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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烧，是中国古老的烧制方法，是利用薪柴为燃料烧成的陶瓷制品，常分为底釉与自然釉两大类。在我国古代社会的制瓷标准中，柴烧不太被文人雅士欣赏，谓之为“瑕”。然而，与传统柴烧审美截然不同的现代陶艺创作正在盛行。
柴烧之美，贵于在地塑造，亦贵在自然天成。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持续建设，两地陶艺文化一跃成为大众关注的热点。成渝两地柴烧人将源远流长的巴蜀文明与天府文化，通过一件件有心有趣的柴烧器物温情展现，传递出浓郁的地域故事。
在日本有一种颜色叫山吹，是一种灰色。但在成都，山吹是一名陶作者、柴烧艺术家。他30岁出头，过去曾是北京商务中心区的一名设计师，此后安家成都，捧起泥土成为了手艺人。
在他位于温江的工作室中，这几年柴烧所得的作品悉数陈列于柜中。几只祭蓝茶杯釉色通透，蓝得惊心动魄，而几只柴烧的马克杯则呈现出金属光泽的铁灰色，用手触碰那些不规则的纹路便能感受到明显的颗粒感。拙，却可爱。平日里用自己烧制的茶器喝茶已经成了生活日常，连带着家中4岁的小女儿也有了专属的杯子，模仿着大人的方式认真饮茶。
回想起来，如今的生活与过往大不同。多年前在北京从事设计工作时，他对未来并没有过多设想，“整个人都是飘着的”。而生活的转折也来得自然而然，2015年他从北京来到爱人生活的成都，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一切都等待着重建。
他并不打算回到设计行业，反而想要从头开始一门独自完成的手艺，这时他想到了陶。对于陶艺他并不感到陌生，还在读大二时，学设计的他在学校的陶艺课上就有接触。他还记得当时自己拉坯制了一个罐，并且用丙烯的蓝色在上面画了一个抽象符号。“那就是个平平无奇的罐子。”他说。
学生时代做陶的记忆被唤醒，他在这个城市开始了手艺的修行。
成都，过去也是知名的陶瓷之都，千年的繁荣在此孕育了多彩的陶瓷業。这一切都带给他许多可能性，初到此处时，他遍寻古窑口，从邛崃窑到玉堂窑、磁峰窑都曾留下他的足迹。
寻泥、配泥、揉泥、试泥、建窑、反复练习拉坯、实验釉药……山吹自此开始认定了他与泥的缘分，在遍访四川古窑，了解当地泥与自建窑的基本习性后，他又花了1年多的时间去读懂泥土的语言。泥在他手下揉捏搓圆，历经无数偶然，甚至破坏后，浴火重生，焕发出新的生命。而他后来的陶艺风格亦是在这种反复的过程中慢慢形成。
2016年10月，山吹建起工作室，也是从那时起，他的生活彻底被泥与窑充满。他工作起来不遗余力，在制作器物时，为了找到自己能用的材料，一天光是配泥实验就要做好多次，电窑烧坏了好几个。山吹坦言，在这条路上，他走的弯路足够多，虽说无论是建窑还是选泥，都可以去景德镇学，但自己依然想亲力亲为。“没有去学，是怕被控制，不想做成别人的样子。”
柴烧是器物与火的灵魂碰撞
长期与泥、火磨合的过程，也让山吹深知器物之美既要在有限的范围里去创造，又需要手艺人能把握在规则之外发挥的部分，那才可能是器皿本身的性格。
