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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文轩教授曾说过一句话：“美的力量大于思想的力量。”阅读《前方》，我们却会发现，思想与美在这里一路同行。
与一些不惜以牺牲美而换得深刻的作家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曹文轩教授的作品始终坚持“美感”“浪漫气质”“悲悯情怀”。
《中华读书报》的记者曾经好奇地问：“那么，您是如何处理作品深刻与美之间的关系？”
曹教授如此作答：“我并不认为美与深刻是一种对立的关系。是现代主义认为它们之间是对立的，甚至是不共戴天的，它们仿佛与美有世仇。19世纪的大师们从来也没有觉得它们两者之间是有冲突的。回头读19世纪、20世纪初的作品，看到的是一种平衡，各种元素的平衡。而现在这个平衡被活生生地打破了。19世纪、20世纪初的作家们所理解的深刻和后来的现代主义所理解的深刻不一样，事实上，从前的作家更比今天的作家强调思想。‘一个文学家必须是一个思想家’，这是传统的经典性的表述。现在的问题仅仅在：什么叫深刻？现代主义告诉我们，深刻存在于肮脏之中，存在于变态之中。只有那里藏匿着的深刻，才是文学应当委身的深刻。把持着诺贝尔文学奖生杀大权的那帮老头们，向世界文学传递的信号，也是这样一个信号。文学宁愿去欣赏一个女人用锋利的刀片鲜血淋漓地切割自己的私处，也不肯去关注孤独地坐在水边、远眺青山、目光里尽是哀怨的永远的翠翠。《边城》仅仅是美吗？我暂时不想染指现代主义，还是敬而远之。”
他向学生提出了他近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的一个词语：“恋思癖”，即将文学批评无休止地向思想上倾斜，而忽略了文学作品的艺术性与情感功能。
那么文学究竟何为呢？曹教授告诉我们，文学的根本意义在于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他认为，文学应该有三种维度，一是道义，二是审美，三是情调。而中国当代的许多作家却在放弃这样一个基点，只剩下了所谓的“深刻”。
他说：“有一次会议上大家问你喜欢康德还是歌德？我说我喜欢歌德。歌德到了那么大岁数了，还只有欣赏美丽的东西，我觉得康德虽然是个大哲学家，但是这两个人在一起，我肯定是愿意做歌德，不愿意做康德。”
因此，在《前方》的诗性语言中穿行，你会发现它的深刻仍是被“纯美”浸润过的深刻；哲理的光辉中，最温暖最美好的还是作者对人性的观照。
一、生存的困境：我们一直在路上
流浪，是人类的原始天性，是一种克制不住的欲望。
“当人类还未有家的意识与家的形式之前，祖先们是在几乎无休止的迁徙中生活的”，这种迁徙甚至无法完全脱离动物的自然属性，它与美洲荒原或者非洲荒原上的动物大迁徙有着某些共通之处：前方在召唤着它们，它们只有奋蹄挺进。
在作者诗性浪漫的语言中，蓬蓬勃勃的生命穿越浩瀚的时空逼近我们的视线：生命，大概就是在运动中得以生存和繁衍的。在人类还没有家之前，所有生命的心灵和血液里，就已经有了一颗“离家——流浪”的种子。
后来，人类有了家，这颗“离家——流浪”的种子便越发灿烂地开出了花，外界的诱惑、对自由的渴望，促使人们纷纷离开家园，开始一场人生的漫长旅行。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流浪史。
如果说迁徙的习性是林语堂所说的“我们的动物性遗产”，那么外界的诱惑和对自由的渴望就是哲学里面所说的“遮蔽”。现象学家、后现代解构主义大师海德格尔说过，事物的显现过程是一个去蔽的过程，遮蔽去除了，事物的本来面目就显现出来了。
生活在人们的直观中敞现了最直露的表象，但其表象遮蔽了真理的显现：外面世界的“丰富多彩”掩蔽了“艰辛”和“危险”，外面世界的广阔掩蔽了排斥甚至吞噬，生命的快感和虚荣心掩蔽了凄凉与沧桑；远走高飞的舒展掩蔽了漂泊的酸楚与孤独，摆脱束缚的自由掩蔽了背井离乡的风尘与憔悴。
“前方的情景并不明确，朦胧如雾中之月，闪烁如水中之屑。这种不确定性，反而助长了人们对前方的幻想。前方使他们兴奋，使他们行动，使他们陷入如痴如醉的状态。他们仿佛从苍茫的前方，听到了呼唤他们前往的钟声和激动人心的鼓乐。他们不知疲倦地走着。”现代社会的丰富多元掩蔽了生存价值的虚无，正是：“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红楼梦》第一回）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个故事，是说摩洛哥的一个沙漠中的部落是如何理解人类的原罪的。
