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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0年农历新年来临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整个中国几乎陷入冰冻。
2020年1月20日，国务院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纳入法定传染病，此时该病毒才刚刚开始在大众媒体上被广泛报道，并为人们所“熟知”。然而仅仅三天之后，1月23日凌晨，也就是农历除夕的前一天，此次疫情的爆发地，湖北省武汉市宣布“封城”。这一举措震惊全国，忙着准备年夜饭的人们开始感觉到了一丝不安。
在武汉市宣布“封城”的同一天，广东省、浙江省、湖南省相继宣布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随后几天，全国各省市纷纷跟进。至1月25日，农历新年初一，全国除西藏外的30个省市区都已经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一时间举国上下都进入了一种紧张的应战状态，使得原本欢乐喜庆的节日氛围平添了许多严肃的气氛。
在全国都进入戒备状态的同时，湖北省的地级市也在接连“沦陷”，“封城”的县市越来越多。这种“极端”的防控措施就像湖面上的涟漪一样，层层向外传递。一些疫情较轻的地区，盲目照搬疫情严重地区的措施，采取各种过度限制措施，甚至将疫情防控措施无限扩大化。一时间全国多地陷入交通阻断、企业停工、人员流动冻结的被动局面。
在严峻的疫情面前，人民的生命安全无疑最为重要。因此，在发现疫情的“人传人”特性之后，果断采取阻断措施，减少疫区人员聚集和人员流动，对于防控疫情十分必要。全国进入一级响应状态，积极避免疫情在更大范围内传播，同样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然而，不少地方在执行防控政策的过程中出现了层层加码的现象，最终传导到个人、企业身上就变成了不必要的负担。
以记者所在的小区为例。从正月初三开始，记者所在的小区实行封闭式管理，明确非本小区居住人员一律不得入内。这就意味着快递、外卖等只能送至小区门口，钟点工等其他服务性行业的相关人员则无法正常开展工作。
春节还没过，小区封闭管理升级，本小区人员需凭在物业处开具的临时通行证出入小区。从外地返回小区的人员需要进行14天的居家观察，其间只能进出小区4次。
春节过后，管控再度升级，根据市级防控指挥部的要求，小区住户需凭身份证和房产证或租房合同，至片警處办理居住证，然后至居委会办理通行证。这一升级，使得公安派出所和居委会门口一连多日都排起了长龙。如果未到居委会办理通行证，住户要想外出，只能办理居家观察14天可外出4次的“居家健康观察套餐”。而在这期间，个人的身份证也要被暂扣14天。这种“套餐”以家庭为单位办理，也就意味着全家人的身份证都要被扣。
如果住户没有及时办理通行证，又不愿办理“居家健康观察套餐”，那么一旦外出则不能再返回小区。
然而记者发现，办理居住证和通行证的派出所和居委会，实际上并无有效识别感染者的手段，仅仅以量体温和查看手机漫游记录为依据。这一举措却使得片区内每一个想要正常外出的人都必须到这两个地方排上几个小时的队。这种举措不仅给居民添了麻烦，而且还增加了因为人员聚集而带来的感染风险。
这种出入小区需要通行证的做法并不是个例，而是很多地方的普遍做法，只不过不同地区在执行的细节上有所差异。这种做法层层加码之后的结果是：阻断了正常的人员流动，导致返乡人员无法进入住所、异地人员不能顺利返程。不少地方甚至因此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用工荒”。
