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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读了美国著名学者安靖如（Stephen C. Angle）先生的大作《责任心是美德吗？——美德伦理学视域下重思孔孟荀的主张》（以下简称“安文”），深受启发。安文处理问题很细腻，可谓是细致入微。这种微观分析的精神和工夫值得肯定并借鉴。当然，其所论也并非没有可商量的余地。限于篇幅，这里只谈一点，向安先生请教。
在我看来，安文似乎更强调“美德”的本然性，即它不该是有任何中介的，而“责任心”则需要人的自觉意识和反省。安文认为，在早期儒家思想家那里存在着把这两者相混淆的情况，这种混淆又会导致消极的和负面的后果。安文在“结论”中指出：“尽责地强迫自己遵循礼不等同于自然地、基于美德的反应”。这里的关键问题是：美德与责任心能否截然二分？在早期儒家那里是否存在着这样的二分？
其实，即使从西方哲学传统看，也不能说美德与责任心是剥离的。在古希腊哲学中，苏格拉底就强调美德是需要中介的，这最典型地体现在他提出的那个著名命题“美德就是知识”（virtue is knowledge）中。这个命题，意味着只有以知识作为内在环节或条件，美德才能实现;也只有借助于知识，美德才能成为可教的。这当然反映出西方文化的知识论偏好。所以，西方哲学倾向于把道德本身作为反思的对象，由此产生了道德哲学和伦理学。虽然苏格拉底说过那样的话，但就像陈康先生所说“西洋将理论知识和道德行为分开，中国将它们合并”【陈康：《中国文化中关于知和行的两件显著事实的分析》，汪子嵩、王太庆编：《陈康：论希腊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568页。】的那样，中国反而没有这样的传统。同西方文化相比，儒家更加强调知行合一。但有一点却毋庸置疑，即西方哲学同样强调道德实践的自觉意识层面，这意味着责任心同美德之间不是断裂的而是连续的。
若拿中西思想对勘，孔子所谓的仁，大致上可对应于西方哲学中道德含义上的德性（virtue）【例如国内有一本专业工具书，就把“仁”诠释为“the perfect virtue of loving others”（参见郭尚兴、王超明编著：《汉英中国哲学辞典》，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54页）。这显然是依据“仁者爱人”之义，将仁作为儒家的一种完满的美德。】。在此意义上，把virtue译作美德似乎更恰当些【苗力田先生认为：“‘德性’这个词，现在流行的术语中往往就英语的virtue而译作‘美德’，但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词汇中，arete的内涵却广泛得多，深沉得多。一切事物，不但是人，都具有自己的本性，自己的特长。在他或它的这一特长充分地发挥时，就称之为arete，可见古希腊语中的arete和古汉语中的‘德’这个词十分相当，古汉语也把人和事物所独具的品质和特点称之为德，如，将有五德，鸡有五德，无生物的玉石也具有五德。由于arete一词有这样宽泛而深沉的内容，又与古汉语的德字如此相当，所以我们不简单地译为美德，而是译作‘德性’”，因为“把arete，以至virtue简单地译作美德，就把这个词的深层的内涵掩盖了。”（苗力田：《译者后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苗力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35-236页）但仅在德性落实到人这个意义上，把它译作“美德”似乎是恰当的。】。所以，美德的含义可以同儒家所谓的仁相通约。但这是否就意味著仁排斥责任心呢？我认为，至少在儒家所谓的仁的含义上，回答应该是否定的。诚如安文所言：当代哲学家“在‘责任心’这个词的定义上，也没有达成任何共识”。但我同意安文给出的界说：所谓责任心即“一个人自觉地去确保自己做某事（履行职责）的意识”。我认为，责任心就是人对自己所担当的道德责任的自觉意识，它包括履行责任的诉求。就此而言，责任心并不外在于美德及其践履。
