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药学家屠呦呦，因为发现和提炼抗疟药物青蒿素，因而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她是中国科学家第一位获诺贝尔奖殊荣的人。上一期“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封面故事里，就引用美国慈善基金会“盖茨基金会”的资料，宣称疟疾如果能够消除，到2040年为止，将可带给人类2兆美元的利益。由这个数据可以看出屠呦呦贡献之大！
　　我在此不是要谈屠呦呦，也无意谈疟疾，我只是要谈一下近代的价值指标学。
　　近代的学者在谈重大问题或重大贡献时，为了谈论的方便，和为了求突出，都喜欢以经济为比喻。一个重大的问题如果没有解决，它每年会造成多少亿兆的损害，如果一个政府做对了，它就会替一个国家带来多少亿兆的利益。我不知道设定这种经济比喻指标是如何形成的。但我相信，这种指标的谈问题方法至少有下列好处：
　　（一）一个问题或一种作法，如果人们只是就事论事的加以叙述，它就会变得稀松平常，谈问题和解决的做法也就无法被突出。但若人们能够转个弯，将它的成本效益以拟经济学的方法来表述，不可数量化的问题就被数量化，它更容易被突出，更容易显示它的价值优先顺序。
　　（二）人们都有一种思考的习惯，那就是数量化思考比较容易被接受，也比较有说服力。当人们谈一个问题只是文字表述，我说重要，你说不重要，容易变成主观的争执。但若我们能够将问题拆开，详细分析它的因果和成本效益，尽量将其数量化，主观的偏好及选择，就有了拟客观性，讨论问题就比较容易集中。因此将问题及解决的方法，以经济作为比喻，力求数量化，是有益的。
　　就以今天的中国为例，各种问题纷至沓来，每人的观点都不相同。就以社会的公平而论，我们与其空谈公平，不如将公平问题拆开来看，一个不公平的社会，会使许多人的能力无从发挥，社会的摩擦也是社会成本，扩大的犯罪率也使公私成本扩大，社会不公平每年的损失不知道是多少个亿兆。以中国的环境问题为例，那应该是个更容易以数量化方式来表述的问题。
　　其次，近年来我对国际问题相当用心。但我对国际学术界则相当不满，今天的国际社会，大国到处引发战争，许多地区国家都生灵涂炭，被牺牲的生命，被毁减的国家，扩大的灾厉，它的数量化表述应该是最容易的，但全世界的和平机构和平智库，却没有一个将战争所造成的破坏用数量化的方式来表述。我相信，如果有一天能够形成一种“战争经济学”或“和平经济学”，对人类的反战和平，一定可以做出贡献。
　　我这次用屠呦呦的得奖，谈到数量化的问题表述，主要目的，乃是想对“南风窗”智库的成立，做出建言。近代几乎每个国家都有许多智库。人们都知道，智库是政策研究机构，是一个论坛平台。但这种参与性和功能性的平台已多，并不缺少“南风窗”智库一个。中国真正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带动创新，能够提出新的问题表述方法，如果能够，最好有一定程度参与国际活动的能力，替世界提供某种代表中国人观点的通路。如果真的能够如此，这个智库，对内就能在凝聚共识，形成方向感上做出贡献;对外就能在世界论坛上提出某种见识和中国的观点。
　　
　　我之所以一直在数量化表述上不厌其烦的作文章，就是我认为，中国以前那种七嘴八舌，各说个话的偏好式谈问题方法已多。我们应可试着用比较客观，可以数量化的方法来谈论各种问题。这需要有更好的解析能力，对问题的因果和成本效益能够转化为数量管理的概念，能够设定出新的指标。苟能如此，中国将来谈政策及现实问题就可以有新的谈法。而在国际问题上，为了匡正目前的世界，我主张“和平经济学”乃是南风窗传媒智库可以试着去探索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