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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债务关系
当铺的主要生意虽然不是放债，但它们的确也扮演了放债人的角色。英国传教士麦高恩在《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中写道，乡村的当铺会把钱借给贫困缺钱的农民，而农民不得不借下日后必须忍受巨大痛苦才能还清的债。债息是根据庄稼的收成来计算的。收获时，当铺会派一名伙计到田里，拿走一部分谷物或是甘薯，仿佛这些东西就该归债主所有。田里的产品总是而且必须首先用来偿还债息，农民们只能眼含泪水、满脸忧愁、内心痛苦地站在田边，他们已经预感到饥饿正朝家人袭来，因为全家人赖以生存的大部分收成已经被当铺的伙计拿走了。
麦高恩进一步指出，当庄稼丰收时，债息所占的那部分收成给农民们带来的苦难要小一些。但如果因干旱而导致歉收，那他们面临的将是凄惨的命运。即使是这样，也打动不了当铺老板的铁石心肠，他照样严格按照行业规矩办事。类似于感情或是慷慨这种交情是不会发生在账面上的，也不会影响到当铺的任何一次金钱上的交易行为。
中国人在借钱时往往是很轻松和随意的，尤其是当利息很高的时候，因为他们天真地认为这笔钱自己肯定是还不起的。麦高恩在他的《近代中国人的生活掠影》中指出，如果抵押物的質量不错，那么通常的借债利息是12%；如果抵押物的质量有问题，那么那些急需借债的人必须付双倍的利息，甚至高达30%的利息。一个普通的农民，如果以这种足以令他倾家荡产的利息借钱，那么除非接下来的几年收成都特别好，否则他想还清债务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实上，这种利滚利的做法反而令这个农民感到欣喜，因为他明白，利息越高，自己就越还不起，到最后干脆就不还了。
这种广泛存在的债务关系在乡村盛行，而这正是痛苦的根源，对农民来说痛苦尤重，并且还会沉重地转嫁到家里的女孩子身上。比如，一个农民从有钱人那里借了50美元（五英镑），利息是15%。到了偿还利息的时候，因为年成不好，农民一分钱也没有，而且家里还有人生病需要花钱买药。结果，所有被积攒起来准备还债的钱都花完了。但债权人坚决要求还钱，当他确信在来年庄稼收获之前他们肯定没办法还上钱的时候，他就会不动声色地指指农民的小女儿——那个在父母身旁玩耍的天真孩子。小姑娘大约八岁左右，长相甜美，一双大大的黑眼睛，一张小圆脸，每天笑嘻嘻地嬉戏着，像一道耀眼的阳光般跑来跑去。小女孩的父母看到那种手势立刻明白了有钱人的意思，他们不再争论，许诺在三天后一定会将所借的50美元连本带息还给他。第二天，小姑娘便成为了失去自由的奴仆，她的新主人可以想怎么对待她就怎么对待她，所有这些她必须默默承受，只有这样，家里的债务才能偿清，家里的宅地才能保住。
借贷协作体运营
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他的著作《中国乡村生活》一书中认为，体现中国人协作能力的最有特色的例子是贷款团体，这种团体在中国到处大量存在。日常生活中有无数这样的例子，某人被迫借上一大笔款项，由于利息高至2.5%或者3%，甚至4%，结果此人为了还债而陷入困境。而通过将某笔款项的支付分配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同时把“友情”引进到单纯的商务行为中来，中国人就能将业务与乐趣恰当地结合在一起。相互贷款最简单的方式是团体中的每个成员捐助一笔确定的款项依次给其中的某一个人，当所有其他的人都给最后一个人捐助完之后，每个人就完全收回了他所给出的款项，贷款到此结束。
