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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子君、刘巧珍由最初地勇敢追求到悲惨走入爱情困境，一般认为把两人自身觉悟的程度和外部社会环境的严酷作为悲剧的罪魁祸首，但是传统男权社会观念的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读《伤逝》、《人生》，两位女主人公的生活仍然紧紧围绕爱情展开——爱男性，以及被男性爱，当爱和事业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时，在男性视阈中会明显地展现出男女之间的不平等，提出对女性脱离生活实际的苛求，不仅是主人公的男权意识强烈，而且作者在文本中的叙事，也显现出较为鲜明的男性叙述话语特征。
关键词： 子君 刘巧珍 男性视域 爱情困境
一、绪论
子君和刘巧珍分别是《伤逝》和《人生》中塑造的两个形象鲜明、具有典型性的女性形象。两者生活的年代并不相同，个性也千差万别，子君是“五四”时期具有初步觉醒意识的城市新女性代表，而刘巧珍是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初期对未来理想生活朦胧向往的农村姑娘，但其共同点是在中国历史上思想解放最活跃的时代背景下，上演着同样的爱情悲剧——被所爱的人抛弃。使人禁不住要问：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生命的必然？子君和刘巧珍可以说是中国城市和乡村两个领域内女性追求独立爱情的代表，分析两个人在男性视域下的爱情困境，可以看出男性视域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是有历史延续性的，也是不分地域的。受男性视域的影响，许多作品中女主人公追求爱情境遇，都经历了追寻—挣扎—失望的过程，她们向往的男女平等独立自由的爱情和婚姻根本得不到认同，她们在追求“爱”的过程中备受失落与挫折，不是妥协就是放弃。子君和刘巧珍这两个可爱而又可悲的跨时代的“姐妹”，她们都曾以自己的微薄的力量呐喊过、追求过，可最终在巨大的、无所不在的男性视域下，难以走出爱情困境。
二、作家：不能超越男权主义的樊篱
以男性为主要表现对象，这在中外小说史上都是习以为常之事。自人类进入父系社会以来，男性无论在家庭还是在社会中，都是理所当然的中心人物，女人只能是“第二性”。在男权话语的控制下，女性的社会经验、价值观念处于被遮蔽和漠视的地位。
贾平凹曾说：“男人们的观念里，女人到世上来就是贡献美的，这观念女人常常不说，女人却是这么做的。”或许作家并不是有意识地要以男权为中心来进行创作，只不过是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不可能完全摆脱漫长的男权统治历史的影响。鲁迅的《伤逝》和路遥的《人生》都是如此，子君和刘巧珍是作者的艺术想象创造。在想象的过程中固然也反映现实中女性的状况，但这种反映一经作家心灵的折射，就带上了作家的主观印迹，隐含着作者的男性话语，而且可能连作者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创作有这种倾向。很多作品表明作家自身情感经历会潜移默化地主导小说爱情关系处理，影响作家小说爱情叙事。小说中的两个男性主人公身上融入了作家自身的生活、情感、观念等因素，有时他们的视野与思想往往与作家有着某些方面的相近与切合之处。
鲁迅有过两次婚姻的经历，一次是奉母命娶极传统的女性朱安为妻，婚后仅四天就返回日本了，夫人朱安一直在痛苦的期待中耗费着自己的青春。鲁迅为了母亲，竟然牺牲了朱安作为一个女人应该享受的幸福，这在人性上对于一个女人来讲是何等的残忍。另一次是与新女性许广平的相爱，当许广平提出和鲁迅公开同居计划后，却被他“分头苦干两年，挣足可维持半年生活的积聚”为由拒绝了。事实上，鲁迅的两次婚姻最终都是唯自己的意识为上。对于朱安的冷酷，对于许广平的推诿，都不同程度地折射出鲁迅观念中的男性意识。
路遥是一位深受农村传统文化熏陶的男性作家，个人的爱情经历艰难而曲折，情感体验复杂形成了他以男权为意识的爱情观。“城市漂亮女性 乡村有志青年”的爱情故事模式设置原因在于路遥内心深处以获得城市女性的爱情为自己生命有价值的证明，从而克服自己因自身乡村出身而产生的自卑心理，获得生存自信。正是在这样的心理机制下，路遥小说乡村中的男性都被城市优秀女性环绕。温顺的刘巧珍出场后，作家又安排了高加林被城市女性黄亚萍所爱，这样的爱情叙事设置的背后是路遥对自身爱情和婚姻悲剧升华的需要，以此来证明自己富有功利性爱情观的合理性和正确性。