夏娃走在伊甸园里，蛇朝她爬过来。
“吃了这个苹果，”蛇说。
夏娃拒绝了，因为上帝有明确指示，不能吃园里的苹果。
“吃了这个苹果，”蛇劝道。“你需要在你男人眼里显得更漂亮些。”
“不，我不吃，”夏娃说。“除了我，他没有其他女人。”
蛇笑了。
“他当然有。”
夏娃不相信。蛇于是把她带到山顶上的一口井旁边。
“她就在井里。亚当把她藏在里面。”
夏娃倚向井边，水面倒映出她的身影。她看到了一个美丽的女人。她立即把蛇递过来的苹果吃了。
这个摩洛哥的部落认为，任何人只要能认识到井里是自己的倒影，并且无所畏惧，他或她就一定可以重返伊甸。
当然，注重安守有可能正是摩洛哥经济（我们不用“文明”这个概念）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
夏娃的理智被遮蔽了，所以她失去了伊甸园。然而我们也可以说，从夏娃偷吃苹果的那一刻开始，人类就开启了新世界的大门。
我信上帝，但我从来不认为亚当夏娃的原罪是一种恶。我认为，那是上帝预知并允许的一场生命旅行的开启。
遮蔽，然后去蔽，就是一场有意思且有意义的旅行（我甚至想说“游戏”）。
李白一生浪迹天涯，三毛走遍万水千山；冰心自幼在福州、上海、山东、北京之间辗转，获得了丰富的人生体验；艾芜在已接近生命终点时，内心仍在呼喊“妈妈，我还要去远行”；82岁的托尔斯泰在一个风雪之夜，放弃所有财产离家出走，最后客死于附近的一个小火车站的站长室内……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没有什么比远行更销魂。 美国心理学家沃克曾指出：“死亡与其说是毁灭生命，不如说是给生命带来了意义。假如生命是无限的，人就会把一切事情都往以后推延。我们也就不需要去活动、去工作、去创造。生命必然完结这一事实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死亡也就是生命的一部分。”（马斯洛《人的潜能和价值》）
如果夏娃在那个没有终点的伊甸园里度过没有终点的生命，对于爱与美，对于痛与悲，对于作与息，对于生与死，一团混沌毫无认知与觉解，这样的生命，怕是连上帝看了也会厌倦。
虽然作者说：“人类不得不流浪。流浪不仅是出于天性，也出于命运。是命运把人抛到了路上——形而上一点说”，“人生的起点就象投骰子一样。它的偶然性深深植根于一些无法逃避的事实中”（布莱恩·麦基《思想家》），我们突如其来地来到这个世上，又倏尔归于尘埃（叔本华《生存空虚说》），但作者仍用诗性的语言描述了人类这种西西弗斯式的悲凉而豪迈的“苦旅”。
海德格尔也说过一个词：被抛。我们降生到这个世界，本身就意味着我们如亚当一般被放逐到现实境遇之中，我们无法选择，还乡于是成为一种心灵恒久的仰望。我们无法回到原初的自然，回到自然对生命的整体呵护以及我们对自然的无隔的依恋，我们必须在乡愁之中艰难地担当自我。
去除遮蔽，作者看到了生命的真相：“即便是终身未出家门，或未远出家门，但在内心深处，许多人仍有无家可归的感觉，他们也在漫无尽头的路上：四野茫茫，八面空空，眼前与心中，只剩下一条通往前方的路。”
要么身体在路上，要么灵魂在路上，要么身体灵魂都在路上。每个生命都被远行的欲望牵引着，一往无前。
作者甚至还幽了一默：如果你不在远行的路上，就一定在路上的车上。而无论你是在照片中这种“沙丁鱼罐头一样”“拥挤不堪”的车上，还是在钱钟书和丰子恺笔下的汽车上，甚至是在“豪华的游艇上、舒适的飞机或火车上”，“他”、“他们”、“我们”，谁都逃脱不了人生的苦旅。你要么是肉体上的流浪汉，要么是精神上的流浪汉。
二、悲剧的实质：终点在何方？家在何方？
每一个人从出生开始，就在寻找属于自己的精神的伊甸园。对有些人来说，它是宗教；对有些人来说，它是哲学；对有些人来说，它是文学；对有些人来说，它是自然；对有些人来说，它是故园。
因此，作者说：“人的悲剧性实质，还不完全在于总想到达目的地却总不能到达目的地，而在于走向前方、到处流浪时，又时时刻刻地惦念着正在远去和久已不见的家、家园和家乡。”
曹教授自己就是一个眷恋家乡的人，再忙，他每年也得回去个一两次。青年时期的曹文轩被保送到北大，四年的学习生活结束后，因为成绩优异而被留校。奇怪的是，他竟像一个流浪的孩子，身上装着几十块钱，又悄悄回到了生他养他的那个温暖而贫困的故乡——江苏盐城龙港村。回乡的路上，他看见村头的那片空场前，谁家似乎又盖起了新房，黄昏中炊烟正在升起，远处的田地泛出弧蓝色的光斑……他的眼睛湿润了，这个像父亲一样古老、原始，像母亲一样朴实、平静的地方果真如一块带有魔力的磁石？