在儒家看来，仁与礼之间有着内外之别，仁内而礼外。由礼达仁乃发生学的进路;由仁致礼则为逻辑学的进路。就德性的养成而言，人需要遵循外在的礼的规范，在这种践履中逐步趋向自觉，即道德的觉解。但礼的秩序本身，则需要由仁为其预设逻辑上的内在理由，以便获得自身的合法性。所以这两条路径各有侧重，都是必要的。司马迁曾谓孔子儿时“常陈俎豆，设礼容”（《史记·孔子世家》）。此即为习礼之事。作为仪式化了的规范，礼构成人的德性意识得以自觉的外部条件。这种训练一开始可能是“强迫”的，但它并不因此就是今人所说的“道德绑架”，而是培养和唤醒人的责任心的必要步骤。因为这种“强迫”，同程颐说的“心虽绝于善道，其畏威而寡罪”的小人“勉而假善”（《周易程氏传》卷四），自然不是一回事。离开了这种“强迫”及它所带来的觉悟，美德何以成为人的被意识到了的禀赋？在儒家那里，这种自觉与否正是君子与小人的分野所在。德性的觉解同“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状态，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在孔子那里，道德是目的，他反对把道德当工具，所谓“仁者安仁”（《论语·里仁》）。何以安仁？如二程所言，全赖“仁者在己”（《二程外书》卷一），故“知仁道之在己而由之，乃仁也”（《二程外书》卷三）。孟子所说的“仁义行”意味着我为道德而存在，“行仁义”则是道德为我而存在，从而沦为从属于我的外在手段。所以，儒家特别强调遵循本然之心、固然之理、当然之则。这归根到底是由德性的自足性决定的。孔子曰：“为仁由己。”（《论语·颜渊》）韩愈也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原道》）这都是强调德性的自足性。同孔子很相似，亚里士多德也强调德性的自足性，例如他说：“什么东西可以被当作善本身呢？是那些不须任何其他理由而被追求的东西。”【【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第8页。】这意味着道德选择的依据是内在的、自足的，所以他强调自愿的选择“乃是德性所固有的最大特点”【【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第45页。】。拿孔子的话来说，也就是为仁由己。正是因为道德的这种自律性，才使得君子能够达到慎独的境界。但需要指出，这种德性的自足性并不排斥责任心的自觉，从而不否定责任意识的必要性。这也正是儒家何以尚教化的理由所在。对于人的可教化性，儒家抱有足够的信心。在儒家看来，圣人忧虑人堕落为禽兽，所以“教以人伦”（《孟子·滕文公上》）。其实，儒家本身得以存在的合法性，也正在于此。从一定意义上讲，教化恰恰是基于责任心的养成。责任心的践履，既是德性的条件，也是德性的证成。 值得注意的是，道德本身即内在地蕴含着责任。为仁由己而不由他，由己即由自己，此乃自由的本义，而自由同责任又内在相关。由他是无所谓责任的。道德若非出于本心便会沦为伪善，所以孔子特别强调直，所谓“直道而行”（《论语·卫灵公》）。德的古字即为“悳”，直心之谓德。但这个直也仅仅是在讲德性的自足性时才成立，而不是说可以不曾用心。因为孔子还说过：“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这个说法既表明仁的根据在我而不在他，又表明我欲所包含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我欲含有可欲、能欲、愿欲等义，却并非必欲。不然，就无所谓仁与不仁的分别了。在我看来，安文似乎夸大了责任意识的负面性质。无意识毕竟要以意识的沉淀为基础。本来如此这般，是谓直，与曲正相反对。这个意义上的直，其实也就是诚。孟子说：“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孟子·离娄上》）思诚者之思，凸显了诚在人那里所具有的自觉反思层面。孔子的欲仁和孟子的思诚，无非是道德责任的自觉罢了。若离开了它，道德的践履就是不可能的。亚里士多德同样也说过：“自愿行为的始点则在有认识的人自身中。”【【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第44页。】
