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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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小说创作中存在的荒诞、抽象等问题将文学囿于表象化的文字游戏,柄谷行人认为这表面上是理论从创作中剥离的结果,但根本原因是文学审美共通感的缺失。面对当代众多对“共通感”的阐释,他指出应以康德为策略而非对象,将审美共通感重新阐释为一种“联通综合的想象力”,并提出以下要求:在观念层面,一方面为确保个体的单独性而要求“复数的主观”,另一方面通过想象力将“复数的主观”统合起来;在实践层面要求对“固有名词”的恢复。在此基础上,他试图重新为当下文学指出一条可能的道路。同时,对共通感问题的再阐述进一步揭示出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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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小说创作中存在的荒诞、抽象等问题将文学囿于表象化的文字游戏,柄谷行人认为这表面上是理论从创作中剥离的结果,但根本原因是文学审美共通感的缺失。面对当代众多对“共通感”的阐释,他指出应以康德为策略而非对象,将审美共通感重新阐释为一种“联通综合的想象力”,并提出以下要求:在观念层面,一方面为确保个体的单独性而要求“复数的主观”,另一方面通过想象力将“复数的主观”统合起来;在实践层面要求对“固有名词”的恢复。在此基础上,他试图重新为当下文学指出一条可能的道路。同时,对共通感问题的再阐述进一步揭示出文学的微观世界与历史事件的关联、与日常伦理维度的关联。
其他文献
“卧听”是古代诗歌中的经典事象之一。作为事象,“卧听”包含着具体的动作行为,联结着行为的施者、受者以及行为展开的特定时空,并具有时间轴上的可持续性。这些富于叙事性的元素参与着诗意的呈现与诗境的建构。凭借对“卧听”事象的施者、受者、时间、空间、流动进程等方面的层层考察,我们得以步步深入“卧听”的诗意世界。对“卧听”诗意世界的勾勒与描绘,显示了事象研究的可行性,亦拓展了古典诗境的立体性与丰富性。
孤本《云门传》是明代山东的说唱词话,其复调的叙事模式是道情双人口头表演程式的文本表现。其本事虽出于《太平广记》,但作者掺入明代现实生活,加以白话文学的改写,故事主题与唐代截然不同。冯梦龙《醒世恒言》节取《云门传》散叙文字,依照话本小说的文体规范进行了世情人心的主题强化以及文体改装的适应性调整。《云门传》作为文体转换的一个“标本”,不仅有助于重新讨论冯梦龙“改订旧本”的编创策略,也有助于了解说唱文学在“文言小说——说唱词话——白话小说”演进路线上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女吊》并非“朝花夕拾”风格之回归,而是特异形态的“故事新编”。女吊“复仇”精神实系鲁迅之“发明”,但其所谓“复仇”不具现实行动可能,仅存留于精神层面,这也是《女吊》叙事困境之所在。鲁迅将与复仇精神不相谐的女吊形象纳入复仇书写序列,很可能与他在陶元庆画作《大红袍》中得到的女吊印象有关,陶氏稍后为《苦闷的象征》设计的封面画几可目为《大红袍》之升华,鲁迅之复仇观亦深蕴此苦闷象征的个人化隐曲。鲁迅假托“民间”以祛魅知识权力司掌者的克里斯马光环,仅以“民间”为方法而非立场,他实际吁求的是超越一般精英知识分子,能启
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无论在时间还是精神上都存在紧密的关系。《在酒楼上》是鲁迅对于辛亥革命归属感在其小说写作上的表现,反讽的诗学特征与鲁迅对辛亥革命的理解之间的关联,是理解这篇小说的关键要素。《在酒楼上》是一个反讽的文本,充满着对于回忆诗学的迷恋和怀疑,而对知识者遗忘(辛亥)革命更有一种深沉的反讽。通过打捞革命记忆,鲁迅表达了对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双重反思以及对生存作为第一要义的思考。但是在小说中,与他1924年的精神状况一致,鲁迅并没有做出抉择,不知路在何方。
