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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难！难！难！此时此刻，我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陕西师范大学新闻系学生王蕊(化名)在自己大三暑期的实习日记上开头便打了三个惊叹号。
王蕊来自青岛市的一个县城，想找一家好的实习单位，为将来到青岛工作做准备。她先在青岛亲戚家落脚，买了一张地图，兴冲冲地出门了，“实习生又不要钱，多个白干活的有什么不好？”怀揣着这样的心思，王蕊初生牛犊不怕虎，根据地图上标注的新闻单位地址，一家家找了过去。
“您好，我想到报社实习。”
“请找热线记者。”
“对不起，我们记者做不了主，这个事得有总编室的许可。”……
“早报总编室现在不需要实习生，请找晚报吧。”
“对不起，晚报现在的实习生名额已满，你问问早报吧。”
“主任出去了，你下午再来吧。”
“哦，报社正在开会，你明天再来吧。”
王蕊决定背水一战，走进了当地一家著名报社，这里戒备森严，她只能够到达前台，而对方根本不给她任何机会。
于是，7月的酷热天，她坚持在报社门外等。每天早上，她都和前台小姐一起上班，倔强地等着奇迹发生。后来前台小姐见到她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又来啦！”
第三天时，前台小姐劝她回家，说这里没有熟人介绍是不可能进来实习的。此时，她买的一张50块钱的电话卡已经打光了，一切都令人绝望。她不知道自己该去什么地方，所以还是一直等。站到第五天，一个记者看不过去了，主动告诉了她报社人事处长的电话。处长接了电话：“现在我们一般不接受实习生了……”眼看最后一丝希望开始破灭，王蕊请求处长看一眼自己的简历。处长答应了。王蕊拿着厚厚的简历奔向了最近的复印店，并以最快的速度送到了报社大厅传达室。
接下来的等待焦急又漫长。下午3点，王蕊打电话去，占线；3:30，被告知处长在开会；4:00，接电话者说处长刚刚出去；4:15，处长接了电话，但说还没有来得及看她的简历。
王蕊急得都要哭了，她说，自己已经在外面等五天了，“什么？这些天你一直在报社外面？”处长很惊讶，口气忽然和蔼了，“你现在到我办公室里来吧。”
尽管打电话的地方与报社近在咫尺，王蕊还是果断地拦了一辆出租车，五分钟后就出现在报社人事处办公室。处长将王蕊安排到了记者部。
王蕊办完实习手续，走出报社，突然间，眼泪不可遏止地流了下来。
就业重压下的实习错位
并非所有的人都有王蕊的倔强与幸运，“现在要找个对口的实习单位太不容易了！”南京一位食品科学与工程系学生樊宁说。
为找到一个实习单位，他的许多同学求亲靠友，但到目前为止，大部分人都仍然没有找到单位。情急之下，有同学求助于中介公司。
这些中介公司大都是通过在校园里发传单，或者往手机上发短信招揽实习生，需要学生先交钱，介绍一家单位收费50元到100元不等，由他们领着去单位面试。有同学经介绍进了大饭店，但工作任务是端盘子，最常碰到的情况是被单位安排去做促销，从早干到晚，一天得30块钱上下。
当记者问到端盘子之类的实习是否有助于找工作时，樊宁迟疑地说：“起码可以增长生活经验吧。”她自己实习时进了父亲工作的单位：一家造纸厂，与樊宁的食品研究专业风马牛不相及，她在单位晃了几天，实在找不到事情干，主动结束了实习。
有意思的是，几乎与此同时，北京一所高校的大三学生严林到了樊宁渴望进入的食品研究所实习，但他却愁眉不展，因为他的专业是社会保障。
学校并不要求大三学生实习，可有了学哥学姐们就业难的前车之鉴，除了考研的同学，大三同学几乎都在为实习奔走。严林的一个同学听说深圳定期有人才交流会，一放假就南下，而三个多星期过去了，实习希望渺茫，“同学还发短信托我帮着找单位，可我哪里有这个能力呢？”严林说。他自己还是在北京工作的姐姐辗转托人，才安排进了食品研究所。
在食品研究所里，严林的工作是协助别人做实验，除了洗刷器皿，严林实在插不上手，这让他除了对酒的分类有了一些了解外再没有什么收获。他只得结束实习。
