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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盘过500多亿元的中城投资，从2009年起就已经受托管理万科公益基金会、万通公益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等多家基金会的资金，年收益超过同期银行存款利率近两倍
北京香格里拉酒店，上海中城联盟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路林一边翻看PPT，一边无奈地告诉《中国慈善家》，“这是我四年前做的，现在还能用。” 此时，中城投资正忙碌筹备新三板上市，但他仍让助理抽空补充、修改一份分析中国公益基金会的状况、管理制度、投资诉求和特点，并且落款时间是2011年的PPT。 助理一番研究后回复：无需更新。言下之意， PPT中提及的基金会状况、制度等方面至今没有变化。“这四年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企业变化多大？而社会组织这四年没有变化、没有进步、没有提升，可能观念在改变，但从管理部门来讲是一件很可悲的事。”路林想了想，神色揶揄地补充说，唯一可以更新数据的，是他拿来作为参考案例的美国福特基金会。 坐拥上百亿美元资产的福特基金会，投资组合主要在公开市场、私募市场和固定收益。为了满足持续的公益支出和其他机会，该基金会一直保持高流动性的投资，公司债、不良资产证券、私募股权、全球股票对冲、房地产等都是其收益来源。 “他们有两大部门，投资部分负责挣钱，公益部门负责花钱，结合统筹管理和分散管理，双层经营，盈利部门和非盈利部门分治。”路林告诉记者，福特基金会把70%的总收入用于投资，年收益甚至可以达到12%，“他们的购买能力和投入能力都很好，这样公益事业才能良性循环。欧美靠投资收益解决公益支出，我们国家却是靠规定。” 已经在中国施行十年的《基金会管理条例》明文表示：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非公募基金会则不得低于上一年基金余额的8%。强制性的行政指令让路林哭笑不得，“这看似保护捐赠人的利益，实际上限制了公益行业发展，政府部门还在拍脑袋和不作为，闭门造车。” 操盘过500多亿元的中城投资，从2009年起就已经受托管理万科、万通、南都等多家基金会的资金，年收益超过同期银行存款利率近两倍，但政策法规仍是难以逾越的壁垒，中国投资收入为零的基金会超过半数，“社保基金能做投资，为什么其他基金会不能做？” 2011年，《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送审，其中新增一条规定：基金会为保值、增值进行的投资总额不得高于上一年末总资产的10%。路林抱怨这个数值太过保守，“这点投入带来的收益微不足道，那还投资干什么？” 在他眼里，基金会应该至少把一半总收入用于长短期投资，“郭美美事件搞得官员和公益人心里都挺脆弱，挺可怜的，没有人文和宗教精神支撑内心，纯粹靠利益驱动、小官吏思维，无论做什么事，推动力都有限。” 尽管对大环境失望，但路林仍在尝试做些改变。 2015年5月，中城投资推出“SEE·中城公益投资产品”，公众可按1万、2万、3万等三种额度认购，一年后，本金和基础利息返还投资者，投资产生的超额部分则作为SEE生态奖得主的奖金。最终，产品认购总额达72万元，在此基础上，中城投资又追加72万元配投资金，并无偿为这笔资金提供稳健的理财服务。 “这只是牛刀小试。”路林说，中城投资在考虑根据基金会的投资规模、标的和风险因素，按相应比例配投，产生的收益再次捐赠。提高资产保值、增值能力，以充足的资本维持基金会高效运转，让公益行业成为人才高地，进而成为事业高地，是路林推动配投、配捐的目的。“不能光凭觉悟、道德干活，人家不拿或少拿钱，不意味着他们不应该有，做公益应该是升华而非剥夺的过程，这是底线。” 但是，路林反对捐赠人过度干涉基金会的运作和治理，“捐赠是把财富让渡给社会，如果还把基金会或者公益组织当成他们家自留地就麻烦了。” 他鼓励秘书长们以独立意志、专业能力行使职权，按基金会的能力而非捐赠人的意愿进行管理，“要把自己当成CEO一样去运营机构，一些秘书长把自己当成伺候大佬的办事人员看，这个定位不对。” 目前，中国的基金会普遍由理事会和秘书处组成二级管理结构，路林认为这不合理，他主张基金会借鉴企业的治理经验。“理事会如果把自己等同企业的董事会而过度管理就有问题，大树底下不长草。他们应该分出一部分理事，成立执行理事会，一把手要专岗专任，跟企业一样，分为执行董事和非执行董事。” 与多数企业家相似，路林关注慈善公益也是“仓廪实而知礼节”。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催生出一批“92派”企业家。当时供职中宣部的路林也不再安于机关生活，“太程式化、确定性太强，我可以把自己一生都看清楚。”他选择了下海经商，经历小型贸易公司、互联网创投机构和金融上市公司后，辗转来到中城投资担任总裁。“这些年，我们越做越大，企业高速增长带来个人视野的扩张，从商业企业延伸到社会企业、公益领域。” 未来，路林的主要目标还是在商业领域，他要把中城投资的事业做得更强，衍生更多业务，甚至进军新的领域。退休后，他计划到一家社会企业做CEO。 