，万户人家。这种层层推进、精细缜密的秩序感，表现出诗人和谐、有序、稳健的审美追求。 在秩序感的统驭之下，应制诗人对空间格外敏感，而他们的空间感受，永远都是对称有序的。笔者对唐长安应制诗中明确表示方位的诗句进行了梳理（见下表）。从表中可以看出，应制诗人有着非常强烈的空间意识，仰“高”必有“低”相抑，言“前”必以“后”作结，这种秩序感来自于大一统王朝的向心力，是皇极意识的空间表现。
从表中我们还能看出，应制诗人喜欢以“北”为中心，向东、西、南三方发散。这种空间意识来自于长安城的整体布局。从渭水至秦岭间的地形可分为渭水—龙首原—少陵原—秦岭三个地理单元，第一单元和第三单元由于近水或海拔提升过陡被都城设计者放弃，而龙首原和少陵原间约170平方公里的平地成为建设都城的绝佳选择。这片平地有起伏的六道高坡，宇文恺认为象乾卦六爻，“故于九二置宫殿，以当帝王之居；九三立省，以应君子之数；九五贵位，不欲使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观、兴善寺以镇之”[9]（P254）。帝王之居的宫城正位于“见龙在田，利见大人”的龙首原九二高坡上，与“天心”的北辰相对。皇城拱卫于宫城之南，是中央衙署的办公之所。皇城向南是外郭城，如伸开的手臂将宫城和皇城拥抱。东西向十四条大街和南北向十一条大街交错纵横，分割出如棋盘般的坊里，整饬划一，具有鲜明的秩序感。应制诗人的“北向”方位感和空间意识，正来自于长安城以北为上、由北向南微斜的总体设计。弗雷特（Foret）在分析避暑山设计时曾指出其中的地理政治因素，认为“那种建立在
花园中的秩序实际上就是强加在被他们征服
的土地上的统治秩序”[3]（P46）。毫无疑问，长安城平面布局体也是“统治秩序”的反映。这种统治秩序内化为诗人的心理结构，潜移默化地影响甚至决定着他们观察空间的方式。
龙首原与少陵原间的六条高坡平行逶迤，都城设计者巧妙运用地势，将坊里、寺观、园林、池沼置于其间，利用高坡间的洼地渫渠引水，赋予严整的城市格局以动感。长安城并非板滞的平面，而是在精严中有灵动，平坦中有起伏。诗人
的视线一般是由宫城展开，掠过皇城，落在广阔外郭城的万家烟树。或者由南山下的园林别业，回望龙首高地上巍峨的宫城。层层递进的秩序，如抽丝剥茧，又似画轴，翩然展开。英国艺术心理学家贡布里希（Ernst Hans Josef Gombrich）认为，“审美快感来自于对某种介于乏味和杂乱之间的图案的观赏。单调的图案难于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过于复杂的图案则会使我们的知觉系统负荷过重而停止对它进行观赏”，秩序美产生于“有层次的图案”，而且这种图案具有“多样统一性”（unity in complexity）。[10]（P10）唐长安城的精巧设计做到了统一和灵动的结合，丰富有生趣的城市图景投射在诗人的心里，使他们产生了“秩序、匀称与明确”[11]（P265-266）的审美追求。
应制诗中的仪式景观和诗人观察都市时的视角，都体现出地理政治因素对诗人空间意识的影响，诗人对空间的理解和把握是人、文化（政治）和自然间的融汇和交感，经过岁月的发酵，酿造出一个都市秩序、稳健、灵动的审美趣味。当今西安人安于现状、沉稳保守，也是长安气质的一个缩影。
参 考 文 献
[1] 陈慧琳. 人文地理学[C].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2] 凯·安德森等. 文化地理学手册，李蕾蕾，张景秋译[C].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3] 迈克·克朗. 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4] 卡尔·雅斯贝斯. 卡尔·雅斯贝斯文集，朱更生译[M].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
[5] 费正清，赖肖尔，克雷格. 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黎鸣等译[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