实习为什么这样难？
对于实习难，大学生们都说：“僧多粥少”。王蕊以青岛为例，本来进青岛市工作就很困难，城市的门槛很高，以谋职为目的的实习直接受到了影响；青岛的媒体数量又有限，而仅当地大学就有不少设立了新闻系和中文系，外地大学学生想来报社对口实习自然是难上加难。
《中国青年研究》杂志社社长刘俊彦认为，实习难发生在整个社会就业难的大背景下，并且，从1999年扩招后，大量大学生已经陆续进入了就业期。2005年，预计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为338万。刘俊彦认为，在此背景下，大家纷纷选择实习来做就业缓冲。
北京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主任任占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收集到的信息来看，找实习单位时，女生比男生要难；经济发达地区的学生比落后地区要容易一些；传统的医学类、师范类专业的实习问题比较好解决，而比如会计类等专业就很难解决——公司不会让实习生来给他们做账、管钱。
人力资源方向资深培训师罗宇昕曾长期致力于大学生择业的研究，她认为实习难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大学生自身的原因。一些大学生实习时态度比较倨傲，嫌报酬少，工作态度不佳，影响了整个团队的效率，也使得单位不再相信实习生，断了后来者的实习路。“实习生乱说话、乱做事也是会给公司带来负成本的。”罗宇昕表示。
其他可以看得见的正的成本包括办公设备支出，以及实习生的人工花费和劳动补贴。“我刚刚拒绝了一个实习生。”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杨华告诉记者，“接收了就要对他负责，比如办公室是否坐得下，我有没有精力带。”
罗宇昕特别提醒实习生要摆正心态，因为今非昔比，市场化公司和传统的国有企业不一样，他们没有义务为实习生提供无偿帮助，实习生必须自力更生。
(实习生刘黎黎对此文亦有贡献）
王蕊来自青岛市的一个县城，想找一家好的实习单位，为将来到青岛工作做准备。她先在青岛亲戚家落脚，买了一张地图，兴冲冲地出门了，“实习生又不要钱，多个白干活的有什么不好？”怀揣着这样的心思，王蕊初生牛犊不怕虎，根据地图上标注的新闻单位地址，一家家找了过去。
“您好，我想到报社实习。”
“请找热线记者。”
“对不起，我们记者做不了主，这个事得有总编室的许可。”……
“早报总编室现在不需要实习生，请找晚报吧。”
“对不起，晚报现在的实习生名额已满，你问问早报吧。”
“主任出去了，你下午再来吧。”
“哦，报社正在开会，你明天再来吧。”
王蕊决定背水一战，走进了当地一家著名报社，这里戒备森严，她只能够到达前台，而对方根本不给她任何机会。
于是，7月的酷热天，她坚持在报社门外等。每天早上，她都和前台小姐一起上班，倔强地等着奇迹发生。后来前台小姐见到她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又来啦！”
第三天时，前台小姐劝她回家，说这里没有熟人介绍是不可能进来实习的。此时，她买的一张50块钱的电话卡已经打光了，一切都令人绝望。她不知道自己该去什么地方，所以还是一直等。站到第五天，一个记者看不过去了，主动告诉了她报社人事处长的电话。处长接了电话：“现在我们一般不接受实习生了……”眼看最后一丝希望开始破灭，王蕊请求处长看一眼自己的简历。处长答应了。王蕊拿着厚厚的简历奔向了最近的复印店，并以最快的速度送到了报社大厅传达室。
接下来的等待焦急又漫长。下午3点，王蕊打电话去，占线；3:30，被告知处长在开会；4:00，接电话者说处长刚刚出去；4:15，处长接了电话，但说还没有来得及看她的简历。
王蕊急得都要哭了，她说，自己已经在外面等五天了，“什么？这些天你一直在报社外面？”处长很惊讶，口气忽然和蔼了，“你现在到我办公室里来吧。”