在尝试过气窑、电窑后，2017年底山吹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冒险——柴烧。不同于气窑、电窑总是能烧制出“正确的”器皿，柴烧的过程总是充满了意外，自器皿放入窑中开始，便马虎不得，你必须得时刻关注着里面的情况。开窑是所有陶艺人最期待的时候，因为没有人知道历经1 300℃高温后淬炼器皿的状况。
面对这种古老的烧制方法，山吹坦言非常辛苦，自己每天除了持续制作器物外，还得面临出窑成品率低下的情况。到目前为止，他柴烧报废的作品少说也有几千件。“一窑生一窑死”不过寥寥数字，却是许多陶艺人数年的劳作实践。
从试泥到窑烧，这整个过程并不轻松，山吹这一批柴烧器皿大概有一两百件，但因为是他眼中的“残次品”，出窑后他在器皿中插了支腊梅，拍完照片就将它们全砸了。望着一地狼藉，他感叹那是一种把牙砸碎了往肚子里咽的感觉。工作室成了器皿的“坟墓”，地上全是残片……不过幸运的是，这7天的与火对赌，也让他渐渐知道了要想烧出窑的脾气，就必须得先找到窑性的规律。
什么是窑性的规律呢？或许这还得从码窑说起。码窑是柴烧不可或缺，也是极为关键的一步，而码窑的过程亦是设计火路的过程。窑如果码得好，就更能保证窑里上下温差的均衡，更能实现“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当然，码窑绝不是件容易的事，泥料的收缩比例、柴窑的温度、结构比例、火膛大小、窑室大小、烟囱高低，都要根据不同情况发生变化。“瓷器之都景德镇的手艺人码窑时往往都会有把桩师傅指挥，因为他们可以根据火的节奏、气氛的转化，以及微妙的火的颜色来判断器物烧制的好坏。”
对器物的爱扎根在每一天的生活中
2018年9月，是山吹第一次感觉触碰到了柴烧的门槛。这一天，他做了一批碗放进柴窑烧制，在1 300℃的火光中，器物正在经历自己的涅槃。这次他发现有些碗在烧制过程中会有自然变形，加上自然落灰形成的釉，浑然天成。“落灰后的釉并不明显，但茶倒进去会有金光，口沿还会有珠光。”
那是一种美妙的变化，而玩泥的乐趣，也在于即使是一样的泥胎，也能烧出不同的效果。对山吹来说，柴烧过程中，人能参与的部分是很有限的，占其生命的最大部分还属自然。因此，每一次器物的制作，他都只是把器形设计出来，随后让泥顺应自然，服膺自然，以此降低人为参与。
而关于陶艺材料，山吹颇有自己的经验。他认为这需要调动五感，甚至是六感去体验。在他的家乡山西有大同土，矿产资源发达的地方也有可用的泥，但每一种泥都有时间变化，这其中的分寸感很难把握。因为有些看上去很粗糙的，去碰触时却很细腻。“我们可以追求变化，也可以特别规整去做这件事，但前提是要内心足够平静。”
在山吹眼里，器皿因为有用而美，它越是贴近生活，其本身也就更灵动。关于日用器物，柳宗悦有这样一段论述，“正因日常所用，人们才更需要用心。日常生活是构成生活的基础，日常所用的简单器物才是一切美丽器物的基础……人对器物的爱必须扎根在每一天的生活中。” 如今，山吹与朋友创立了一个新的日用器皿品牌“我猫了”，他们将年轻人轻松诙谐的生活态度注入到器皿中，当你感知到陶杯的质地与趣味的设计时，生活的灵感也随之而来。
一半涂山一半窑
