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暴力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始终伴随人类文明发展。晚清讽刺小说《老残游记》对当时社会中的各种暴力进行了直露的描写，有直接暴力，也有具有隐藏性的结构性暴力。通过界定暴力的概念，探寻《老残游记》中描写暴力的话语载体，分析暴力叙事的现实成因，进而探究刘鹗的《老残游记》中关于理想社会的型塑。
【关键词】《老残游记》;暴力;文化;理想社会
【中图分类号】I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24-0006-02
基金项目：江苏大学第19批大学生科研课题立项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9C551）。
在古代，暴力是指不符合法律和道德规范的强制力量。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暴力”作为一个名词，其基本含义是“一、强制的力量，武力，如暴力行为或家庭暴力。二、特指国家的强制力量，如军队、警察、法庭对于敌对阶级是一种暴力。”[1]学者约翰·加尔顿从文化批评角度对暴力有更明确的界定和分类。“加尔顿把暴力定义为‘任何使人無法在肉体或思想上实现他自身的潜力的限制’，他把暴力区分为‘直接暴力’‘结构性暴力’和‘文化暴力’三种形式……文化暴力乃是指文化中那些能被用来为直接性或结构性的暴力辩护、使之合理化的方面。”[2]275本文想要分析的暴力即以强制力量和武力对他人造成人身或精神伤害的行为，主要分为加尔顿所界定的“直接暴力”与“结构性暴力”。
一、暴力叙事的话语载体
（一）直接暴力。全书中最令人痛心的暴力描写是对酷吏残暴断案的描写。第三回中刘鹗通过百姓的描述进行的侧面描写“‘未到一年，站笼站死两千多人，难道没有冤枉吗？’”[3]26第五回中直接写“清官”玉贤之残暴，如“每人打两千板子，看他死不死！”[3]40至此，于朝栋一家四口冤死，实际情况则是于家遭强盗栽赃陷害。然而酷吏的暴力行径绝不止于此，其后王家儿子和掌柜的妹夫也惨遭厄运，站笼而死。与玉贤暴力程度不相上下的是刚弼。刘鹗在第十六回中如是写，“今日替我先拶贾魏氏，只不许拶得他发昏……等他回过气来再拶。”[3]145刚弼在审理齐东镇魏家命案时完全无视贾魏氏为救父可承认任何罪行的事实，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判定贾魏氏有罪，残暴程度令人发指。
除此之外，刘鹗还对一些流氓地痞的恶行进行了书写。第四回讲到于家冤案的缘由时提及强盗，强盗一连抢烧了好几家并设计诬陷于家。第六回中，王三看中人家闺女，闺女的父亲不同意，他便诬其为强盗，致其冤死。再说齐东镇魏家一案也是遭了地痞吴二的诬告，实则他才是毒害贾家的真凶。除了吴二，书中还出现了一个惹不起的陶三胖子，刘鹗主要通过语言描写写其暴力。如“放狗屁……预备打死一两个，花几千银子，就完事了！”[3]181除了这些人，妓馆的老鸨也是常见的施暴者，如第十三回中关于妓女翠环的描写，“‘你瞧，这些伤痕教人可惨不可惨呢！’老残看时，有一条一条青的，有一点一点紫的。”[3]118可见翠环常被老鸨打得浑身是伤。
（二）结构性暴力。刘鹗通过对各种女性的描写将封建伦理的暴力表现得淋漓尽致。封建统治者通过剥削渗透等因素并辅之以冠冕堂皇的语言，将女性置于不公且充满暴力的社会中。不同于血腥残忍的物理暴力，封建礼俗这种杀人不见血的软暴力更具时代性和隐藏性，对人性的戕害也更可怕。
玉贤胡乱断案害死于家人，于家媳妇吴氏全力挽救家人，终为夫自刎，真情令人感动。然而节烈的旌表才是夫权社会对女性最大的压迫。魏氏同受其害，她遭受陷害，死了丈夫而无依靠，又因不忍父亲被打便自愿蒙受冤屈，若无老残等人帮忙定也是同吴氏一般下场。除良家女子外，刘鹗对娼妓形象也多有叙写，写得最多的当属翠环。翠环本是地主家的小姐，因庄抚台治理水患不善而家破人亡沦为妓女，老残同情她却也顾忌其卑贱的身份。另一位则是斗姥宫里的姑子逸云，她既是出家的尼姑又是娼妓。《续集》第九回中还写到了地狱里的鬼娼。这些命妇生前因嫉恨丈夫狎妓而口出恶言，死后便要为娼赎罪，受欺辱之苦，这种惩罚亦是男权社会的产物。