不仅区域内人员流动受到严格管理，区域间的人员流动更是被严格控制。例如，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市等地曾对来自湖北、浙江、广东、河南、湖南、安徽、江西7个省份的人员，一律劝返。其他许多省市对于来自部分疫情较严重地区的人员、车辆也实行严格管控，对于不能证明有固定住所、固定工作的人员及其车辆也多以“劝返”处理。这些“一刀切”的举措不仅阻断了人员的流动，也阻断了物资的正常流动，致使一些行业的正常生产、销售活动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同时，一些地区对疫情较重区域采取极端做法和歧视态度。部分地区歧视外来人员、车辆，公共交通需查验身份证，限制来自疫情较重区域的车辆进入。例如陕西某市严查车牌，鄂、豫R、浙C牌照车辆一经发现，立即扣留，人员移交疾控部门。此外，“不欢迎武汉返乡人员”“拒绝鄂A牌照私家车路过”“拒绝湖北人入住”“途经本市必须隔离14天”等标语层出不穷，更有甚者直接封住重点防控对象的家门。这些做法致使疫情较重区域人员遭受不公正待遇、车辆滞留路途无法回城，扰乱社会秩序，或诱发区域矛盾。
不仅人员防控采取“一刀切”的措施，部分地区对物资管理也采取“一刀切”的手段。例如，部分地区仿照湖北、浙江等疫情严重地区，直接限售咳嗽、发烧药品，以引导部分发烧群众入院诊疗。这既加大了医疗压力，又增加了交叉感染的可能。此外，部分地区政府对口罩等防疫紧缺物资也采取严格管控措施，限制销售，甚至有些地方还截留其他省市的口罩等物资。
在企业复工方面，许多地方设置高门槛，拖延企业复工。以杭州市为例，根据杭州市企业严格防控有序复工专班发布的《全市企业严格防控有序复工进展情况通报》，截至2月8日24时，杭州全市（含县市）企业复工申请数29814，核准数162，核准比例0.54%。对于企业而言，无法复工显然将影响正常经营，甚至对于少数企业来说是灭顶之灾。
在严密的防控之下，对人员密集接触、难以向线上转移的行业而言，此次疫情的冲击颇大。
疫情期间各类聚餐和婚宴等几乎全部取消，大量餐厅饭馆停止营业，备菜存货只能低价甩卖或无偿赠送。据商务部监测，2019年春节七天时间内，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约10050亿元，然而2020年春节期间销售额腰斩，损失5000亿元。
不仅餐饮行业损失惨重，疫情还导致人们的出行计划取消，各地的主要景点纷纷关闭，各类大型文娱活动纷纷取消。以明星演唱会为例，著名歌星刘德华自1月26日开始陆续取消了原计划于2月至5月在内地举办的24场演唱会。业内人士估计，仅门票一项损失就有上亿元。
交通运输方面，春运通常是一年之中交通运输量最大的旺季，2020年春运期间，全国铁路、公路、水路、民航共累计发送旅客14.76亿人次，比去年同期下降50.3%。其中铁路发送旅客下降47.3%;公路发送旅客下降50.8%;水路发送旅客下降58.6%;民航发送旅客下降47.5%。交通运输业今年春运期间的损失可见一斑。
房地产及建筑业方面，根据克尔瑞数据，春节假期及随后一周全国88个重点城市销售暴跌95%，接近于零。面对冲击，不少房企开始尝试线上购房，拓宽销售渠道，积极自救，回笼现金。例如，2月10日，恒大首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全面的网上购房尝试，提供网上看房、网上选房、网上购房等一站式服务，并对购房者推出5月10日前享受最低价购房、无理由退房两大兜底政策。
在疫情的影响下，一些人员密集性行业，或因为达不到复工的安全防控要求，或因为人员无法返回工作岗位而迟迟不能复工。这使得相关企业也在持续“流血”，一些现金流储备较少的企业可能熬不到疫情结束。企业受伤背后可能就是居民收入下降，甚至失业。2月6日，IT培训机构兄弟连教育北京校区全面停止招生，遣散全部员工，正式宣告破产;2月9日北京K歌之王宣布与全体200多名员工解除劳动合同;2月10日新潮传媒宣布裁去500名员工，高管集体降薪20%。另外，像农民工、个体工商户、外卖、快递、滴滴等从业人员，基础保障低，收入波动大，在此次疫情中也将受到较大影响。
企业和居民对于紧急情况缺乏准备，所带来的问题也显现出来。这场疫情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是一个教训，同时也应该成为一个跳板，一个查缺补漏的机会。
