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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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凝视远山的轮廓，心想，十二月革命党人走向流放地时一定不会哭的。我要在那里完成高尔基的‘大学’。”诗人舒婷曾如此描述她的知青岁月。她的同龄人、同乡杨锦麟也曾有过这样的憧憬，但他最后的结论是，“生活不断教训我的天真。” 杨锦麟一家的悲惨命运，应该从他的父亲杨逸生开始。 1948年，杨逸生参加的地下组织“福建城工部”遭到重大挫败，一百多人死于屠杀，负责与他单线联系、可以证明其党员身份的福建城工部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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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凝视远山的轮廓，心想，十二月革命党人走向流放地时一定不会哭的。我要在那里完成高尔基的‘大学’。”诗人舒婷曾如此描述她的知青岁月。她的同龄人、同乡杨锦麟也曾有过这样的憧憬，但他最后的结论是，“生活不断教训我的天真。” 杨锦麟一家的悲惨命运，应该从他的父亲杨逸生开始。 1948年，杨逸生参加的地下组织“福建城工部”遭到重大挫败，一百多人死于屠杀，负责与他单线联系、可以证明其党员身份的福建城工部厦门市委书记王毅林此后下落不明。解放前夕，他在没有任何告知的情况下，又“被加入”一个反动组织，冒充他名义的人是个当地的流氓混混。也因此，杨逸生在“文革”中被打成“历史反革命”。 多年以后，杨逸生辗转找到王毅林，希望他出面作证，但王终究无所作为。“一个在档案中被注明‘控制使用’的人，一个十年动乱期间被造反派打断一条腿的人，自身尚且难保，如何出面证明父亲的清白呢？” 父亲这种政治阴影带给杨锦麟兄妹四人的，是成长中遭遇种种屈辱、灾难困厄，是心灵上留下难以抹去的伤痕。杨锦麟说，读懂一个人，就能读懂一段历史。我从杨家父子在动荡岁月中的挣扎里，看到了另一个版本的大江大海。 “这个民族的性格是不完备的，我们是一个善于遗忘的民族，我们所拥有的是选择性记忆和选择性遗忘，这很可怕。”杨锦麟说，一个伟大的民族应该学会反思和忏悔，“我们应该向后代坦诚我们的缺陷、罪过和盲点，否则重复、轮回的悲剧对这个民族整体的精神健康是完全不利的。” 《杨锦麟：在跌宕时代做“根部滴灌”》作者：章伟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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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锦麟说，中国正进入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跌宕起伏的时代，他忧虑阶层结构的固化让农村孩子失去更多“跃龙门”的机会，作为一介书生，他正在力所能及地寻求改变 锦绣麒麟传媒创始人杨锦麟第一次去福建武平，还是上个世纪的事。 “文革”之初，尽管狂热地参加子弹横飞的武斗保卫革命路线，但因为“黑五类”子女的身份，他连成为红卫兵的资格都没有，唯一的出路就是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到农村去接受改造。 1969年，杨锦麟手
有评论称，这次慈善立法是中国改革进程当中的一个里程碑，学界和业界诸多专家均认可这一说法，但他们亦表示，这个里程碑并非完美无缺 十年之后，中国等到了慈善法—虽然还只是一份草案。 2015年10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草案）》第一次“闯进”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大门。第二天，通过审议的慈善法草案亮相全国人大网，共有11章115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时距离2004年民政部启动慈善立法已经十一
从事着和声音相关职业的一群人，和一群从出生那天起就听不到声音的人，有着内在的天然的联系 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 你是爱，是暖，是希望。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 所有人的目光凝聚在舞台中央，也有人闭上了眼睛，静静聆听这温暖、富有磁性的声音。朗诵林徽因这首经典诗作的，是不久前从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主播台上退休的李修平。她一袭紫色旗袍，高挑端庄，这是她退休后首次在公众面前亮相。 郎永淳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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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评论称，“贾樟柯能把电影拍成纪录片，而周浩能把纪录片拍成电影。”但是，在《棉花》里，没有周浩惯用的那些元素—激烈的戏剧冲突和刀光剑影，没有立场，有的，只是注视 春日里的棉花田，压在地膜里的绿色小苗开始出土。冶文俊带着两个孩子蹲在地上，把它们一棵棵颤巍巍地拨拉出来。“我不给他们讲种棉花，就讲科学。”冶文俊说。这个种植了上百亩棉花的棉农，不希望孩子们以后再走自己的路。 大风卷起尘沙，飘洒在南疆广
尼泊尔地震之后，以中国扶贫基金会、爱德基金会、壹基金三家公募基金会为主的国内民间机构，第一时间出国联合救援。作为“迄今为止中国民间反应最快、规模最大的一次海外救援行动”，虽有困难，但也积累了经验 出国救灾，第一时间，不约而同。 2015年4月25日14时11分，尼泊尔发生8.1级地震。 地震发生后10分钟，壹基金救援联盟即召开专家组紧急会议，根据信息组汇总的情况开始研判灾情。22分钟后，救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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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继承一个万人钢铁企业和它的几十亿财务，对李兆会来说，对一位20出头、不具有创新精神，或者说，创新精神还在培育及未被开发阶段的接班人来说，传承企业如何能够成功？海鑫的破产及李海仓家企传承的失败，本质上是企业家精神丧失的失败 海鑫钢铁集团兴起于李海仓的奋斗，到2003年海鑫集团已经发展成为资产规模超过40亿元的地方支柱企业。2003年农历新年在即，李海仓在办公室突遭枪杀，在李
对廖理纯的采访源自一个媒体朋友的推荐，“很特别的一个人。”朋友说。 2015年4月25日早8点，我坐上了那趟每个周末都驶往张北或浑善达克的蓝色大巴。廖理纯和他的伙伴们称它为“航班”—从北京去往这两个地方，海拔会上升1000多米。 在这个每周一班的航班上，我看到了一个滔滔的廖理纯。 他聊起大三时从北京到上海的一次辛苦骑行——人生里“最甜的一段回忆”。他自此永远记得他的外公说过的一句话，“你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