二、所叙暴力的现实成因
加尔顿认为“无论是直接暴力还是结构性暴力，都必须依靠‘文化暴力’来获得合理性和道义辩护。”[2]275文化暴力即出现上述暴力的主要原因。郑万隆曾把小说的内涵分为三个层次：“一层是社会生活的形态，再一层是人物的人生意识和历史意识，更深一层则是文化背景，或文化结构。”[4]《老残游记》写于从旧帝国到新共和国灾难性转变时期，其中表达了刘鹗对国家、百姓及文化的重大关切。文化暴力是文化的一个表现层面，主要表现为社会行为规范和制度对人的“无形”强制压制。《老残游记》中的文化暴力又可分为制度层面的暴力和价值观念层面的暴力。
制度层面的暴力主要表现为封建制度对人的压迫。《老残游记》于1903年在《绣像小说》半月刊连载，这时晚清中国的国家体制仍是封建君主专制。统治者的暴虐是专制制度的产物，而官吏正是这种封建专制的国家意识形态下暴虐的实施者。小说中酷吏所使用的酷刑既是封建君主专制的直观体现，也是维护统治者权力的必要仪式。如果说制度层面的暴力是内容，那么直接暴力就是这种暴力外在形式。在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下，酷刑这种暴力手段俨然失去了惩奸除恶的正义性，维护封建统治体系权威与统治者利益而存在的原始价值却愈加明显。
价值观念层面的暴力则体现为文化习性中的“三纲五常”。这种暴力在封建伦理观念中生根，逐渐发展成束缚人的道德规约。清朝以程朱理学为官方哲学，“它的宗旨是从天人合一的观点在人性 、伦理、政治 、知识和价值观上将一切人和整个社会消融于国家意志的规范中，并视为天然合理。”[5]这种暴力在“存天理，灭人欲”的新儒学外衣下更显合理化。长久存在的重男轻女思想观念以及封建节烈观便是这种暴力不断发展的产物。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阐释了自己对节烈的理解：“烈可是有两种：一种是无论已嫁未嫁，只要丈夫死了，她也跟着自尽;一种是有强暴来污辱他的时候，设法自戕，或者抗拒被杀，都无不可。”[6]正如其所言，封建社会节烈的女性无法逃脱死亡的结局。吴氏自尽之举除却对丈夫的情分，大抵还是受到了节烈观的影响，真正是“以理杀人”。 晚清虽受西方文化冲击，但封闭的环境使民众思想依然狭隘，酷吏依然杀民如杀贼，妓馆依然开着，妇女依然殉节，百姓仍然处于被封建文化压迫的悲惨境况中。文化借文明机制的压抑来实施暴力，由体制、习惯或是社会价值观念构成的文化暴力使得直接暴力和结构性暴力显得那么自然而合理。
三、理想社会的型塑
西方艺术善用暴力宣泄情绪，用恐惧净化心灵。而中国的艺术向来含蓄蕴藉，血腥暴力的直接描写并不多，一般见于战争场面的描写，主要作用是吸引读者注意及推动情节发展。刘鹗带着悲悯的目光叙写暴力，其动机似与中国传统小说不同，他试图以文学为工具，以暴力背后百姓的生存困境为入口展现理想社会的型塑。
首先，改吏治中的权治、人治为德治。全书中关于酷吏的暴力描写最为触目惊心。玉贤与刚弼这两位官员表面为清官，实则为不顾百姓疾苦的酷吏。前者以百姓的生命换来鲜红的乌纱帽与两袖清风的美名，后者迂腐不堪，以酷刑断案了事，冤枉无辜，自以为不收取钱财便可为所欲为。这部分刘鹗绘写现实中的暴力，写尽了“清官”的残暴与刚愎自用，也让读者看清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封建制度下的官吏根本不会介入底层结构去了解弱势群体的诉求。因而刘鹗描绘了如此的理想社会蓝图：官员谦逊有礼，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实施“仁政”，吏治中的权治、人治变为德治，统治者不重权势而重责任，淡泊名利，不再将威慑入侵者和犯罪分子的暴力滥用于普通民众身上。
第二，承认天伦与人伦，解放人性，并以道德引人向善。心理学家理查德·特伦布莱研究发现在整个生命进程中，一个人最暴力的阶段是两岁的时候，凡是人，本质上都趋向暴力，因而在文化压抑的环境下人性中的暴力想象极易转化成暴力行动。现实社会黑白颠倒，好人常为奸人所害。刘鹗针对此现象认为理想社会应实现人性的复归，人的本能欲望应得到充分的满足，同时也对膨胀的私欲加以限制，举措就是加强道德建设，引导人欲从善。如此百姓诚实质朴，和谐平等，互相关爱，再无地痞恶霸和强盗流氓欺压平民的事情发生，百姓安居乐业。
