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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一份《美国中学生必读的文学著作》的书单，它是在美国联邦政府促进学术发展机构、国家人文科学促进委员会主席威廉·班奈特主持下，由来自全国的400多名教授、作家、史学家、新闻记者等文化界的领导人参加的民意测验，据调查统计的结果，列出书目是：
1.莎士比亚：《麦克白》、《哈姆雷特》等；2．美国压皇文献：《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和林肯《葛底斯堡演说》；3.马克·吐温：《哈克贝里·芬》；4.《圣经》；5.荷马：史诗《奥德赛》、《伊利亚特》；6.狄更斯：《远大前程》、《双城记》；7.柏拉图：《理想国》；8.斯坦培克：《愤怒的葡萄》；9.霍桑《红字》；10.索福克勒斯：《俄底浦斯王》；11.梅威尔：《墨比·狄克》；12.奥威尔：《1984》；13．佛洛斯特：《诗歌》；14.惠特曼：《草叶集》；15．菲兹杰拉德：《伟大的盖茨比》；16.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17.马克思、思格斯：《共产党宣言》；18．亚里斯多德：《政治学》；19．狄勒里：诗作；20.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21.福克纳：各种著作；22.赛林格：《麦田守望者》；23．德·道克威尔：《美国的民主》；24.奥斯丁：《傲慢与偏见》；25．爱默生：诗文；26．马基维利：《王子》；27.弥尔顿：《失乐园》；28.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29.维吉尔：《伊尼德》。
这张书单得到美国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支持，认为它是“衡量学校教育的一个标准”。鉴于近年来美国中学生在人文学科学习上下降的趋势，这书目无疑是“对广大教师及学生的挑战”①。
看到这份书单，心里很不是滋味。这张书单所列书目是美国联邦政府高端官员、高层学者400多人的共识，要求美国中学生必读的文学著作，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其中有全世界30多个作者的著作，甚至还有他们视若洪水猛兽的《共产党宣言》，遗憾的是唯独没有中国的著作。堂堂中国，五千年的文明；泱泱中华，13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竟没有只言片语值得人家青睐，这说明什么？文化交流中，我们总是引进别人的东西，中国的文化却受到别人的排斥或冷遇，莫非“外国的月亮”真的比中国的圆？
可是，在我们的语文教科书中，却少不了美国作家的作品，什么马克·吐温、杰克·伦敦、惠特曼、海伦·凯勒、海明威，等等，我们学校的环境布置，到处张贴的是外国名人的语录，图书馆里到处堆放的是外国人的著作，虽然我们要“睁开眼睛看世界”，我们的教育要面向世界，有着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胸怀，但文化交流应该是对等的，如果交流总是单向的，总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渗透，久而久之，恐怕连民族的根都要断。联想到近百年来，我国的人文科学一直被西方的人文理论所统治，虽然学习了西方近两百年的研究成果，按照他们的模式来建立我们的学科，但是却丢掉了我们自己最宝贵的东西。教育更是这样，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学习苏联的教育体系，大学凯洛夫的《教育学》，语文教学就搞“五个环节”。接着，学习普希金的“红领巾教学法”，一味地分析讲解，至今仍有影响。改革开放后，一阵风吹来，学习西方的教育理论就更多：先有苏联苏霍姆林斯基《对教师的建议》，赞可夫以智力为中心的“新教学体系”，接着学美国布鲁纳的“发现法”，布卢姆的“掌握学习法”，斯金纳的“程序教学法”，保加利亚洛扎诺夫的“暗示教学法”，德国根舍因的“范例教学法”，等等，这样鼓噪学习一通以后，什么教改呀，试验呀，“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方唱罢我登场”，弄得教师莫衷一是，“年年搞教改，到头来不知道怎么改”。广大教师普遍感到“洋玩意儿用不上”，“语文课越教越难教”，“越教越不知道该怎样教”，语文教学效果并没有得到提高。
新课程改革以来，语文课程改革好像来势更猛，改革的幅度更大，学着“后现代主义”的腔调，左一个“彻底颠覆”，右一个“全盘否定”，全是从外国舶来的新概念、新术语，什么“课程理念”，“三维发展”，“多元课程”，“生态课程”，“课堂生成”，“合作文化”，“对话原理”，等等，弄得人糊里糊涂。时下最时髦的是“非指导性教学”，以为越是否定传统、否定教师、否定教科书、否定课堂，就越是“改革”，就越是“另类”。