回到家乡整整一年，曹文轩什么也不做，除了帮父亲做点家活之外，就是没日没夜流连于一条条小河、一块块田埂、一棵棵小树旁，每一次心里都涌起一阵忧伤，当风哗哗吹过树林时，他似乎又听见了往日童年的欢笑，但他清楚这笑声中再没有了他。
令他感动的是，他回乡的一年半里，北大一直按时给他寄发工资，“我整整领了一年半的工资，实在不好意思，还是回来了。现在让我去哪，我都不适应了，只能待在北大”。
当回忆那段往事时，曹教授笑了。他说，虽然那是用眼泪和温情浸泡过的童年，但是离别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
离开家乡孤身远行，是人的宿命；在旅途漂泊中悄然回望，是另一种美丽。
从《暮色笼罩下的祠堂》《红葫芦》《蔷薇谷》，到《山羊不吃天堂草》《草房子》《红瓦》《根鸟》，无一不是在与故园低语，与往事干杯。
曹教授笔下的“家、家园和家乡”，意义是丰富的，它们涵括了物质的家园、情感的家园、文化的家园、精神的家园。
海德格尔说：“诗人荷尔德林步入其诗人生涯以后，他的全部诗作都是还乡……接近故乡就是接近万乐之源（接近极乐），故乡最玄奥，最美丽之处恰恰在于对这种本源的接近，决非其他。所以，唯有在故乡才可亲近本源，这乃是命中注定的。正因为如此，那些被迫舍弃与本源的接近而离开故乡的人，总是感到那么惆怅悔恨。”海德格尔认为诗人之天职就是引导我们还乡，引导我们回家，引导我们回到的精神的故乡，在世界重归“诗意地栖居”。
刘亮程说：“故乡对中国汉民族来说具有特殊意义。我们没有宗教，故乡便成为心灵最后的归宿。当我们老的时候，有一个最大的愿望便是回乡。叶落归根。懂得自己是一片叶子时，生命已经到了晚秋。年轻时你不会相信自己是一片叶子。你鸟儿一样远飞，云一样远游。你几乎忘掉故乡这棵大树。但死亡会让人想起最根本的东西。许多人都梦想死了以后埋回到故乡。一则是对故土最后的感激，人一生都在索取，只有死亡来临，才想到用自己的身体喂养故土。二则人在潜意识深层有‘回去’的愿望。所谓轮回再生均以回去为前提。所有的宗教均针对死亡而建立。人们追随迷恋宗教是因为它给死亡安排了一个去处。一个人面对死亡太痛苦，确定一个信仰，一个‘永生’的死亡方向，大家共同去面对它。这便是宗教的吸引力。我们汉民族没有宗教，死亡成了每个人单独面对的一件事情。这时候，故乡便是全部惟一的宗教。从古到今，回乡一直是中国人心灵史上的一大风景。”
文章最后两段，作者引用了大量富有古典美的诗句来告诉我们，人的悲剧的实质并不完全在于“终点永难抵达”，它还在于“途中时刻思乡”；又用崔颢的心情故事告诉我们，悲剧的不可避免在于“最终无法还家”。因为，那个可遮风避雨的实在的家，从一开始就没能让你驻足，还乡梦，就只能让它成为一个梦，故园只有回望中才会更加美丽，而你相信，生命只有在继续前行中才会渐渐找到答案。然而，我们越走越远越迷茫，人生最终还是无解：“这坐在车上的人们，前方到底是家还是无边的旷野呢？” 任何一种执著都会令人震撼，而永远无法抵达目的地的迷惘中的执著，则会引人深思。
只要还活着，远行就无终点；只要还在远行，人生就没有最后答案。
但这又何妨呢？
无解，也无须解。
“人一辈子都在高潮——低潮中浮沉，惟有庸碌的人，生活才如死水一般；或者要有极高的修养，方能廓然无累，真正地解脱。只要高潮不过分使你紧张，低潮不过分使你颓废就好了。”（《傅雷家书》）
“我们旅行不仅是为了到达目的地，而且是为了在旅行时活着。”（歌德）
快乐或者忧伤，又有何妨呢？周国平说：“对于一个视人生感受为最宝贵财富的人来说，欢乐和痛苦都是收入，他的账本上没有支出。”
我想，这就是作者虽然说人生是一场“苦旅”，却又赋予了这种“苦旅”以深沉的诗意的原因。有意思的是叔本华在《生存空虚说》中也有类似的表达：“人的生存就是一场痛苦的斗争，生命的每一秒钟都在为抵抗死亡而斗争，而这是一种注定要失败的斗争”。这就完全是另一种论调了。“苦旅”着眼于过程中的心灵体验：痛苦中交织着幸福，让人更多地看见美好，从而能够把痛苦当作爱的必然结果而加以接受；而“苦斗”，着眼于交锋的结果：你死我活中注定失败的无望挣扎，让人将人生的绝望一眼望到底，生存成为一种毫无回馈的负累。前者悲悯，后者悲观。同样富有哲理，但前者有更多对人性的温暖观照和轻轻抚慰。
三、精神的体温：艺术生活化？还是生活艺术化？
林语堂在《论近人情》中说：“一个人的想像力越大，就越不能得到满足。所以一个富于想像力的小孩，往往比较难于教育；他常常像猴子那样阴沉忧郁，而不像牛那样地感到快乐知足。”