第三，女性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解放。在《老残游记》中，对不同女性悲惨遭遇的描写展现了晚清文化暴力下女性的可悲命运。刘鹗将各色的女性带入了读者的视野，虽因时代局限性未能完全做到对女性一视同仁，但也恰是这种对地位低下的女性的歧視更凸显了女性境遇之可悲，整个文本展出了一条充满血泪的女性命运之路。刘鹗为女性发声也许并非出于对两性关系的正确认知，但“单凭其人道主义之精神，实已和胡适、鲁迅、周作人这一代人站在同一阵线。”[7]在其建构的理想社会中，女性在一定程度上的得以解放。与暴力叙事相对地，理想社会中束缚女性的枷锁正在逐渐摘除，个体生命得到尊重，无须为表节烈而殉情，也无须依靠男性获得物质以及精神上的拯救。
综上所述，文学从来都是既反映现实又不合乎时宜的，刘鹗在小说《老残游记》中生动地描绘了一个经过艺术加工的世界，同时也再现了当时的客观大环境。他借暴力描写将丑陋的怪现象凸显给人们观看，切中时弊地对当时的清廷官场进行了批判，直面血淋淋的社会现实，与人民一起愤怒，起到了社会现实与文本相互指涉的效果，并使读者从暴力叙事中窥探到了其对超越现实的社会状态的型塑。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Z].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51.
[2]徐贲.文化批评往何处去[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1.
[3]刘鹗.老残游记[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6.
[4]郑万隆.我的根[J].上海文学，1985，（05）：44.
[5]王学钧.以理杀人与有罪推定—— 《老残游记》对理学化清官的批判[J].明清小说研究，2007，（02）：142.
[6]鲁迅.坟[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57.
[7]夏志清.人的文学[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192.
作者简介：
何鸣，女，汉族，江苏南通人，江苏大学硕士在读，中国语言文学专业。
【关键词】《老残游记》;暴力;文化;理想社会
【中图分类号】I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24-0006-02
基金项目：江苏大学第19批大学生科研课题立项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9C551）。
在古代，暴力是指不符合法律和道德规范的强制力量。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暴力”作为一个名词，其基本含义是“一、强制的力量，武力，如暴力行为或家庭暴力。二、特指国家的强制力量，如军队、警察、法庭对于敌对阶级是一种暴力。”[1]学者约翰·加尔顿从文化批评角度对暴力有更明确的界定和分类。“加尔顿把暴力定义为‘任何使人無法在肉体或思想上实现他自身的潜力的限制’，他把暴力区分为‘直接暴力’‘结构性暴力’和‘文化暴力’三种形式……文化暴力乃是指文化中那些能被用来为直接性或结构性的暴力辩护、使之合理化的方面。”[2]275本文想要分析的暴力即以强制力量和武力对他人造成人身或精神伤害的行为，主要分为加尔顿所界定的“直接暴力”与“结构性暴力”。
一、暴力叙事的话语载体
（一）直接暴力。全书中最令人痛心的暴力描写是对酷吏残暴断案的描写。第三回中刘鹗通过百姓的描述进行的侧面描写“‘未到一年，站笼站死两千多人，难道没有冤枉吗？’”[3]26第五回中直接写“清官”玉贤之残暴，如“每人打两千板子，看他死不死！”[3]40至此，于朝栋一家四口冤死，实际情况则是于家遭强盗栽赃陷害。然而酷吏的暴力行径绝不止于此，其后王家儿子和掌柜的妹夫也惨遭厄运，站笼而死。与玉贤暴力程度不相上下的是刚弼。刘鹗在第十六回中如是写，“今日替我先拶贾魏氏，只不许拶得他发昏……等他回过气来再拶。”[3]145刚弼在审理齐东镇魏家命案时完全无视贾魏氏为救父可承认任何罪行的事实，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判定贾魏氏有罪，残暴程度令人发指。