重庆东南方向的黔江区，地处武陵山区腹地，在棠樾的记忆里，家乡旧屋前水后山。不同于山里其他孩子爱撒欢、捣蛋的性情，棠樾更偏爱放学回家后蹲在大陶罐儿旁看母亲制豆瓣酱，一晃10多年就过去了，他以十分突出的艺术专业成绩考取了四川美术学院工艺与环艺2个专业。爱“陶”，并无巧缘，只是热衷厨艺而难以寻到心仪的餐具，由此，他来到重庆主城区，开启了他的制陶奇旅。
在众多的手工艺门类中，棠樾独爱陶艺，正是因为“制陶可谓是一个修心的过程”，且对人的要求不光是体力，更是毅力。制陶选泥有方，拉坯有序。飞速旋转的圆盘陶轮上，造型各异的器物可由此诞生。
这种被棠樾所认为的“神秘仪式”，也一直是他所钟爱的。“手触及泥土的一刹那，我觉得自己的脑部意识经手传递至一团泥中，那时的我已不再是我，泥也不再是泥。”
那么，泥究竟是什么？
经修坯、晾坯、精修、施釉，最后注入千回百转的情感后放至窑内的泥，是一半天成、一半人为的“结果”，这是因为一道道步骤在可控与失控中辗转与徘徊。
“说真的，这种磨人又‘魔性’的操作，我很享受。”与其说棠樾捏塑了陶器，不如说在反复的试炼中，他收获了关于泥的全新认知。
陶，始终与柴烧有着无可替代的共生关系;而棠樾，与山城重庆的水土相融使得其作品的取材一贯在地。棠樾的柴烧作品以重庆涂山的泥土为主，而非陶艺之都景德镇。这基于早期对古陶瓷的研究，加上对地域文化的重视，所以棠樾很自然的联想到了位于重庆的宋代古窑——涂山窑。
涂山窑位于重庆主城区黄桷垭一带，是我国宋代具有代表性的民窑之一，也是当时黑瓷窑的代表瓷窑。宋朝时期，我国经济文化中心南移后，大批瓷工纷纷南下，先进的北窑制瓷技术也随之被人们带到了巴渝地区。优良的气候与地质条件使这里蕴藏了大量的矿石、泉水等资源，且周边沟壑纵横、煤矿众多，为瓷器的烧制提供了一定保障。
时至南宋末年，巴蜀地区人口锐减，蒙古铁骑所经之处经济萧条，蒙古人统治后饮茶习俗也随之消失，燃烧200多年的涂山窑火，最终熄灭。如今，涂山窑虽默默无闻，但仍却是无数制陶人的心头好。
也是奇缘，朋友在涂山改建民宿期间正好挖掘出一批疑似陶泥的土矿，然后经提炼、过滤、陈腐等，成为如今棠樾进行柴烧创作的主要泥料。与重庆其他地方的泥料相比，涂山泥的黏性更强，更容易成型及达到轻薄的质感，亦或许是含铁量和砂质的不同，在不同窑温和烧成方式的作用下，可完成黑色—红色—米黄色之间的颜色转换。
睹物，如睹心
和许多柴烧创作路上“跌跌撞撞”的创作者相比，棠樾似乎是一位“天赋型选手”，很少失败。当然，这份自信需要通过科学的学习和系统性的试验，以及保持一颗对器物敏感的心。
2014年，棠樾通过画画来进行自我放空，但绘画的劳动强度太小，难以达到情绪的释放，于是他想到了柴烧，并打破自我封闭的状态。烧柴窑很难个人完成，需与人合作，就像一位做衣服的婆婆告诉他的那样，“哪怕独自一个人在家里做衣服，也是在跟纺线的人合作，跟种棉花的人合作”。
这一年，棠樾在位于重庆市区的歌乐山的老师家里，制作了一些柴烧作品，比如《柿》。
在造型时，为了使器物有独立之感，棠樾选择先将泥土拍成正方形后再捏造成柿子形状，所以相较于手捏的圆形，这种微微显方的柿子能够避免高温带来的惰感，也便于在窑炉内形成立体的落灰，也能获得更清晰的明暗交界面，这件作品，与南宋僧人牧溪的《六柿图》颇有几分相似。
棠樾喜爱的另一件作品，是去年烧制的《蛋壳杯》，这类作品曾在宋代湖田窑出现。棠樾花了1年时间制作了质地更轻薄、釉色更简单的版本，甚至，它像初生的婴儿般“需要被呵护”。