“五岳”中最著名、被光顾最多的是山东的泰山，每年农历二月，来自全国各地的香客蜂拥而至。对于住所远离这个朝圣之地的人来说，他们来此的旅途花费无疑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为了克服困难，人们就以交纳会费的形式组成团体，比如，每个成员每月交纳100个铜钱，如果有50个成员，那么就可以集到5000个铜钱作为第一次支付的款项。组织团体的“经理”将这笔款项贷给某个团体成员，后者愿意支付不少于2%或3%的月息。这种贷款一般是短期的，而且借贷者迫切需要金银资助。当借款到期时，本金和利息一起收回，然后再次将款项贷出去。
为确保家庭能够拥有最基本的食物供应以保证在春节期间能够体面地待客，人们会制定一项精密的计划——这可以从所谓的“新年会”中看出来。每个会员在一年的头三个月里每月交纳几百至一千文钱，到六月份小麦集中收获时，小麦价格降到了最低点，例如每百斤或每担仅售1200文钱。在当年的头五个月里，会员交纳的钱一直在生息，由此积累起了一笔可观的财富。一旦新麦上市，会费全部被集中起来，协会的“财务管理员”把属于协会的全部款项都用来购进小麦。他把小麦保管到年终，到那时，谷物的价格往往会翻番。“财务管理员”再用这些小麦以时价换回生活用品，并在“股东”（会员）间分配。以这种方式，每个会员不仅得到了五个月会费所生的利息津贴，而且获得了几乎两倍于麦收时所获钱财能够买到的物品。
“面子”、“份子”总关钱
“面子”在汉语中是一个“举足轻重”同时又很有趣的词，代表了渗透于整个社会生活的一种观念——正是这种观念使每个中国人像演员一般在生活的舞台上不断上演着一出出滑稽戏。麦高恩在《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一书中写道，中国人总想在别人面前显得体面和优越些，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算是有“面子”，反之则是“丢面子”。
中国大众的日常生活远不算宽裕，然而在婚礼和葬礼上的吃的开销却必不可少。仅从开销的频率和每次的数量来看，这类花费都会令哪怕是殷实的家庭也不得不叫苦连连。中国人很久以前即发明了“份子”，正是借助“份子”才得以摆脱在婚礼和葬礼上大办筵席给主人带来的经济负担。通常，主人很少能够准确地预知究竟会有多少人出席婚礼或葬礼，然而酒饭却必须按可能出席者的最大数目置办。每位客人或每一家人，出于人情往来以及社会礼节的需要，都要为这类花费出“份子”。“份子”有时是以实物形式捐出，但流行的做法是交钱，其数额标准众人心照不宣。
在有些地方，参加葬礼时的“一个份子”是250文钱，参加婚礼的份子钱则是参加葬礼份子钱的两倍，因为葬礼上一律要吃“素食”，而在婚礼上则吃贵一些的“荤菜”。如果外乡人在当地遇上红白喜事，那么他们所出的“一个份子”一般会比当地人出的高两到三倍，只有这样，才能挣得“面子”。
中国人处理这类事情的一个典型做法是，人们在红白喜事中所交“份子”的数额，事实上要少于他们所承认的数额。有些户主就事先准备一根长绳，当来的客人交份子钱时，将钱数入账，然后把钱串顺次拴在长绳上。最后，户主只须把众多钱串全部清点一遍，就可以发现哪一串上的钱不够，然后再将钱串在长绳上的位置与账本上的名字加以对照，就可以找出究竟是谁捐的份子钱不够数了。当这家的户主到那些捐钱不够数的人家里参加婚礼或葬礼时，他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捐同样不够数的钱。
如果“份子”的数目很大，主人可以不必过多考虑花费而进一步提高“办事”的规格，从而脸上“增光”。这样一来，他在邻居中的声望也将大增，这可是一种人人珍视的声望。对穷人来说，“面子”与金钱相比显得无足轻重。他们一般不会倾其所有大办筵席，尽管加上收的“份子”钱足够办一场更好一些的筵席，他们也不肯花费过多。这样，所收的“份子”就足够应付开销，甚至还有节余。若哪个人真能把事情办成这样，则会招致众人的羡慕，这确实也不无道理，因为这一“功绩”意味着此人具有非凡的“规划”才能。
