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有光明、高尚的一面，也有阴暗、低俗的一面。前现代社会的文明教导就是要求个人的真心诚意修齐治平，要求前者能战胜后者。各大传统文化都对人的罪性、欲望“严防死守”，视为洪水猛兽，要求贞节，存天理、灭人欲。傅雷曾以诗一般的语言表述说：“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所以在你要战胜外来的敌人之前，先得战胜你内在的敌人。你不必害怕沉沦堕落，只消你能不断的自拔与更新。”但从人类的经验看，圣贤、道德楷模是极少极少的。
　　可以说，如非道德完人，我们每一个人终生都面临情欲和理性的多重考验。现代文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承认了人性的丰富复杂，承认人的经济理性、自私、卑劣有其正常表达的权利，也承认个人情欲等私权的正当性；但现代文明更以公共空间的良性建设来构筑了私权泛滥时的堤坝。虽然，以理性看护我们的情欲，以情欲校正我们的理性，乃是现代文明个体应有的品格。但如有人不能自控，有露阴癖，喜好粗口，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极端言论等等行为，自有健康的公共空间对其消解，使其污染、毒害降到最低程度。
　　回顾历史，发展中国家社会长时期动荡不宁，即在于这种现代公民精神的匮乏，在于健康的公共空间之建立相当艰难。其现代转型，就在清教徒式的道学、意识形态说教和末日感的放纵之间跳跃。我们当代中国社会，也正在经历这种阵痛。其中的社会现象，如无底线炒作，突破法律、道德、宗教伦理的边界，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败坏了几代人的心态和世态环境。
　　如前所述，这种现象的泛滥，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公共空间的问题。从改革开始，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使得国家社会的公共资源私人化之后，私欲泛滥，并伪装公权大行其道。举国或一省市的公共资源成全了某人一己意志，一个社会的平台被强行扮演成暴力话语、民粹主义或身体主义的大本营……吴思先生论证过这种对公共空间和国民的“合法伤害权”。到市场化时代，娱乐产业和媒体产业的发展，媒体资源更标榜个人特征和利益集团的正当性，它们不愿做社会空间的健康力量，不愿成为社会公器，而是呼应人心人性之恶的一面，从而为个人私欲的公开化推波助澜。个人不用管善名恶名，能出名就是“好名”。人们注意的是注意力本身，不管恶名远扬或者遗臭当下，只求极端而横扫、占据社会空间，并从中获得利益。如此一来，偏激、弱智、恶俗、作践一切的举动都有了市场。
　　文明的转型艰难由此可见一斑。我们迟迟难以跨入现代性的门槛，我们仍在重复传统的路径。一如传统社会的野心者、贪婪者觊觎庙堂神器，将其据为己有，今天不少人把天下公器、公共资源打上个人印记，并且垄断独占，为所欲为。他们不是消解和阻挡洪水猛兽的堤坝，而是提供其宣泄的平台和通道。他们给无底线炒作者大开方便之门，使后者变本加厉，没有最隐秘最脏最恶，只有更脏污更恶心……他们不是现代文明社会对公权监督的“扒粪者”，而是对人性之私的“扒粪者”“窥阴癖者”。他们的扒粪和窥阴，成全了人性之私，加剧了社会转型的动荡不安。哲人曾论述“平庸的恶”，这些公共资源的使用者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一种“实在的恶”。
　　对个人来说，则有一个如何面对突破群己权界、无底线炒作的问题。一些人出于情欲之卑劣，成了恶俗者的看客；一些人出于理性的自负，再三再四去批评那些炒作者、极端分子，以示自己的道德正确，这些人其实都与现代公民精神相去甚远，他们欠缺平易的心态和健康的人情，他们仍是五十步笑百步的“逐臭之夫”。
　　我们固然可以对转型年代种种突破底线的怪现状见怪不怪，甚至以“上帝欲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来期待其末路，但我们更需要对那些能给予其市场的个人和公共资源进行监督、质疑，如此釜底抽薪，才能使社会荡涤腥污，获得清新。在这一文明转型过程中，我们个人和公共平台都难脱干系，也都负有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