从自益到益他的转变路径同样适用于中城投资，路林说，企业达到一定规模后需要推己及人，兼顾股东、员工、客户和社会等各方利益才会有更好的结果。与阿拉善SEE联合主办第六届“SEE生态奖”并推出公益投资产品，便是平衡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的尝试之一，“SEE这群企业家做得比较漂亮，创新、责任和效率都不错。而我们也是保护一种人文遗产，人文生态重建了，才有更大的力量推动生态重建。” 为了写颁奖典礼的发言稿，路林想了两周，最后决定讲重建绿色人文。“中国古代各个学派对于人与人、人与自然有很多思考，‘五四’以后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根本就回不去。过去说‘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斗的第一位是人，这破坏最大。”他的逻辑是，人与人都不和谐，人与自然就不可能和谐。 跟所有出生于1960年代的同龄人一样，路林也经历过“文革”，激烈地批林批孔。那个时期，他大量阅读传统典籍，原是为了挑其漏洞用于批判，却无意中积累下浓厚的兴趣和知识。“文革”结束，路林考入大学继续主修古典文献。批判和推倒一切的狂热过去之后，他逐渐转向反思和敬畏，认为人类不能对抗自然、市场、人民和上帝。“企业家群体现在比较焦虑、浮躁。SEE治沙肯定有很多正面意义，但像推广节水小米说不准结果如何，农民有利益导向，都争着去种可能会使水源更紧张。”他否定人定胜天，对什么是“正确”显得审慎。 青年时期，路林深受儒家文化影响，改革开放后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又让他得以接触西方的理性和宗教精神，“我看到它们可以带来很好的结果，比如科学、工业、现代化，都是理性精神的体现。进入繁杂的后工业化时代，人类可以在不分东方、西方的宗教精神中找到心灵归宿。” 路林说，每个民族都会思考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上帝这三大关系。在他的研究中，西方的宗教看似分散实则相通，从犹太教到基督教、天主教、新教、东正教，再到伊斯兰教，一脉相承，“伊斯兰教的先知当中有耶稣，易卜拉欣就是亚伯拉罕。”他不具体信仰某个宗教，但自称是个有宗教精神的人，坚信有上帝的存在，“一定有真实的上帝、造物主。” 路林还以传统文化倡导的一些理念，与传教士精神作对比，试图阐明西方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也有诸多共性。儒家典籍《大学》中，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连贯的轨迹，“这之前还有为己、克己、成己。从自然人到社会人是成己的过程，克己才能成己，这个路径跟西方宗教有点像，就是要看到人性恶的一面。”
北京香格里拉酒店，上海中城联盟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路林一边翻看PPT，一边无奈地告诉《中国慈善家》，“这是我四年前做的，现在还能用。” 此时，中城投资正忙碌筹备新三板上市，但他仍让助理抽空补充、修改一份分析中国公益基金会的状况、管理制度、投资诉求和特点，并且落款时间是2011年的PPT。 助理一番研究后回复：无需更新。言下之意， PPT中提及的基金会状况、制度等方面至今没有变化。“这四年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企业变化多大？而社会组织这四年没有变化、没有进步、没有提升，可能观念在改变，但从管理部门来讲是一件很可悲的事。”路林想了想，神色揶揄地补充说，唯一可以更新数据的，是他拿来作为参考案例的美国福特基金会。 坐拥上百亿美元资产的福特基金会，投资组合主要在公开市场、私募市场和固定收益。为了满足持续的公益支出和其他机会，该基金会一直保持高流动性的投资，公司债、不良资产证券、私募股权、全球股票对冲、房地产等都是其收益来源。 “他们有两大部门，投资部分负责挣钱，公益部门负责花钱，结合统筹管理和分散管理，双层经营，盈利部门和非盈利部门分治。”路林告诉记者，福特基金会把70%的总收入用于投资，年收益甚至可以达到12%，“他们的购买能力和投入能力都很好，这样公益事业才能良性循环。欧美靠投资收益解决公益支出，我们国家却是靠规定。” 已经在中国施行十年的《基金会管理条例》明文表示：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非公募基金会则不得低于上一年基金余额的8%。强制性的行政指令让路林哭笑不得，“这看似保护捐赠人的利益，实际上限制了公益行业发展，政府部门还在拍脑袋和不作为，闭门造车。” 操盘过500多亿元的中城投资，从2009年起就已经受托管理万科、万通、南都等多家基金会的资金，年收益超过同期银行存款利率近两倍，但政策法规仍是难以逾越的壁垒，中国投资收入为零的基金会超过半数，“社保基金能做投资，为什么其他基金会不能做？” 2011年，《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送审，其中新增一条规定：基金会为保值、增值进行的投资总额不得高于上一年末总资产的10%。路林抱怨这个数值太过保守，“这点投入带来的收益微不足道，那还投资干什么？” 