尽管打电话的地方与报社近在咫尺，王蕊还是果断地拦了一辆出租车，五分钟后就出现在报社人事处办公室。处长将王蕊安排到了记者部。
王蕊办完实习手续，走出报社，突然间，眼泪不可遏止地流了下来。
就业重压下的实习错位
并非所有的人都有王蕊的倔强与幸运，“现在要找个对口的实习单位太不容易了！”南京一位食品科学与工程系学生樊宁说。
为找到一个实习单位，他的许多同学求亲靠友，但到目前为止，大部分人都仍然没有找到单位。情急之下，有同学求助于中介公司。
这些中介公司大都是通过在校园里发传单，或者往手机上发短信招揽实习生，需要学生先交钱，介绍一家单位收费50元到100元不等，由他们领着去单位面试。有同学经介绍进了大饭店，但工作任务是端盘子，最常碰到的情况是被单位安排去做促销，从早干到晚，一天得30块钱上下。
当记者问到端盘子之类的实习是否有助于找工作时，樊宁迟疑地说：“起码可以增长生活经验吧。”她自己实习时进了父亲工作的单位：一家造纸厂，与樊宁的食品研究专业风马牛不相及，她在单位晃了几天，实在找不到事情干，主动结束了实习。
有意思的是，几乎与此同时，北京一所高校的大三学生严林到了樊宁渴望进入的食品研究所实习，但他却愁眉不展，因为他的专业是社会保障。
学校并不要求大三学生实习，可有了学哥学姐们就业难的前车之鉴，除了考研的同学，大三同学几乎都在为实习奔走。严林的一个同学听说深圳定期有人才交流会，一放假就南下，而三个多星期过去了，实习希望渺茫，“同学还发短信托我帮着找单位，可我哪里有这个能力呢？”严林说。他自己还是在北京工作的姐姐辗转托人，才安排进了食品研究所。
在食品研究所里，严林的工作是协助别人做实验，除了洗刷器皿，严林实在插不上手，这让他除了对酒的分类有了一些了解外再没有什么收获。他只得结束实习。
实习为什么这样难？
对于实习难，大学生们都说：“僧多粥少”。王蕊以青岛为例，本来进青岛市工作就很困难，城市的门槛很高，以谋职为目的的实习直接受到了影响；青岛的媒体数量又有限，而仅当地大学就有不少设立了新闻系和中文系，外地大学学生想来报社对口实习自然是难上加难。
《中国青年研究》杂志社社长刘俊彦认为，实习难发生在整个社会就业难的大背景下，并且，从1999年扩招后，大量大学生已经陆续进入了就业期。2005年，预计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为338万。刘俊彦认为，在此背景下，大家纷纷选择实习来做就业缓冲。
北京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主任任占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收集到的信息来看，找实习单位时，女生比男生要难；经济发达地区的学生比落后地区要容易一些；传统的医学类、师范类专业的实习问题比较好解决，而比如会计类等专业就很难解决——公司不会让实习生来给他们做账、管钱。
人力资源方向资深培训师罗宇昕曾长期致力于大学生择业的研究，她认为实习难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大学生自身的原因。一些大学生实习时态度比较倨傲，嫌报酬少，工作态度不佳，影响了整个团队的效率，也使得单位不再相信实习生，断了后来者的实习路。“实习生乱说话、乱做事也是会给公司带来负成本的。”罗宇昕表示。
其他可以看得见的正的成本包括办公设备支出，以及实习生的人工花费和劳动补贴。“我刚刚拒绝了一个实习生。”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杨华告诉记者，“接收了就要对他负责，比如办公室是否坐得下，我有没有精力带。”
罗宇昕特别提醒实习生要摆正心态，因为今非昔比，市场化公司和传统的国有企业不一样，他们没有义务为实习生提供无偿帮助，实习生必须自力更生。
(实习生刘黎黎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