1946年2月成立于广州并于同年夏迁至香港的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文协)香港(港粤)分会,不仅是抗战后会员数量最多的文协分会,也是其唯一的海外分会。它积极利用位处英殖民地的特殊地缘条件,开展了大量形式多样的文艺工作,成为了当时文协旗下极为活跃、并发挥了巨大影响力的分支机构,起到了担负旅港文艺界统一战线主力的历史作用,为将“孤悬海外”的旅港左翼文化人纳入到与祖国内地同一脉搏的文艺运动进程中做出了突出贡献。
川南调研使沈从文初步接受了“封建剥削”这一经典社会历史阐释原理,这直接导致他对过往作品乃“做风景画”的自我批评。从沈从文所用“风景画”概念的美学知识源头可知,沈氏在川南经历了自身写作意识的一次转型。痛心于川南农民对“如画山水”“土改巨变”的“双重无知”,沈从文发愿以“如游离却融洽”的状态倾心融入历史,将个人代入体验与理性认识有机融合,完成对“真正”“新中国的人民”的“叙录”。这份愿心最终没有顺利实现,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写作的“不成功”并没有彻底摧毁沈从文为民族保留生活、文化和政治记忆的信念,他将“劳动
作为一出伟大的悲剧,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历来对哲学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拉康从精神分析学的伦理学这一独特论域出发,对以下几个问题做出了完全不同于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的回答:一、为什么安提戈涅宁死也要为波吕涅克斯举行葬礼?她真的像亚里士多德认为的那样,只是一个普通人吗?抑或这飞蛾扑火的奋不顾身完全是她死亡欲望的表现?然而死亡欲望又是什么意思?二、果真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波吕涅克斯对安提戈涅具有那种独一无二的伦理价值吗?这出悲剧真的只是神的法律与人的法律这两种有限理性的冲突吗?抑或他的价值仅仅来自象征秩序的安
在《从文自传》中,沈从文拒绝任何价值、思想的中介,永不厌倦地看、听、嗅着一切,让万象以本然的样态平等地陈列在一处。这就是朱天文所说的“天”的眼光。沈从文的“天眼”开启出侯孝贤的长镜头美学。侯孝贤的长镜头以不动的冷眼“看”世界,此种眼光狐疑、摒弃掌镜人的语法,让世界以自身的而非你所要的样子打开,“天意”于其中隐隐若现。正因为有着“天意”的超然,侯孝贤看世人无非是一些“好男好女”,更看出“好男好女”不得不变化、毁灭的悲伤。沈从文的笔就像侯孝贤的镜头一样地“一仆二主”,现象冲破他的意图在不停地绽出。现象真是好看
依据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以及文化学者阿莱达·阿斯曼的相关理论,可以提炼出“代”的基本内涵:特定年龄段的个体处于相同或相似的社会位置,经历了相同的社会重大事件或社会文化潮流,因此具有了共同或相似的社会经验和群体记忆,并在行为习惯、思维模式、情感结构、人生观念、价值取向、审美趣味等方面表现出共同或相似的倾向。从这个界定出发可以发现,当代中国作为父辈的50/60后与作为子辈的80末—90后一代形成了典型的父子两代,他们之间由于社会经历、文化教育、价值观、媒介环境等方面的差异而在语言符号、
自20世纪中期伊始“后理论”甚嚣尘上,对文本意义的“解构”似乎成为西方文艺理论界的一个“普遍共识”:文本意义的“客观性”让位于各种主观主义解读。这带来的是文本意义解读的视角主义原则的兴起。但在齐泽克看来,文本的“真理性”远没有消失不见,他始终坚称文本内在含义的“客观性”维度,即推崇对文本解读的“视差主义”原则。从视角向视差的过渡标识出齐泽克独树一帜的文本解读路径,也体现了他对后理论视角主义解读具有原则高度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