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19世纪60年代的东亚有两个国家在列强的枪口下被迫走上了自救运动的道路。一个是中国，又一次遭受了外国入侵后，一些开明的地主阶级进行了一场以“中体西用”为宗旨为口号的洋务运动；另一个则是日本，佩里叩关给日本带来了极度恐慌，在内忧外患下，日本也进行了一场以“东洋道德，西洋艺术”为宗旨的明治维新运动。本文主要对当时两国自救运动中的宗旨进行分析，为何两国在时间大致相近、背景基本相同、宗旨本质一致的情况下各自进行了自救运动，但结果却一败一成，的确令人深思。
【关键词】中体西用；洋才和魂；洋务运动；明治维新
清政府的洋务运动是以“中体西用”为宗旨的，中体西用又称“中道西器”。这一思想最早出现在19世纪60年代初冯桂芬的《校颁庐抗议》中“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诸国富强之术”，而后这一思想不断得以发展，最后因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到“旧学为体，新学为用”而广为流传。《易经·辞系》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所谓的“体”“道”即“伦常名教”“四书五经”或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或说“中国史事政书、地图”而“用”“器”即为西方先进的军事武器、科技等。日本的“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是由佐久间象山于1854年提出来的，他认为“洋学之有所资，本不在政教之论，惟用其技术器械之智巧”，而所谓“洋才和魂”则是指在“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指导下在教育方面的指针，尽管两者的范畴不相同，但我从它们两者思想方法，思维方式上去考虑，则是大同小异，甚至可以等同。因此在这里的“西洋艺术”、“洋才”指的是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与“中体西用”的“用”是一致的；而“东洋道德”、“和魂”指的是日本的传统道德和思想，与“中体西用”的“体”是相同的。因此陈旭麓先生认为“日本明治维新提出的和魂洋才与中体西用并没有本质的区别”。[1]
从历史的思维来看，看待一个历史事件不能把它隔裂开来分析，而是应把它放到社会发展的整体中去，不应“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既然两国自救运动的宗旨从本质上是一样的，但“他们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却大异”[2]，很显然这与当时两国的国际环境有关，更需要从两国的社会背景、国民性和社会结构的内在因素来分析。
首先，可以从中日两国当时社会启蒙的程度上去分析。一个国家启蒙程度的如何可以从留学生的状况和进步刊物对国民的影响上来看待。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尽管遭受了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惨败，但国民对于西方文化的态度仍然怀有强烈的抵制心理。这种抵制心理并没有随着中国的社会近代化而减弱，直到19世纪末仍是如此，义和团的盲目排外就是很好例证。虽然在中国早期也有一批开明的地主阶级怀着忧国忧民之心把封闭的中国引向世界，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和梁廷枏的《海国四说》，他们把“‘师夷之长技’首次列为课题，这对于摆脱根深蒂固的夷夏观念，走出传统的文化圈，确立新的世界观念和宇宙意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3]。很显然，由于几千年来的“夷夏”观念，使中国人民难以适应也难以接受中国文化的没落，而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本以为可以相安无事的清政府又被列强轰的头破血流，“人民说的三千年来的一大变局，不是在鸦片战争才认识到的，而是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才感觉到的，由此观念上产生了变化”[4]。
人们开始从新看待西方文化，对西方人的称呼也发生了变化，由“夷”到“洋”的转变。在内忧外患之下产生的洋务运动为了适应世界潮流而设置了京师同文馆和江南制造总局的翻译馆对西方的一些书籍进行翻译，比如，江南制造总局的翻译馆“自1868年6月开馆以后，该馆所译书籍包括算数测量、汽机化学、地理天文、行船、博物学、医学、工艺、水陆兵法、外国史、交涉公法等共163种”，[5]从这些书目中，我们可以发现洋务运动中所讲的“用”始终没有超越西方船坚炮利之类的，翻译书目的内容不敢超出这个“体”，因为他们不敢用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来触动封建社会那根顽固的神经。
日本尽管也是一个闭塞的国家，但它善于学习，早在将军德川吉宗在位（1716—1745）就于1720年放宽洋书禁令，允许进口荷兰文科技书和汉译科技书，兰学由此起步，其接受西方先进科技技术的时间比之中国近代更早。兰学是以翻译西方解剖学而起步的，但“兰学不久就越出科技的范围，向人文领域发展”，[6]兰派“因为严重的危机感促使人们去了解世界的大势，地理学为之大兴，涉及各国的人文情况”，[7]甚至在18世紀90年代初提出向西方看齐，“他把英国看作日本可以效仿的理想之国”，并指出“国之贫富强弱，皆在于制度教示，并非土地之善恶”。[8]日本的启蒙刊物在内容、时间、性质上已经超越了中国，促进了日本在明治维新中的“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或“洋才”中的“东洋艺术”或“洋才”能向“政治、法律、制度”上转变，而这与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顽固保守是相对的。
