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一定要走进现实生活

　　这个夏天，单霁翔度过了自己的67岁生日。他没发朋友圈，不知大家从什么渠道得知的信息——当天工作人员给他送来一大兜子年轻人的来信，“从上海的、西安的、深圳的、香港的……谈自己对故宫的喜欢，对传统文化的感受，我很感动。”
　　在单霁翔之前，故宫博物院有过五任院长，为制度建设、古建修缮、文物保护与修复等问题尽心尽力。不过第六任单院长不是一个典型的博物馆人。他2019年4月8日从故宫博物院院长职位退休，自称故宫“看门人”，数年来频繁出现在各类论坛、讲座，向公众讲述故宫的故事。在任期间，他说过一句著名的话：要把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下一个600年。
　　他确实做到了：600岁的故宫向观众开放了80%以上的区域，变得更干净、更有秩序，观众体验得到提升。故宫的猫、故宫的文物修复师、故宫颇具趣味的文创产品、故宫的角楼餐厅、故宫的上元之夜，都令古老的紫禁城变得平易近人。
　　“感觉很多人可能因为喜欢您，继而喜欢上故宫。”我们说。
　　“因为喜欢我，喜欢故宫？”单霁翔有点惊讶地重复了一遍我们的话，善意地笑了，“我认为还是因为喜欢故宫。我只是不断地跟大家分享故宫的变化、故宫在做的事情。我觉得这种交流很重要。”他嗓音有些哑，但神色不见疲态。
　　他少年时代在农村种水稻，锻炼出了健康的体魄;当工人的第一个岗位是食堂炊事员，他被分配到白案做饅头。揉馒头需要二两面一两半的水，做小了别人不乐意，做大了粮食供给就紧张，食堂要求一抓一个准，他得练;没有煤气，得劈柴生火，为了避免第二天重复生火，他要研究，前一天如何把火压好。他对我们絮絮地讲起这些早年经历，“总之，每件事都要做得很精、很专。和我今天的工作没有太大关系，但都是人生的磨练。”
　　敢于跨界、每个领域都扎到根里，单霁翔在之后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中贯彻了这个品质。他学建筑学出身，1980年春天公派留学出国，四年后将所学投入北京城市规划;接着做了十多年的文化遗产保护，临退休又到故宫博物院。
　　“城市规划、古建筑修缮、文化遗产保护，都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也应该是城市品质生活的一部分。”
　　他的老师、两院院士吴良镛的著作《广义建筑学》，对他影响深远：建筑不仅是搭建房子，更是关注人们的现实生活。建筑和城市规划意味着人居环境。
　　就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期间，单霁翔喊出一个口号：我们要从故宫走向故宫博物院。
　　这话自然引起争议：故宫博物院从1925年10月10日投入建院，至今已近百年，谈何“走向”？但单霁翔认为，“大量进入故宫的人没有把它当作博物馆看，我们要真正让人感受到博物馆。”
　　2003年起，他因工作需要，曾十数次前往香港考察历史建筑的保护问题。“香港那样高楼林立的城市，50年历史以上的建筑居然找到了八千八百多处。”他被这个数字吓了一跳。香港“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对古建筑修缮利用很有启发，“要研究它将来怎么融入社会，怎么使社区市民受益。博物馆一定要做成开放单位，一定要进入我们的现实生活。”

越努力，越安全

　　单霁翔上任五个月走遍故宫九千多个房间的事迹曾被各媒体报道。
　　故宫前几任院长都曾作出重大贡献，但“每一任院长都没有‘好下场’”。安全问题、文物保护问题，桩桩件件都是大事。单霁翔上任前一年，故宫发生失窃事件，金嵌钻石手袋七件藏品被盗。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平安故宫工程”，完善了故宫的监控系统。
　　他走遍故宫所有屋宇后，记下了盗窃、藏品腐蚀、基础设施和库房安全等可能发生的隐患。接着，故宫搞了连续三年的环境整治，包括室内10项、室外12项内容。禁止吸烟、清理垃圾、增加女厕面积、在地下远离古建筑的位置采用盾构方式解决了17路市政管道穿越故宫的疑难问题;提出“屋顶上没有草”的目标。“向杂草宣战有很大的风险，”百年的风雨让草根深深扎进了殿宇的琉璃瓦片里，只把面上的草拔掉，下雨了草又会长出来，把瓦片拱松了就会漏雨，影响建筑结构安全，得揭开瓦片把粗壮的草根取出，再用传统方法做好防水。
　　故宫曾因外事礼遇影响观众参观，单霁翔力排众议，取消了所有贵宾乘车入内的特权，法国总统奥朗德、印度总理辛格来参观也不例外。他送走了占用古建筑办公的非故宫单位，拆掉了占地超过1.3万平方米的临时建筑。他请领导视察地下库房因条件不完备而受到威胁的文物，争取了充足的保护经费。
　　“越是主要领导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给他看最不好的地方。”他在采访中曾说。
　　在前几任院长的基础上，故宫继续清点文物藏品，得到了故宫藏品共1862690件套的清晰数字;成立故宫研究院，下设26个研究所，在全国建10所故宫学院分院。
　　“文物的尊严”，单霁翔提到这个词，“首先文物应该保持健康稳定的状态。大家喜欢，它才最体面、最有尊严。这时候，文物就能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而不是城市发展的包袱。”
　　“这些做好了以后，我想该退休了，结果没想到年复一年地没有退休。”单霁翔笑着感慨。
　　2014年，故宫开放面积第一次突破50%，2015年到了65%，现在超过80%。以前每天闭馆后250人拉网式清场，这个工作人数现在到了七八百人。“七年多不断的大动作，反倒没有出现安全事故。人们有知情权、监督权，这些地方变成开放空间，在众目睽睽之下，反倒更安全了。”
　　“我得到一个结论，就是你越努力地做这些事情，会越安全。”单霁翔说。