(作者系广东发展银行上海分行纪委书记)
当铺的主要生意虽然不是放债，但它们的确也扮演了放债人的角色。英国传教士麦高恩在《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中写道，乡村的当铺会把钱借给贫困缺钱的农民，而农民不得不借下日后必须忍受巨大痛苦才能还清的债。债息是根据庄稼的收成来计算的。收获时，当铺会派一名伙计到田里，拿走一部分谷物或是甘薯，仿佛这些东西就该归债主所有。田里的产品总是而且必须首先用来偿还债息，农民们只能眼含泪水、满脸忧愁、内心痛苦地站在田边，他们已经预感到饥饿正朝家人袭来，因为全家人赖以生存的大部分收成已经被当铺的伙计拿走了。
麦高恩进一步指出，当庄稼丰收时，债息所占的那部分收成给农民们带来的苦难要小一些。但如果因干旱而导致歉收，那他们面临的将是凄惨的命运。即使是这样，也打动不了当铺老板的铁石心肠，他照样严格按照行业规矩办事。类似于感情或是慷慨这种交情是不会发生在账面上的，也不会影响到当铺的任何一次金钱上的交易行为。
中国人在借钱时往往是很轻松和随意的，尤其是当利息很高的时候，因为他们天真地认为这笔钱自己肯定是还不起的。麦高恩在他的《近代中国人的生活掠影》中指出，如果抵押物的質量不错，那么通常的借债利息是12%；如果抵押物的质量有问题，那么那些急需借债的人必须付双倍的利息，甚至高达30%的利息。一个普通的农民，如果以这种足以令他倾家荡产的利息借钱，那么除非接下来的几年收成都特别好，否则他想还清债务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实上，这种利滚利的做法反而令这个农民感到欣喜，因为他明白，利息越高，自己就越还不起，到最后干脆就不还了。
这种广泛存在的债务关系在乡村盛行，而这正是痛苦的根源，对农民来说痛苦尤重，并且还会沉重地转嫁到家里的女孩子身上。比如，一个农民从有钱人那里借了50美元（五英镑），利息是15%。到了偿还利息的时候，因为年成不好，农民一分钱也没有，而且家里还有人生病需要花钱买药。结果，所有被积攒起来准备还债的钱都花完了。但债权人坚决要求还钱，当他确信在来年庄稼收获之前他们肯定没办法还上钱的时候，他就会不动声色地指指农民的小女儿——那个在父母身旁玩耍的天真孩子。小姑娘大约八岁左右，长相甜美，一双大大的黑眼睛，一张小圆脸，每天笑嘻嘻地嬉戏着，像一道耀眼的阳光般跑来跑去。小女孩的父母看到那种手势立刻明白了有钱人的意思，他们不再争论，许诺在三天后一定会将所借的50美元连本带息还给他。第二天，小姑娘便成为了失去自由的奴仆，她的新主人可以想怎么对待她就怎么对待她，所有这些她必须默默承受，只有这样，家里的债务才能偿清，家里的宅地才能保住。
借贷协作体运营
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他的著作《中国乡村生活》一书中认为，体现中国人协作能力的最有特色的例子是贷款团体，这种团体在中国到处大量存在。日常生活中有无数这样的例子，某人被迫借上一大笔款项，由于利息高至2.5%或者3%，甚至4%，结果此人为了还债而陷入困境。而通过将某笔款项的支付分配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同时把“友情”引进到单纯的商务行为中来，中国人就能将业务与乐趣恰当地结合在一起。相互贷款最简单的方式是团体中的每个成员捐助一笔确定的款项依次给其中的某一个人，当所有其他的人都给最后一个人捐助完之后，每个人就完全收回了他所给出的款项，贷款到此结束。