[6] 程建虎. 中古应制诗的双重观照[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7] 李斯托威尔. 近代美学史评述[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8] 周毅之等. 帝王思维[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9] 骆天骧. 类编长安志，黄永年点校[M]. 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10] 贡布里希. 秩序感——装饰艺术的心理学研究，范景中等译[M].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
[11] 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学，吴寿彭译[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责任编辑 杜桂萍 马丽敏]
关键词：长安气质；文化地理学；地方感；秩序感
作者简介：程建虎，男，文学博士，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西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从事汉唐文学与文化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唐长安应制诗的文化地理学观照”，项目编号：10YJCZH019；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唐长安应制诗的文化地理学观照”，项目编号：10H144；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五十批面上资助项目“唐宋应制诗的文化地理学观照”，项目编号：2011M501448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6-0128-06
城市气质是从城市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遗存中抽绎出来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取向、格调气韵和“抽象氛围”的融合[1]（P140），是在天人合一语境下人与城市（自然）的“生命共感”1，是人的淋漓元气与城市（自然）之气激荡冲决后橐龠而出的“新质”。透过这种“新质”观照城市，城市已超迈“物理境”而进入到“心理场”，是人与城市审美关系的固化和凝结。而这种“新质”又给城市中的人以气质的陶钧、审美的沾丐、思维的引导和光荣的召唤。
对城市气质的淬炼可以在很多领域展开，从文化地理学视域考察城市是一个重要的角度。自1925年卡尔·索尔发表《景观形态学》（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并将阐释文化景观作为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开始，文化景观受到文化地理学者前所未有的关注。在他们看来，景观是穿梭在自然和文化二元概念间的经典“准—物体”（quasi-boject），其背后的“含义”承载着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的价值观、文化认同、生活方式、信仰诉求、权力构成等，既包括个体情感的体验与记忆，也包括群体价值观的隶属性和理想。[2]（P2-6）有人甚至将城市景观的作用推至“认识自己”[2]（P9）的高度。1由此我们可知文化地理学是研究城市（地方）气质的重要维度。
在文化地理学家看来，文学文本是研究景观的绝佳材料。文学作品都是在空间中展开，包含着丰富的地理信息，而作品中的情感体验与心灵想象正与景观研究的“含义”、“体验”相通。迈克·克朗说：“文学作品的‘主观性’不是一种缺陷，事实上正是它的‘主观性’言及了地点与空间的社会意义。”[3]（P56）这种主观性甚至被论家称为一种“真实”，波科克说：“小说的真实是一种超越简单事实的真实。这种真实可能超越或是包含了比日常生活所能体现的更多的真实。”[3]（P57）这使得文学文本成为“历史发展过程中空间被赋予意义的时刻”[3]（P58）。城市气质抽象凌虚，其地方意义“超出了那些可见的东西，超出那些明显的东西，深入心灵和情感的领域”，但并非不可方物，因为“文学、艺术就成了回答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它们是人们表达这种情感意义的方式”。[3]（P138）笔者认为，并非所有文学文本都是探究城市气质的材料，而必须是一座城市“轴心时期”[4]（P134）的文本2，通过对这一时期文学文本的考察，才有可能得出一座城市（或地方）最具代表性、包容性和融通性的气质。
