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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在墓葬装饰题材中出现了“人物半启门”图像，主要分布在四川、重庆、山东、苏北等地，以“一人半开门并探出半身或全身”，启门者有男性、女性，有的仅为半开门无启门人，此类题材不仅在墓葬中存在，在祠堂、阙等纪念或标志性建筑中也有发现。文章试图以重庆地区汉墓中的 “人物半启门”图像所处的全局性艺术表达意义和画面本身所蕴含的终极意义表达，阐述重庆地区汉代“人物半启门图像”的内涵，揭示画像背后蕴含的汉代社会思想、价值追求、仪式性表达和审美追求。
考古资料显示，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重庆地区共发现汉代石棺24具，其载体可见的有崖墓、石室墓和砖室墓等。重庆地区汉代画像石棺上画像的内容丰富，常见的有伏羲女娲、双阙、西王母以及凤鸟等题材，与升仙信仰有着紧密的联系。画像石棺这种葬具分布在渝西地区的长江干流及嘉陵江、璧山河等支流的沿岸，在渝东地区则十分罕见。本文仅对汉代石棺上发现的人物半启门图像作为研究对象，笔者认为阙和碑作为地面建筑形态和其所处的环境与墓室不同，具有标志性礼仪性质，其上描绘的人物半启门图像的含义应和墓葬中有所差别，故不纳入同类比较研究对象，现将墓葬装饰的人物半启门图像陈述如下，受材料刊布详略的缘故，有些地点无法了解人物半启门图像所处的全局描述，本文仅选有代表性的简做叙述。
沙坪坝前中央大学坟丘画像石棺是重庆地区已知最早（元兴元年105年）和发现人物半启门图像最早的墓葬。1937年由金毓黻、常任侠发掘，其1号石棺刻绘双阙、楼阁、“半开门”、伏羲、铺首衔环等形象，“半开门”图像限于资料描述原因未知。
江北区盘溪苏家院子砖室墓墓室内出土画像石1方，其内容为伏羲女娲、双楼以及人物等。双楼位于画面两端，左侧为吊脚双层双重檐楼阁，第一层描绘有半开门和人物图像，右侧为吊脚单层单檐楼阁，无人物图像，左侧稍高，两楼中间有大于建筑的伏羲女娲画像，左侧为伏羲，右侧为女娲，伏羲女娲中间有一小羽人。
江津烟墩岗砖室墓位于长江南岸二级阶地上，为券顶砖室墓，石棺位于后室左侧，方向与墓向一致，棺身前端为伏羲女娲，对称布局，蛇尾相交。后端为双阙图，单出阙，庑殿顶，双重檐，重楼，上窄下宽，可见阙基。左侧棺身正中为楼阁建筑，左右基本对称，为三层穿斗抬梁结构，中间双门，左门关闭，右门开启，无人物。右侧为车马出行图，由骑吏、辎车、武士3组构成。棺盖中间为柿蒂形象。报告编者认为与璧山地区画像石棺相比，该墓画像石棺更多受到了上游泸州、合江地区的影响。
棺山坡崖墓群位于璧山县（现为璧山区）插旗山东部山脊缓坡之上，整体地势较为平缓，东、西两侧皆为坡度较大的陡崖。此处共发现6座崖墓，东部有3座崖墓，呈一列分布，墓葬编号为M1、M2、M3，三墓方向和形制基本相似，M1位于西南端、M3位于东北端，M1与M3墓室均有画像石棺，石棺摆放位置与墓向一致，大致位于墓葬正中位置，石棺形制有细微差别。M1石棺为平底石棺，后端棺身中部偏下有一小孔與棺身内部相通，M3底部为凹底。M1石棺前端以石阙为主体，上立凤鸟;两侧主体画像为5名站立人物，右侧4名站立人物，后端画像为凤鸟。M3石棺前端为双阙，阙上立有凤鸟，双阙中间有阁楼位于正中，左侧有车马、人物、凤、鸟啄鱼、蛇咬蟾蜍、青鸟、玄武，后端画像由端坐龙虎座的西王母、胜遇食鱼、装饰“胜”图案门楣的人物半启门图像。据报告编者分析，M1画像从后→右→前→左展示了较为完整的升天程序，M3石棺画像自左→前→右→后，以车马出行为开端，通过跨越天门进入天界，最终以神灵出现来寓意升天的成功，门利用视觉差体现门内和门外的场景。墓葬年代应为东汉晚期。
