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50年前，我的父母在内罗毕的恩姆巴卡西机场送我——一个瘦弱但无忧无虑的八岁男孩——登上国际航班，让我回英格兰的一所寄宿学校就读。我倒没有像作家鲁德亚德·吉卜林那样，他从印度被送回国接受英式教育之后，注定五年都不能见母亲一面。其后十年间，我和家人至少每年团聚一次，在这一点上我很幸运。但是这样残酷地逼迫家里的小男孩与母亲骨肉分离，伯恩家族和吉卜林家族究竟想要收获些什么呢?
　　我坚信我的家人根本不可能预见到我50年以后的未来!他们大概能够想到我会为人父母，但绝对不会想到我会管理一家伟大的大学出版社，也不会想到当年那个小男孩后来会成为那所英格兰学校的校董。不过如果从更广义的层面来说，这的确是他们期待我在接受了那所学校的教育之后，能够成就的人生。学校会给我灌入一些英国的文化和教养。说句风凉话吧，我的父母大概还希望学校里身着黑色长袍的老师能够施以棍棒之教，去除在殖民地长大的孩子身上的野性，改掉他带着非洲口音的英语，就后一个目标来说，他们成功了。我的确因为各种各样的恶作剧常常被老师拿一根竹棒教训——当然，那些并非体罚，只是“教训”而已!
　　说句公道话，我觉得大多数父母都期待学校能够发掘出孩子身上最优秀的东西。当然，总有一些家长会异想天开，事实上这类人不在少数，万般渴望老师们能够施展某种魔法，把他们十分平庸的孩子变成天体物理学家或者小提琴演奏大师。
　　这样的期待让我担忧，不过远比这更让我担忧的是，更有些可怕的家长整日孜孜于让孩子学不到任何有用的东西，也通不过任何考试，因为成功的教育会让父母在孩子眼中变得很愚蠢。相信我：我遇到过这样的人。
　　如今在大多数发达国家，教育被视为一种基本权利，事实也理应如此。但问题在于如果教育由国家提供而无需个人付费，而不仅仅针对那些需要救助的弱势群体，那么迟早有一天，公众会期待国家为其子女的教育承担全部责任。
　　我很高兴地看到东方家庭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他们认为，教育子女是父母最大的义务。相反，在我的祖国已经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即人们普遍认为教育是国家应该承担的义务，常有人为此命题辩护，声称父母都，根本没有时间教育下一代。然而与此同时，对于具体承担该义务的教师又不无鄙视。教师的低薪更使这一情况呈恶化之势，或许人们认为教师和其他拿低薪的政府公务员一样，提供的是一项“基本服务”吧。
　　有句格言说：“能者做，不能者教。”难怪教师这个行业在许多国家如此不受尊重(讽刺的是，经济越是落后的国家，公民对教师行业反而越尊重)。然而，如果人们停下来想一想，会意识到我们每个人在成年之后都要承担某种教育者的角色。作为父亲，我显然要承担教育子女的角色。作为商人，我也总是需要为员工提供建议和培训，作为他们的榜样。我们都是教育者!
　　那么我们真正应该期待学校怎样帮助我们培养孩子呢?每个孩子在离开学校时，都应该扎实地学到一些核心科目的知识，对我们生活的世界有些基本的了解。他们应该流畅地使用自己的母语，懂得必要的社交礼仪。我愿意希望，孩子们能够在一种适宜的单纯环境中学到这些。
　　从另一个层面来说，我还有更大的期望。作为一个商人和雇主，我希望大学毕业生能够了解一些世故，懂得职场的纪律和责任，最起码要有一些批判思维的能力。我觉得这些乃是当前的高等教育无法满足人们合理期待的领域：高校毕业生的确掌握了职业技能和考试技巧，却很少有人表现出色，能够识别问题或机遇、分析局势、制定备选方案、对若干可能的解决方案加以明辨。这些是我们在工作中需要的品质，也正是成功的必要品质。
　　不过育人的过程始于家庭和小学，而不是大学。而尽管我在本文开头谈到孩子们远离家人之苦，离家求学不一定有害身心健康。我对此有发言权：在长达14年的时间里，学校就是我的家，我无时无刻不乐在其中。我相信吴伟的女儿在香港读书也定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