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馆街中国名为交民巷,与内城平行,街之西端起于大清门及前门,其使馆之顺序:首荷兰,次美、次俄、次德、次西班牙、次日本、次法、次意,故十一使馆中有八馆在此街上,某某使馆中间以中国之房屋。除八使馆之外,则有其他欧人所建筑之银行、饭店、俱乐部、店铺等等。其余三使馆,比使馆则在哈达门(即哈德门)之彼边,地位极为不佳;奥使馆则相距二百码,总税务司亦同在焉;英使馆则在各使馆之背,其面积之大及其形势之藏匿,天然为非战斗员避身之地,盖为他使馆所包,仅有两面出露于外也……”
　　义和团6月21日助清军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前后共56天。 8月14日,北京城墙被攻破,使馆的围攻解除。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匆匆“西狩”。第二年,清朝政府和11国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第七款规定“各使馆境界,以为专与住用之处,并独由使馆管理,中国民人,概不准在界内居住,亦可自行防守”,划定使馆界,确定四至范围,南到东城根、北到东长安街、西至东交民巷西口(户部街)东到崇文门大街。清朝政府一度要求保留祭祖的堂子和衙署为办公之用,列强只答应保留吏、户、礼部和宗人府,其余一律搬迁。各国将使馆区道路,也改称外国名,并用外文书写,东交民巷就改名Legation Street(使馆大街)。
　　
　　北京的“太上政府”
　　
　　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最终土崩瓦解,中国不得不在国际关系体系中重新找寻自己的位置。
　　根据《辛丑条约》,东交民巷使馆区“完全属于各公使馆警察权限之下”,成为一个“国中之国”。战争中受到毁坏的使馆区大兴土木。英国使馆原来就占据了御河桥西岸的梁公府和肃王府的一部分,《辛丑条约》后,又占据了翰林院的位置,成为东交民巷规模最大的一所使馆。日本使馆建在詹事府原址上,俄国使馆在原来基础上又占据了工部和兵部等衙门的旧址,意大利使馆占用了堂子和肃王府,葡萄牙占据了板库等地,荷兰占了石工厂和澡堂子,澳大利亚占用的是镇国公荣毓的官邸。美国的花旗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英国的汇丰银行、日本的正金银行、俄国的华俄道胜银行等涌入东交民巷。中国人则被禁止通行,除非付费,直到1949年。
　　由于义和团事变刺激,列强开始在使馆区周围广筑高墙,上面设置炮台、碉堡,下面挖有壕沟,墙上则有瞭望孔和枪眼。在出入口设有铁门、岗哨,由各国派军队驻守,因南面有城墙、护城河做为屏障,东北西三面一切障碍均被拆除,便于守卫和兼做操场之用,东交民巷俨然为国际兵营。直到进入民国,德奥两国驻军在巴黎和会后撤退,俄国则在1917年苏联成立后自动撤退,英国在1940年撤退,日美意法驻军权则在抗战胜利后收回。
　　曾任刑部官员的陈宗蕃20世纪30年代著《燕都丛考》,回忆北京使馆区“界内且自置设署,俨若异国”,“兵营亦各附于使馆左右”,“使我外交史上一大耻”。
　　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出现于19世纪中晚期的北京外交团,透过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各类谈判,诸如庚子赔款偿付、黄浦江疏浚、政府承认、参战案、军火禁运、裁军减兵、南北议和、关余分拨、沪案调查、法权与关税谈判、毒品禁运等问题,逐渐与中国各通商口岸的领事团、租界当局、海关等团体产生利益关系,扩大它在各地对中国政府机构的影响力。横跨帝制到民初,使团处处扮演重要角色,展现“辛丑条约签约国”对华的联合一致行动,在中国逐渐发展成一股强有力的政治力量,有时甚至凌驾于中国政府之上。俨然是北京的“太上政府”。
　　东交民巷使馆区也成为展示西方物质文明和工业技术的窗口。陈宗蕃看到使馆区“银行、商店,栉比林立,电灯灿烂,道路平夷”,也不得不慨叹赞美。东交民巷使馆区是北京城的一个“孤岛”,它强烈的现代气息,对外国侨民和本地中上层人物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 东单富人居住区、王府井商业区、西交民巷银行街相伴出现。下层民众则被迫居住在市政落后地段或工作场所附近。可以说,使馆区的出现,重新划分了北京城的城市空间。
　　北京城市的1903年,台基厂建发电厂,首先供应的便是东交民巷用电。使馆区街道干净整洁,也给北京市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北京“工部之街道厅和五城禁兵,虽有清理街道之事,而于卫生相去甚远”,民国以后,建北京特别市公署卫生局,疏通沟道,制定卫生条例,市内卫生大为改观,虽然比不上欧洲大城市,在国内也是数一数二。现代交通工具也进了北京城。前门火车站正是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英国军队为保障军需物资供应,将铁路从马家堡延长至永定门,再延伸至前门瓮城东侧,是京奉铁路的起点站。