重庆地区画像石棺图像意义分析
墓葬画像作为表达信仰或者信息重要载体，每一幅画像均具有特殊的含义，全部的画像构成一个完整意义的“永恒”表达。按照古代中国人的想象，生命是一个生、死、复生的过程。东方是生命的开端，西方则是第二次生命——由死亡转入再生——的处所，第二次生命的意义则相当于“永恒”。如重庆地区汉代画像石中又常有鱼、蛇、蛙（蟾蜍）等繁衍和生殖能力强的象征性动物，更有伏羲和女娲交尾神话的象征繁殖的表达，特别是掌管不死之药的西王母的出现，更加突出了墓葬绘画中的通过繁衍生息实现生命永续、通过魂归于天的升仙实现魂永生，两种方式均是体现了生命的延续和永恒。
如果将人物启门图像或半开门图像放在全局画像中观察，或许它的意义就有不同的解释。在墓葬装饰中有几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在重庆地区汉代画像石或石棺中双阙图像之中部分有类鸟动物站在顶端，一般将其称之为“凤鸟”，对其描绘有大有小，其首朝向亦有差异，应该代表了特定的含义。如棺山坡崖墓群M1石棺前端装饰为双阙，双出阙，阙顶各立1只巨大“凤鸟”（体积远大于阙顶），相对而立，头部弯曲向下，棺后端有凤鸟1只。M3石棺前端为双阙，单出阙，阙顶各立1只较小“凤鸟”（体积小于阙顶），向左相向而立。璧山小河坝墓群M1石棺前端为伏羲女娲图，后端为双阙，单出阙，阙顶各立1鸟，相向而立，M2石棺前端为双阙，单出阙，右侧阙顶立有“凤鸟”（体积和阙顶大致相同），鸟首向左侧。尾端有凤鸟1只。棺山坡崖墓群和小河坝崖墓群相距不远，据发掘者判断前者为东汉晚期，后者为东汉中期。双阙位置的变化有特定的含义，如棺山坡M3石棺，双阙中间雕刻有楼阁，上有月轮，内有蟾蜍，代表的应该是月亮和西方;后端有西王母、一圆轮内有飞鸟，和装饰“胜”图案，代表的应该是太阳的东方。如果将鸟视为阳禽的神鸟，或称为灵魂的化身，或称之为招魂鸟，鸟的神性和象征意义应该有更加深刻的意义表达，鸟兽的朝向应该和画面的解读有关联性，这对于解读人物半启门图像在整体仪式结构中的布局是非常必要的，启门图像作为灵魂升天或升仙仪式中的一部分，其终极的理想可能是复生，魂魄交合，实现再生。如棺山坡M3石棺，后端人物半启门图像位于地理方位的西北方，烟墩岗启门图像所处地理位置也大致是西北方，此门代表的应是灵魂归天之门，且启门图像相伴的常有代表“阳”的装饰，如启墓门图像之上的“胜”纹代表的太阳是第一次生命开始的地方。 双阙、神鸟、人物、车马等故事性人物的表达的逻辑关系和先后顺序是释读启门图像的关键所在。人物半启门图在叙事艺术表达中所体现的仪式性的价值是以闭环循环的形式存在的，也是墓主人通过此种的方式表达仪式的永恒。以棺山坡石棺崖墓群M1和M3为例，报告编写者认为M1画像叙述顺序为从后→右→前→左展示了较为完整的升天程序，以凤鸟开始;M3石棺画像自左→前→右→后，以车马出行为开端。笔者认为这种解读方式忽略了鸟首朝向的指向性因素，如以鸟兽指向为方面为指引解读则人物半启门图像描绘的是墓主人通过天门之后在西王母处获得不死之药，魂归于魄实现复生。门是界点，开启的门意味着可行，有时空界限转换的作用，重生之后繁衍后代的生活场景和祈求人丁兴旺的夙愿。