棠樾的柴烧作品，題材大多取自自然之物，比如花瓣、流水、树叶等，或者从古陶瓷的文物世界里找寻灵感，进行再创作，也会偏好一些对比强烈的器物形状，如大口沿配极小足的碗或杯子。
器物与人，有着毫无保留的亲密关系。对棠樾而言，浴火重生的窑中之器，拥有个人的情感与洞见。将情感的气息吞纳于掌间小小的器物中，需要热爱，这份热爱会在器物出窑时，自然发光。
继续，如曜之光
“在地文化，审美情趣，对我做柴烧作品有一定启发，才会诞生出不那么千篇一律的器物。”
柴烧讲究材质与工艺，工艺的良莠除了众所周知的成型、修坯等细节之外，极为重要的，是创作者的审美意趣，这一点是和而不同的，但却无法一概而论。涂山泥只是泥质的一种，大部分的柴烧作品，会混有一定熟料或者瓷泥的陶土，烧成的器物才可拥有独特质感的表面，加上陶土含铁，与火接触过程中的变化会使坯体呈现多样的色彩。
落灰与火痕是柴烧最独特的地方，可遇不可求，美妙纹路是作品的迷人之处。在装窑的时候，制作者会谨慎地设想希望得到的效果。例如将希望产生窑变的器物放在相对靠前的地方，把希望有垂釉的器物放在窑口之后，接近火舌尾部的地方等。火候极其关键，就像慢慢熬粥一般，温度太低灰不会化开，温度太高就会烧裂，当温度高达1 200℃以上时，木灰熔融，与陶壤中的氧化铁发生化学反应，形成自然的落灰釉，呈现出斑斓的色彩。
这一切的操作，几乎全凭创作者的烧窑经验和对窑与泥的性情来慢慢掌握。
“柴烧是泥与火的艺术”，在棠樾看来，这是火焰在泥土上最直接的表达。他将这门艺术“不恰当”地比喻为化石，通过高温与泥土记录当时的氛围，换一种角度而言，这不是生命的绽放时刻，而是生命的留痕。
最近，棠樾着手设计新的工作室，重心和乐趣放在创作上，并希望以器载道，慢慢吸引热爱器物与手艺之人，进而让热爱如火、如光。
柴烧之美，贵于在地塑造，亦贵在自然天成。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持续建设，两地陶艺文化一跃成为大众关注的热点。成渝两地柴烧人将源远流长的巴蜀文明与天府文化，通过一件件有心有趣的柴烧器物温情展现，传递出浓郁的地域故事。
在日本有一种颜色叫山吹，是一种灰色。但在成都，山吹是一名陶作者、柴烧艺术家。他30岁出头，过去曾是北京商务中心区的一名设计师，此后安家成都，捧起泥土成为了手艺人。
在他位于温江的工作室中，这几年柴烧所得的作品悉数陈列于柜中。几只祭蓝茶杯釉色通透，蓝得惊心动魄，而几只柴烧的马克杯则呈现出金属光泽的铁灰色，用手触碰那些不规则的纹路便能感受到明显的颗粒感。拙，却可爱。平日里用自己烧制的茶器喝茶已经成了生活日常，连带着家中4岁的小女儿也有了专属的杯子，模仿着大人的方式认真饮茶。
回想起来，如今的生活与过往大不同。多年前在北京从事设计工作时，他对未来并没有过多设想，“整个人都是飘着的”。而生活的转折也来得自然而然，2015年他从北京来到爱人生活的成都，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一切都等待着重建。
他并不打算回到设计行业，反而想要从头开始一门独自完成的手艺，这时他想到了陶。对于陶艺他并不感到陌生，还在读大二时，学设计的他在学校的陶艺课上就有接触。他还记得当时自己拉坯制了一个罐，并且用丙烯的蓝色在上面画了一个抽象符号。“那就是个平平无奇的罐子。”他说。
