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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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的本质内涵是：人类经济社会活动规模不得突破维持地球生态系统可持续性的“承载力”，生态承载力决定了“全球生态可损耗规模”的限额，进而决定了各个区域的“生态可损耗配额”。“生态可损耗配额”，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机制：（1）宏观经济发展目标与政策应以其作为前置约束条件；（2）发展评价方面，则应以其作为经济一生态双赢、EKC曲线生态质量改善、生态公平是否真实的评判依据；（3）微观层面应以“消费碳票”为约束形成生态友好型需求偏好，并形成引导生产者行为的生态文明微观基础；（4）市场机制层面，应以此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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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天津300071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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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机制、评价方法与政策工具研究”（13＆ZD158）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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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的本质内涵是：人类经济社会活动规模不得突破维持地球生态系统可持续性的“承载力”，生态承载力决定了“全球生态可损耗规模”的限额，进而决定了各个区域的“生态可损耗配额”。“生态可损耗配额”，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机制：（1）宏观经济发展目标与政策应以其作为前置约束条件；（2）发展评价方面，则应以其作为经济一生态双赢、EKC曲线生态质量改善、生态公平是否真实的评判依据；（3）微观层面应以“消费碳票”为约束形成生态友好型需求偏好，并形成引导生产者行为的生态文明微观基础；（4）市场机制层面，应以此作为形成生态价格与交易进而提高生态效率的现实基础。将之转化为具体的实践政策，国家在制定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时，应以“生态可损耗配额”作为顶层约束；在政策制定时，应对其是否突破生态承载力的影响进行评估；在消费领域，可对住房、汽车等消费品试行“碳票”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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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刚升认为，国家治理概念的起源与公司治理有关，其核心是形成官员与公民共同体之间激励相容的合约。陈慧荣认为，应该基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视角来理解国家建设，国家要超越和渗透社会，实现理性化、自主性和嵌入性；同时，社会应该通过法治与问责制两种机制实现对国家的制衡。总体上，国家与社会分享权力有助于提高国家治理水平。黄琪轩认为，有效的国家治理，一方面要防止土地及资本集团的经济权力向政治领域渗透，甚至控制政治领域；另一方面要防止政治权力向经济领域渗透，控制和垄断经济资源和机会。良好的国家治理应该在权力之间设置屏障，避免
齐家国和杨志阐述了可持续性和人类福祉的内涵，认为两者从根本上讲是一致的，分析了以全球可持续发展为战略目标的“未来地球”计划或将实现自然、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改善人类福祉，提出中国应结合本国国情积极参与并领引“未来地球”计划实施。马艳和王宝珠分析了全球生态技术与制度的创新不协调的现实问题，阐述了全球生态技术与制度协同创新的理论逻辑，并提出了分阶段、分层次、有步骤地建立起全球多元协作的生态技术与制度创新体系，推动生态技术与制度的协同均衡发展的政策路径。张沁悦和特伦斯·麦克唐纳拓展了SSA分析框架，综合分析
人类从自然界中攫取各种资源以尽可能满足经济活动的需要，并肆无忌惮地将生产和消费性废物排放到自然界中，这是导致全球生态变化的重要原因。为深入理解和有效解决全球生态变化问题，必须综合考虑生态循环和经济循环两大过程的相互关系和交互作用机制。环境经济学运用“外部性”理论解释生态变化的原因，并提出自然资源“市场化”的解决办法。该理论提供了解决生态问题的经济学方法，但也存在不足。一是对生态和经济交互作用的动态过程考虑不足；二是没有充分认识到除了市场制度外，
近来关于“父子互隐”问题的探究，渐渐都聚焦于“直”和“隐”的理解，这当然是有必要的。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首要前提，是必须“回到”孔子与叶公对话的情景与状态之中去，仿佛作为理解者的我们本身也是“在场者”。知人论世的传统与老生常谈，仍然有助于我们敲开孔子与叶公对话的大门，合理地理解与解释“直”与“隐”的基本真义，进而解开孔子“父子相隐”的本真之义。这就是：孔子的直或直道，绝非是指父母与子女之间互相隐庇、隐瞒或不称扬对方的过失或罪恶，而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互相规劝（教育）与帮助，旨在“绝恶于未萌，起敬于微眇”，“
黄达远认为地缘政治是内亚近代化的主要动因，在英俄“大博弈”格局下，实现了内亚从“鞑靼”到“中亚”的地缘政治化过程。受内亚地缘政治的影响，18世纪以来中国形成了具有内亚特色的边疆体制，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民族国家建构形式。韦兵认为晚近西北边疆形成几乎包含了现代国家形成中的所有难题、悖论和挫折，边疆问题的解决极大程度依赖国家在历史进程中完成政治制度和社会治理的现代转型，边疆问题归根到底也是一个中国现代国家建构问题。关凯认为当下中国关于边疆问题的话语政治及其所包含的三个文化面向：民族一国家建构、现代性与文化多样性
历年来，在社会秩序上，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以“民族和谐”与“民族团结”为最大特征，暴力冲突事件几乎与这里绝缘。从族群组成来看，迪庆是一个多样性显著的地区，不同族群、不同宗教、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这片土地上生息与共，和睦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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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建专制主义的权力垄断下，诺思悖论的表现方式和怍用机制存在明显差异：为了维护统治，统治集团会形成歧视性的产权结构；争夺国家治理权处于比经济效率更优先的地位；国家有动机直接通过剥夺进行利益的再分配。西汉初期自由放任的经济实践和相对平等的产权结构产生了良好的经济绩效。随着西汉王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建立，经济上建立了重农抑商的歧视性产权安排，并通过官营垄断剥夺了民间的经营自主权，以行政效率替代了经济效率。自由放任的经济实践趋于终结，并在王莽时期走向国家干预和产权侵害的极端。西汉王朝的这段历史说明，由于存在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