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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安徒生在《光荣的荆棘路》一文中认为，人文的事业就是一片着火的荆棘，智者仁人就在火里走着。而王小波却说：“我觉得用不着想那么多……这条路是这样的，它在两条竹篱笆之中，篱笆上开满了紫色的牵牛花，在每个花蕊上，都落着一只蓝蜻蜓”①。王蒙认为王小波是个“明白人”②。而更为重要的王小波是个讲明白话的人，他不仅具有识辨真伪的能力，尤其具备了一种说真话的智慧和艺术。
[关键词] 王小波 沉默的大多数 传统文化 幽默
一
我们这个社会，明白人也许不少，但真正讲明白话的人却不见得多：甚至有不少人专讲傻话，自己明白，却害怕别人也明白，非要把别人搞糊涂不可。孔子就说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③基于这一点，王小波便显得更加难能可贵了。
王小波虽然是个明白人，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却是“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他说幼年的经历，家教和天性谨慎，是自己变得沉默的起因。年轻时，他读肖伯纳的剧本《巴巴拉上校》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其中有个年轻人说自己对科学、艺术、法律等一无所长，唯一的长处便是明辨是非。而事实上，“明辨是非”却难倒了一切真正的科学家、政治家、哲学家。作者读了这段文字后，便痛下决心说：“这辈子我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做一个无所能，就能明辨是非的人。”因为这个缘故，作者成了“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他还说，他年轻时见到的一些人，只掌握了一些粗浅（且不说是荒谬）的原则，就以为无所不知，整天捧着个“红本本”（《毛主席语录》）对世界妄加判断，结果整个世界都深受其害。
那后来作者为什么要抛弃“童贞”（作者感觉“开口说话”就像丧失了“童贞”）开口说话呢？他有自己的解释：“开口说话并不意味着恢复了交纳税金（作者把说违心的话叫做‘一种话语的捐税’）的责任感，我有的是另一种责任感。”我们这个社会存在一个很大的群体，称作“弱势群体”。而所谓的“弱势群体”就是有些话没有说出来的人。因为这些话没有说出来，所以别人便以为他们根本不存在。“然而，我又猛省到自己也属于古往今来的一个弱势群体，就是沉默的大多数。”基此，我们可以认为王小波开口说话实际带有要证明自己存在这种意味在里面。
王小波在谈到自己为什么写作时，还说，并不是因为什么经国济世的使命感，而仅仅是因为“山在那边”。他反对虚伪的崇高，他说：“虚伪这东西比堕落还要坏。”而事实上，他的作品中却含着极强的使命感。当蛮者指鹿为马，欺世惑众的怪论流行于世时，固然有人明白，但却因为没有机会，没有胆量，或是囿于“清高”而“不屑”与“傻子”争辨，就如作者所说：“有些人没有能力，或是没有机会说话，还有些人有隐情不便说话。”但还有些明白人“他们珍视自己的清白”。而作者认为伦理问题太过重要，已经不容我顾及自身的清白。事实上，当作者发出这些声音的时候，没有顾及的何止是“自身的清白”。
作者认为写杂文很容易，因为杂文就是说理，直不郎当把理说完就得了。他甚至觉得“把理讲好”不是什么长处，而是一种“劣根性”。而事实上，有些人为了获得“说”的资格，付出了多少的努力，是我们难以想象的。追求思想，而非权利的话语，是多少真正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事。比如世上崇尚了那么久的准则：“今圣上之育斯人也……六合怡怡，比屋为仁。壹天下之众异，齐品类之万殊。”④这颂辞讲得太明白了：圣人养育亿万子民这件仁德大业之最要紧的事情，就是要把天地之间一切不同的声音整齐划一。有了如此伟大至尊的目标日夜悬在头顶，大多数人的开口就成了一件非常尴尬无趣的事情。当然，对于这种无趣，人们终究不能天长地久地仰面赞颂下去。
幸好有了今天，更幸好有了王小波，使我们可以不再沉默，使我们有了另一种话语可听。
二
作为一名自由人文知识分子，王小波十分推崇理性、智慧，特别痛恨偏执、愚昧。用他妻子的话说，就是，“他特别崇尚宽容、理性和人的良知，反对一切霸道的，不讲理的，教条主义的东西。”⑤他自己也公开声明：“我要反对愚蠢，崇尚健全的理性。”凭着这一立场，他几乎对每一种思潮都持宁静致远的态度。他摆脱了通常文化型作家那种忧国忧民的使命感与教化民众的救世情怀，而是在一个更大的独立性话语空间，表达自己更宏大的文化情怀。