学生时代做陶的记忆被唤醒，他在这个城市开始了手艺的修行。
成都，过去也是知名的陶瓷之都，千年的繁荣在此孕育了多彩的陶瓷業。这一切都带给他许多可能性，初到此处时，他遍寻古窑口，从邛崃窑到玉堂窑、磁峰窑都曾留下他的足迹。
寻泥、配泥、揉泥、试泥、建窑、反复练习拉坯、实验釉药……山吹自此开始认定了他与泥的缘分，在遍访四川古窑，了解当地泥与自建窑的基本习性后，他又花了1年多的时间去读懂泥土的语言。泥在他手下揉捏搓圆，历经无数偶然，甚至破坏后，浴火重生，焕发出新的生命。而他后来的陶艺风格亦是在这种反复的过程中慢慢形成。
2016年10月，山吹建起工作室，也是从那时起，他的生活彻底被泥与窑充满。他工作起来不遗余力，在制作器物时，为了找到自己能用的材料，一天光是配泥实验就要做好多次，电窑烧坏了好几个。山吹坦言，在这条路上，他走的弯路足够多，虽说无论是建窑还是选泥，都可以去景德镇学，但自己依然想亲力亲为。“没有去学，是怕被控制，不想做成别人的样子。”
柴烧是器物与火的灵魂碰撞
长期与泥、火磨合的过程，也让山吹深知器物之美既要在有限的范围里去创造，又需要手艺人能把握在规则之外发挥的部分，那才可能是器皿本身的性格。
在尝试过气窑、电窑后，2017年底山吹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冒险——柴烧。不同于气窑、电窑总是能烧制出“正确的”器皿，柴烧的过程总是充满了意外，自器皿放入窑中开始，便马虎不得，你必须得时刻关注着里面的情况。开窑是所有陶艺人最期待的时候，因为没有人知道历经1 300℃高温后淬炼器皿的状况。
面对这种古老的烧制方法，山吹坦言非常辛苦，自己每天除了持续制作器物外，还得面临出窑成品率低下的情况。到目前为止，他柴烧报废的作品少说也有几千件。“一窑生一窑死”不过寥寥数字，却是许多陶艺人数年的劳作实践。
从试泥到窑烧，这整个过程并不轻松，山吹这一批柴烧器皿大概有一两百件，但因为是他眼中的“残次品”，出窑后他在器皿中插了支腊梅，拍完照片就将它们全砸了。望着一地狼藉，他感叹那是一种把牙砸碎了往肚子里咽的感觉。工作室成了器皿的“坟墓”，地上全是残片……不过幸运的是，这7天的与火对赌，也让他渐渐知道了要想烧出窑的脾气，就必须得先找到窑性的规律。
什么是窑性的规律呢？或许这还得从码窑说起。码窑是柴烧不可或缺，也是极为关键的一步，而码窑的过程亦是设计火路的过程。窑如果码得好，就更能保证窑里上下温差的均衡，更能实现“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当然，码窑绝不是件容易的事，泥料的收缩比例、柴窑的温度、结构比例、火膛大小、窑室大小、烟囱高低，都要根据不同情况发生变化。“瓷器之都景德镇的手艺人码窑时往往都会有把桩师傅指挥，因为他们可以根据火的节奏、气氛的转化，以及微妙的火的颜色来判断器物烧制的好坏。”
对器物的爱扎根在每一天的生活中
2018年9月，是山吹第一次感觉触碰到了柴烧的门槛。这一天，他做了一批碗放进柴窑烧制，在1 300℃的火光中，器物正在经历自己的涅槃。这次他发现有些碗在烧制过程中会有自然变形，加上自然落灰形成的釉，浑然天成。“落灰后的釉并不明显，但茶倒进去会有金光，口沿还会有珠光。”