作为一个对于女性悲惨命运寄予无限同情的作家，鲁迅是不欣赏涓生的行为；但作为一个崇尚个性自由的作家，鲁迅又完全理解并原谅涓生的选择。涓生的价值选择是以自我的存在为前提的，与子君的结合，对子君的抛弃，都出于他对自我的坚持。鲁迅通过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悲剧表明了自己的妇女解放观：个性解放并不是妇女解放的终极目标，经济独立在妇女解放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时、一段的爱并不会自然地天长地久，直到白头偕老。鲁迅让男性涓生嗫嚅而明确地告诉子君：“人必须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结果真话送了子君的性命。既同情子君，又理解涓生；既同情子君，又难以指责涓生的背弃行为。鲁迅选择以涓生的视角来看待这个情感悲剧，可以说真实地反映了一个男性作家看待女性、对待情感的角度。
路遥作品中才子佳人模式是受到了中国传统道德影响，显示了女性对男性物质与精神的依附。《人生》是典型的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高加林作为农村知识分子，眼界开阔，富有才华，勇于幻想；巧珍又是如此的美貌，具有路遥笔下的女主人公通常具有两种截然不同却又一脉相承的品格：品格美好纯洁、充满理想。巧珍盲目的大胆主动、投怀送抱正迎合了高加林急于摆脱精神苦闷的需要，爱情就这样开始了。当才子佳人又一次以始乱终弃的悲剧性结局划上句号时，作家竟然让巧珍怨而不怒，哀而不伤，而且表现出对负心男子的宽容和理解，这种理想的女性形象又一次显现了封建男权意识对女性的规范和苛求。作家对高加林的困惑和痛苦进行了展示，但叙写中的同情还是显而易见的，可见在路遥看来，男人为了事业牺牲爱情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壮举。
三、男主人公：对女性的规范和苛求
这两篇小说里的男主人公涓生、高加林作为知识分子，都不满现实生活，感受到环境的不自由，有改革社会现实的愿望，有美好的理想，但是这种愿望和理想跟现实有严重的冲突，在对生活出路感到迷茫时，是甜蜜的爱情给他们丰富而敏感的灵魂极大的安慰，然而在传统男权思想下意识支配下，他们爱自己心中抽象的价值更甚于那些可爱勇敢的女性，对女主人公提出既要有贤妻良母的规范，又要脱离生活做不食人间烟火的天使。
在爱情未确定之前，涓生和子君是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关系，“破屋子里便渐渐充满了我的语声，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俗惯，谈男女平等，谈易卜生，谈泰戈尔，谈雪莱——她总是微笑着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涓生有意无意地认为自己要比子君高明一些，有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在刘巧珍没有表白自己的心意之前，高加林却对刘巧珍没什么感觉。马栓去相亲回来路遇高加林，马栓说起巧珍，这是刘巧珍第一次出现于高加林的知觉范围内。高加林对巧珍与他人相亲之事无动于衷。水潭边，鼓足勇气的巧珍送甜瓜给高加林，高加林也爱理不理。这种设置的不平衡，说明高加林是在一种混沌茫然的心境下承受了突然降临的爱情。高加林对巧珍的爱多方面是因刘巧珍美丽多情的吸引，对巧珍善良、大胆的义举的感激而萌发的，并非意趣上的志同道合而产生的，这个时候他与巧珍的爱情其实只是妥协的平衡，已为这场爱情悲剧埋下了一颗不幸的种子。
子君把婚前对个性解放和婚姻自由的追求融为对丈夫、对家庭的爱，操持家务，照顾涓生，并以琐碎的辛劳表达对涓生的爱意。然而涓生却像个被惯坏的孩子，对她的照顾和爱意已心生厌倦，渐渐流露出对子君的不满，其实涓生就是这样脱离现实而一味追求浪漫的，他期望子君从繁忙的家务中解脱出来，他们能够依然如在热恋中一般读书、谈天、散步。他所爱的是一个超然的飘忽的女子的幻影，那似乎不是一个在具体时空里的一个具体的女人的真实面貌。高加林从来就没有当农民的精神准备，一直渴望着离开这贫瘠落后的地方，有“联合国也想去”的狂想，然而当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使他的精神上极度苦闷的时候，他没有考虑清楚文化的差异，茫然接受了巧珍向他表达的爱意，进城后春风得意的高加林开始了一轮新的梦之旅，他对爱人的标准要求上升到了进行精神对话的女性。