那么，凝定长安城的文学文本当是什么呢？毋庸置疑，长安城的“轴心时期”应该是在公元7世纪的唐代，此时的中国“巍峨雄踞在当时世界其他一切政体的顶峰”，“它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饶，在许多方面堪称最先进的国家”。[5]（P107）而此时也是诗歌最为繁荣的时期，在初盛唐诗歌诸体中，应制诗是包含地理信息最多的一个部类，既有对城市及周边宏大景观的描写，如长安城、渭滨、未央宫、乐游园、终南山、华山、骊山等，又包含慈恩寺、三会寺、仙萼池亭、临渭亭、上官昭容院、麟德殿等小景观的地理信息。同时，应制诗中还蕴藏着丰富的非物质景观文化丛，如寒食、上巳、七夕、重阳等节日宴游，降诞日和满月的朝贺，人日的剪彩缕人，立春日的剪彩花等。而应制诗又是君臣间的言说，其创作主体为朝中贵要，是当时主流意识形态、思维方式、审美取向和生活格调的代表。另外，应制诗创作自汉末建安间滥觞，于初盛唐达到极盛[6]（P165-173），写于唐长安城的应制诗代表着古代应制诗创作的最高成就，从这些作品入手考察长安城市气质，无疑具有较大的信度和效度。职是之故，唐长安应制诗是淬琢城市气质的最佳文化地理文本。
地方感（Sense of Pace）是文化地理研究的重要维度，指自然对人的心理和审美产生的影响，人们借此“烙印”来安排文化的空间布局和景观构图。也就是说，地方感“考察各种文化是如何同时利用几度空间来安排它们的活动的”，是“环境、文化和心理过程作为一个整体起作用”[1]（P145），从而形成某地丰富的混合的文化结构，这种文化结构直接塑造着此地人特殊的气质。地方感包括“垂直空间向度”、“水平空间向度和中心概念”两个维度。在关中自然环境和长安帝都地位的影响下，长安在垂直空间向度上以高峻为美，而在水平空间向度上则永远处于中心：
睿德在青阳，高居视中县。秦城连凤阙，汉寝疏龙殿。文物照光辉，郊畿郁葱蒨。千门望成锦，八水明如练。复道晓光披，宸游出禁移。瑞气朝浮五云阁，祥光夜吐万年枝。兰叶负龟初荐祉，桐花集凤更来仪。秦汉生人凋力役，阿房甘泉构云碧。汾祠雍畤望通天，玉堂宣室坐长年。鼓钟西接咸阳观，苑囿南通鄠杜田。明主卑宫戒前失，辅德钦贤政惟一。昆虫不夭在春蒐，稼穑常艰重农术。邦家已荷圣谟新，犹闻俭陋惜中人。豫奉北辰垂七曜，长歌东武抃千春。（许景先《奉和御制春台望》，《全唐诗》卷一一一）1 诗一开始就以“高居视中县”确立了观察者的中心位置。极目望去，近处宫阙巍峨，城郊佳木成荫，澄江如练。更远的地方似乎是在想象之中：向西，帝王出行的鼓乐一直传到咸阳故城；向南，皇家苑囿直通南山下的鄠杜樊川。诗虽未言高，但能远眺到如此遥远的景致，非居高而不能为之。在其他应制诗中，我们随处可见这种以“高”和“中心”为特征的地方感，如贺知章的同题作品云：“欣若天下春，高逾域中圣。神皋类观赏，帝里如悬镜。缭绕八川浮，岧峣双阙映。晓色遍昭阳，晴云卷建章。华滋的 丹青树，颢气氤氲金玉堂。尚有灵蛇下鄜畤，还征瑞宝入陈仓。”（卷一一二）同样高居“神皋”，以“帝里”为中心，看到了长安城的飞檐雕甍，南边的八水如丝，西边汉故昭阳、建章二宫也迤逦入画，甚至还“想象”到了关中北缘的鄜畤和西极的陈仓。又如王维《奉和圣制登降圣观与宰臣等同望应制》云：“凤扆朝碧落，龙图耀金镜。维岳降二臣，戴天临万姓。山川八校满，井邑三农竟。比屋皆可封，谁家不相庆。林疏远村出，野旷寒山静。帝城云里深，渭水天边映。”（卷一二五》）“凤扆”句就确立了“高”的维度，四望有山川井邑，平林旷野，漠漠帝都，渭水泱泱。从这些作品中我们都能看出唐人以“高”和“中心”为美的文化心理结构。
在对具体城市景观的描写上，应制诗人亦表现出崇“高”的审美取向。如“南山近压仙楼上，北斗平临御扆前”（岑羲《奉和春日幸望春宫应制》，卷九三）；“玉辇下离宫，琼楼上半空”（孙逖《奉和御制登鸳鸯楼即目应制》，卷一一八）；“平楼半入南山雾，飞阁旁临东墅春”（赵彦昭《人日侍宴大明宫应制》，卷一○三）；“北阙层城峻，西宫复道悬”（宋之问《麟趾殿侍宴应制》，卷五二）；“登高凌宝塔，极目遍王城。神卫空中绕，仙歌云外清”（萧至忠《奉和九月九日登慈恩寺浮图应制》，卷一○四）；等等。
