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看不见只是因为站得不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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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图:《看见台湾》海报
  空中摄影:齐柏林 图片版权:台湾阿布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河流沿着山的沟壑顺势而下,绵延,分叉。不知是河的流动塑造了大地的形状,还是大地的宽容,谦让了河的流淌。它们张开双手,拥抱一片土地。又像脉搏,滋润土地上的生物,源源不断。
  这是一个美丽的岛屿。当了空中摄影师20年,齐柏林非常清楚这一点。
  当古典交响乐随海岸线飘扬而来,我们跟着齐柏林导演的镜头,借用上帝的视角好奇地往下探看。重峦叠嶂层林尽染,小小渔排星罗棋布。如果不是以一只小鸟的高度,这些景色不会被看见。在《鸟目台湾》等几部纪录片中,齐柏林担当了摄影师的角色。然而这一次,他决定拿起执导筒,把他在飞机上看到台湾的另一面也拍进一部纪录片里。不再是鸟瞰,不再是飞阅,而是真真切切地“看见”。
  在拿起摄像机以前,齐柏林是一位空中平面摄影师。市面上地理杂志、房地产广告的航拍照片多是出自他之手。飞行了20多年,也等于对台湾的地理环境变化勘探了20多年。
  看见台湾
  “每个摄影师,都希望他拍摄的影像是美丽的,赏心悦目的。没有人喜欢看不好看的东西。可是当你要记录美丽,发现越来越困难的时候,也是我们该下决心的时候了。因为我们已经拍不到美丽了。”
  他曾经走到大学的讲台上,与同学们语重心长地诉说一个空中摄影师急切想要让大家看到的台湾。“大部分的同学其实是不关心的,甚至是睡觉的。我会自我检讨,是不是我的题目不吸引他们。”这对齐柏林来说是一份打击。
  2009年,台湾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莫拉克台风,三天在南台湾下了将近3000毫米的雨量。过去曾拍摄过自然灾害的齐柏林,也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台风以毁天灭地的方式席卷而来,像是要摧毁这个岛屿一样,大规模的土石崩坍,森林的植被被大水冲刷到海岸,如尸体堆积……
  因为到达了一般人没有办法到达的地方,所以怀揣一般人无法理解的心情。航拍这么多年,齐柏林第一次掉下了眼泪。
  人们喜欢喝台湾的高山茶,吃高山蔬菜,因为喜欢自然的味道,喜欢纯净。但是他们也许不知道,茶和蔬菜的生产地,已经看不到山了。土地的开垦,让原本可以抓住水土的大树被连根拔起,秃顶的高山奄奄一息。遇上雨水洗刷,泥土冲落河滩,造成淤积,迫使河水改道,土质疏松的山坡塌方崩裂,山下的民居危在旦夕。为了钞票而无辜牺牲的高山埋着一根导火索,重大灾难随时降临。
  工厂、鱼塭、发电厂,我们不断建设城市,发展经济,积累财富,希望下一代能够享受父辈为改善生活所得到的劳动成果,但是却不知道,因为太贪心,把他们赖以生存的必需品都抢夺走了。“为了下一代”成为了贪婪而不负责任的借口。向大地索取太多,还得太少,谁来治愈自然的伤疤?
  土地的故事
  93分钟的影片,《看见台湾》的视角完全抽离地面。摄像机一直盘旋在台湾的高空中,与地平线保持距离。无论是拍摄技术、叙事结构还是拍摄经费,对于纪录片创作都是一次疯狂的尝试。“一开始,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办法想象我在说什么事情。”2008年,齐柏林刚刚有了用全航拍的方式记录台湾的想法,开始寻求身边的人的意见。在没有任何具体影像、故事的基础上,特别是世界上还没有能够提供稳定航拍技术的情况下,即使了解齐柏林想法的人,也觉得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但是我对自己还是很有信心的。我只告诉大家,我在台湾飞了20多年了,我想把我看见的,变成一部纪录片。”
  航拍不同于平地拍摄。困难在哪里?举个例子,齐柏林第一年拍摄的镜头,没有一帧可以剪辑到最后的片子里。
  “飞行员在航拍中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他不只是把飞机飞上去而已,他要会飞动作,飞角度,判断光线,这非常重要。并不是一次两次的合作就能建立起这种默契。”而当时在台湾,并没有飞行员知道怎么配合空中摄像。经过了100个小时的飞行,齐柏林才与飞行员之间度过了最初的磨合期。
  飞行员可以磨合,但是飞行本身就是有危险的。
  “我在年轻的时候,经常要求飞行员飞到哪边去,做什么动作,如果他没有做到我心情会沮丧,会生气。因为我花了钱,但是拍不到,这是种损失。但是我随着年龄渐长,绝对不会要求飞行员做他没有把握的事情。飞行中有很多不可预测的情况。” 每次完成拍摄,齐柏林都会问自己,为什么还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做这样的事情。航拍使用单引擎的飞机,马力本身不大,飞着飞着,可能就遇上大暴雨,飞着飞着又来一个坏气流,自然环境对飞行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不仅是拍摄者恐惧,开飞机的人也恐惧。