另外留学生的状况对于社会思想的启蒙也有着重要的影响。我们知道在清朝，留学生的派遣最早应该是在1872年8月，在容闳积极地努力下，“1872年到1875年，先后有120名幼童派赴美国留学”，[9]而就连这次的留学也因顽固派的诽谤煽动而学业未成被遣回。不过，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在日本则有着不一样的景象，“日本外派留学生于1860年由幕府开始，到1867年8月间，幕府一些藩的留学生共153人”。[10]而“明治政府成立后，1869年和1870年就派出留学生174名，到1873年，日本的留学生共达373人。”[11]日本留学生的数量不但比中国多，派遣的时间也远早于中国。留学生在外“沐浴、呼吸于西方文明之中，受其更直接的熏陶，实现了向近代人的转变”[12]。
其次，中日两国对待西方的态度也是有所不同的。中国的近代化是在西方的船坚炮利下轰开来的，是一种不情愿的、扭曲的、甚至是变态的近代化，尽管日本也有这一因素，但两国在后来的自救运动中、对外交往上的态度却迥然不同。日本是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明治政府中的领导者“具有双重的能力，一是在打倒幕府运动过程中所展现的敏锐的政治动机，另一点是在攘夷失败后到外国的学习考察中亲身感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确立引进外国先进文化的必要”，[13]日本的领导者敢于主动地向西方学习，正如《武士道》中对东方制度及其人民做过深入观察的汤森先生所讲“我们经常听说欧洲是如何影响日本的，却忘记了那些岛屿上的变化完全是自发的。”[14]而在闭塞的中国，以政府官员之身份来出访外国是难以置信的，1866年清廷才“被迫”遣总理衙门章京斌椿率同文馆学生数人到西方游历观光。这次出游并非是中国主动向外学习考察，因而实际效果也是无法与日本考察团相提并论。对于中国的顽固，我们就以中国首任外使郭嵩焘为例，在出使期间，他热心于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政治、经济，却“引起了全国士大夫的谩骂，他们说郭嵩焘是个汉奸，有二心于英国”[15]在他的经历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顽固势力之强大。社会改革需要人物去实施因此“一场改革活动和发动、主持这场改革的人物二者很难截然分开。这是因为后者毕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了这场改革的主观目的，政治倾向和它的进程以及结局”。[16]而中国洋务派顽固坚守着中体，而日本的领导者“不惜弃旧，勇于纳新，变迁通达”[17]。而从中日两国政府官员的出访可以看出两个国家对外开放的态度，也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民族性是如何的。日本通过领导阶层的出访考察，体验西方的文明、民主的生活而促进了本国“洋才”与“东洋艺术”的飞跃，向西方学习。
再而，我们可以从两国的民族性上来分析，也就是日本民族的包容性与中国人的盲目自大。“日本人的传统性格就体现了这种主动吸取外国文明的精神”，[18]何芳川教授也认为“日本民族自古以来九层吸收中、朝、印等国的古代先进文化。在了解和认识其他民族文明的价值方面的能力远远超过中国。”[19]这种精神的形成是因为“日本自古以来就大力吸收中国文化，然后加以消化、嫁接、推进了日本文化的发展，因而不太有文化包袱，形成了乐于吸纳外来文化的传统。”[20]而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华夷之辨”的说法，以“华夏文化”自居，“在中国人心目中，这种文明（华夏文化）对内是千年一贯的，对外是泽被四海的。于是，在他的积极方面背后，沉寂着它的消极方面：容易盲目自大，抱缺守残”。[21]这到了封建社会的后期更是如此。因而有人写道“那时我国的政府就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们，连士大夫（即知识分子阶层）在内，是中古的人民”[22]，中古的人们怀着中古的思想传统是无法接受，也是無法主动地去学习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而这也正是洋务派官员无法接受中国的儒家理学传统不如西方的事实的原因，因而老抓着“中体西用”这个原则不放。
总之，中国在鸦片战争的惨败并没有让清政府觉醒，却使日本人“上下为之震动，争相了解情况”；中国魏源主编的《海国图志》没有得到世人的重视，束之高阁，而当它传入日本后，却热销不止，供不应求，价格为之大涨，日本人争相传阅着，“三年之间在日本出版的翻印本，翻译本，各种选本达21种之多”。这是因为日本“对外压的敏感性强烈的危机感”[23]而引起的。中国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用”没有涉及西方的民主政治、先进文化，而“体”也仍旧为“纲常名教”而已。而日本明治维新的“洋才和魂”或“东洋道德，西洋艺术”中的“西洋艺术”“洋才”却能突破纯粹的科学技术，向民主政治科学文化转变，这就是两国最大的差别了。因此，我认为中国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固步自封与明治维新的“洋才和魂”和“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新陈代谢是他们之间成败的内在因素。
参考文献
[1][2]陈旭麓.中国近代史十五讲[M].中华书局,第84页.