这段话至少能让我们明白两点：
首先，有思想的人难免忧郁，但那是美丽的忧郁、丰富的人性。
其次，想象力将凡俗人生化为艺术，将红尘世界化为天国。
我想，这两点都可以从曹教授的这篇摄影散文中得到诠释。
印度是一个人口大国，流动人口也非常多。一位印度摄影师拍摄了这幅照片，题目就叫《前方》。曹文轩教授就是被这张照片触发了灵感，思绪翩飞，写下了这篇文章。
作者的文字与其说是在解说照片本身，不如说它与图像一道成为了观照人性的方式。摄影师的照片揭示的只是一个孤立的点，或者至多是一个横断面，而作者的文字填补了点与点、点与面、面与面之间的空白，扩展了照片与生活、与人性的联系。
照片本来反映的是一种凡俗生活，照片中的人形形色色，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为了生计，为了梦想，或者为了自由。然而作者的作品超越了国界，发出了全人类的声音。作者在眼睛所看得到的身体的旅行中，也用一颗悲悯的心看到了人类灵魂的旅行。二十世纪德语诗坛最杰出的表现主义诗歌的先驱特拉克尔有一句名言：“灵魂，大地上的异乡者。”人在世间漫无边际地游荡，追寻着他所不能确知的梦想，生命显得如此偶然，而理想总在彼岸，因此无论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是身处异乡。这就是所有伟大的文学共同的声音。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中，生命往往只是某个事件当中的碎片，是社会这个庞大机械中的一个零件而不是风景。作者与照片中托腮凝思的旅人素昧平生，文字里却倾注了丰盈的温情。作者所关注的，不只是某个人的生存困境，更是全人类的精神困境。
而且，这样的人性观照，不是透过生硬干燥的哲学语言来呈现，而是以带着精神体温的诗性语言，将他眼中的生活艺术化，而非将艺术生活化。
我们往往通过我们生存经验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而不是通过艺术家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我们感受和体验这个世界的方式，负担着我们卷入日常生活那些庸俗的事件时所带来的全部渣滓。然而曹教授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都始终如一地温润纯粹，带着一种感伤的优美。
这篇散文有哲学之光、艺术之灵，值得细细品味之处颇多。无论是作者新奇的立意、丰富的想象、虚实相生的笔法，抑或是优美凝练的语言、含蓄深沉的思想、悠远绵长的情韵、中西文化的交融、哲学美学的互生，都给人留下极大的审美空间，而其中构成文章最大艺术魅力、最耐人寻味的，还是作者对人类心灵漂泊的真切关怀与深刻悲悯。世界需要审美，而再深刻的思想都会变成常识。
曹教授曾说：“人类社会滚动发展至今日，获得了许多，但也损失或者说损伤了许多。激情、热情、同情？？损失、损伤得最多的是各种情感。机械性的作业、劳动重返个体化倾向、现代建筑牢笼般的结构、各种各样淡化人际关系的现代行为原则，使人应了存在主义者的判断，在意识上日益加深地意识到自己是‘孤独的个体’。……文学没有理由否认情感在社会发展意义上的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皆是与情感不可分割的。悲悯情怀（或叫悲悯精神）是文学的一个古老的命题。我以为，任何一个古老的命题——如果的确能称得上古老的话，它肯定同时也是一个永恒的问题。我甚至认定，文学正是因为它具有悲悯精神并把这一精神作为它的基本属性之一，它才被称为文学，也才能够成为一种必要的、人类几乎离不开的意识形态的。”
我想，曹教授是在借着他的作品带领我们寻找一条回家的路。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诗人的天职就是引导我们还乡。
这条回乡的路，有冰心所言的爱与美：“爱在左，同情在右，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香花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却不是悲凉。”（《赠葛洛》）
这条回乡的路，也有周国平所言的真与善：“总括起来，‘记住回家的路’就是：记住从社会回到自我的路，记住从世界回到上帝的路。人当然不能总活在社会和世界中，但是，时时记起回家的路，便可以保持清醒，不在社会的纷争和世界的喧闹中沉沦。”（《记住回家的路·小序》）