在热恋时，涓生似乎很尊重子君的个性与人格，其实他的表现却又希望子君时时刻刻以他为中心，同居后爱的激情慢慢归于平淡，在冷酷的现实逼迫下，他把坠入困境的责任全部归咎于子君，认为是子君拖累了自己。他以“真实”和“虚空”的灵魂肉搏掩盖男性的虚伪和卑怯，最终自私的本性让他把子君推开，好让自己不会有“一同毁灭”的担忧。在那个年代，一个男性都被逼得无路可走，有什么奇迹让子君绝处逢生呢？子君的“新路”只是涓生的为自己开脱罢了。
高加林面对漂亮的“现代派”姑娘黄亚萍的突然求爱，感觉自己被推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不但是作出爱情对象的决定，而且是作出关系到自己一生命运的抉择。为了谋取个人今后更大的发展，高加林权衡了利害得失，经历了心灵的激烈搏斗，还是决定和那个即将转业到大城市的县武装部部长的女儿一起远走高飞，这里高加林又把来自亲人和舆论的责难及其良心的发现全部否定了，个人主义的排他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表现，人生的含义终于被错误地曲解了。
四、女主人公：丧失和男性平等对话的权利和机会
“女性的情感、生命的实现终究有赖于语言的实现，没有语言的呈示，没有话语的权力，女性本体的种种欲望只能处于黑暗的遮蔽状态”。两部故事中女主人公在爱情遭遇危机时，剩下的只是在话语上的无奈和悲凉。两篇小说的共同之处是都写一对青年男女的恋爱故事，情节安排上都是男女热恋逐渐平静后，天使在男主人公的视阈中发生了变化，从而引起男主人公的不满与厌倦。
子君的内在依附性人格造成了她在爱情面前的不利地位。子君以为争得了同居的权利，就获得了一切，于是安于平庸的生活，将“别的人生的要义”都忘却了。丧失自我的子君心甘情愿地成为操持生活的家庭主妇，以涓生为生活的全部中心，失去了涓生的爱，便无可奈何地退回父亲那里，独自负荷若虚空的爱的重担，走完人生的长途。刘巧珍一直战战兢兢地守护着这份爱情。她的恐惧不仅仅是由于她知道高加林始终想挣脱农村，更主要来自于依附性人格。依附人格导致了她对自我的轻视，使她在行为上温良恭顺，以高加林的意志为意志。在高加林面前，巧珍唯一的自信就是“她知道她有别的姑娘很难比的长处：俊”，这唯一的自信又无情地暴露了依附性人格，让女主人公已经不自觉地沦为男权文化的实践者。
子君在男性意识地压迫之下造成了严重的失语，子君也可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孕育出来的新女性，她的勇敢，她的冲动，足可说明她绝不是沉默寡言的平庸之辈，受男权意识控制，但她表达自己的权利被涓生或软或硬地剥夺了，她大多时候只能选择沉默。在《人生》整个爱情故事中，巧珍就像一只招之即来，挥之则去的小鸟，她的情感、意志已完全被男人控制了，也存在失语现象。而没有共同语言的爱情，预示着无论结合，还是分手，都难免是悲剧。
五、结语
在男性视阈中“爱和事业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虽然男主人公都希望爱和事业融合，都希望婚后的生活依然充满着诗意充满着浪漫，在男主人公看来家庭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都可以被忽略，他们不理解女人天性容易沉浸于世俗琐碎中，而加以宽容地看待，在男性视阈中，女性这些合情合理的作为却被视为不合理的了。子君和刘巧珍的悲剧让许多女性感同身受，直至当代，许多中国女性仍在负载着传统的重负，在用心建造自己温馨和美的小家庭时逐渐地、无知觉地失去了只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本文希望通过对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揭示，启示现实生活中的人，特别是女性正确对待自己的欲望、情感、意志，在事业与家庭的双重夹缝中，在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困境中努力探索自己的生存之道，从平庸、盲目的依附中解脱出来，从而使自己在完美健全的人性发挥中得到平衡和安宁。
参考文献：
［1］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M］.北京：三联书店，1996.