那是一种美妙的变化，而玩泥的乐趣，也在于即使是一样的泥胎，也能烧出不同的效果。对山吹来说，柴烧过程中，人能参与的部分是很有限的，占其生命的最大部分还属自然。因此，每一次器物的制作，他都只是把器形设计出来，随后让泥顺应自然，服膺自然，以此降低人为参与。
而关于陶艺材料，山吹颇有自己的经验。他认为这需要调动五感，甚至是六感去体验。在他的家乡山西有大同土，矿产资源发达的地方也有可用的泥，但每一种泥都有时间变化，这其中的分寸感很难把握。因为有些看上去很粗糙的，去碰触时却很细腻。“我们可以追求变化，也可以特别规整去做这件事，但前提是要内心足够平静。”
在山吹眼里，器皿因为有用而美，它越是贴近生活，其本身也就更灵动。关于日用器物，柳宗悦有这样一段论述，“正因日常所用，人们才更需要用心。日常生活是构成生活的基础，日常所用的简单器物才是一切美丽器物的基础……人对器物的爱必须扎根在每一天的生活中。” 如今，山吹与朋友创立了一个新的日用器皿品牌“我猫了”，他们将年轻人轻松诙谐的生活态度注入到器皿中，当你感知到陶杯的质地与趣味的设计时，生活的灵感也随之而来。
一半涂山一半窑
重庆东南方向的黔江区，地处武陵山区腹地，在棠樾的记忆里，家乡旧屋前水后山。不同于山里其他孩子爱撒欢、捣蛋的性情，棠樾更偏爱放学回家后蹲在大陶罐儿旁看母亲制豆瓣酱，一晃10多年就过去了，他以十分突出的艺术专业成绩考取了四川美术学院工艺与环艺2个专业。爱“陶”，并无巧缘，只是热衷厨艺而难以寻到心仪的餐具，由此，他来到重庆主城区，开启了他的制陶奇旅。
在众多的手工艺门类中，棠樾独爱陶艺，正是因为“制陶可谓是一个修心的过程”，且对人的要求不光是体力，更是毅力。制陶选泥有方，拉坯有序。飞速旋转的圆盘陶轮上，造型各异的器物可由此诞生。
这种被棠樾所认为的“神秘仪式”，也一直是他所钟爱的。“手触及泥土的一刹那，我觉得自己的脑部意识经手传递至一团泥中，那时的我已不再是我，泥也不再是泥。”
那么，泥究竟是什么？
经修坯、晾坯、精修、施釉，最后注入千回百转的情感后放至窑内的泥，是一半天成、一半人为的“结果”，这是因为一道道步骤在可控与失控中辗转与徘徊。
“说真的，这种磨人又‘魔性’的操作，我很享受。”与其说棠樾捏塑了陶器，不如说在反复的试炼中，他收获了关于泥的全新认知。
陶，始终与柴烧有着无可替代的共生关系;而棠樾，与山城重庆的水土相融使得其作品的取材一贯在地。棠樾的柴烧作品以重庆涂山的泥土为主，而非陶艺之都景德镇。这基于早期对古陶瓷的研究，加上对地域文化的重视，所以棠樾很自然的联想到了位于重庆的宋代古窑——涂山窑。
涂山窑位于重庆主城区黄桷垭一带，是我国宋代具有代表性的民窑之一，也是当时黑瓷窑的代表瓷窑。宋朝时期，我国经济文化中心南移后，大批瓷工纷纷南下，先进的北窑制瓷技术也随之被人们带到了巴渝地区。优良的气候与地质条件使这里蕴藏了大量的矿石、泉水等资源，且周边沟壑纵横、煤矿众多，为瓷器的烧制提供了一定保障。
时至南宋末年，巴蜀地区人口锐减，蒙古铁骑所经之处经济萧条，蒙古人统治后饮茶习俗也随之消失，燃烧200多年的涂山窑火，最终熄灭。如今，涂山窑虽默默无闻，但仍却是无数制陶人的心头好。