[作者通联：广州外国语学校]
与一些不惜以牺牲美而换得深刻的作家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曹文轩教授的作品始终坚持“美感”“浪漫气质”“悲悯情怀”。
《中华读书报》的记者曾经好奇地问：“那么，您是如何处理作品深刻与美之间的关系？”
曹教授如此作答：“我并不认为美与深刻是一种对立的关系。是现代主义认为它们之间是对立的，甚至是不共戴天的，它们仿佛与美有世仇。19世纪的大师们从来也没有觉得它们两者之间是有冲突的。回头读19世纪、20世纪初的作品，看到的是一种平衡，各种元素的平衡。而现在这个平衡被活生生地打破了。19世纪、20世纪初的作家们所理解的深刻和后来的现代主义所理解的深刻不一样，事实上，从前的作家更比今天的作家强调思想。‘一个文学家必须是一个思想家’，这是传统的经典性的表述。现在的问题仅仅在：什么叫深刻？现代主义告诉我们，深刻存在于肮脏之中，存在于变态之中。只有那里藏匿着的深刻，才是文学应当委身的深刻。把持着诺贝尔文学奖生杀大权的那帮老头们，向世界文学传递的信号，也是这样一个信号。文学宁愿去欣赏一个女人用锋利的刀片鲜血淋漓地切割自己的私处，也不肯去关注孤独地坐在水边、远眺青山、目光里尽是哀怨的永远的翠翠。《边城》仅仅是美吗？我暂时不想染指现代主义，还是敬而远之。”
他向学生提出了他近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的一个词语：“恋思癖”，即将文学批评无休止地向思想上倾斜，而忽略了文学作品的艺术性与情感功能。
那么文学究竟何为呢？曹教授告诉我们，文学的根本意义在于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他认为，文学应该有三种维度，一是道义，二是审美，三是情调。而中国当代的许多作家却在放弃这样一个基点，只剩下了所谓的“深刻”。
他说：“有一次会议上大家问你喜欢康德还是歌德？我说我喜欢歌德。歌德到了那么大岁数了，还只有欣赏美丽的东西，我觉得康德虽然是个大哲学家，但是这两个人在一起，我肯定是愿意做歌德，不愿意做康德。”
因此，在《前方》的诗性语言中穿行，你会发现它的深刻仍是被“纯美”浸润过的深刻；哲理的光辉中，最温暖最美好的还是作者对人性的观照。
一、生存的困境：我们一直在路上
流浪，是人类的原始天性，是一种克制不住的欲望。
“当人类还未有家的意识与家的形式之前，祖先们是在几乎无休止的迁徙中生活的”，这种迁徙甚至无法完全脱离动物的自然属性，它与美洲荒原或者非洲荒原上的动物大迁徙有着某些共通之处：前方在召唤着它们，它们只有奋蹄挺进。
在作者诗性浪漫的语言中，蓬蓬勃勃的生命穿越浩瀚的时空逼近我们的视线：生命，大概就是在运动中得以生存和繁衍的。在人类还没有家之前，所有生命的心灵和血液里，就已经有了一颗“离家——流浪”的种子。
后来，人类有了家，这颗“离家——流浪”的种子便越发灿烂地开出了花，外界的诱惑、对自由的渴望，促使人们纷纷离开家园，开始一场人生的漫长旅行。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流浪史。
如果说迁徙的习性是林语堂所说的“我们的动物性遗产”，那么外界的诱惑和对自由的渴望就是哲学里面所说的“遮蔽”。现象学家、后现代解构主义大师海德格尔说过，事物的显现过程是一个去蔽的过程，遮蔽去除了，事物的本来面目就显现出来了。
生活在人们的直观中敞现了最直露的表象，但其表象遮蔽了真理的显现：外面世界的“丰富多彩”掩蔽了“艰辛”和“危险”，外面世界的广阔掩蔽了排斥甚至吞噬，生命的快感和虚荣心掩蔽了凄凉与沧桑；远走高飞的舒展掩蔽了漂泊的酸楚与孤独，摆脱束缚的自由掩蔽了背井离乡的风尘与憔悴。
“前方的情景并不明确，朦胧如雾中之月，闪烁如水中之屑。这种不确定性，反而助长了人们对前方的幻想。前方使他们兴奋，使他们行动，使他们陷入如痴如醉的状态。他们仿佛从苍茫的前方，听到了呼唤他们前往的钟声和激动人心的鼓乐。他们不知疲倦地走着。”现代社会的丰富多元掩蔽了生存价值的虚无，正是：“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红楼梦》第一回）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个故事，是说摩洛哥的一个沙漠中的部落是如何理解人类的原罪的。
夏娃走在伊甸园里，蛇朝她爬过来。