我们可以发现，王小波的文化批判锋芒很少是直指时弊，愤世疾俗的。他的笔力和焦点主要集中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上，他攻击的目标主要是畸形的文化心态。他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取向，往往会导致对真正文化精神的扼杀。
中华文化重伦理道德，长期以来形成了优劣共存的庞杂体系，一方面以其悲孝敬养，尚礼修睦的伦理原则，给人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一方面又以其纲常名教的弊端，为人们痛心疾首。朱熹曾引用程颐的话，强调伦理等级的秩序：“必正伦理，使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妻妻，有秩然不敢干之名分，然后大小相畏，上下相維，而家道以正，家远以兴。”⑥本来非常人性化的起点，却由于政治的需要走向了不近人情，走向了违反人性的反面，甚至最终走向了“以理杀人”的极端。
王小波指出，在中国“人行忠孝节义，就能得到忠臣孝子节妇义士的美名，这种美名刺激你更去行忠孝节义，循环往复，最后你连自己在干什么都不清楚了。举例言之，我们讲咒孝道，从来都说孝子好。孝子一吃香，然后也能导致正反馈，从而走火入魔：什么‘郭解埋儿’啦，‘卧冰求鱼’啦……”本来儿子孝敬老人是天经地义的事，你就是不去提倡、宣扬，人家也知道；这就如吃饭，饿了，人家自会去吃，不需要你去提倡。所以王小玻认为中国的传统道德，讲究过了头，便会产生“自激”，导致“抽疯似”的运动。王小波说：“玩过无线电的人都知道，有时候正反馈讨厌得很，状似抽疯：假如话筒和喇叭串了，就会闹出这种的毛病，喇叭里的声音又进入话筒，放大数百倍，出来再串回去，结果就吵死人——行话叫做‘自激’”。
行孝本身并不坏，但社会要去夸大它，导致“自激”就不好。中国人重伦理，讲“仁义”、“中庸”，本身都不坏，但“琢磨得过了分”就有点“肉麻”。王小波认为，作为中华遗产的主要部分“孔孟程朱”自己都读过，“拢共就是人际关系里那么一点事，再加上后来的阴阳五行。”可是中国的读书人却苦心钻研了两千年。旧时读书人能把《四书》、《五经》背得烂熟，“这种钻研精神虽然可佩，这种做法却十足是神经病。”其实正如王小波所说的，这些人并非真是“神经病”：“任何一门学问，即使内容有限，而且已经不值得钻研，但你把他钻得极深极透，就可以挟之以自重……此后假如再有人想挟这门学问以自重，就必须钻得更深更透。”但“古宅闹鬼，树老成精”，国学被折腾到最后便会“吃人”。 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出不了自然科学家，这大概也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中国人都热衷于做“道德的精英”，而发明、创造这些事情不过是雕虫小技，何足挂齿。“国学”是“学而优则仕”，谁不想当官过好日子，而你捣弄出“四大发明”又没人给你颁奖，办专利。
三
一般的杂文往往锋芒毕露，咄咄逼人，读起来总觉得火药味太浓，而且笔者有时那过于急切的使命感也常让读者有些压抑。王小波不乏责任感，而且可以说他是当代作家中责任感最强的一位，但读他的文章人们却感到很轻松，可以获得阅读的快感。本来非常沉重的话题，一经他的口说出来，便会使你忍俊不禁，可当你笑过之后才发现自己的眼角还挂着泪。这是何故呢？是因为他的幽默，或者用王小波自己的话说是“黑色的幽默”。更重要的是，他把这种幽默和理性的思辨完美地结合了起来。
他的杂文有个特点，常以一个中外经典典故、民间小故事，或者身边发生的小事来开篇，不经意中，会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这好像是歪打正着，但却又总包含着深刻的哲理。
在《花剌子模信使问题》一文中，作者明明是想批判一些领导好大喜功，专爱听形势一片大好之类的话，结果导致浮夸虚报的结果。但他却从中亚的一个古国花剌子模的一个古怪风俗谈起：说这个国家的国王专爱听好消息，凡给他带来好消息的信使便会得到嘉奖；反之则会被拿去喂老虎。作者当然明白，“假如要反对不幸的消息，就应该反对不幸的事买，此后才能减少不幸的消息。”但作者还明白，“这个道理有一定复杂性，不是君王所能理解的。再说，假如能和他说道理，他就不是君王。”