[3]陈旭麓.中国近代史十五讲[M].中华书局,第110页.
[4]陈旭麓.中国近代史十五讲[M].中华书局,第8页.
[5]郭豫明.中国近代史教程[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392页.
[6][7][8]齐世荣.孙仁家著.日本,速兴骤亡的帝国[M].三秦出版社,第15页.
[9]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25页.
[10][11]齐世荣.孙仁家著.日本，速兴骤亡的帝国[M].三秦出版社,第76页.
[12]陈旭麓.中国近代史十五讲[M].中华书局,第112页.
[13]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8页.
[14]新渡户稻造.武士道[M].线装书局,第264页.
[15]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6]19世纪中叶东方国家的上层改革活动.何芳川教授史论文集[M].北京学出版社,第88页.
[17]齐世荣,孙仁家著.日本,速兴骤亡的帝国[M].三秦出版社,第57页.
[18]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25页.
[19]近代东方的沉沦和日本的崛起.何芳川教授史论文集[M].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49页.
[20][21]近代东方的沉沦和日本的崛起.何芳川教授史论文集[M].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48-149页.
[22]蒋廷黻.中国近代史[M].上海古籍出版社.
[23]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9页.
作者简介：雷竞（1979—），男，畲族，福建福安人，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历史学专业，学士，现供职于福建农林大学东方学院，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教学工作。
【关键词】中体西用；洋才和魂；洋务运动；明治维新
清政府的洋务运动是以“中体西用”为宗旨的，中体西用又称“中道西器”。这一思想最早出现在19世纪60年代初冯桂芬的《校颁庐抗议》中“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诸国富强之术”，而后这一思想不断得以发展，最后因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到“旧学为体，新学为用”而广为流传。《易经·辞系》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所谓的“体”“道”即“伦常名教”“四书五经”或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或说“中国史事政书、地图”而“用”“器”即为西方先进的军事武器、科技等。日本的“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是由佐久间象山于1854年提出来的，他认为“洋学之有所资，本不在政教之论，惟用其技术器械之智巧”，而所谓“洋才和魂”则是指在“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指导下在教育方面的指针，尽管两者的范畴不相同，但我从它们两者思想方法，思维方式上去考虑，则是大同小异，甚至可以等同。因此在这里的“西洋艺术”、“洋才”指的是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与“中体西用”的“用”是一致的；而“东洋道德”、“和魂”指的是日本的传统道德和思想，与“中体西用”的“体”是相同的。因此陈旭麓先生认为“日本明治维新提出的和魂洋才与中体西用并没有本质的区别”。[1]
从历史的思维来看，看待一个历史事件不能把它隔裂开来分析，而是应把它放到社会发展的整体中去，不应“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既然两国自救运动的宗旨从本质上是一样的，但“他们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却大异”[2]，很显然这与当时两国的国际环境有关，更需要从两国的社会背景、国民性和社会结构的内在因素来分析。
