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4.0”背景下中国的行动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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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德日等发达国家的工业革命信号给中国制造业敲响了警钟。发达国家“再工业化”与“工业4.0”,向我们展现了不同于传统流水线、集中化机器大生产的全新生产方式,生产要素、组织模式乃至市场供给与需求都将出现重大变化。这对我国进一步推进增长方式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给予了重要启示。以“工业4.0”为代表的新一轮工业革命是发达国家反思过度“去工业化”、推动回归实体经济的发展战略。新一轮工业革命并非简单的制造业回归,而是在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基础上,加强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实现服务业高端化发展,优化产业结构。那么,在发达国家新一轮工业革命如火如荼之际,中国制造业将面临怎样的挑战,出路何在?中国应该选择怎样的行动路径,方能跟上“工业4.0”的时代步伐?
  新一轮工业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以“工业4.0”为代表的新一轮工业革命给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出了全新的、更为艰难的要求,使正在努力向“工业3.0”追赶进军的中国,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业内人士认为,这些挑战在于:一方面,发达国家可能将通过“再工业化”再次占领制高点,后发国家的产业赶超可能面临来自发达国家的全方位抑制;另一方面,“工业4.0”对制造业提出了更高的标准,中国制造业如果选择“跨越式”地迅速跟上,以现有水平来看难度较大。
  1.后发国家的产业赶超可能面临来自发达国家的全方位抑制。罗宁博士的观点认为,中国需要警惕的是发达国家可能将通过“再工业化”再次占领制高点,对中国提升产业竞争力形成挑战。新一轮工业革命将可能使发达国家在科技、信息、资本等方面长期积累的优势进一步强化,抢占全球产业链关键环节,主导新型装备、新材料的生产和供应,成为未来科技革新与产业革命红利的主要受益者,这将对中国提升产业竞争力形成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黄群慧也撰文认为,德国“工业4.0”为代表的新一轮工业革命不仅会削弱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比较优势,而且有利于发达国家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因此,后发国家的产业赶超将面临来自发达国家的全方位抑制。如果后发国家不能充分利用现代制造技术创造的技术和市场机会,新一轮工业革命将使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心一外围”世界分工体系被进一步固化。曾经为寻找更低成本要素而从发达国家转出的生产活动有可能向发达国家回溯,导致制造业重心再次向发达国家偏移。
  2.新的技术标准和竞争规则可能阻碍中国制造产品出口。业内人士指出,西方国家正从制造业的现代化、高级化和清洁化中寻找“再工业化”的出路,这意味着西方国家将在技术标准和国际贸易规则上做文章,以阻碍中国制造产品出口。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在各种技术标准化委员会和国际经济组织中占据强势,其操纵技术标准和竞争规则的能力较强,再工业化战略更加强化了其规则制定者的地位。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发展各种高端技术甚至极端技术抢先制定有利于自身的工业品的技术标准和贸易规则,设置较高市场门槛,使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无法进入该市场与其平分秋色。中国的制造产品出口将受到较大的负面影响,制造技术上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将成为产品的市场认可度的一大制约。
  因此,中国必须站在国家高度充分认识“工业4.0”的全局性和战略性,认真研究理解“工业4.0”的核心内容,关注如何让互联技术在制造业全产业链上都发挥作用,重点关注和全面建设制造过程的系统化和标准化。中国应当在制造领域加快引进互联网产业体系,推动生产要素的互联,使之向“智能制造”的方向快速前进,这对于中国制造业的提升与赶超将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工业4.0”背景下中国的行动路径
  为全面迎接新一轮工业革命,中国的产业政策思路和行动路径应当适时调整。
  1.需要制定具有前瞻性的“顶层设计”。全面推行“工业4.0”、加速制造业转型升级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国家、产业、企业与科研机构的共同努力、通力协作。这其中,国家具有前瞻性的“顶层设计”和发展规划至关重要。2015年5月,中国政府发布了《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该纲领将制造业定位成“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提出了建设制造业强国的三步走战略:第一步,2015-2025年,迈入制造强国行列;第二步,2025-2035年,达到制造强国阵营的中等水平;第三步,2035-2049年,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建成全球领先的技术体系和产业体系。《中国制造2025》将是中国工业未来10年的发展纲领、顶层设计。政府的诸多行动向市场传递出强烈信号,显示工业转型将迎来大突破、大提速。
  2.优化产业结构。在过去一段时期,中国产业结构虽然顺应需求变化,并支撑了经济高速增长,但产业过度集中于原材料及加工制造中低端环节等问题,也成为影响中国未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優化产业结构是新时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路。业内人士认为,在推动产业结构调整转型的进程中,应充分汲取发达国家过度“去工业化”及发展高风险、高杠杆的金融业务导致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脱节的经验教训,借鉴其“再工业化”发展战略中具有前瞻性、符合发展大势的政策措施,根据不同类型行业的特点,有重点、有差别地推进结构优化升级,重点通过突破研发、设计、营销网络、品牌和供应链管理等制约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环节,改造提升制造业,优化三大产业比例关系,建立完善现代产业体系。
  3.制造业对外合作与内部改革并举。在对外合作方面,中国企业“走出去”与吸引先进外资“走进来”需要同步进行。当前,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正进入高速增长阶段。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增长14.7%,达1180.2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已公布的去年中企海外并购交易额达877亿美元,同比增长40%。今年以来,中企海外并购步伐仍在持续推进。不过,中国在对外投资的制度建设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对已收购资产的性质认定,以及中国政府对海外并购复杂的审批程序等,都需要进一步改革。而在吸引先进外资“走进来”时,政策层面的不确定性也令部分外企心存疑虑,在经济议题中赋予了过多的政治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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