双出阙、单出阙、单阙、双阙、阙上有鸟等象征义应有不同意义的表达。双阙在川渝地区汉代画像中被视做象征仙境的天门，《说文解字》曰“阙，门观也，从门”。在重庆巫山县出土东汉时期鎏金铜牌饰共14件。铜牌饰表面用细线錾刻出西王母、神兽、瑞禽、云气以及双阙等，在两阙之间，有“天门”榜题，由此可看出阙经历了从阳宅的实体建筑逐渐被运用为墓葬中并演化成为“天门”，经由“天门”，靈魂进入升仙之所的必由之路。在其他地域发现的汉代画像石中也有相似画面意义的表达，如在山东苍山元嘉元年前室东壁有一画像石，巫鸿先生对此解读为“朝向‘阙门’或‘都亭’的车马出行的象征和礼仪意义，即表现死者走向神灵世界的旅程。”“阙”和“观”是不同，可能有相似的含义，江北苏家院子砖室墓墓室画像石所展示的两座吊脚楼是建筑也可能是观的现实写照，也具有天门的意义。
作为叙事性的表达与仙境祥瑞图像组合，以“门”和“启门人”这以特殊装饰手法，借半开的门表现一种凡世和神界的转换。孤立地来看人物启门图，并无法准确地分析其特定含义，但将图像置于墓葬的整体历史语境中，其意义显而易见。汉代重庆地区的人物启门图像应是汉代人对升仙情景的一种想象和向往。门和启门人的存在，突破了丧葬空间的局限，它将情景感延续，将人死亡终结的现实转换为灵魂升仙追求，实现另一种重生或永生，将死亡恐惧和灵魂永生的矛盾完美地解决。
汉代时期巴蜀地区的经济是相当发达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为精神文化的繁荣提供基础，也为人们追求“永生”或“升仙”提供了物质条件，为汉代墓葬画像石墓的盛行打下了坚实的社会物质基础。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
考古资料显示，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重庆地区共发现汉代石棺24具，其载体可见的有崖墓、石室墓和砖室墓等。重庆地区汉代画像石棺上画像的内容丰富，常见的有伏羲女娲、双阙、西王母以及凤鸟等题材，与升仙信仰有着紧密的联系。画像石棺这种葬具分布在渝西地区的长江干流及嘉陵江、璧山河等支流的沿岸，在渝东地区则十分罕见。本文仅对汉代石棺上发现的人物半启门图像作为研究对象，笔者认为阙和碑作为地面建筑形态和其所处的环境与墓室不同，具有标志性礼仪性质，其上描绘的人物半启门图像的含义应和墓葬中有所差别，故不纳入同类比较研究对象，现将墓葬装饰的人物半启门图像陈述如下，受材料刊布详略的缘故，有些地点无法了解人物半启门图像所处的全局描述，本文仅选有代表性的简做叙述。
沙坪坝前中央大学坟丘画像石棺是重庆地区已知最早（元兴元年105年）和发现人物半启门图像最早的墓葬。1937年由金毓黻、常任侠发掘，其1号石棺刻绘双阙、楼阁、“半开门”、伏羲、铺首衔环等形象，“半开门”图像限于资料描述原因未知。
江北区盘溪苏家院子砖室墓墓室内出土画像石1方，其内容为伏羲女娲、双楼以及人物等。双楼位于画面两端，左侧为吊脚双层双重檐楼阁，第一层描绘有半开门和人物图像，右侧为吊脚单层单檐楼阁，无人物图像，左侧稍高，两楼中间有大于建筑的伏羲女娲画像，左侧为伏羲，右侧为女娲，伏羲女娲中间有一小羽人。