　　民国之后,东交民巷仍然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段祺瑞掌权、末代皇帝溥仪出宫,每一次重大事件的发生,中国的最高统治者都要尽力获得东交民巷的支持或者默许之下方敢行动。
　　
　　“老大哥”来了
　　
　　
　　最后一点至关重要,美国汉学家德克•博迪1948-1949年期间作为美国“富尔布赖特计划”(该计划把一些美国人派到美国的战争同盟国去教书、搞研究,学习,中国是第一个参加实施这个计划的国家)的会员被派到北京,他在1949年6月12日的日记里写到:“田军是位著名的东北作家,他的小说《八月的乡村》在国外相当出名。最近他受到了官方的批评。因为他在哈尔滨的报纸上发表文章说‘有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他的意思是有白色帝国主义,也有红色帝国主义。这大概是我所看到的东北知识分子中第一个对1945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协定表示不满的人。”
　　
　　重返世界舞台
　　
　　1949年年底,毛泽东亲自率领代表团去了莫斯科,经过两个月的谈判,中苏签订了为期30年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标志着“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兄弟般的友谊”。 苏联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反对美国对华进行封锁和遏止的最有力的支持者,而中国则是苏联在冷战对峙下的一个新的宝贵盟友。紧随苏联的步伐,保加利亚等11个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承认新中国并互派大使,中国还很快与印度、缅甸等8个非社会主义国家达成建交协议并互派了外交使节。
　　“美国犯了个最基本的错误,”博迪在1949年10月份写道,“就是认为中国的革命是莫斯科一手制造的,是外国控制的一个明证。这种说法是很危险的,他们是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而忽视了中国长期以来的社会状况和所发生的一系列的事件。”在同一篇日记里,博迪还说,没有一场现代战争能真正成功地解决所发动战争名义上要解决的问题,他提醒美国注意中国的特别因素:她的经济结构,她的辽阔的幅员,她的非共产党员的众多的人口,她的传统和气质,她与西方国家长期以来的牢固的文化和商业上的联系,她继续与西方国家进行大范围的贸易活动的迫切需要等等,因此,“努力去和中国的新政权达成一种妥协的做法是值得一试的。”直到1971年他的建议才基本实现,这年的7月15日,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宣布,他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博士已经对北京进行了一次秘密访问,而他本人已经受邀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的驱使下, 1949年后的北京,再次成为了大国外交权力的角逐场。封锁、拉拢和谈判同时进行。只不过这一次,北京真正拥有了“主场优势”。1964年1月,法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14个年头里,共有32个国家经谈判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开第一次会时,我心也在跳,面对杜勒斯(美国国务卿,反共分子)到底是对他凶些还是缓和些都要考虑。”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新中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和地位参加讨论国际问题。外交部首批对外开放的外交档案里,记录了外长周恩来当时的心情。在历时三个月的漫长会议中,在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这两个主要议题上,中国都体现出了大国的作用。
　　建设新使馆区迫在眉睫,周恩来总理提出“把使馆从城里迁出,集中建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国门外使馆区和三里屯使馆区相继开始建设。在建外大街北侧、日坛公园西南侧的使馆区被称作“第一使馆区”。1957年初步建成,占地约60公顷,建有各类使馆41座,容纳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第二使馆区又称为北使馆区,建设于1960年代初期,西方发达国家使馆云集此处。
　　一个新的、主动的首都,由此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