除此之外，刘鹗还对一些流氓地痞的恶行进行了书写。第四回讲到于家冤案的缘由时提及强盗，强盗一连抢烧了好几家并设计诬陷于家。第六回中，王三看中人家闺女，闺女的父亲不同意，他便诬其为强盗，致其冤死。再说齐东镇魏家一案也是遭了地痞吴二的诬告，实则他才是毒害贾家的真凶。除了吴二，书中还出现了一个惹不起的陶三胖子，刘鹗主要通过语言描写写其暴力。如“放狗屁……预备打死一两个，花几千银子，就完事了！”[3]181除了这些人，妓馆的老鸨也是常见的施暴者，如第十三回中关于妓女翠环的描写，“‘你瞧，这些伤痕教人可惨不可惨呢！’老残看时，有一条一条青的，有一点一点紫的。”[3]118可见翠环常被老鸨打得浑身是伤。
（二）结构性暴力。刘鹗通过对各种女性的描写将封建伦理的暴力表现得淋漓尽致。封建统治者通过剥削渗透等因素并辅之以冠冕堂皇的语言，将女性置于不公且充满暴力的社会中。不同于血腥残忍的物理暴力，封建礼俗这种杀人不见血的软暴力更具时代性和隐藏性，对人性的戕害也更可怕。
玉贤胡乱断案害死于家人，于家媳妇吴氏全力挽救家人，终为夫自刎，真情令人感动。然而节烈的旌表才是夫权社会对女性最大的压迫。魏氏同受其害，她遭受陷害，死了丈夫而无依靠，又因不忍父亲被打便自愿蒙受冤屈，若无老残等人帮忙定也是同吴氏一般下场。除良家女子外，刘鹗对娼妓形象也多有叙写，写得最多的当属翠环。翠环本是地主家的小姐，因庄抚台治理水患不善而家破人亡沦为妓女，老残同情她却也顾忌其卑贱的身份。另一位则是斗姥宫里的姑子逸云，她既是出家的尼姑又是娼妓。《续集》第九回中还写到了地狱里的鬼娼。这些命妇生前因嫉恨丈夫狎妓而口出恶言，死后便要为娼赎罪，受欺辱之苦，这种惩罚亦是男权社会的产物。
二、所叙暴力的现实成因
加尔顿认为“无论是直接暴力还是结构性暴力，都必须依靠‘文化暴力’来获得合理性和道义辩护。”[2]275文化暴力即出现上述暴力的主要原因。郑万隆曾把小说的内涵分为三个层次：“一层是社会生活的形态，再一层是人物的人生意识和历史意识，更深一层则是文化背景，或文化结构。”[4]《老残游记》写于从旧帝国到新共和国灾难性转变时期，其中表达了刘鹗对国家、百姓及文化的重大关切。文化暴力是文化的一个表现层面，主要表现为社会行为规范和制度对人的“无形”强制压制。《老残游记》中的文化暴力又可分为制度层面的暴力和价值观念层面的暴力。
制度层面的暴力主要表现为封建制度对人的压迫。《老残游记》于1903年在《绣像小说》半月刊连载，这时晚清中国的国家体制仍是封建君主专制。统治者的暴虐是专制制度的产物，而官吏正是这种封建专制的国家意识形态下暴虐的实施者。小说中酷吏所使用的酷刑既是封建君主专制的直观体现，也是维护统治者权力的必要仪式。如果说制度层面的暴力是内容，那么直接暴力就是这种暴力外在形式。在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下，酷刑这种暴力手段俨然失去了惩奸除恶的正义性，维护封建统治体系权威与统治者利益而存在的原始价值却愈加明显。
价值观念层面的暴力则体现为文化习性中的“三纲五常”。这种暴力在封建伦理观念中生根，逐渐发展成束缚人的道德规约。清朝以程朱理学为官方哲学，“它的宗旨是从天人合一的观点在人性 、伦理、政治 、知识和价值观上将一切人和整个社会消融于国家意志的规范中，并视为天然合理。”[5]这种暴力在“存天理，灭人欲”的新儒学外衣下更显合理化。长久存在的重男轻女思想观念以及封建节烈观便是这种暴力不断发展的产物。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阐释了自己对节烈的理解：“烈可是有两种：一种是无论已嫁未嫁，只要丈夫死了，她也跟着自尽;一种是有强暴来污辱他的时候，设法自戕，或者抗拒被杀，都无不可。”[6]正如其所言，封建社会节烈的女性无法逃脱死亡的结局。吴氏自尽之举除却对丈夫的情分，大抵还是受到了节烈观的影响，真正是“以理杀人”。 晚清虽受西方文化冲击，但封闭的环境使民众思想依然狭隘，酷吏依然杀民如杀贼，妓馆依然开着，妇女依然殉节，百姓仍然处于被封建文化压迫的悲惨境况中。文化借文明机制的压抑来实施暴力，由体制、习惯或是社会价值观念构成的文化暴力使得直接暴力和结构性暴力显得那么自然而合理。