“吃了这个苹果，”蛇说。
夏娃拒绝了，因为上帝有明确指示，不能吃园里的苹果。
“吃了这个苹果，”蛇劝道。“你需要在你男人眼里显得更漂亮些。”
“不，我不吃，”夏娃说。“除了我，他没有其他女人。”
蛇笑了。
“他当然有。”
夏娃不相信。蛇于是把她带到山顶上的一口井旁边。
“她就在井里。亚当把她藏在里面。”
夏娃倚向井边，水面倒映出她的身影。她看到了一个美丽的女人。她立即把蛇递过来的苹果吃了。
这个摩洛哥的部落认为，任何人只要能认识到井里是自己的倒影，并且无所畏惧，他或她就一定可以重返伊甸。
当然，注重安守有可能正是摩洛哥经济（我们不用“文明”这个概念）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
夏娃的理智被遮蔽了，所以她失去了伊甸园。然而我们也可以说，从夏娃偷吃苹果的那一刻开始，人类就开启了新世界的大门。
我信上帝，但我从来不认为亚当夏娃的原罪是一种恶。我认为，那是上帝预知并允许的一场生命旅行的开启。
遮蔽，然后去蔽，就是一场有意思且有意义的旅行（我甚至想说“游戏”）。
李白一生浪迹天涯，三毛走遍万水千山；冰心自幼在福州、上海、山东、北京之间辗转，获得了丰富的人生体验；艾芜在已接近生命终点时，内心仍在呼喊“妈妈，我还要去远行”；82岁的托尔斯泰在一个风雪之夜，放弃所有财产离家出走，最后客死于附近的一个小火车站的站长室内……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没有什么比远行更销魂。 美国心理学家沃克曾指出：“死亡与其说是毁灭生命，不如说是给生命带来了意义。假如生命是无限的，人就会把一切事情都往以后推延。我们也就不需要去活动、去工作、去创造。生命必然完结这一事实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死亡也就是生命的一部分。”（马斯洛《人的潜能和价值》）
如果夏娃在那个没有终点的伊甸园里度过没有终点的生命，对于爱与美，对于痛与悲，对于作与息，对于生与死，一团混沌毫无认知与觉解，这样的生命，怕是连上帝看了也会厌倦。
虽然作者说：“人类不得不流浪。流浪不仅是出于天性，也出于命运。是命运把人抛到了路上——形而上一点说”，“人生的起点就象投骰子一样。它的偶然性深深植根于一些无法逃避的事实中”（布莱恩·麦基《思想家》），我们突如其来地来到这个世上，又倏尔归于尘埃（叔本华《生存空虚说》），但作者仍用诗性的语言描述了人类这种西西弗斯式的悲凉而豪迈的“苦旅”。
海德格尔也说过一个词：被抛。我们降生到这个世界，本身就意味着我们如亚当一般被放逐到现实境遇之中，我们无法选择，还乡于是成为一种心灵恒久的仰望。我们无法回到原初的自然，回到自然对生命的整体呵护以及我们对自然的无隔的依恋，我们必须在乡愁之中艰难地担当自我。
去除遮蔽，作者看到了生命的真相：“即便是终身未出家门，或未远出家门，但在内心深处，许多人仍有无家可归的感觉，他们也在漫无尽头的路上：四野茫茫，八面空空，眼前与心中，只剩下一条通往前方的路。”
要么身体在路上，要么灵魂在路上，要么身体灵魂都在路上。每个生命都被远行的欲望牵引着，一往无前。
作者甚至还幽了一默：如果你不在远行的路上，就一定在路上的车上。而无论你是在照片中这种“沙丁鱼罐头一样”“拥挤不堪”的车上，还是在钱钟书和丰子恺笔下的汽车上，甚至是在“豪华的游艇上、舒适的飞机或火车上”，“他”、“他们”、“我们”，谁都逃脱不了人生的苦旅。你要么是肉体上的流浪汉，要么是精神上的流浪汉。
二、悲剧的实质：终点在何方？家在何方？
每一个人从出生开始，就在寻找属于自己的精神的伊甸园。对有些人来说，它是宗教；对有些人来说，它是哲学；对有些人来说，它是文学；对有些人来说，它是自然；对有些人来说，它是故园。
因此，作者说：“人的悲剧性实质，还不完全在于总想到达目的地却总不能到达目的地，而在于走向前方、到处流浪时，又时时刻刻地惦念着正在远去和久已不见的家、家园和家乡。”
曹教授自己就是一个眷恋家乡的人，再忙，他每年也得回去个一两次。青年时期的曹文轩被保送到北大，四年的学习生活结束后，因为成绩优异而被留校。奇怪的是，他竟像一个流浪的孩子，身上装着几十块钱，又悄悄回到了生他养他的那个温暖而贫困的故乡——江苏盐城龙港村。回乡的路上，他看见村头的那片空场前，谁家似乎又盖起了新房，黄昏中炊烟正在升起，远处的田地泛出弧蓝色的光斑……他的眼睛湿润了，这个像父亲一样古老、原始，像母亲一样朴实、平静的地方果真如一块带有魔力的磁石？