在水平空间向度上，应制诗人都愿意精骛八极，将自己所能看到的景物全部纳入笔端，如宋璟《奉和圣制同二相已下群官乐游园宴》：“北向祗双阙，南临赏一丘。曲江新溜暖，上苑杂花稠”（卷六四）；王维《奉和圣制御春明楼临右相园亭赋乐贤诗应制》：“小苑接侯家，飞甍映宫树。 商山原上碧，浐水林端素。”（卷一二五）有的诗人甚至不吝展开想象，将虚无的景色拈入画轴。这种心理可借西方园林的演变试做阐释，18世纪以来，西方人突破狭小庭院花园的束缚，开始开辟越来越多的开阔园林作为“自然区”，文化地理学家认为“它们表现了人与土地的新的一种关系以及希望通过遥视远景（如远处的一个物体）来获得对财产的视觉上的占领”[3]（P42-43）。应制诗中对目光所及的景物不分巨细的描摹，正是一种基于皇权基础上的“视觉占领”。作为帝都的文化地理文本，应制诗对景观的描写彰显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极权思想，正如论家所言：“地理景观本身就向我们阐释了为什么一个国家要建立在一个特定的模式上，而这个模式又通过地理景观使其合法化……地理景观的形成反映并强化了某一社会群体的构成——谁被包括在内？谁被排除在外？”[3]（P50）
应制诗中表现出来的景观特点，可抽绎出唐人崇“高”尚“广”重“中心”的地方感，这正是长安帝都崇高闳阔气象的表现。美学家里普斯说：“崇高的感情毫无例外地是对于我们自己的力量的一种感觉，是我们自己的意志力量的扩张。”[7]（P215）这种崇高的感情又融入了政治和权力的因素，形成了“建其有极为天下法式”的“皇极意思”[8]（45-47），从而凝定了长安城与众不同的帝都气质。直到今天，西安人的言谈举止中仍不由自主流露出“帝都情结”和自豪感，正是长安气质对这座城市居民气质的熏陶。
在人地关系的视域内，“景观”是一个被松散使用的术语，不仅仅是自然和文化交互作用的结果，还有其他诉诸人类感官或者精神层面的东西，如声音景观、味觉景观、嗅觉景观等。1在唐长安应制诗中，“仪式”是一个不能被忽略的重要景观，臣子扈从帝王、王侯出游、宴饮、寓目，仪式是最必不可少的因素：
万乘亲斋祭，千官喜豫游。奉迎从上苑，祓禊向中流。草树连容卫，山河对冕旒。画旗摇浦溆，春服满汀洲。 仙籞龙媒下，神皋凤跸留。从今亿万岁，天宝纪春秋。（王维《三月三日曲江侍宴应制》，卷一二七）
仲春蔼芳景，内庭宴群臣。森森列干戚，济济趋钩陈。大乐本天地，中和序人伦。正声迈咸濩，易象含羲文。玉俎映朝服，金钿明舞茵。韶光雪初霁，圣藻风自薰。时泰恩泽溥，功成行缀新。赓歌仰昭回，窃比华封人。（权德舆《奉和圣制中春麟德殿会百寮观新乐》，卷三二○）
王维诗写禊饮曲江，帝王斋祭后出行，千官鱼贯扈驾，侍卫的盛大仪仗与春日繁花相映，帝王的御辇冕旒在晴日下生辉，渚上朝服衮衮，水畔画旗轻飏；权德舆诗写宫廷宴会，群贤毕集，玉俎纷纭，朝服黼黻，钿钗耀目，皇家春宴的隆盛如在目前。笔者对汉末至唐五代的应制诗进行了统计，祭祀、庆典、寓目、侍宴、饯送等仪式化较强的诗歌，占了应制诗总数的62.51%。应制诗人如此热衷于仪式描写，是想彰显其“精英团体”的尊贵身份和排他性质[6]（P86-98），本身就包含着君、臣、民之间的统治秩序。因此，在仪式描写中，秩序是非常重要的，如王维诗中的“千官奉迎”、权德舆诗的“森森干列戚，济济趋钩陈”，都是在强调君臣间的“中和人伦”。
如果说应制诗中“灞浐亦朝宗”（王维《奉和圣制上巳于望春亭观禊饮应制》，卷一二七）是一种统治秩序，那么这种秩序感又内化为诗人的心理结构，凝定为其对空间的理解和把握。如王维著名的《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
渭水自萦秦塞曲，黄山旧绕汉宫斜。銮舆迥出千门柳，阁道回看上苑花。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为乘阳气行时令，不是宸游玩物华。（卷一二八）
整首作品美丽秀溢，兴象高华，先用横贯城北的渭水和西边遥遥可见的黄山给画轴经营好大的位置，接着以诗人站立的凌空阁道为中心，近观宫城里翠柳轻拂着万户千门，禁苑繁花在雨水洗濯下明丽照眼，进而推开镜头，远处大明宫的翔鸾、栖凤二阙高耸入云，二阙俯瞰的南城，一城春雨，满目碧树，万户人家。这种层层推进、精细缜密的秩序感，表现出诗人和谐、有序、稳健的审美追求。 在秩序感的统驭之下，应制诗人对空间格外敏感，而他们的空间感受，永远都是对称有序的。笔者对唐长安应制诗中明确表示方位的诗句进行了梳理（见下表）。从表中可以看出，应制诗人有着非常强烈的空间意识，仰“高”必有“低”相抑，言“前”必以“后”作结，这种秩序感来自于大一统王朝的向心力，是皇极意识的空间表现。