［2］杨剑龙.男性视域中的女性关照——读鲁迅的《伤逝》、叶圣陶的《倪焕之》［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5）：34-39.
［3］格丽梅勒·格丽尔著.杨正润，江宁康译.被阉割的女性［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
关键词： 子君 刘巧珍 男性视域 爱情困境
一、绪论
子君和刘巧珍分别是《伤逝》和《人生》中塑造的两个形象鲜明、具有典型性的女性形象。两者生活的年代并不相同，个性也千差万别，子君是“五四”时期具有初步觉醒意识的城市新女性代表，而刘巧珍是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初期对未来理想生活朦胧向往的农村姑娘，但其共同点是在中国历史上思想解放最活跃的时代背景下，上演着同样的爱情悲剧——被所爱的人抛弃。使人禁不住要问：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生命的必然？子君和刘巧珍可以说是中国城市和乡村两个领域内女性追求独立爱情的代表，分析两个人在男性视域下的爱情困境，可以看出男性视域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是有历史延续性的，也是不分地域的。受男性视域的影响，许多作品中女主人公追求爱情境遇，都经历了追寻—挣扎—失望的过程，她们向往的男女平等独立自由的爱情和婚姻根本得不到认同，她们在追求“爱”的过程中备受失落与挫折，不是妥协就是放弃。子君和刘巧珍这两个可爱而又可悲的跨时代的“姐妹”，她们都曾以自己的微薄的力量呐喊过、追求过，可最终在巨大的、无所不在的男性视域下，难以走出爱情困境。
二、作家：不能超越男权主义的樊篱
以男性为主要表现对象，这在中外小说史上都是习以为常之事。自人类进入父系社会以来，男性无论在家庭还是在社会中，都是理所当然的中心人物，女人只能是“第二性”。在男权话语的控制下，女性的社会经验、价值观念处于被遮蔽和漠视的地位。
贾平凹曾说：“男人们的观念里，女人到世上来就是贡献美的，这观念女人常常不说，女人却是这么做的。”或许作家并不是有意识地要以男权为中心来进行创作，只不过是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不可能完全摆脱漫长的男权统治历史的影响。鲁迅的《伤逝》和路遥的《人生》都是如此，子君和刘巧珍是作者的艺术想象创造。在想象的过程中固然也反映现实中女性的状况，但这种反映一经作家心灵的折射，就带上了作家的主观印迹，隐含着作者的男性话语，而且可能连作者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创作有这种倾向。很多作品表明作家自身情感经历会潜移默化地主导小说爱情关系处理，影响作家小说爱情叙事。小说中的两个男性主人公身上融入了作家自身的生活、情感、观念等因素，有时他们的视野与思想往往与作家有着某些方面的相近与切合之处。
鲁迅有过两次婚姻的经历，一次是奉母命娶极传统的女性朱安为妻，婚后仅四天就返回日本了，夫人朱安一直在痛苦的期待中耗费着自己的青春。鲁迅为了母亲，竟然牺牲了朱安作为一个女人应该享受的幸福，这在人性上对于一个女人来讲是何等的残忍。另一次是与新女性许广平的相爱，当许广平提出和鲁迅公开同居计划后，却被他“分头苦干两年，挣足可维持半年生活的积聚”为由拒绝了。事实上，鲁迅的两次婚姻最终都是唯自己的意识为上。对于朱安的冷酷，对于许广平的推诿，都不同程度地折射出鲁迅观念中的男性意识。
路遥是一位深受农村传统文化熏陶的男性作家，个人的爱情经历艰难而曲折，情感体验复杂形成了他以男权为意识的爱情观。“城市漂亮女性 乡村有志青年”的爱情故事模式设置原因在于路遥内心深处以获得城市女性的爱情为自己生命有价值的证明，从而克服自己因自身乡村出身而产生的自卑心理，获得生存自信。正是在这样的心理机制下，路遥小说乡村中的男性都被城市优秀女性环绕。温顺的刘巧珍出场后，作家又安排了高加林被城市女性黄亚萍所爱，这样的爱情叙事设置的背后是路遥对自身爱情和婚姻悲剧升华的需要，以此来证明自己富有功利性爱情观的合理性和正确性。