1933万，10亿

　　我们问起单霁翔对这个时代的直观感受。
　　“发展变化非常迅速，甚至有时候我们跟不上。”他说。
　　为了提升观众体验，单霁翔在任期间，故宫开放全天候预约制;数年前他们想让更多观众听到专业的讲解，研发了囊括40种语言的讲解器;之后发现手机接收信息已成为国民习惯，Wi-Fi覆盖又成为当务之急;5G出现后，故宫博物院与相关企业签署了“5G故宫战略合作协议”。“我希望人们到故宫打开自己的手机，就可以知道今天有多少项展览、在什么地方、哪个展厅人多;离我最近的洗手间在哪，有几个空着的坑位;我要买的文化创意产品在什么地方能够直接买到。”
　　“这种快是无止境的，稍微懈怠就会赶不上时代。”他感慨。
　　2019年，故宫访客中35岁以下年轻人的比例突破了50%，这是从未有过的。“他们为了参观故宫展览而来，为了看故宫的春夏秋冬景色而来，为了参加丰富多彩的活动而来，为了到角楼咖啡约会打卡而来。我看到很多年轻人开始喜欢古老的紫禁城。”单霁翔常感欣慰，古老的紫禁城因为年轻人的喜欢而焕发青春。
　　“1933万，”单霁翔脱口而出这个数字——故宫是全世界第一个实现访问人数突破千万的博物馆，2019年最高访客量突破1933万。但故宫的观众承载量究竟有限，在单霁翔的带领下，故宫博物院努力应变，通过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应用，“把一个千万级的博物馆变成亿万级。”
　　单霁翔和我们算了一笔账：疫情后他写了11本书，在已出版的著作中，《我是故宫看门人》印刷五次，有五万册书触达读者;他热心参与公众传播，“一年要是做几十场报告，也就十几万人”;但拍《我在故宫修文物》，观众至少千万级;《国家宝藏》一季介绍三个博物馆，让博物馆纷纷变成火爆的打卡点;三季《上新了·故宫》，点击量以亿计数。
　　单霁翔倡导与践行的一切，都指向一个目标：让故宫活化，进入大家的现实生活。
　　2016年故宫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建设，1862690件藏品的信息、照片在网上都可查阅。摄影师拍下紫禁城的初雪，故宫的红月亮，达到千万级访问量。为了弥补故宫藏品展出后即入库、短期内再难被访客看到的遗憾，搭建了数字博物馆，网友可以调阅喜爱的书法作品临摹，可以通过虚拟现实进入4.8平方米的三希堂，在数字多宝阁可以将藏品放大、旋转、分解，可以拥有自己的掌上故宫博物院。到2018年底，故宫官网访问量达到8.9亿次。
　　“‘选择一条正确但艰难的路’，你怎么理解这句话？”我们问单霁翔。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阅历，这是他职业的角色所决定的。我们对这个职业的忠诚度、对自己的要求，决定了能够把这件事做好的程度。腻腻歪歪也得干，心情舒畅也得干，我们要心情舒畅地努力把每一件事情做好。”单霁翔淡然表示。
　　这两年的单霁翔依然忙碌。他失去了很多业余的休闲活动，比如到公园散步、去电影院、上街逛逛;只要通勤时间超过十分钟，他就会拿出电腦打字。他退休后出版的著作已有七本，手头在写的第11本书截至8月初我们采访时已有成稿十几万字，回顾的就是他对香港历史建筑活化的感悟。
　　“历史、考古学家可能每写一段话都非常谨慎，要想百年后、千年后都站得住脚。但我是搞城市规划的，时代在不断进步，未来人的规划设计肯定比这一代强。我要做的，是把我们的想法、体验及时写出来，和大家交流。”
　　他上《国家宝藏》，受邀参与录制《我是规划师》。他深入实地，探索首钢的转型发展，讲述重工业区如何转型为文化公园;北京中轴线进行区域升级，如何疏解人口、改善四合院居民生活;什刹海湿地公园的建设;老龄化程度高的劲松社区如何发展;亚洲最大的社区回龙观和天通苑里年轻人如何通勤……
　　在系列节目《万里走单骑》中，单霁翔与三位艺人嘉宾组成“布鞋男团”，他以团长身份介绍世界文化遗产。这是他第一次参加真人秀综艺，“进入拍摄镜头的时候我们才互相认识。但要都是一些专家在说教式讲解，人们不一定很喜欢。大家有不同的过去、经历，有很多感受、争论，反倒自然，能碰撞出一些积极的东西，对吧？”他去良渚、景迈山、老司城、西递和宏村，希望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让年轻一代主动拥抱优秀传统文化，让更多人明白世界遗产的价值所在。
　　在采访中，单霁翔不止一次地提起他的老师吴良镛。老师曾告诉他，自己读书与研究最密集的时间，是62岁退休后。到现在，这位百岁老人仍每天看书、写作。单霁翔65岁退休时，吴良镛告诉他：“把你退休的时间充分利用，把你工作的经历进行融贯、综合的研究，你会得到升华的，会得到总结的。”
　　67岁的单霁翔，仍然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