2020年1月20日，国务院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纳入法定传染病，此时该病毒才刚刚开始在大众媒体上被广泛报道，并为人们所“熟知”。然而仅仅三天之后，1月23日凌晨，也就是农历除夕的前一天，此次疫情的爆发地，湖北省武汉市宣布“封城”。这一举措震惊全国，忙着准备年夜饭的人们开始感觉到了一丝不安。
在武汉市宣布“封城”的同一天，广东省、浙江省、湖南省相继宣布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随后几天，全国各省市纷纷跟进。至1月25日，农历新年初一，全国除西藏外的30个省市区都已经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一时间举国上下都进入了一种紧张的应战状态，使得原本欢乐喜庆的节日氛围平添了许多严肃的气氛。
在全国都进入戒备状态的同时，湖北省的地级市也在接连“沦陷”，“封城”的县市越来越多。这种“极端”的防控措施就像湖面上的涟漪一样，层层向外传递。一些疫情较轻的地区，盲目照搬疫情严重地区的措施，采取各种过度限制措施，甚至将疫情防控措施无限扩大化。一时间全国多地陷入交通阻断、企业停工、人员流动冻结的被动局面。
人员流动冻结
在严峻的疫情面前，人民的生命安全无疑最为重要。因此，在发现疫情的“人传人”特性之后，果断采取阻断措施，减少疫区人员聚集和人员流动，对于防控疫情十分必要。全国进入一级响应状态，积极避免疫情在更大范围内传播，同样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然而，不少地方在执行防控政策的过程中出现了层层加码的现象，最终传导到个人、企业身上就变成了不必要的负担。
以记者所在的小区为例。从正月初三开始，记者所在的小区实行封闭式管理，明确非本小区居住人员一律不得入内。这就意味着快递、外卖等只能送至小区门口，钟点工等其他服务性行业的相关人员则无法正常开展工作。
春节还没过，小区封闭管理升级，本小区人员需凭在物业处开具的临时通行证出入小区。从外地返回小区的人员需要进行14天的居家观察，其间只能进出小区4次。
春节过后，管控再度升级，根据市级防控指挥部的要求，小区住户需凭身份证和房产证或租房合同，至片警處办理居住证，然后至居委会办理通行证。这一升级，使得公安派出所和居委会门口一连多日都排起了长龙。如果未到居委会办理通行证，住户要想外出，只能办理居家观察14天可外出4次的“居家健康观察套餐”。而在这期间，个人的身份证也要被暂扣14天。这种“套餐”以家庭为单位办理，也就意味着全家人的身份证都要被扣。
如果住户没有及时办理通行证，又不愿办理“居家健康观察套餐”，那么一旦外出则不能再返回小区。
然而记者发现，办理居住证和通行证的派出所和居委会，实际上并无有效识别感染者的手段，仅仅以量体温和查看手机漫游记录为依据。这一举措却使得片区内每一个想要正常外出的人都必须到这两个地方排上几个小时的队。这种举措不仅给居民添了麻烦，而且还增加了因为人员聚集而带来的感染风险。
这种出入小区需要通行证的做法并不是个例，而是很多地方的普遍做法，只不过不同地区在执行的细节上有所差异。这种做法层层加码之后的结果是：阻断了正常的人员流动，导致返乡人员无法进入住所、异地人员不能顺利返程。不少地方甚至因此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用工荒”。
“一刀切”防控频现