也正因此，孔子才主张“学而时习之”（《论语·学而》），显然还是需要学和习的。孔子时代的学分小学和大学两阶段，以此完成由礼到仁的过渡。朱熹说：“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朱子语类》卷七）小学只是教人知其然，大学则教人知其所以然。那么，學的目的又何在呢？子夏曰：“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大学》亦曰：“大学之道，……在止于至善。”朱熹认为：“至善只是以其极言，不特是理会到极处，亦要做到极处。”（《朱子语类》卷十四）理会乃自觉意识，即德性的觉解;做则是践履和躬行，即德性在实际行动上的落实。这两者不可剥离。因为不曾理会到，即使做到，也无非是碰巧罢了，而无内在必然性可言。关于学的目的，陆九渊说过：“学者所以为学，学为人而已。”（《象山全集》卷三十五）道德即得道，德者得也，亦即得做人之道。说到底，不过是学以致道罢了。但有一点不可否认，即“学以知为本”（《二程遗书》卷二十五），还是要有一个知字在的。所以朱熹认为：“人之本心……须是唤醒，方知。”（《朱子语类》卷十二）。孟子所谓的四端，依旧需要“扩而充之”（《孟子·公孙丑上》）。惟其如此，方能由潜在的可能性展现为道德的践履，其条件全赖扩充的工夫。这种工夫具备与否，决定了“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的差别。
诚然，孔子曾自称“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但那毕竟是他70岁时才达到的境界，决不是一蹴而就的，其中又需要多少自觉的努力。诚如程颐所言：“孔子从十五至七十，进德直有许多节次。”（《二程遗书》卷十五）若忽视了这种工夫，何曾有责任履行时貌似直觉的境界？从一开始不得不然，到最后从心所欲，是一个由此及彼的渐进过程，否则就会缺少过渡的进阶和环节。如果割断了这种连续性，而仅仅固守于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一最后境界，高则高矣，然非七十岁之际的孔子之人只能望洋兴叹，可望而不可及。正像公孙丑当年所疑惑的：“道则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为可几及而日孳孳也？”（《孟子·尽心上》）
单就道德本身在学理上得以达成的内在理由讲，道德无疑是不能含有任何经验成分的，所以它必须是纯粹的（pure）。在此问题上，康德哲学是对的。但要注意，对责任的自觉或曰责任心，却并非源自经验世界，它不是出于对德行效果的考量，而是源自道德命令本身。这也恰恰是义务论伦理学所格外强调的，而孔孟的观点同这一立场也是相一致的。
总之，我认为，在儒家的语境中，是不能把美德同责任心撅为两截的。即使从纯粹逻辑推演上说，道德也是离不开对善与不善的抉择的，而选择即意味着责任。儒家意义上的责任，无法摆脱道德而获得意义。但在安文中，有些地方似乎存在着试图把这两者剥离开来的倾向。这正是我所不能同意的。
【责任编辑 邹晓东】
在我看来，安文似乎更强调“美德”的本然性，即它不该是有任何中介的，而“责任心”则需要人的自觉意识和反省。安文认为，在早期儒家思想家那里存在着把这两者相混淆的情况，这种混淆又会导致消极的和负面的后果。安文在“结论”中指出：“尽责地强迫自己遵循礼不等同于自然地、基于美德的反应”。这里的关键问题是：美德与责任心能否截然二分？在早期儒家那里是否存在着这样的二分？
其实，即使从西方哲学传统看，也不能说美德与责任心是剥离的。在古希腊哲学中，苏格拉底就强调美德是需要中介的，这最典型地体现在他提出的那个著名命题“美德就是知识”（virtue is knowledge）中。这个命题，意味着只有以知识作为内在环节或条件，美德才能实现;也只有借助于知识，美德才能成为可教的。这当然反映出西方文化的知识论偏好。所以，西方哲学倾向于把道德本身作为反思的对象，由此产生了道德哲学和伦理学。虽然苏格拉底说过那样的话，但就像陈康先生所说“西洋将理论知识和道德行为分开，中国将它们合并”【陈康：《中国文化中关于知和行的两件显著事实的分析》，汪子嵩、王太庆编：《陈康：论希腊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568页。】的那样，中国反而没有这样的传统。同西方文化相比，儒家更加强调知行合一。但有一点却毋庸置疑，即西方哲学同样强调道德实践的自觉意识层面，这意味着责任心同美德之间不是断裂的而是连续的。