  在电影里,有个两分半钟的镜头摄于大雨滂沱的高空。飞行员几乎看不到前方视线,必须借助安在机底之下的航拍镜头,才能模糊地判断前方是否有障碍物,高度带情况如何,保持飞行。齐柏林打趣,每次碰到这种情况,心里都会向所有“认识”的神明祈祷,请托平安落地。一口苦药,一口砂糖,飞机操作很危险,无法控制的天气也让人心生恐惧,“但是当你看到拍摄素材的时候,看到这个画面多么经典多么难得,就会忘记那份害怕。电影上映,得到好的成绩,其实就已经忘记三四年之前的煎熬、苦难。”
  航拍的飞机低空飞过海岸线,飞过稻田,飞过民宅,飞过渔船。只要掠过有人的地方,民众就会自觉地朝着摄像头招手。这是一组温暖的镜头放在了影片的最后。不少人会误会这是导演刻意安排的,但其实这对摄制来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飞机为了拍摄画面,会滞空在一个地方,容易引起地面人的注意而向飞机挥手。“我们拍到很多农民劳作、捕鱼的画面,其实都是用了很长时间才耗出来的。飞机一旦飞过去,他们就停下手边的工作。”导演本想记录他们最自然的生活,却总是免不了吸引目光,而飞机的成本也在不断增加。后来,他们找到一个诀窍。当遇到地面上有人的场景,齐柏林就指示飞机师把飞机开到他们旁边先让他们满足好奇心,停下三五分钟,假装离开。在离开的过程中,耍一个回马枪回去,拍下自然的画面。   《看见台湾》航拍时间超过400小时。为了更加专心地创作《看见台湾》,支付高昂的燃油费、直升机租赁费,实现对自己的一份承诺,齐柏林决定辞去高薪、稳定的公务员工作,将家乡的房子抵押给银行,接拍一些广告片支撑这一份理想。
  “我对土地和环境有强烈的使命感,所以过去在拍摄平面照片的过程中,我都是全心投入、一丝不苟的。把赚到的钱完全投入到航空摄影的部分,付飞机的钱,付摄影材料的钱。所以我的存款永远都是个位数。家里买房子的贷款永远都还不完。赚了一笔钱,把贷款还一点。没有钱又把它借出来,一直都是这样过生活。其实想一想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过程。”
  在拍摄的初期,对于导演、制片人和整个团队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看见台湾》的制片人曾琼瑶女士告诉良友记者,“以我们第一次做这个片子,胆子是非常大的。相反来说,其实我们是很傻。我们没有办法预估这件事情。过去在台湾,没有人敢用商业片的预算规模来做一个纪录片,因为可能完全不会收回成本,赔钱之余可能还会欠钱。但是我不是用钱来衡量这一个片子,我觉得它在目前这个时代,有它存在的意义。我们已经走到了河中央,一定要过河,要不然就会被淹死。”她希望,大陆的年轻人如果有机会也一定要来看看这部片子。不管是看看台湾最近几年的发展状况,还是看看他们怎么有毅力把这部投入9000万新台币、台湾最贵的纪录片完成。
  后来,《看见台湾》上映以后票房非常好,院线还持续增加了三个月的场次放映,票房达到1.45亿,超乎了齐柏林和曾琼瑶的预期。在第50届金马奖上,《看见台湾》一举获得最佳纪录片奖。在电影制作与后期宣传上,齐柏林非常感谢得到一些电影界前辈们的帮助,如监制的侯孝贤导演,和旁白的吴念真先生。
  “刚开始拍这部片子的时候,困难重重,没有人可以理解你要做什么事情。你要去寻找资源非常困难。侯孝贤导演的个性就像侠客一样,非常有义气。他看到片花,听完我的理念,二话不说就同意,当我这部片子的监制。其实侯孝贤导演对影片摄影的要求非常高,他可以为了拍一个东西等自然光线,耗一个礼拜。他给了我很多提点和指导,对我第二年拍摄有很大的帮助。”
  影片中的旁白对于台湾当地的民众来说,是熟悉到不能再熟悉,喜爱到不能再喜爱,一打开电视就能听到的吴念真先生充满台湾味道的声音。“吴导演看完粗剪片以后,吐了一口气。我就像小学生一样,非常期望从他口中得到答案。他喜不喜欢这部片子,愿不愿意为这部片子配旁白。他跟我们说,这部片子是会受到台湾人支持的。如果你不喜欢这部片子,你没有资格说你爱台湾这一片土地。我只有两种价钱,一种是非常贵,一种是不要钱。一种是天价,一种是无价。”
  一份家照
  遥想,我们世世代代的祖先,千百年为我们保留了这么多天然的财富和社会的文明,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上濒临毁灭,我们却还想得到更多。“这部片子不仅想拍给成年人看,也拍给小朋友看。”在短时间内,经济与环境的冲突没有办法得到平衡,只能等待慢慢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未来的中坚力量去做改变。一棵棵的小树苗,虽然还没有办法锁住水土。但是等他们长成参天大叔的时候,他们会因为一份信念,张开双手,保护这片土地,保护我们所有生命的来源,让他们的下一代,也不再需要为父辈的贪婪、自私而付出一切代价。
  齐柏林,这位空中飞行20多年的摄影师,把他最想与大家说的话都拍进了《看见台湾》这部纪录片里。“我相信你是我,你也会跟我做一样的事情。”这不是一份台湾的明信片,而是一份家照,留存给所有寄居在这片土地上的过客。
  影片的最后,一帮布侬族的小朋友登上高山,在玉山顶上唱起《拍手歌》。“《看见台湾》在讲述环境议题的时候,会让观众喘不过气来。尤其是台湾的观众。因为大家没有办法想象,我们居住的这一片土地,在我们这一个时代被伤害成这样。但是我们要往前看。过去发生的事情,我们设一个停准点,不能让它再恶化下去了。我希望再给大家一点鼓励,希望大家还是可以勇敢地迈步向前,为了追求美好而努力。”愿从此开始,这会成为一份承诺,一颗希望的种子,播撒在伤痕累累的土地上,用诚意赋予大地,换回一份甜美清醇的礼物,留给我们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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