“五岳”中最著名、被光顾最多的是山东的泰山，每年农历二月，来自全国各地的香客蜂拥而至。对于住所远离这个朝圣之地的人来说，他们来此的旅途花费无疑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为了克服困难，人们就以交纳会费的形式组成团体，比如，每个成员每月交纳100个铜钱，如果有50个成员，那么就可以集到5000个铜钱作为第一次支付的款项。组织团体的“经理”将这笔款项贷给某个团体成员，后者愿意支付不少于2%或3%的月息。这种贷款一般是短期的，而且借贷者迫切需要金银资助。当借款到期时，本金和利息一起收回，然后再次将款项贷出去。
为确保家庭能够拥有最基本的食物供应以保证在春节期间能够体面地待客，人们会制定一项精密的计划——这可以从所谓的“新年会”中看出来。每个会员在一年的头三个月里每月交纳几百至一千文钱，到六月份小麦集中收获时，小麦价格降到了最低点，例如每百斤或每担仅售1200文钱。在当年的头五个月里，会员交纳的钱一直在生息，由此积累起了一笔可观的财富。一旦新麦上市，会费全部被集中起来，协会的“财务管理员”把属于协会的全部款项都用来购进小麦。他把小麦保管到年终，到那时，谷物的价格往往会翻番。“财务管理员”再用这些小麦以时价换回生活用品，并在“股东”（会员）间分配。以这种方式，每个会员不仅得到了五个月会费所生的利息津贴，而且获得了几乎两倍于麦收时所获钱财能够买到的物品。
“面子”、“份子”总关钱
“面子”在汉语中是一个“举足轻重”同时又很有趣的词，代表了渗透于整个社会生活的一种观念——正是这种观念使每个中国人像演员一般在生活的舞台上不断上演着一出出滑稽戏。麦高恩在《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一书中写道，中国人总想在别人面前显得体面和优越些，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算是有“面子”，反之则是“丢面子”。
中国大众的日常生活远不算宽裕，然而在婚礼和葬礼上的吃的开销却必不可少。仅从开销的频率和每次的数量来看，这类花费都会令哪怕是殷实的家庭也不得不叫苦连连。中国人很久以前即发明了“份子”，正是借助“份子”才得以摆脱在婚礼和葬礼上大办筵席给主人带来的经济负担。通常，主人很少能够准确地预知究竟会有多少人出席婚礼或葬礼，然而酒饭却必须按可能出席者的最大数目置办。每位客人或每一家人，出于人情往来以及社会礼节的需要，都要为这类花费出“份子”。“份子”有时是以实物形式捐出，但流行的做法是交钱，其数额标准众人心照不宣。
在有些地方，参加葬礼时的“一个份子”是250文钱，参加婚礼的份子钱则是参加葬礼份子钱的两倍，因为葬礼上一律要吃“素食”，而在婚礼上则吃贵一些的“荤菜”。如果外乡人在当地遇上红白喜事，那么他们所出的“一个份子”一般会比当地人出的高两到三倍，只有这样，才能挣得“面子”。
中国人处理这类事情的一个典型做法是，人们在红白喜事中所交“份子”的数额，事实上要少于他们所承认的数额。有些户主就事先准备一根长绳，当来的客人交份子钱时，将钱数入账，然后把钱串顺次拴在长绳上。最后，户主只须把众多钱串全部清点一遍，就可以发现哪一串上的钱不够，然后再将钱串在长绳上的位置与账本上的名字加以对照，就可以找出究竟是谁捐的份子钱不够数了。当这家的户主到那些捐钱不够数的人家里参加婚礼或葬礼时，他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捐同样不够数的钱。
如果“份子”的数目很大，主人可以不必过多考虑花费而进一步提高“办事”的规格，从而脸上“增光”。这样一来，他在邻居中的声望也将大增，这可是一种人人珍视的声望。对穷人来说，“面子”与金钱相比显得无足轻重。他们一般不会倾其所有大办筵席，尽管加上收的“份子”钱足够办一场更好一些的筵席，他们也不肯花费过多。这样，所收的“份子”就足够应付开销，甚至还有节余。若哪个人真能把事情办成这样，则会招致众人的羡慕，这确实也不无道理，因为这一“功绩”意味着此人具有非凡的“规划”才能。
(作者系广东发展银行上海分行纪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