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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彼得·梅尔笔下的普罗旺斯——这个自古就以靓丽的阳光和蔚蓝的天空,令世人惊艳的地方,拥有“伦敦不具有的特征”:“阳光,上帝的闹钟”,宛若一首诗的开头
作家艾伦·德·波顿(Alain de Botton)在其《旅行的艺术》一书中,由探访英格兰湖区而谈到诗人华滋华斯在乡村生活的种种,从弥漫着自然哲学的华滋华斯诗句谈论到城市对心灵的不良影响。“红尘滚滚,人世多烦忧”,就在想到华滋华斯诗句的当时,艾伦·德·波顿眼见头顶上一片乌云,他感受到一种自然救赎的魔力。
普罗旺斯想来也具有同样的魔力。否则彼得·梅尔这位纽约麦迪逊大道一家国际大广告公司的业务主管,也不会在英国广告界打拼了大半生之后,放弃伦敦阴郁天空下循规蹈矩的绅士生活,带着妻子和两只爱犬隐居在这里,闲适生活、写作。
他们在普罗旺斯买下一栋两百年的老房子。那是一座叫“阳光下的石屋”,位于普罗旺斯一条连接两个中世纪山村的乡间道路上,坐落在法国国家公园区内,属国家文化保护的胜地,在经受了普罗旺斯200余年的风雨剥蚀,尽显沧桑,呈现一种“似灰非灰,似黄非黄”的色泽。整座小楼掩映在绿荫庇地的老杏树和高大的翠柏下,另有丛丛“迷迭香”点缀其间,折射出普罗旺斯典型的象征意味。
就是从这座“阳光下的石屋”出发,彼得·梅尔告知世人他在普罗旺斯的生活。
从一月里,咆哮直下隆河河谷的西北季风冻裂他们的水管开始,他们与当地的泥水匠、水管匠打起交道。月复一月,他们受够了工匠们的推拖迟延。他们想出的种种应付办法则让我们捧腹大笑。
一年里,他们和猎野猪的农夫、采松露的乡人及其他乡下邻居们交上了朋友,知道了操纵山羊赛跑的秘密,避免毒蛇追踪的妙法,对于打扰他们宁静生活的观光客,也愈来愈敬而远之。
在他的笔下普罗旺斯—这个自古就以靓丽的阳光和蔚蓝的天空,令世人惊艳的地方,拥有“伦敦不具有的特征”:“阳光,上帝的闹钟”,宛若一首诗的开头。
这里天气阴晴不定,暖风和煦,冷风狂野;地势跌宕起伏,平原广阔,峰岭险峻;寂寞的峡谷、苍凉的古堡,蜿蜒的山脉和活泼的都会……凝聚整个南法国的大地上万种风情。
这里的居民不倾慕、也不追随现代、时髦的生活方式,他们恪守着、保护着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从没感到过精神世界苍凉、生活色彩单调。他们用生长于身边的鲜花和各类植物把环境装扮得缤纷怡人。
在这儿,没有跳动的霓虹灯、画面暴露的招贴广告、凌乱的涂鸦,也见不到抽象派的建筑装饰。人们世世代代顺着铺满地面的石头老路蜿蜒向上,走进半山坡上的古村。村口梧桐树下的林荫空地,永远是村民们看报、聊天、玩地滚球的地方,有的小村甚至还保持着从古井里汲水喝的传统,他们说那水甜,而且不用付钱。
在彼得·梅尔描述中,终于知道梵高这个生前一幅画也卖不出去、死后作品却卖出天价的倒霉的荷兰画家,为什么能够在普罗旺斯的阿尔勒小城度过了“他生命中最轻松的18个月”。
因为许多时候我们都是彼得《一年好时光》(A Good Year)时光里的“麦克斯”,在伦敦金融界或者其他地方从事着繁忙的工作,我们表面光鲜,驾着宝马,西装革履,有漂亮的住房;可这一切是公司租借和靠银行借贷而来。时时担忧银行的催款,暗中计算即将到手的一笔佣金也许可以暂缓燃眉之急。
“日子是一张琐碎痛苦的蛛网”,博尔赫斯不止一次在他精致典雅的诗歌中哀叹,这句话形容我们是多么的准确。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我们的时间就像心中的一滴水,总是慢慢地被风干。作为人生最高昂的成本和最重要的机会,时间之于我们,犹如一只笼子寻找一只鸟。
常常怀念同样是属于普罗旺斯作家让·季奥诺写过的那篇叫《植树的人》的小说,想象那个离群索居的牧羊人,那个通过近半个世纪坚持不懈地植树,证实了“孤独者能够找到幸福”的牧羊人,就是自己,在不知道1914年的战争,也不知道1939年的战争日子里,天天和树打交道,过着“淡泊生活”、“心灵的宁静”生活。
于是在这个夏天,“普罗旺斯”悄悄爬上了我的书架,踱过了日出日落的阴影,潜进了都市禁锢的窗格,最终跌落在记忆的汪洋里。泛起涟漪,那觳绉波纹淡定为纷繁复杂里静静沉淀下去的一个淡紫色的梦。偶尔在阳光的午后想起,身体逃逸都市,置身“普罗旺斯”,享受慵懒,做个时间的盗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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