什么是“非指导性教学”？有位教师说：“传统的‘指示’教学以教师为中心，一切由教师说了算”，“笔者的‘非指示性’语文教育对此作了反拨和颠覆，以‘二不’‘四自’为核心精神：不指示学习目标，不指示问题答案，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特点和文本特点，自主确定或共同确定适合自己的学习目标和学习内容，然后引导学生用自己的心灵去感悟，用自己的观点去判断，用自己的思想去创新，用自己的语言去表达。”②例如，有位教师教舒婷《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让学生自己确定学习主题，讨论交流，直到学习结束许多学生还没有弄清楚自己确定的主题是什么。不少学生还有6个关于字词句理解的问题没搞清楚，如：“‘把纤绳深深勒进你的肩膊’有什么含义？”“‘飞天袖间千百年未落到地面的花朵’是什么意思？”“绯红的黎明正在喷薄’，黎明如何喷薄？”“为什么一会儿说‘我是你的十万万分之一’，一会儿又说‘你九百六十万平方的总合’？”花了两节课，学习一首小诗，如果连最起码的诗句都没有读懂，其教学效果可想而知。归纳起来，“非指示”的症结在“三非”上：丢开文本，忘却根本，语文被悬置、被遮蔽、被湮没，语文课“非语文”；五花八门，失掉本真，阅读被置换、被抽走、被流放，阅读课“非阅读”；阅读教学本应有目的、有计划，可现在无目的、无计划，“铃声一响，走进课堂，要教什么，跟学生商量”，阅读教学“非目标”，“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这“三非”的要害是抽掉了阅读教学的精髓，忘却了阅读教学的根本任务，模糊了阅读教学的过程，失去了阅读教学的效果。
其实，“非指导性教学”是美国卡尔·罗杰斯提出的个别化教学体系。它的“革命性”在于“对传统教学的一种全盘否定，这是理解非指导性教学的关键所在”，然而，另一方面，“非指导性教学并不是完全放弃教师的作用，听凭学生放任自流，它放弃的是传统教学中那种忽视学生要求、替代学生思考的指导③”。这说明“非指导性教学”的理论也并非严密，既说对传统教学否定，而在实践上又不否定；既说“非指导”，又说要指导，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而且只是针对个别化教学的，因此，这种理论连美国教育界都有看法。鉴于美国英语教学质量的严重下降，中学生的读写能力严重滑坡，美国中学教学根本就不用“非指导性教学”，可我们却当成了宝贝。
再说，汉语是汉民族的共同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汉语法定为我国的“通用语言文字”，即“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汉语不是“舶来品”，土生土长，历史悠久，学习汉语就只能用中国人自己的方法。更何况汉字是世界上唯一的语素文字，具有非形态语言的特点，对它的教学就应该是运用我国几千年积累的传统教育的方法。从孔夫子的启发式乐学到叶圣陶的“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其间有多少语文教育家，他们精粹的语文教育理论是我国教育的圭臬，值得我们认真继承与弘扬。这些教育理论，与国外的相比，没有哪一点逊色，无论是先进性、科学性，还是操作性，都可以媲美。比如，孔子的启发式乐学的思想，就是人类教育思想的珍粹，穿越时空2500年，至今仍放射出真理的光辉。目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孔子教育奖”，用以奖励世界上对教育有贡献的人和组织。孔子——他的英名给予中华民族永远的骄傲，他的伟大人格给了我们挺立千秋的自信，他的教育思想成为人类历久弥新的瑰宝。我们的语文课为什么不可以用启发式乐学？再如，“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这是叶圣陶先生一生从教70多年的心血结晶，既高度浓缩了他的教育思想，形成了语文课堂教学的基本规律，提出了进行科学训练的基本准则；又是语文教改的成果，通过20年的教改实践检验无比正确，富有中国特色，成为我国教育对世界教育作出贡献的经典。我们为什么弃之不用？“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千锤百炼，是一条一字不易的教育规律。它是语文教学理论的科学概括，科学地解决了教与学的关系，主导与主体的关系，知识与能力的关系，讲与练的关系，使语文教学步入了一个新的境界。