回到家乡整整一年，曹文轩什么也不做，除了帮父亲做点家活之外，就是没日没夜流连于一条条小河、一块块田埂、一棵棵小树旁，每一次心里都涌起一阵忧伤，当风哗哗吹过树林时，他似乎又听见了往日童年的欢笑，但他清楚这笑声中再没有了他。
令他感动的是，他回乡的一年半里，北大一直按时给他寄发工资，“我整整领了一年半的工资，实在不好意思，还是回来了。现在让我去哪，我都不适应了，只能待在北大”。
当回忆那段往事时，曹教授笑了。他说，虽然那是用眼泪和温情浸泡过的童年，但是离别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
离开家乡孤身远行，是人的宿命；在旅途漂泊中悄然回望，是另一种美丽。
从《暮色笼罩下的祠堂》《红葫芦》《蔷薇谷》，到《山羊不吃天堂草》《草房子》《红瓦》《根鸟》，无一不是在与故园低语，与往事干杯。
曹教授笔下的“家、家园和家乡”，意义是丰富的，它们涵括了物质的家园、情感的家园、文化的家园、精神的家园。
海德格尔说：“诗人荷尔德林步入其诗人生涯以后，他的全部诗作都是还乡……接近故乡就是接近万乐之源（接近极乐），故乡最玄奥，最美丽之处恰恰在于对这种本源的接近，决非其他。所以，唯有在故乡才可亲近本源，这乃是命中注定的。正因为如此，那些被迫舍弃与本源的接近而离开故乡的人，总是感到那么惆怅悔恨。”海德格尔认为诗人之天职就是引导我们还乡，引导我们回家，引导我们回到的精神的故乡，在世界重归“诗意地栖居”。
刘亮程说：“故乡对中国汉民族来说具有特殊意义。我们没有宗教，故乡便成为心灵最后的归宿。当我们老的时候，有一个最大的愿望便是回乡。叶落归根。懂得自己是一片叶子时，生命已经到了晚秋。年轻时你不会相信自己是一片叶子。你鸟儿一样远飞，云一样远游。你几乎忘掉故乡这棵大树。但死亡会让人想起最根本的东西。许多人都梦想死了以后埋回到故乡。一则是对故土最后的感激，人一生都在索取，只有死亡来临，才想到用自己的身体喂养故土。二则人在潜意识深层有‘回去’的愿望。所谓轮回再生均以回去为前提。所有的宗教均针对死亡而建立。人们追随迷恋宗教是因为它给死亡安排了一个去处。一个人面对死亡太痛苦，确定一个信仰，一个‘永生’的死亡方向，大家共同去面对它。这便是宗教的吸引力。我们汉民族没有宗教，死亡成了每个人单独面对的一件事情。这时候，故乡便是全部惟一的宗教。从古到今，回乡一直是中国人心灵史上的一大风景。”
文章最后两段，作者引用了大量富有古典美的诗句来告诉我们，人的悲剧的实质并不完全在于“终点永难抵达”，它还在于“途中时刻思乡”；又用崔颢的心情故事告诉我们，悲剧的不可避免在于“最终无法还家”。因为，那个可遮风避雨的实在的家，从一开始就没能让你驻足，还乡梦，就只能让它成为一个梦，故园只有回望中才会更加美丽，而你相信，生命只有在继续前行中才会渐渐找到答案。然而，我们越走越远越迷茫，人生最终还是无解：“这坐在车上的人们，前方到底是家还是无边的旷野呢？” 任何一种执著都会令人震撼，而永远无法抵达目的地的迷惘中的执著，则会引人深思。
只要还活着，远行就无终点；只要还在远行，人生就没有最后答案。
但这又何妨呢？
无解，也无须解。
“人一辈子都在高潮——低潮中浮沉，惟有庸碌的人，生活才如死水一般；或者要有极高的修养，方能廓然无累，真正地解脱。只要高潮不过分使你紧张，低潮不过分使你颓废就好了。”（《傅雷家书》）
“我们旅行不仅是为了到达目的地，而且是为了在旅行时活着。”（歌德）
快乐或者忧伤，又有何妨呢？周国平说：“对于一个视人生感受为最宝贵财富的人来说，欢乐和痛苦都是收入，他的账本上没有支出。”
我想，这就是作者虽然说人生是一场“苦旅”，却又赋予了这种“苦旅”以深沉的诗意的原因。有意思的是叔本华在《生存空虚说》中也有类似的表达：“人的生存就是一场痛苦的斗争，生命的每一秒钟都在为抵抗死亡而斗争，而这是一种注定要失败的斗争”。这就完全是另一种论调了。“苦旅”着眼于过程中的心灵体验：痛苦中交织着幸福，让人更多地看见美好，从而能够把痛苦当作爱的必然结果而加以接受；而“苦斗”，着眼于交锋的结果：你死我活中注定失败的无望挣扎，让人将人生的绝望一眼望到底，生存成为一种毫无回馈的负累。前者悲悯，后者悲观。同样富有哲理，但前者有更多对人性的温暖观照和轻轻抚慰。
三、精神的体温：艺术生活化？还是生活艺术化？
林语堂在《论近人情》中说：“一个人的想像力越大，就越不能得到满足。所以一个富于想像力的小孩，往往比较难于教育；他常常像猴子那样阴沉忧郁，而不像牛那样地感到快乐知足。”
这段话至少能让我们明白两点：
首先，有思想的人难免忧郁，但那是美丽的忧郁、丰富的人性。
其次，想象力将凡俗人生化为艺术，将红尘世界化为天国。
我想，这两点都可以从曹教授的这篇摄影散文中得到诠释。