首先，可以从中日两国当时社会启蒙的程度上去分析。一个国家启蒙程度的如何可以从留学生的状况和进步刊物对国民的影响上来看待。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尽管遭受了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惨败，但国民对于西方文化的态度仍然怀有强烈的抵制心理。这种抵制心理并没有随着中国的社会近代化而减弱，直到19世纪末仍是如此，义和团的盲目排外就是很好例证。虽然在中国早期也有一批开明的地主阶级怀着忧国忧民之心把封闭的中国引向世界，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和梁廷枏的《海国四说》，他们把“‘师夷之长技’首次列为课题，这对于摆脱根深蒂固的夷夏观念，走出传统的文化圈，确立新的世界观念和宇宙意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3]。很显然，由于几千年来的“夷夏”观念，使中国人民难以适应也难以接受中国文化的没落，而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本以为可以相安无事的清政府又被列强轰的头破血流，“人民说的三千年来的一大变局，不是在鸦片战争才认识到的，而是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才感觉到的，由此观念上产生了变化”[4]。
人们开始从新看待西方文化，对西方人的称呼也发生了变化，由“夷”到“洋”的转变。在内忧外患之下产生的洋务运动为了适应世界潮流而设置了京师同文馆和江南制造总局的翻译馆对西方的一些书籍进行翻译，比如，江南制造总局的翻译馆“自1868年6月开馆以后，该馆所译书籍包括算数测量、汽机化学、地理天文、行船、博物学、医学、工艺、水陆兵法、外国史、交涉公法等共163种”，[5]从这些书目中，我们可以发现洋务运动中所讲的“用”始终没有超越西方船坚炮利之类的，翻译书目的内容不敢超出这个“体”，因为他们不敢用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来触动封建社会那根顽固的神经。
日本尽管也是一个闭塞的国家，但它善于学习，早在将军德川吉宗在位（1716—1745）就于1720年放宽洋书禁令，允许进口荷兰文科技书和汉译科技书，兰学由此起步，其接受西方先进科技技术的时间比之中国近代更早。兰学是以翻译西方解剖学而起步的，但“兰学不久就越出科技的范围，向人文领域发展”，[6]兰派“因为严重的危机感促使人们去了解世界的大势，地理学为之大兴，涉及各国的人文情况”，[7]甚至在18世紀90年代初提出向西方看齐，“他把英国看作日本可以效仿的理想之国”，并指出“国之贫富强弱，皆在于制度教示，并非土地之善恶”。[8]日本的启蒙刊物在内容、时间、性质上已经超越了中国，促进了日本在明治维新中的“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或“洋才”中的“东洋艺术”或“洋才”能向“政治、法律、制度”上转变，而这与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顽固保守是相对的。
另外留学生的状况对于社会思想的启蒙也有着重要的影响。我们知道在清朝，留学生的派遣最早应该是在1872年8月，在容闳积极地努力下，“1872年到1875年，先后有120名幼童派赴美国留学”，[9]而就连这次的留学也因顽固派的诽谤煽动而学业未成被遣回。不过，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在日本则有着不一样的景象，“日本外派留学生于1860年由幕府开始，到1867年8月间，幕府一些藩的留学生共153人”。[10]而“明治政府成立后，1869年和1870年就派出留学生174名，到1873年，日本的留学生共达373人。”[11]日本留学生的数量不但比中国多，派遣的时间也远早于中国。留学生在外“沐浴、呼吸于西方文明之中，受其更直接的熏陶，实现了向近代人的转变”[12]。
其次，中日两国对待西方的态度也是有所不同的。中国的近代化是在西方的船坚炮利下轰开来的，是一种不情愿的、扭曲的、甚至是变态的近代化，尽管日本也有这一因素，但两国在后来的自救运动中、对外交往上的态度却迥然不同。日本是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明治政府中的领导者“具有双重的能力，一是在打倒幕府运动过程中所展现的敏锐的政治动机，另一点是在攘夷失败后到外国的学习考察中亲身感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确立引进外国先进文化的必要”，[13]日本的领导者敢于主动地向西方学习，正如《武士道》中对东方制度及其人民做过深入观察的汤森先生所讲“我们经常听说欧洲是如何影响日本的，却忘记了那些岛屿上的变化完全是自发的。”[14]而在闭塞的中国，以政府官员之身份来出访外国是难以置信的，1866年清廷才“被迫”遣总理衙门章京斌椿率同文馆学生数人到西方游历观光。这次出游并非是中国主动向外学习考察，因而实际效果也是无法与日本考察团相提并论。对于中国的顽固，我们就以中国首任外使郭嵩焘为例，在出使期间，他热心于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政治、经济，却“引起了全国士大夫的谩骂，他们说郭嵩焘是个汉奸，有二心于英国”[15]在他的经历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顽固势力之强大。社会改革需要人物去实施因此“一场改革活动和发动、主持这场改革的人物二者很难截然分开。这是因为后者毕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了这场改革的主观目的，政治倾向和它的进程以及结局”。[16]而中国洋务派顽固坚守着中体，而日本的领导者“不惜弃旧，勇于纳新，变迁通达”[17]。而从中日两国政府官员的出访可以看出两个国家对外开放的态度，也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民族性是如何的。日本通过领导阶层的出访考察，体验西方的文明、民主的生活而促进了本国“洋才”与“东洋艺术”的飞跃，向西方学习。