江津烟墩岗砖室墓位于长江南岸二级阶地上，为券顶砖室墓，石棺位于后室左侧，方向与墓向一致，棺身前端为伏羲女娲，对称布局，蛇尾相交。后端为双阙图，单出阙，庑殿顶，双重檐，重楼，上窄下宽，可见阙基。左侧棺身正中为楼阁建筑，左右基本对称，为三层穿斗抬梁结构，中间双门，左门关闭，右门开启，无人物。右侧为车马出行图，由骑吏、辎车、武士3组构成。棺盖中间为柿蒂形象。报告编者认为与璧山地区画像石棺相比，该墓画像石棺更多受到了上游泸州、合江地区的影响。
棺山坡崖墓群位于璧山县（现为璧山区）插旗山东部山脊缓坡之上，整体地势较为平缓，东、西两侧皆为坡度较大的陡崖。此处共发现6座崖墓，东部有3座崖墓，呈一列分布，墓葬编号为M1、M2、M3，三墓方向和形制基本相似，M1位于西南端、M3位于东北端，M1与M3墓室均有画像石棺，石棺摆放位置与墓向一致，大致位于墓葬正中位置，石棺形制有细微差别。M1石棺为平底石棺，后端棺身中部偏下有一小孔與棺身内部相通，M3底部为凹底。M1石棺前端以石阙为主体，上立凤鸟;两侧主体画像为5名站立人物，右侧4名站立人物，后端画像为凤鸟。M3石棺前端为双阙，阙上立有凤鸟，双阙中间有阁楼位于正中，左侧有车马、人物、凤、鸟啄鱼、蛇咬蟾蜍、青鸟、玄武，后端画像由端坐龙虎座的西王母、胜遇食鱼、装饰“胜”图案门楣的人物半启门图像。据报告编者分析，M1画像从后→右→前→左展示了较为完整的升天程序，M3石棺画像自左→前→右→后，以车马出行为开端，通过跨越天门进入天界，最终以神灵出现来寓意升天的成功，门利用视觉差体现门内和门外的场景。墓葬年代应为东汉晚期。
重庆地区画像石棺图像意义分析
墓葬画像作为表达信仰或者信息重要载体，每一幅画像均具有特殊的含义，全部的画像构成一个完整意义的“永恒”表达。按照古代中国人的想象，生命是一个生、死、复生的过程。东方是生命的开端，西方则是第二次生命——由死亡转入再生——的处所，第二次生命的意义则相当于“永恒”。如重庆地区汉代画像石中又常有鱼、蛇、蛙（蟾蜍）等繁衍和生殖能力强的象征性动物，更有伏羲和女娲交尾神话的象征繁殖的表达，特别是掌管不死之药的西王母的出现，更加突出了墓葬绘画中的通过繁衍生息实现生命永续、通过魂归于天的升仙实现魂永生，两种方式均是体现了生命的延续和永恒。
如果将人物启门图像或半开门图像放在全局画像中观察，或许它的意义就有不同的解释。在墓葬装饰中有几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在重庆地区汉代画像石或石棺中双阙图像之中部分有类鸟动物站在顶端，一般将其称之为“凤鸟”，对其描绘有大有小，其首朝向亦有差异，应该代表了特定的含义。如棺山坡崖墓群M1石棺前端装饰为双阙，双出阙，阙顶各立1只巨大“凤鸟”（体积远大于阙顶），相对而立，头部弯曲向下，棺后端有凤鸟1只。M3石棺前端为双阙，单出阙，阙顶各立1只较小“凤鸟”（体积小于阙顶），向左相向而立。璧山小河坝墓群M1石棺前端为伏羲女娲图，后端为双阙，单出阙，阙顶各立1鸟，相向而立，M2石棺前端为双阙，单出阙，右侧阙顶立有“凤鸟”（体积和阙顶大致相同），鸟首向左侧。尾端有凤鸟1只。棺山坡崖墓群和小河坝崖墓群相距不远，据发掘者判断前者为东汉晚期，后者为东汉中期。