不仅区域内人员流动受到严格管理，区域间的人员流动更是被严格控制。例如，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市等地曾对来自湖北、浙江、广东、河南、湖南、安徽、江西7个省份的人员，一律劝返。其他许多省市对于来自部分疫情较严重地区的人员、车辆也实行严格管控，对于不能证明有固定住所、固定工作的人员及其车辆也多以“劝返”处理。这些“一刀切”的举措不仅阻断了人员的流动，也阻断了物资的正常流动，致使一些行业的正常生产、销售活动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同时，一些地区对疫情较重区域采取极端做法和歧视态度。部分地区歧视外来人员、车辆，公共交通需查验身份证，限制来自疫情较重区域的车辆进入。例如陕西某市严查车牌，鄂、豫R、浙C牌照车辆一经发现，立即扣留，人员移交疾控部门。此外，“不欢迎武汉返乡人员”“拒绝鄂A牌照私家车路过”“拒绝湖北人入住”“途经本市必须隔离14天”等标语层出不穷，更有甚者直接封住重点防控对象的家门。这些做法致使疫情较重区域人员遭受不公正待遇、车辆滞留路途无法回城，扰乱社会秩序，或诱发区域矛盾。
不仅人员防控采取“一刀切”的措施，部分地区对物资管理也采取“一刀切”的手段。例如，部分地区仿照湖北、浙江等疫情严重地区，直接限售咳嗽、发烧药品，以引导部分发烧群众入院诊疗。这既加大了医疗压力，又增加了交叉感染的可能。此外，部分地区政府对口罩等防疫紧缺物资也采取严格管控措施，限制销售，甚至有些地方还截留其他省市的口罩等物资。
在企业复工方面，许多地方设置高门槛，拖延企业复工。以杭州市为例，根据杭州市企业严格防控有序复工专班发布的《全市企业严格防控有序复工进展情况通报》，截至2月8日24时，杭州全市（含县市）企业复工申请数29814，核准数162，核准比例0.54%。对于企业而言，无法复工显然将影响正常经营，甚至对于少数企业来说是灭顶之灾。
线下行业损失惨重
在严密的防控之下，对人员密集接触、难以向线上转移的行业而言，此次疫情的冲击颇大。
疫情期间各类聚餐和婚宴等几乎全部取消，大量餐厅饭馆停止营业，备菜存货只能低价甩卖或无偿赠送。据商务部监测，2019年春节七天时间内，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约10050亿元，然而2020年春节期间销售额腰斩，损失5000亿元。
不仅餐饮行业损失惨重，疫情还导致人们的出行计划取消，各地的主要景点纷纷关闭，各类大型文娱活动纷纷取消。以明星演唱会为例，著名歌星刘德华自1月26日开始陆续取消了原计划于2月至5月在内地举办的24场演唱会。业内人士估计，仅门票一项损失就有上亿元。
交通运输方面，春运通常是一年之中交通运输量最大的旺季，2020年春运期间，全国铁路、公路、水路、民航共累计发送旅客14.76亿人次，比去年同期下降50.3%。其中铁路发送旅客下降47.3%;公路发送旅客下降50.8%;水路发送旅客下降58.6%;民航发送旅客下降47.5%。交通运输业今年春运期间的损失可见一斑。
房地产及建筑业方面，根据克尔瑞数据，春节假期及随后一周全国88个重点城市销售暴跌95%，接近于零。面对冲击，不少房企开始尝试线上购房，拓宽销售渠道，积极自救，回笼现金。例如，2月10日，恒大首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全面的网上购房尝试，提供网上看房、网上选房、网上购房等一站式服务，并对购房者推出5月10日前享受最低价购房、无理由退房两大兜底政策。
在疫情的影响下，一些人员密集性行业，或因为达不到复工的安全防控要求，或因为人员无法返回工作岗位而迟迟不能复工。这使得相关企业也在持续“流血”，一些现金流储备较少的企业可能熬不到疫情结束。企业受伤背后可能就是居民收入下降，甚至失业。2月6日，IT培训机构兄弟连教育北京校区全面停止招生，遣散全部员工，正式宣告破产;2月9日北京K歌之王宣布与全体200多名员工解除劳动合同;2月10日新潮传媒宣布裁去500名员工，高管集体降薪20%。另外，像农民工、个体工商户、外卖、快递、滴滴等从业人员，基础保障低，收入波动大，在此次疫情中也将受到较大影响。
企业和居民对于紧急情况缺乏准备，所带来的问题也显现出来。这场疫情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是一个教训，同时也应该成为一个跳板，一个查缺补漏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