再而，我们可以从两国的民族性上来分析，也就是日本民族的包容性与中国人的盲目自大。“日本人的传统性格就体现了这种主动吸取外国文明的精神”，[18]何芳川教授也认为“日本民族自古以来九层吸收中、朝、印等国的古代先进文化。在了解和认识其他民族文明的价值方面的能力远远超过中国。”[19]这种精神的形成是因为“日本自古以来就大力吸收中国文化，然后加以消化、嫁接、推进了日本文化的发展，因而不太有文化包袱，形成了乐于吸纳外来文化的传统。”[20]而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华夷之辨”的说法，以“华夏文化”自居，“在中国人心目中，这种文明（华夏文化）对内是千年一贯的，对外是泽被四海的。于是，在他的积极方面背后，沉寂着它的消极方面：容易盲目自大，抱缺守残”。[21]这到了封建社会的后期更是如此。因而有人写道“那时我国的政府就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们，连士大夫（即知识分子阶层）在内，是中古的人民”[22]，中古的人们怀着中古的思想传统是无法接受，也是無法主动地去学习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而这也正是洋务派官员无法接受中国的儒家理学传统不如西方的事实的原因，因而老抓着“中体西用”这个原则不放。
总之，中国在鸦片战争的惨败并没有让清政府觉醒，却使日本人“上下为之震动，争相了解情况”；中国魏源主编的《海国图志》没有得到世人的重视，束之高阁，而当它传入日本后，却热销不止，供不应求，价格为之大涨，日本人争相传阅着，“三年之间在日本出版的翻印本，翻译本，各种选本达21种之多”。这是因为日本“对外压的敏感性强烈的危机感”[23]而引起的。中国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用”没有涉及西方的民主政治、先进文化，而“体”也仍旧为“纲常名教”而已。而日本明治维新的“洋才和魂”或“东洋道德，西洋艺术”中的“西洋艺术”“洋才”却能突破纯粹的科学技术，向民主政治科学文化转变，这就是两国最大的差别了。因此，我认为中国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固步自封与明治维新的“洋才和魂”和“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新陈代谢是他们之间成败的内在因素。
参考文献
[1][2]陈旭麓.中国近代史十五讲[M].中华书局,第84页.
[3]陈旭麓.中国近代史十五讲[M].中华书局,第110页.
[4]陈旭麓.中国近代史十五讲[M].中华书局,第8页.
[5]郭豫明.中国近代史教程[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392页.
[6][7][8]齐世荣.孙仁家著.日本,速兴骤亡的帝国[M].三秦出版社,第15页.
[9]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25页.
[10][11]齐世荣.孙仁家著.日本，速兴骤亡的帝国[M].三秦出版社,第76页.
[12]陈旭麓.中国近代史十五讲[M].中华书局,第112页.
[13]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8页.
[14]新渡户稻造.武士道[M].线装书局,第264页.
[15]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6]19世纪中叶东方国家的上层改革活动.何芳川教授史论文集[M].北京学出版社,第88页.
[17]齐世荣,孙仁家著.日本,速兴骤亡的帝国[M].三秦出版社,第57页.
[18]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25页.
[19]近代东方的沉沦和日本的崛起.何芳川教授史论文集[M].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49页.
[20][21]近代东方的沉沦和日本的崛起.何芳川教授史论文集[M].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48-149页.
[22]蒋廷黻.中国近代史[M].上海古籍出版社.
[23]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9页.
作者简介：雷竞（1979—），男，畲族，福建福安人，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历史学专业，学士，现供职于福建农林大学东方学院，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教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