三、理想社会的型塑
西方艺术善用暴力宣泄情绪，用恐惧净化心灵。而中国的艺术向来含蓄蕴藉，血腥暴力的直接描写并不多，一般见于战争场面的描写，主要作用是吸引读者注意及推动情节发展。刘鹗带着悲悯的目光叙写暴力，其动机似与中国传统小说不同，他试图以文学为工具，以暴力背后百姓的生存困境为入口展现理想社会的型塑。
首先，改吏治中的权治、人治为德治。全书中关于酷吏的暴力描写最为触目惊心。玉贤与刚弼这两位官员表面为清官，实则为不顾百姓疾苦的酷吏。前者以百姓的生命换来鲜红的乌纱帽与两袖清风的美名，后者迂腐不堪，以酷刑断案了事，冤枉无辜，自以为不收取钱财便可为所欲为。这部分刘鹗绘写现实中的暴力，写尽了“清官”的残暴与刚愎自用，也让读者看清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封建制度下的官吏根本不会介入底层结构去了解弱势群体的诉求。因而刘鹗描绘了如此的理想社会蓝图：官员谦逊有礼，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实施“仁政”，吏治中的权治、人治变为德治，统治者不重权势而重责任，淡泊名利，不再将威慑入侵者和犯罪分子的暴力滥用于普通民众身上。
第二，承认天伦与人伦，解放人性，并以道德引人向善。心理学家理查德·特伦布莱研究发现在整个生命进程中，一个人最暴力的阶段是两岁的时候，凡是人，本质上都趋向暴力，因而在文化压抑的环境下人性中的暴力想象极易转化成暴力行动。现实社会黑白颠倒，好人常为奸人所害。刘鹗针对此现象认为理想社会应实现人性的复归，人的本能欲望应得到充分的满足，同时也对膨胀的私欲加以限制，举措就是加强道德建设，引导人欲从善。如此百姓诚实质朴，和谐平等，互相关爱，再无地痞恶霸和强盗流氓欺压平民的事情发生，百姓安居乐业。
第三，女性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解放。在《老残游记》中，对不同女性悲惨遭遇的描写展现了晚清文化暴力下女性的可悲命运。刘鹗将各色的女性带入了读者的视野，虽因时代局限性未能完全做到对女性一视同仁，但也恰是这种对地位低下的女性的歧視更凸显了女性境遇之可悲，整个文本展出了一条充满血泪的女性命运之路。刘鹗为女性发声也许并非出于对两性关系的正确认知，但“单凭其人道主义之精神，实已和胡适、鲁迅、周作人这一代人站在同一阵线。”[7]在其建构的理想社会中，女性在一定程度上的得以解放。与暴力叙事相对地，理想社会中束缚女性的枷锁正在逐渐摘除，个体生命得到尊重，无须为表节烈而殉情，也无须依靠男性获得物质以及精神上的拯救。
综上所述，文学从来都是既反映现实又不合乎时宜的，刘鹗在小说《老残游记》中生动地描绘了一个经过艺术加工的世界，同时也再现了当时的客观大环境。他借暴力描写将丑陋的怪现象凸显给人们观看，切中时弊地对当时的清廷官场进行了批判，直面血淋淋的社会现实，与人民一起愤怒，起到了社会现实与文本相互指涉的效果，并使读者从暴力叙事中窥探到了其对超越现实的社会状态的型塑。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Z].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51.
[2]徐贲.文化批评往何处去[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1.
[3]刘鹗.老残游记[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6.
[4]郑万隆.我的根[J].上海文学，1985，（05）：44.
[5]王学钧.以理杀人与有罪推定—— 《老残游记》对理学化清官的批判[J].明清小说研究，2007，（02）：142.
[6]鲁迅.坟[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57.
[7]夏志清.人的文学[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192.
作者简介：
何鸣，女，汉族，江苏南通人，江苏大学硕士在读，中国语言文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