作为一个对于女性悲惨命运寄予无限同情的作家，鲁迅是不欣赏涓生的行为；但作为一个崇尚个性自由的作家，鲁迅又完全理解并原谅涓生的选择。涓生的价值选择是以自我的存在为前提的，与子君的结合，对子君的抛弃，都出于他对自我的坚持。鲁迅通过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悲剧表明了自己的妇女解放观：个性解放并不是妇女解放的终极目标，经济独立在妇女解放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时、一段的爱并不会自然地天长地久，直到白头偕老。鲁迅让男性涓生嗫嚅而明确地告诉子君：“人必须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结果真话送了子君的性命。既同情子君，又理解涓生；既同情子君，又难以指责涓生的背弃行为。鲁迅选择以涓生的视角来看待这个情感悲剧，可以说真实地反映了一个男性作家看待女性、对待情感的角度。
路遥作品中才子佳人模式是受到了中国传统道德影响，显示了女性对男性物质与精神的依附。《人生》是典型的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高加林作为农村知识分子，眼界开阔，富有才华，勇于幻想；巧珍又是如此的美貌，具有路遥笔下的女主人公通常具有两种截然不同却又一脉相承的品格：品格美好纯洁、充满理想。巧珍盲目的大胆主动、投怀送抱正迎合了高加林急于摆脱精神苦闷的需要，爱情就这样开始了。当才子佳人又一次以始乱终弃的悲剧性结局划上句号时，作家竟然让巧珍怨而不怒，哀而不伤，而且表现出对负心男子的宽容和理解，这种理想的女性形象又一次显现了封建男权意识对女性的规范和苛求。作家对高加林的困惑和痛苦进行了展示，但叙写中的同情还是显而易见的，可见在路遥看来，男人为了事业牺牲爱情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壮举。
三、男主人公：对女性的规范和苛求
这两篇小说里的男主人公涓生、高加林作为知识分子，都不满现实生活，感受到环境的不自由，有改革社会现实的愿望，有美好的理想，但是这种愿望和理想跟现实有严重的冲突，在对生活出路感到迷茫时，是甜蜜的爱情给他们丰富而敏感的灵魂极大的安慰，然而在传统男权思想下意识支配下，他们爱自己心中抽象的价值更甚于那些可爱勇敢的女性，对女主人公提出既要有贤妻良母的规范，又要脱离生活做不食人间烟火的天使。
在爱情未确定之前，涓生和子君是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关系，“破屋子里便渐渐充满了我的语声，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俗惯，谈男女平等，谈易卜生，谈泰戈尔，谈雪莱——她总是微笑着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涓生有意无意地认为自己要比子君高明一些，有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在刘巧珍没有表白自己的心意之前，高加林却对刘巧珍没什么感觉。马栓去相亲回来路遇高加林，马栓说起巧珍，这是刘巧珍第一次出现于高加林的知觉范围内。高加林对巧珍与他人相亲之事无动于衷。水潭边，鼓足勇气的巧珍送甜瓜给高加林，高加林也爱理不理。这种设置的不平衡，说明高加林是在一种混沌茫然的心境下承受了突然降临的爱情。高加林对巧珍的爱多方面是因刘巧珍美丽多情的吸引，对巧珍善良、大胆的义举的感激而萌发的，并非意趣上的志同道合而产生的，这个时候他与巧珍的爱情其实只是妥协的平衡，已为这场爱情悲剧埋下了一颗不幸的种子。
子君把婚前对个性解放和婚姻自由的追求融为对丈夫、对家庭的爱，操持家务，照顾涓生，并以琐碎的辛劳表达对涓生的爱意。然而涓生却像个被惯坏的孩子，对她的照顾和爱意已心生厌倦，渐渐流露出对子君的不满，其实涓生就是这样脱离现实而一味追求浪漫的，他期望子君从繁忙的家务中解脱出来，他们能够依然如在热恋中一般读书、谈天、散步。他所爱的是一个超然的飘忽的女子的幻影，那似乎不是一个在具体时空里的一个具体的女人的真实面貌。高加林从来就没有当农民的精神准备，一直渴望着离开这贫瘠落后的地方，有“联合国也想去”的狂想，然而当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使他的精神上极度苦闷的时候，他没有考虑清楚文化的差异，茫然接受了巧珍向他表达的爱意，进城后春风得意的高加林开始了一轮新的梦之旅，他对爱人的标准要求上升到了进行精神对话的女性。
在热恋时，涓生似乎很尊重子君的个性与人格，其实他的表现却又希望子君时时刻刻以他为中心，同居后爱的激情慢慢归于平淡，在冷酷的现实逼迫下，他把坠入困境的责任全部归咎于子君，认为是子君拖累了自己。他以“真实”和“虚空”的灵魂肉搏掩盖男性的虚伪和卑怯，最终自私的本性让他把子君推开，好让自己不会有“一同毁灭”的担忧。在那个年代，一个男性都被逼得无路可走，有什么奇迹让子君绝处逢生呢？子君的“新路”只是涓生的为自己开脱罢了。