若拿中西思想对勘，孔子所谓的仁，大致上可对应于西方哲学中道德含义上的德性（virtue）【例如国内有一本专业工具书，就把“仁”诠释为“the perfect virtue of loving others”（参见郭尚兴、王超明编著：《汉英中国哲学辞典》，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54页）。这显然是依据“仁者爱人”之义，将仁作为儒家的一种完满的美德。】。在此意义上，把virtue译作美德似乎更恰当些【苗力田先生认为：“‘德性’这个词，现在流行的术语中往往就英语的virtue而译作‘美德’，但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词汇中，arete的内涵却广泛得多，深沉得多。一切事物，不但是人，都具有自己的本性，自己的特长。在他或它的这一特长充分地发挥时，就称之为arete，可见古希腊语中的arete和古汉语中的‘德’这个词十分相当，古汉语也把人和事物所独具的品质和特点称之为德，如，将有五德，鸡有五德，无生物的玉石也具有五德。由于arete一词有这样宽泛而深沉的内容，又与古汉语的德字如此相当，所以我们不简单地译为美德，而是译作‘德性’”，因为“把arete，以至virtue简单地译作美德，就把这个词的深层的内涵掩盖了。”（苗力田：《译者后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苗力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35-236页）但仅在德性落实到人这个意义上，把它译作“美德”似乎是恰当的。】。所以，美德的含义可以同儒家所谓的仁相通约。但这是否就意味著仁排斥责任心呢？我认为，至少在儒家所谓的仁的含义上，回答应该是否定的。诚如安文所言：当代哲学家“在‘责任心’这个词的定义上，也没有达成任何共识”。但我同意安文给出的界说：所谓责任心即“一个人自觉地去确保自己做某事（履行职责）的意识”。我认为，责任心就是人对自己所担当的道德责任的自觉意识，它包括履行责任的诉求。就此而言，责任心并不外在于美德及其践履。
在儒家看来，仁与礼之间有着内外之别，仁内而礼外。由礼达仁乃发生学的进路;由仁致礼则为逻辑学的进路。就德性的养成而言，人需要遵循外在的礼的规范，在这种践履中逐步趋向自觉，即道德的觉解。但礼的秩序本身，则需要由仁为其预设逻辑上的内在理由，以便获得自身的合法性。所以这两条路径各有侧重，都是必要的。司马迁曾谓孔子儿时“常陈俎豆，设礼容”（《史记·孔子世家》）。此即为习礼之事。作为仪式化了的规范，礼构成人的德性意识得以自觉的外部条件。这种训练一开始可能是“强迫”的，但它并不因此就是今人所说的“道德绑架”，而是培养和唤醒人的责任心的必要步骤。因为这种“强迫”，同程颐说的“心虽绝于善道，其畏威而寡罪”的小人“勉而假善”（《周易程氏传》卷四），自然不是一回事。离开了这种“强迫”及它所带来的觉悟，美德何以成为人的被意识到了的禀赋？在儒家那里，这种自觉与否正是君子与小人的分野所在。德性的觉解同“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状态，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在孔子那里，道德是目的，他反对把道德当工具，所谓“仁者安仁”（《论语·里仁》）。何以安仁？如二程所言，全赖“仁者在己”（《二程外书》卷一），故“知仁道之在己而由之，乃仁也”（《二程外书》卷三）。孟子所说的“仁义行”意味着我为道德而存在，“行仁义”则是道德为我而存在，从而沦为从属于我的外在手段。所以，儒家特别强调遵循本然之心、固然之理、当然之则。这归根到底是由德性的自足性决定的。孔子曰：“为仁由己。”（《论语·颜渊》）韩愈也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原道》）这都是强调德性的自足性。同孔子很相似，亚里士多德也强调德性的自足性，例如他说：“什么东西可以被当作善本身呢？是那些不须任何其他理由而被追求的东西。”【【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第8页。】这意味着道德选择的依据是内在的、自足的，所以他强调自愿的选择“乃是德性所固有的最大特点”【【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第45页。】。拿孔子的话来说，也就是为仁由己。正是因为道德的这种自律性，才使得君子能够达到慎独的境界。但需要指出，这种德性的自足性并不排斥责任心的自觉，从而不否定责任意识的必要性。这也正是儒家何以尚教化的理由所在。对于人的可教化性，儒家抱有足够的信心。在儒家看来，圣人忧虑人堕落为禽兽，所以“教以人伦”（《孟子·滕文公上》）。其实，儒家本身得以存在的合法性，也正在于此。从一定意义上讲，教化恰恰是基于责任心的养成。责任心的践履，既是德性的条件，也是德性的证成。 值得注意的是，道德本身即内在地蕴含着责任。为仁由己而不由他，由己即由自己，此乃自由的本义，而自由同责任又内在相关。