印度是一个人口大国，流动人口也非常多。一位印度摄影师拍摄了这幅照片，题目就叫《前方》。曹文轩教授就是被这张照片触发了灵感，思绪翩飞，写下了这篇文章。
作者的文字与其说是在解说照片本身，不如说它与图像一道成为了观照人性的方式。摄影师的照片揭示的只是一个孤立的点，或者至多是一个横断面，而作者的文字填补了点与点、点与面、面与面之间的空白，扩展了照片与生活、与人性的联系。
照片本来反映的是一种凡俗生活，照片中的人形形色色，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为了生计，为了梦想，或者为了自由。然而作者的作品超越了国界，发出了全人类的声音。作者在眼睛所看得到的身体的旅行中，也用一颗悲悯的心看到了人类灵魂的旅行。二十世纪德语诗坛最杰出的表现主义诗歌的先驱特拉克尔有一句名言：“灵魂，大地上的异乡者。”人在世间漫无边际地游荡，追寻着他所不能确知的梦想，生命显得如此偶然，而理想总在彼岸，因此无论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是身处异乡。这就是所有伟大的文学共同的声音。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中，生命往往只是某个事件当中的碎片，是社会这个庞大机械中的一个零件而不是风景。作者与照片中托腮凝思的旅人素昧平生，文字里却倾注了丰盈的温情。作者所关注的，不只是某个人的生存困境，更是全人类的精神困境。
而且，这样的人性观照，不是透过生硬干燥的哲学语言来呈现，而是以带着精神体温的诗性语言，将他眼中的生活艺术化，而非将艺术生活化。
我们往往通过我们生存经验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而不是通过艺术家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我们感受和体验这个世界的方式，负担着我们卷入日常生活那些庸俗的事件时所带来的全部渣滓。然而曹教授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都始终如一地温润纯粹，带着一种感伤的优美。
这篇散文有哲学之光、艺术之灵，值得细细品味之处颇多。无论是作者新奇的立意、丰富的想象、虚实相生的笔法，抑或是优美凝练的语言、含蓄深沉的思想、悠远绵长的情韵、中西文化的交融、哲学美学的互生，都给人留下极大的审美空间，而其中构成文章最大艺术魅力、最耐人寻味的，还是作者对人类心灵漂泊的真切关怀与深刻悲悯。世界需要审美，而再深刻的思想都会变成常识。
曹教授曾说：“人类社会滚动发展至今日，获得了许多，但也损失或者说损伤了许多。激情、热情、同情？？损失、损伤得最多的是各种情感。机械性的作业、劳动重返个体化倾向、现代建筑牢笼般的结构、各种各样淡化人际关系的现代行为原则，使人应了存在主义者的判断，在意识上日益加深地意识到自己是‘孤独的个体’。……文学没有理由否认情感在社会发展意义上的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皆是与情感不可分割的。悲悯情怀（或叫悲悯精神）是文学的一个古老的命题。我以为，任何一个古老的命题——如果的确能称得上古老的话，它肯定同时也是一个永恒的问题。我甚至认定，文学正是因为它具有悲悯精神并把这一精神作为它的基本属性之一，它才被称为文学，也才能够成为一种必要的、人类几乎离不开的意识形态的。”
我想，曹教授是在借着他的作品带领我们寻找一条回家的路。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诗人的天职就是引导我们还乡。
这条回乡的路，有冰心所言的爱与美：“爱在左，同情在右，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香花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却不是悲凉。”（《赠葛洛》）
这条回乡的路，也有周国平所言的真与善：“总括起来，‘记住回家的路’就是：记住从社会回到自我的路，记住从世界回到上帝的路。人当然不能总活在社会和世界中，但是，时时记起回家的路，便可以保持清醒，不在社会的纷争和世界的喧闹中沉沦。”（《记住回家的路·小序》）
[作者通联：广州外国语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