高加林面对漂亮的“现代派”姑娘黄亚萍的突然求爱，感觉自己被推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不但是作出爱情对象的决定，而且是作出关系到自己一生命运的抉择。为了谋取个人今后更大的发展，高加林权衡了利害得失，经历了心灵的激烈搏斗，还是决定和那个即将转业到大城市的县武装部部长的女儿一起远走高飞，这里高加林又把来自亲人和舆论的责难及其良心的发现全部否定了，个人主义的排他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表现，人生的含义终于被错误地曲解了。
四、女主人公：丧失和男性平等对话的权利和机会
“女性的情感、生命的实现终究有赖于语言的实现，没有语言的呈示，没有话语的权力，女性本体的种种欲望只能处于黑暗的遮蔽状态”。两部故事中女主人公在爱情遭遇危机时，剩下的只是在话语上的无奈和悲凉。两篇小说的共同之处是都写一对青年男女的恋爱故事，情节安排上都是男女热恋逐渐平静后，天使在男主人公的视阈中发生了变化，从而引起男主人公的不满与厌倦。
子君的内在依附性人格造成了她在爱情面前的不利地位。子君以为争得了同居的权利，就获得了一切，于是安于平庸的生活，将“别的人生的要义”都忘却了。丧失自我的子君心甘情愿地成为操持生活的家庭主妇，以涓生为生活的全部中心，失去了涓生的爱，便无可奈何地退回父亲那里，独自负荷若虚空的爱的重担，走完人生的长途。刘巧珍一直战战兢兢地守护着这份爱情。她的恐惧不仅仅是由于她知道高加林始终想挣脱农村，更主要来自于依附性人格。依附人格导致了她对自我的轻视，使她在行为上温良恭顺，以高加林的意志为意志。在高加林面前，巧珍唯一的自信就是“她知道她有别的姑娘很难比的长处：俊”，这唯一的自信又无情地暴露了依附性人格，让女主人公已经不自觉地沦为男权文化的实践者。
子君在男性意识地压迫之下造成了严重的失语，子君也可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孕育出来的新女性，她的勇敢，她的冲动，足可说明她绝不是沉默寡言的平庸之辈，受男权意识控制，但她表达自己的权利被涓生或软或硬地剥夺了，她大多时候只能选择沉默。在《人生》整个爱情故事中，巧珍就像一只招之即来，挥之则去的小鸟，她的情感、意志已完全被男人控制了，也存在失语现象。而没有共同语言的爱情，预示着无论结合，还是分手，都难免是悲剧。
五、结语
在男性视阈中“爱和事业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虽然男主人公都希望爱和事业融合，都希望婚后的生活依然充满着诗意充满着浪漫，在男主人公看来家庭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都可以被忽略，他们不理解女人天性容易沉浸于世俗琐碎中，而加以宽容地看待，在男性视阈中，女性这些合情合理的作为却被视为不合理的了。子君和刘巧珍的悲剧让许多女性感同身受，直至当代，许多中国女性仍在负载着传统的重负，在用心建造自己温馨和美的小家庭时逐渐地、无知觉地失去了只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本文希望通过对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揭示，启示现实生活中的人，特别是女性正确对待自己的欲望、情感、意志，在事业与家庭的双重夹缝中，在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困境中努力探索自己的生存之道，从平庸、盲目的依附中解脱出来，从而使自己在完美健全的人性发挥中得到平衡和安宁。
参考文献：
［1］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M］.北京：三联书店，1996.
［2］杨剑龙.男性视域中的女性关照——读鲁迅的《伤逝》、叶圣陶的《倪焕之》［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5）：34-39.
［3］格丽梅勒·格丽尔著.杨正润，江宁康译.被阉割的女性［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