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多在公共领域发言，近些年来我曾被不少媒体称为公共知识分子，时而还会入选一些年度榜单。我敢断定，最开始公共知识分子还是个不折不扣的好词。
　　当时人们是多有期盼的。我也不例外。因为推崇艾米尔·左拉的缘故，在每年时事评论课快结束时，我还会给学生们播放电影《左拉传》，和那些即将走向社会的年轻一代分享《我控诉》里的清醒与担当，沐浴至今仍未褪去光芒的“人类良心的一刹那”。
　　没有左拉的挺身而出，蒙冤的德累福斯定会死在牢里。无论是今天还是未来的中国与世界，都需要有公心的知识分子，都需要有良知与勇气。然而当有媒体记者把我贴上这个标签并且询问我对此“身份”有何感想时，我的态度则多少有些暧昧——既不公开拒绝，也不安心接受。
　　不公开拒绝是因为我乐见其成，希望有更多知识精英能够参与到公共领域中来，共同提高国家与社会的底线和理性。至于不安心接受，一是我自觉写作时瞻前顾后，做得很不够，自惭形秽；二是不喜欢被人贴上标签。我信奉“要么成为自己，要么一无所成”，只希望用自己概括自己的一生，而非某个外加的具有评价性质的身份。更何况，如读者所知，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这片土地上什么都可能缺，独不缺各式标签与“帽子戏法”。
　　接下来的事情，完全在我意料之外。短短几年间，“公共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与“汉奸”“五毛”相提并论的坏词。而这也是我在持续几个月的方韩大战中，看到的最痛心的一幕。
　　这个社会还没有学会理性讨论，甚至还没有形成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公共知识分子被缩略成“公知”，在被污名化之前，先是被廉价地滥用。任何在公共领域发言批评的人便成了“公知”，。继而又有人创造了“母知”。
　　我时常感慨汉语被新话与脏话统治，任何美好东西在这个世界都可能被打得落花流水。当我平素尊重的一些知识分子、媒体评论员也开始用这样地词语以嘲讽他们所反对的人，并自我撇清时，我看到我们这个社会，有股浊流，自甘堕落、无善不摧，又在自毁长城。对于一些人，现在不是抢占道德高地的时候，现在流行的是抢占道德洼地，然后一起审判崇高。
　　微博之上，处处枪林弹雨。在此起彼伏的谩骂声中，有的人选择了自我了断，删微博走人，再次印证“劣币驱逐良币”；有的人索性比坏，看看谁骂得更狠，一来二去，便有了“良币追逐劣币”。守不住自己，良币也变成劣币了。
　　对于前一种，我尊重拂袖而去的消极自由，但不支持“怨憎敌人枪法不准，索性自己吞枪自尽”的荒诞。知识分子必须坚定，必须经得起各种无来由的谩骂。所以我在微博上说，你几时听到唐僧抱怨，“悟空，怎么有那么多的妖魔鬼怪想吃我的肉呢？”你既然走了取经那条路，一切都是你应得的。你只管赶你的路，取你的经。有白骨精不是你的错，没有悟空也不是你的错。
　　至于后一种，关键还在于对独立精神的理解。我所理解的独立精神，不仅包括独立于威权与商业，独立于民众，独立于自己过去之荣辱，同样重要的是，它还包括不强迫他人接受自己观点，不以说服他人为目的，保持一颗自由交流的心。若无自由交流之环境，更要时刻提醒自己不比坏。别人强迫你不强迫；别人断章取义你不断章取义；不必学人去做脏话与暴力的奴隶，那不是你要的平等。
　　毋须讳言，这是一个势利的世界，一个“统治者思维”无处不在的世界。表达压力不仅来自威权，同样会来自民众——想想左拉当年如何被国民围攻。今日中国社会，一个人如果指出国王没穿衣服，他是勇敢的批评者；如果他指出民众可能也没有穿衣服，那么他就成了懦弱的背叛者。常见的情形是，早上出门，还是“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因为昨晚对弱者深切的同情和对权力的大胆批判博得了民众的好感；很不幸，晚上回到家时可能已经成为千夫所指的“民族败类”了，因为中午表达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观点。在接下来的几天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反对者希望折断你手中的铅笔，而那顶和某个铅笔型号有关的帽子也该轮到你戴了。
　　其实，无论别人赞扬还是诋毁，你还是那个早出晚归的你。这世界，总有人会相信你，理解你，也总有人不相信你，不理解你，而时间终究有限，不要去纠缠比坏，不要易粪相食，只负责任地思考与讲真话。在 “自杀”与“杀人”之间，在逃之夭夭的出世与争强好胜的入世之间，知识分子一人一座城池，可以通过守卫自己的理性与价值观从容立世，做最好的自己。我常以“以己任为天下”自勉，就是认为若守得住自己，也便守得住世界。 (作者系南开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