在他眼里，基金会应该至少把一半总收入用于长短期投资，“郭美美事件搞得官员和公益人心里都挺脆弱，挺可怜的，没有人文和宗教精神支撑内心，纯粹靠利益驱动、小官吏思维，无论做什么事，推动力都有限。” 尽管对大环境失望，但路林仍在尝试做些改变。 2015年5月，中城投资推出“SEE·中城公益投资产品”，公众可按1万、2万、3万等三种额度认购，一年后，本金和基础利息返还投资者，投资产生的超额部分则作为SEE生态奖得主的奖金。最终，产品认购总额达72万元，在此基础上，中城投资又追加72万元配投资金，并无偿为这笔资金提供稳健的理财服务。 “这只是牛刀小试。”路林说，中城投资在考虑根据基金会的投资规模、标的和风险因素，按相应比例配投，产生的收益再次捐赠。提高资产保值、增值能力，以充足的资本维持基金会高效运转，让公益行业成为人才高地，进而成为事业高地，是路林推动配投、配捐的目的。“不能光凭觉悟、道德干活，人家不拿或少拿钱，不意味着他们不应该有，做公益应该是升华而非剥夺的过程，这是底线。” 但是，路林反对捐赠人过度干涉基金会的运作和治理，“捐赠是把财富让渡给社会，如果还把基金会或者公益组织当成他们家自留地就麻烦了。” 他鼓励秘书长们以独立意志、专业能力行使职权，按基金会的能力而非捐赠人的意愿进行管理，“要把自己当成CEO一样去运营机构，一些秘书长把自己当成伺候大佬的办事人员看，这个定位不对。” 目前，中国的基金会普遍由理事会和秘书处组成二级管理结构，路林认为这不合理，他主张基金会借鉴企业的治理经验。“理事会如果把自己等同企业的董事会而过度管理就有问题，大树底下不长草。他们应该分出一部分理事，成立执行理事会，一把手要专岗专任，跟企业一样，分为执行董事和非执行董事。” 与多数企业家相似，路林关注慈善公益也是“仓廪实而知礼节”。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催生出一批“92派”企业家。当时供职中宣部的路林也不再安于机关生活，“太程式化、确定性太强，我可以把自己一生都看清楚。”他选择了下海经商，经历小型贸易公司、互联网创投机构和金融上市公司后，辗转来到中城投资担任总裁。“这些年，我们越做越大，企业高速增长带来个人视野的扩张，从商业企业延伸到社会企业、公益领域。” 未来，路林的主要目标还是在商业领域，他要把中城投资的事业做得更强，衍生更多业务，甚至进军新的领域。退休后，他计划到一家社会企业做CEO。 从自益到益他的转变路径同样适用于中城投资，路林说，企业达到一定规模后需要推己及人，兼顾股东、员工、客户和社会等各方利益才会有更好的结果。与阿拉善SEE联合主办第六届“SEE生态奖”并推出公益投资产品，便是平衡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的尝试之一，“SEE这群企业家做得比较漂亮，创新、责任和效率都不错。而我们也是保护一种人文遗产，人文生态重建了，才有更大的力量推动生态重建。” 为了写颁奖典礼的发言稿，路林想了两周，最后决定讲重建绿色人文。“中国古代各个学派对于人与人、人与自然有很多思考，‘五四’以后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根本就回不去。过去说‘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斗的第一位是人，这破坏最大。”他的逻辑是，人与人都不和谐，人与自然就不可能和谐。 跟所有出生于1960年代的同龄人一样，路林也经历过“文革”，激烈地批林批孔。那个时期，他大量阅读传统典籍，原是为了挑其漏洞用于批判，却无意中积累下浓厚的兴趣和知识。“文革”结束，路林考入大学继续主修古典文献。批判和推倒一切的狂热过去之后，他逐渐转向反思和敬畏，认为人类不能对抗自然、市场、人民和上帝。“企业家群体现在比较焦虑、浮躁。SEE治沙肯定有很多正面意义，但像推广节水小米说不准结果如何，农民有利益导向，都争着去种可能会使水源更紧张。”他否定人定胜天，对什么是“正确”显得审慎。 青年时期，路林深受儒家文化影响，改革开放后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又让他得以接触西方的理性和宗教精神，“我看到它们可以带来很好的结果，比如科学、工业、现代化，都是理性精神的体现。进入繁杂的后工业化时代，人类可以在不分东方、西方的宗教精神中找到心灵归宿。” 路林说，每个民族都会思考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上帝这三大关系。在他的研究中，西方的宗教看似分散实则相通，从犹太教到基督教、天主教、新教、东正教，再到伊斯兰教，一脉相承，“伊斯兰教的先知当中有耶稣，易卜拉欣就是亚伯拉罕。”他不具体信仰某个宗教，但自称是个有宗教精神的人，坚信有上帝的存在，“一定有真实的上帝、造物主。” 路林还以传统文化倡导的一些理念，与传教士精神作对比，试图阐明西方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也有诸多共性。儒家典籍《大学》中，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连贯的轨迹，“这之前还有为己、克己、成己。从自然人到社会人是成己的过程，克己才能成己，这个路径跟西方宗教有点像，就是要看到人性恶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