由他是无所谓责任的。道德若非出于本心便会沦为伪善，所以孔子特别强调直，所谓“直道而行”（《论语·卫灵公》）。德的古字即为“悳”，直心之谓德。但这个直也仅仅是在讲德性的自足性时才成立，而不是说可以不曾用心。因为孔子还说过：“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这个说法既表明仁的根据在我而不在他，又表明我欲所包含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我欲含有可欲、能欲、愿欲等义，却并非必欲。不然，就无所谓仁与不仁的分别了。在我看来，安文似乎夸大了责任意识的负面性质。无意识毕竟要以意识的沉淀为基础。本来如此这般，是谓直，与曲正相反对。这个意义上的直，其实也就是诚。孟子说：“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孟子·离娄上》）思诚者之思，凸显了诚在人那里所具有的自觉反思层面。孔子的欲仁和孟子的思诚，无非是道德责任的自觉罢了。若离开了它，道德的践履就是不可能的。亚里士多德同样也说过：“自愿行为的始点则在有认识的人自身中。”【【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第44页。】
也正因此，孔子才主张“学而时习之”（《论语·学而》），显然还是需要学和习的。孔子时代的学分小学和大学两阶段，以此完成由礼到仁的过渡。朱熹说：“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朱子语类》卷七）小学只是教人知其然，大学则教人知其所以然。那么，學的目的又何在呢？子夏曰：“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大学》亦曰：“大学之道，……在止于至善。”朱熹认为：“至善只是以其极言，不特是理会到极处，亦要做到极处。”（《朱子语类》卷十四）理会乃自觉意识，即德性的觉解;做则是践履和躬行，即德性在实际行动上的落实。这两者不可剥离。因为不曾理会到，即使做到，也无非是碰巧罢了，而无内在必然性可言。关于学的目的，陆九渊说过：“学者所以为学，学为人而已。”（《象山全集》卷三十五）道德即得道，德者得也，亦即得做人之道。说到底，不过是学以致道罢了。但有一点不可否认，即“学以知为本”（《二程遗书》卷二十五），还是要有一个知字在的。所以朱熹认为：“人之本心……须是唤醒，方知。”（《朱子语类》卷十二）。孟子所谓的四端，依旧需要“扩而充之”（《孟子·公孙丑上》）。惟其如此，方能由潜在的可能性展现为道德的践履，其条件全赖扩充的工夫。这种工夫具备与否，决定了“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的差别。
诚然，孔子曾自称“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但那毕竟是他70岁时才达到的境界，决不是一蹴而就的，其中又需要多少自觉的努力。诚如程颐所言：“孔子从十五至七十，进德直有许多节次。”（《二程遗书》卷十五）若忽视了这种工夫，何曾有责任履行时貌似直觉的境界？从一开始不得不然，到最后从心所欲，是一个由此及彼的渐进过程，否则就会缺少过渡的进阶和环节。如果割断了这种连续性，而仅仅固守于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一最后境界，高则高矣，然非七十岁之际的孔子之人只能望洋兴叹，可望而不可及。正像公孙丑当年所疑惑的：“道则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为可几及而日孳孳也？”（《孟子·尽心上》）
单就道德本身在学理上得以达成的内在理由讲，道德无疑是不能含有任何经验成分的，所以它必须是纯粹的（pure）。在此问题上，康德哲学是对的。但要注意，对责任的自觉或曰责任心，却并非源自经验世界，它不是出于对德行效果的考量，而是源自道德命令本身。这也恰恰是义务论伦理学所格外强调的，而孔孟的观点同这一立场也是相一致的。
总之，我认为，在儒家的语境中，是不能把美德同责任心撅为两截的。即使从纯粹逻辑推演上说，道德也是离不开对善与不善的抉择的，而选择即意味着责任。儒家意义上的责任，无法摆脱道德而获得意义。但在安文中，有些地方似乎存在着试图把这两者剥离开来的倾向。这正是我所不能同意的。
【责任编辑 邹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