遵循这一条规律，就能减少盲目性，免去不少无效劳动，语文教学效率就明显提高；违背这一条规律，语文教学就问题成堆，难于自拔，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就是要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养成语文学习的良好习惯。例如：说普通话的习惯，写规范字的习惯，使用工具书的习惯，不动笔墨不读书的习惯，积累记忆的习惯，质疑问难的习惯，留心社会观察生活的习惯，练笔的习惯，修改作文的习惯，珍惜时间提高学习效率的习惯等，学生养成了这些习惯，就能一辈子受用无穷。“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就是要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精讲多练。教师少讲一点，学生就多主动一点。由“教”到“不需要教”是一个动态的发展变化过程，由“给指点”、“给讲说”，到“少指点”、“少讲说”，到最后学生独立自学，“不指点”、“不讲说”。
因此，在语文课程的改革中，无论时代怎样前进，教育理论怎样发展，但都应该挺起民族的脊梁。大山就在面前，我们有自己的理论，我们为什么不用来指导教学，非要舍近求远呢？愈是民族的，就愈是世界的，如果我们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形成汉语课程教育学不也可以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么？
那么，是否可以拒绝学习国外的教育理论呢？不是的，而应“洋为中用”，开拓我们的视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学习和借鉴国外的教育理论，是为了提高和发展我国的语文教育，不是用来排斥与否定我们民族的母语教育传统。当我们吃着国外的肯德基和沙拉时，别忘了我们还有营养丰富的燕窝和鱼翅。即使引进某种国外的教育理论，还必须同我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决不搞生吞活剥，不搞一刀切、一边倒，一个模式、一哄而起，而应因地制宜，因人而异，一言以蔽之，有利于我国的语文教育。对此，我们曾经交了昂贵的学费，付出了几代人的青春，现在该是清醒的时候了。
注释：
①华中师范大学九年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研制小组《资料汇编1》。
②张怡春、彭芝兰：《“非指示性”教学杂谈》，《语文建设》2006年第7期。
③万云英等：《当代国外教学流派》第6—9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作者通联：江汉大学文学院]
1.莎士比亚：《麦克白》、《哈姆雷特》等；2．美国压皇文献：《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和林肯《葛底斯堡演说》；3.马克·吐温：《哈克贝里·芬》；4.《圣经》；5.荷马：史诗《奥德赛》、《伊利亚特》；6.狄更斯：《远大前程》、《双城记》；7.柏拉图：《理想国》；8.斯坦培克：《愤怒的葡萄》；9.霍桑《红字》；10.索福克勒斯：《俄底浦斯王》；11.梅威尔：《墨比·狄克》；12.奥威尔：《1984》；13．佛洛斯特：《诗歌》；14.惠特曼：《草叶集》；15．菲兹杰拉德：《伟大的盖茨比》；16.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17.马克思、思格斯：《共产党宣言》；18．亚里斯多德：《政治学》；19．狄勒里：诗作；20.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21.福克纳：各种著作；22.赛林格：《麦田守望者》；23．德·道克威尔：《美国的民主》；24.奥斯丁：《傲慢与偏见》；25．爱默生：诗文；26．马基维利：《王子》；27.弥尔顿：《失乐园》；28.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29.维吉尔：《伊尼德》。
这张书单得到美国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支持，认为它是“衡量学校教育的一个标准”。鉴于近年来美国中学生在人文学科学习上下降的趋势，这书目无疑是“对广大教师及学生的挑战”①。
看到这份书单，心里很不是滋味。这张书单所列书目是美国联邦政府高端官员、高层学者400多人的共识，要求美国中学生必读的文学著作，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其中有全世界30多个作者的著作，甚至还有他们视若洪水猛兽的《共产党宣言》，遗憾的是唯独没有中国的著作。堂堂中国，五千年的文明；泱泱中华，13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竟没有只言片语值得人家青睐，这说明什么？文化交流中，我们总是引进别人的东西，中国的文化却受到别人的排斥或冷遇，莫非“外国的月亮”真的比中国的圆？