也是奇缘，朋友在涂山改建民宿期间正好挖掘出一批疑似陶泥的土矿，然后经提炼、过滤、陈腐等，成为如今棠樾进行柴烧创作的主要泥料。与重庆其他地方的泥料相比，涂山泥的黏性更强，更容易成型及达到轻薄的质感，亦或许是含铁量和砂质的不同，在不同窑温和烧成方式的作用下，可完成黑色—红色—米黄色之间的颜色转换。
睹物，如睹心
和许多柴烧创作路上“跌跌撞撞”的创作者相比，棠樾似乎是一位“天赋型选手”，很少失败。当然，这份自信需要通过科学的学习和系统性的试验，以及保持一颗对器物敏感的心。
2014年，棠樾通过画画来进行自我放空，但绘画的劳动强度太小，难以达到情绪的释放，于是他想到了柴烧，并打破自我封闭的状态。烧柴窑很难个人完成，需与人合作，就像一位做衣服的婆婆告诉他的那样，“哪怕独自一个人在家里做衣服，也是在跟纺线的人合作，跟种棉花的人合作”。
这一年，棠樾在位于重庆市区的歌乐山的老师家里，制作了一些柴烧作品，比如《柿》。
在造型时，为了使器物有独立之感，棠樾选择先将泥土拍成正方形后再捏造成柿子形状，所以相较于手捏的圆形，这种微微显方的柿子能够避免高温带来的惰感，也便于在窑炉内形成立体的落灰，也能获得更清晰的明暗交界面，这件作品，与南宋僧人牧溪的《六柿图》颇有几分相似。
棠樾喜爱的另一件作品，是去年烧制的《蛋壳杯》，这类作品曾在宋代湖田窑出现。棠樾花了1年时间制作了质地更轻薄、釉色更简单的版本，甚至，它像初生的婴儿般“需要被呵护”。
棠樾的柴烧作品，題材大多取自自然之物，比如花瓣、流水、树叶等，或者从古陶瓷的文物世界里找寻灵感，进行再创作，也会偏好一些对比强烈的器物形状，如大口沿配极小足的碗或杯子。
器物与人，有着毫无保留的亲密关系。对棠樾而言，浴火重生的窑中之器，拥有个人的情感与洞见。将情感的气息吞纳于掌间小小的器物中，需要热爱，这份热爱会在器物出窑时，自然发光。
继续，如曜之光
“在地文化，审美情趣，对我做柴烧作品有一定启发，才会诞生出不那么千篇一律的器物。”
柴烧讲究材质与工艺，工艺的良莠除了众所周知的成型、修坯等细节之外，极为重要的，是创作者的审美意趣，这一点是和而不同的，但却无法一概而论。涂山泥只是泥质的一种，大部分的柴烧作品，会混有一定熟料或者瓷泥的陶土，烧成的器物才可拥有独特质感的表面，加上陶土含铁，与火接触过程中的变化会使坯体呈现多样的色彩。
落灰与火痕是柴烧最独特的地方，可遇不可求，美妙纹路是作品的迷人之处。在装窑的时候，制作者会谨慎地设想希望得到的效果。例如将希望产生窑变的器物放在相对靠前的地方，把希望有垂釉的器物放在窑口之后，接近火舌尾部的地方等。火候极其关键，就像慢慢熬粥一般，温度太低灰不会化开，温度太高就会烧裂，当温度高达1 200℃以上时，木灰熔融，与陶壤中的氧化铁发生化学反应，形成自然的落灰釉，呈现出斑斓的色彩。
这一切的操作，几乎全凭创作者的烧窑经验和对窑与泥的性情来慢慢掌握。
“柴烧是泥与火的艺术”，在棠樾看来，这是火焰在泥土上最直接的表达。他将这门艺术“不恰当”地比喻为化石，通过高温与泥土记录当时的氛围，换一种角度而言，这不是生命的绽放时刻，而是生命的留痕。
最近，棠樾着手设计新的工作室，重心和乐趣放在创作上，并希望以器载道，慢慢吸引热爱器物与手艺之人，进而让热爱如火、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