双阙位置的变化有特定的含义，如棺山坡M3石棺，双阙中间雕刻有楼阁，上有月轮，内有蟾蜍，代表的应该是月亮和西方;后端有西王母、一圆轮内有飞鸟，和装饰“胜”图案，代表的应该是太阳的东方。如果将鸟视为阳禽的神鸟，或称为灵魂的化身，或称之为招魂鸟，鸟的神性和象征意义应该有更加深刻的意义表达，鸟兽的朝向应该和画面的解读有关联性，这对于解读人物半启门图像在整体仪式结构中的布局是非常必要的，启门图像作为灵魂升天或升仙仪式中的一部分，其终极的理想可能是复生，魂魄交合，实现再生。如棺山坡M3石棺，后端人物半启门图像位于地理方位的西北方，烟墩岗启门图像所处地理位置也大致是西北方，此门代表的应是灵魂归天之门，且启门图像相伴的常有代表“阳”的装饰，如启墓门图像之上的“胜”纹代表的太阳是第一次生命开始的地方。 双阙、神鸟、人物、车马等故事性人物的表达的逻辑关系和先后顺序是释读启门图像的关键所在。人物半启门图在叙事艺术表达中所体现的仪式性的价值是以闭环循环的形式存在的，也是墓主人通过此种的方式表达仪式的永恒。以棺山坡石棺崖墓群M1和M3为例，报告编写者认为M1画像叙述顺序为从后→右→前→左展示了较为完整的升天程序，以凤鸟开始;M3石棺画像自左→前→右→后，以车马出行为开端。笔者认为这种解读方式忽略了鸟首朝向的指向性因素，如以鸟兽指向为方面为指引解读则人物半启门图像描绘的是墓主人通过天门之后在西王母处获得不死之药，魂归于魄实现复生。门是界点，开启的门意味着可行，有时空界限转换的作用，重生之后繁衍后代的生活场景和祈求人丁兴旺的夙愿。
双出阙、单出阙、单阙、双阙、阙上有鸟等象征义应有不同意义的表达。双阙在川渝地区汉代画像中被视做象征仙境的天门，《说文解字》曰“阙，门观也，从门”。在重庆巫山县出土东汉时期鎏金铜牌饰共14件。铜牌饰表面用细线錾刻出西王母、神兽、瑞禽、云气以及双阙等，在两阙之间，有“天门”榜题，由此可看出阙经历了从阳宅的实体建筑逐渐被运用为墓葬中并演化成为“天门”，经由“天门”，靈魂进入升仙之所的必由之路。在其他地域发现的汉代画像石中也有相似画面意义的表达，如在山东苍山元嘉元年前室东壁有一画像石，巫鸿先生对此解读为“朝向‘阙门’或‘都亭’的车马出行的象征和礼仪意义，即表现死者走向神灵世界的旅程。”“阙”和“观”是不同，可能有相似的含义，江北苏家院子砖室墓墓室画像石所展示的两座吊脚楼是建筑也可能是观的现实写照，也具有天门的意义。
作为叙事性的表达与仙境祥瑞图像组合，以“门”和“启门人”这以特殊装饰手法，借半开的门表现一种凡世和神界的转换。孤立地来看人物启门图，并无法准确地分析其特定含义，但将图像置于墓葬的整体历史语境中，其意义显而易见。汉代重庆地区的人物启门图像应是汉代人对升仙情景的一种想象和向往。门和启门人的存在，突破了丧葬空间的局限，它将情景感延续，将人死亡终结的现实转换为灵魂升仙追求，实现另一种重生或永生，将死亡恐惧和灵魂永生的矛盾完美地解决。
汉代时期巴蜀地区的经济是相当发达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为精神文化的繁荣提供基础，也为人们追求“永生”或“升仙”提供了物质条件，为汉代墓葬画像石墓的盛行打下了坚实的社会物质基础。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