可是，在我们的语文教科书中，却少不了美国作家的作品，什么马克·吐温、杰克·伦敦、惠特曼、海伦·凯勒、海明威，等等，我们学校的环境布置，到处张贴的是外国名人的语录，图书馆里到处堆放的是外国人的著作，虽然我们要“睁开眼睛看世界”，我们的教育要面向世界，有着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胸怀，但文化交流应该是对等的，如果交流总是单向的，总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渗透，久而久之，恐怕连民族的根都要断。联想到近百年来，我国的人文科学一直被西方的人文理论所统治，虽然学习了西方近两百年的研究成果，按照他们的模式来建立我们的学科，但是却丢掉了我们自己最宝贵的东西。教育更是这样，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学习苏联的教育体系，大学凯洛夫的《教育学》，语文教学就搞“五个环节”。接着，学习普希金的“红领巾教学法”，一味地分析讲解，至今仍有影响。改革开放后，一阵风吹来，学习西方的教育理论就更多：先有苏联苏霍姆林斯基《对教师的建议》，赞可夫以智力为中心的“新教学体系”，接着学美国布鲁纳的“发现法”，布卢姆的“掌握学习法”，斯金纳的“程序教学法”，保加利亚洛扎诺夫的“暗示教学法”，德国根舍因的“范例教学法”，等等，这样鼓噪学习一通以后，什么教改呀，试验呀，“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方唱罢我登场”，弄得教师莫衷一是，“年年搞教改，到头来不知道怎么改”。广大教师普遍感到“洋玩意儿用不上”，“语文课越教越难教”，“越教越不知道该怎样教”，语文教学效果并没有得到提高。
新课程改革以来，语文课程改革好像来势更猛，改革的幅度更大，学着“后现代主义”的腔调，左一个“彻底颠覆”，右一个“全盘否定”，全是从外国舶来的新概念、新术语，什么“课程理念”，“三维发展”，“多元课程”，“生态课程”，“课堂生成”，“合作文化”，“对话原理”，等等，弄得人糊里糊涂。时下最时髦的是“非指导性教学”，以为越是否定传统、否定教师、否定教科书、否定课堂，就越是“改革”，就越是“另类”。
什么是“非指导性教学”？有位教师说：“传统的‘指示’教学以教师为中心，一切由教师说了算”，“笔者的‘非指示性’语文教育对此作了反拨和颠覆，以‘二不’‘四自’为核心精神：不指示学习目标，不指示问题答案，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特点和文本特点，自主确定或共同确定适合自己的学习目标和学习内容，然后引导学生用自己的心灵去感悟，用自己的观点去判断，用自己的思想去创新，用自己的语言去表达。”②例如，有位教师教舒婷《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让学生自己确定学习主题，讨论交流，直到学习结束许多学生还没有弄清楚自己确定的主题是什么。不少学生还有6个关于字词句理解的问题没搞清楚，如：“‘把纤绳深深勒进你的肩膊’有什么含义？”“‘飞天袖间千百年未落到地面的花朵’是什么意思？”“绯红的黎明正在喷薄’，黎明如何喷薄？”“为什么一会儿说‘我是你的十万万分之一’，一会儿又说‘你九百六十万平方的总合’？”花了两节课，学习一首小诗，如果连最起码的诗句都没有读懂，其教学效果可想而知。归纳起来，“非指示”的症结在“三非”上：丢开文本，忘却根本，语文被悬置、被遮蔽、被湮没，语文课“非语文”；五花八门，失掉本真，阅读被置换、被抽走、被流放，阅读课“非阅读”；阅读教学本应有目的、有计划，可现在无目的、无计划，“铃声一响，走进课堂，要教什么，跟学生商量”，阅读教学“非目标”，“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这“三非”的要害是抽掉了阅读教学的精髓，忘却了阅读教学的根本任务，模糊了阅读教学的过程，失去了阅读教学的效果。
其实，“非指导性教学”是美国卡尔·罗杰斯提出的个别化教学体系。它的“革命性”在于“对传统教学的一种全盘否定，这是理解非指导性教学的关键所在”，然而，另一方面，“非指导性教学并不是完全放弃教师的作用，听凭学生放任自流，它放弃的是传统教学中那种忽视学生要求、替代学生思考的指导③”。这说明“非指导性教学”的理论也并非严密，既说对传统教学否定，而在实践上又不否定；既说“非指导”，又说要指导，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而且只是针对个别化教学的，因此，这种理论连美国教育界都有看法。鉴于美国英语教学质量的严重下降，中学生的读写能力严重滑坡，美国中学教学根本就不用“非指导性教学”，可我们却当成了宝贝。