从表中我们还能看出，应制诗人喜欢以“北”为中心，向东、西、南三方发散。这种空间意识来自于长安城的整体布局。从渭水至秦岭间的地形可分为渭水—龙首原—少陵原—秦岭三个地理单元，第一单元和第三单元由于近水或海拔提升过陡被都城设计者放弃，而龙首原和少陵原间约170平方公里的平地成为建设都城的绝佳选择。这片平地有起伏的六道高坡，宇文恺认为象乾卦六爻，“故于九二置宫殿，以当帝王之居；九三立省，以应君子之数；九五贵位，不欲使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观、兴善寺以镇之”[9]（P254）。帝王之居的宫城正位于“见龙在田，利见大人”的龙首原九二高坡上，与“天心”的北辰相对。皇城拱卫于宫城之南，是中央衙署的办公之所。皇城向南是外郭城，如伸开的手臂将宫城和皇城拥抱。东西向十四条大街和南北向十一条大街交错纵横，分割出如棋盘般的坊里，整饬划一，具有鲜明的秩序感。应制诗人的“北向”方位感和空间意识，正来自于长安城以北为上、由北向南微斜的总体设计。弗雷特（Foret）在分析避暑山设计时曾指出其中的地理政治因素，认为“那种建立在
花园中的秩序实际上就是强加在被他们征服
的土地上的统治秩序”[3]（P46）。毫无疑问，长安城平面布局体也是“统治秩序”的反映。这种统治秩序内化为诗人的心理结构，潜移默化地影响甚至决定着他们观察空间的方式。
龙首原与少陵原间的六条高坡平行逶迤，都城设计者巧妙运用地势，将坊里、寺观、园林、池沼置于其间，利用高坡间的洼地渫渠引水，赋予严整的城市格局以动感。长安城并非板滞的平面，而是在精严中有灵动，平坦中有起伏。诗人
的视线一般是由宫城展开，掠过皇城，落在广阔外郭城的万家烟树。或者由南山下的园林别业，回望龙首高地上巍峨的宫城。层层递进的秩序，如抽丝剥茧，又似画轴，翩然展开。英国艺术心理学家贡布里希（Ernst Hans Josef Gombrich）认为，“审美快感来自于对某种介于乏味和杂乱之间的图案的观赏。单调的图案难于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过于复杂的图案则会使我们的知觉系统负荷过重而停止对它进行观赏”，秩序美产生于“有层次的图案”，而且这种图案具有“多样统一性”（unity in complexity）。[10]（P10）唐长安城的精巧设计做到了统一和灵动的结合，丰富有生趣的城市图景投射在诗人的心里，使他们产生了“秩序、匀称与明确”[11]（P265-266）的审美追求。
应制诗中的仪式景观和诗人观察都市时的视角，都体现出地理政治因素对诗人空间意识的影响，诗人对空间的理解和把握是人、文化（政治）和自然间的融汇和交感，经过岁月的发酵，酿造出一个都市秩序、稳健、灵动的审美趣味。当今西安人安于现状、沉稳保守，也是长安气质的一个缩影。
参 考 文 献
[1] 陈慧琳. 人文地理学[C].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2] 凯·安德森等. 文化地理学手册，李蕾蕾，张景秋译[C].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3] 迈克·克朗. 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4] 卡尔·雅斯贝斯. 卡尔·雅斯贝斯文集，朱更生译[M].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
[5] 费正清，赖肖尔，克雷格. 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黎鸣等译[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
[6] 程建虎. 中古应制诗的双重观照[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7] 李斯托威尔. 近代美学史评述[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8] 周毅之等. 帝王思维[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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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贡布里希. 秩序感——装饰艺术的心理学研究，范景中等译[M].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
[11] 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学，吴寿彭译[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责任编辑 杜桂萍 马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