再说，汉语是汉民族的共同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汉语法定为我国的“通用语言文字”，即“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汉语不是“舶来品”，土生土长，历史悠久，学习汉语就只能用中国人自己的方法。更何况汉字是世界上唯一的语素文字，具有非形态语言的特点，对它的教学就应该是运用我国几千年积累的传统教育的方法。从孔夫子的启发式乐学到叶圣陶的“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其间有多少语文教育家，他们精粹的语文教育理论是我国教育的圭臬，值得我们认真继承与弘扬。这些教育理论，与国外的相比，没有哪一点逊色，无论是先进性、科学性，还是操作性，都可以媲美。比如，孔子的启发式乐学的思想，就是人类教育思想的珍粹，穿越时空2500年，至今仍放射出真理的光辉。目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孔子教育奖”，用以奖励世界上对教育有贡献的人和组织。孔子——他的英名给予中华民族永远的骄傲，他的伟大人格给了我们挺立千秋的自信，他的教育思想成为人类历久弥新的瑰宝。我们的语文课为什么不可以用启发式乐学？再如，“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这是叶圣陶先生一生从教70多年的心血结晶，既高度浓缩了他的教育思想，形成了语文课堂教学的基本规律，提出了进行科学训练的基本准则；又是语文教改的成果，通过20年的教改实践检验无比正确，富有中国特色，成为我国教育对世界教育作出贡献的经典。我们为什么弃之不用？“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千锤百炼，是一条一字不易的教育规律。它是语文教学理论的科学概括，科学地解决了教与学的关系，主导与主体的关系，知识与能力的关系，讲与练的关系，使语文教学步入了一个新的境界。遵循这一条规律，就能减少盲目性，免去不少无效劳动，语文教学效率就明显提高；违背这一条规律，语文教学就问题成堆，难于自拔，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就是要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养成语文学习的良好习惯。例如：说普通话的习惯，写规范字的习惯，使用工具书的习惯，不动笔墨不读书的习惯，积累记忆的习惯，质疑问难的习惯，留心社会观察生活的习惯，练笔的习惯，修改作文的习惯，珍惜时间提高学习效率的习惯等，学生养成了这些习惯，就能一辈子受用无穷。“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就是要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精讲多练。教师少讲一点，学生就多主动一点。由“教”到“不需要教”是一个动态的发展变化过程，由“给指点”、“给讲说”，到“少指点”、“少讲说”，到最后学生独立自学，“不指点”、“不讲说”。
因此，在语文课程的改革中，无论时代怎样前进，教育理论怎样发展，但都应该挺起民族的脊梁。大山就在面前，我们有自己的理论，我们为什么不用来指导教学，非要舍近求远呢？愈是民族的，就愈是世界的，如果我们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形成汉语课程教育学不也可以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么？
那么，是否可以拒绝学习国外的教育理论呢？不是的，而应“洋为中用”，开拓我们的视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学习和借鉴国外的教育理论，是为了提高和发展我国的语文教育，不是用来排斥与否定我们民族的母语教育传统。当我们吃着国外的肯德基和沙拉时，别忘了我们还有营养丰富的燕窝和鱼翅。即使引进某种国外的教育理论，还必须同我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决不搞生吞活剥，不搞一刀切、一边倒，一个模式、一哄而起，而应因地制宜，因人而异，一言以蔽之，有利于我国的语文教育。对此，我们曾经交了昂贵的学费，付出了几代人的青春，现在该是清醒的时候了。
注释：
①华中师范大学九年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研制小组《资料汇编1》。
②张怡春、彭芝兰：《“非指示性”教学杂谈》，《语文建设》2006年第7期。
③万云英等：《当代国外教学流派》第6—9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作者通联：江汉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