当他想谈平等问题，谈传统消极的平均主义时，他却要挂出“羊头”（椰子树）卖“狗肉”（平等问题）。即先从诸葛亮在云南砍椰子树的传说谈起，说：“云南本来长满椰子树，这里的人活得很舒服。而四川不长椰子树，那里的人要靠农耕生活。”这样一来，四川人便活得没有云南人自在，而“人人理应生来平等，但现在不平等。”让四川也长满椰子树，这是达到平等的方法，但限于自然条件，很难做到。所以必须把云南的树砍掉才公平。”这就如有些人生来四肢健全，有些人则生来残疾，一种平等之道是把所有的残疾人都治成正常人，这可不容易做，另一种方法就是向下拉平，要把所有的正常人都變成残疾人就很容易，只消用铁棍一敲，一声惨叫，这就变过来了。
作者本想高举“健全的理性”，反对“愚昧、偏执、盲信”，却从自己的姥姥扯起。当所有人都说一亩地能打三十万斤粮食时，而他的外祖母，“一位农村来的老实老太太，跳着小脚叫起来，‘杀了俺俺也不信’。”当时家里人都攻击老太太觉悟太低，不明事理。就连当时只有六岁的作者也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我姥姥是错误的。”三十年后，作者一思量，感觉有点不对劲，“亩产三十万斤粮食会造成特殊的困难：那么多粮食谁也吃不了，只好堆在那里，以致地面以每年八米的速度上升，这样的速度在地理上实在是骇人听闻；十几年后，平地会出现一些山峦，这样水田也会变成旱田，旱田也会变成坡地，更不要说长此以往，华北平原要变成喜马拉雅山了。”所以说亩产三十万斤粮食也不一定是好事，它还会带来灾难，但当时的人们却深信不移。
作者像是在做一道道证明题，不过用的方法是归谬法，把本来非常严肃的文化思想批判，说得轻松、从容，把本来需要花重墨也难说清的要害，却被作者“歪打”正着，但同时又不失其尖锐性。
作者的幽默还表现在，他常借孩童的话来说话，他说：“我时常回到童年，用一片童心来思考问题，很多烦难的问题就变得易解……安徒生写过《光荣的荆棘路》，他说人文的事业就是一片着火的荆棘，智者仁者在火里走着，当然他把尘世的嚣嚣都考虑在内了，我觉得用不着想那么多。用宁静的童心来看，这条路是这样的：它在两条竹篱笆之中，篱笆上开满了紫色的牵牛花，在每个花蕊上，都落着一只蓝蜻蜒……维特根斯坦临终时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这句话给人的感觉就是：他从牵牛花丛中走出来了。虽然我对他的事业一窍不通，但我觉得他和我是一头儿的。”作者就像在给我们说一个童话，一个美好的童话。
有时作者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的可信度，但又觉没有充足的理由时，他会说：“我敢打赌，甚至赌十块钱（作者以为这是最高的赌注了）。”但有时他不愿和别人赌，“主要是怕对方输了赖帐”。他说真正的知识分子最怕生长在不理智的年代，而不理智则主要是由狂信和偏执造成的。有首歌就是证明：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就是好！
就是好，就是好。啊！
就是好！
这四个“就是好”便根绝了讲任何理由的可能性。
王小波是个明白人，但有时却故意说憨话。当然，说傻话不是想把别人弄傻，而是想让别人更明白。他谈到自己对荒唐的世道和麻木的人心，不能总保持乐观、积极的态度时说：“自以为想笑就笑，想哭就哭。假如你扣我的工资，我可以不拒绝；无缘无故打我个右派，我肯定要怀恨在心。别人在这方面比我强，我很佩服，但我不能自吹达到了他的程度。我不能欺骗上级，误导上级。这是老百姓应尽的义务。”本来是正常的，理性的反应，却说不如别人乐观、积极，是落后分子。而他的不驯服，本来是数年来一些领导所讨厌的，但他却说不欺骗领导，出于诚实。那傻乎乎的憨相尽透纸壁。他忧愤，却不总是剑拔驽张，而是故意放低态势。当他说有些人写文章总爱虚张声势，表明自己的崇高动机，说自己：“以马列主义为指南，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为了什么什么等等。（连街上耍猴的，也要高呼耍猴是为了繁荣社会主义精神文化），所以一篇文章往往我只敢看到这里，因为我害怕看完以后不能同意作者的观点，就要冒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危险。诚然，我可以努力证明作者口称赞同马列主义，实际上在反对马列，但又于心不忍。我和任何人都没有这么大仇恨。”这里有嘲弄，有胆怯，但更有善良、宽容和理性。
王小波的嘴巴有时也有些油，用王蒙的话说“很鬼”，这也是一种幽默，但嘴油，心不油。在他想反对教会烧死布鲁诺时，他对那些烧人的人说：“诸位，人家只不过不主张日心说，烧死他太过分了。别人听了这样的话，必定拉我去同烧，这样我马上就会改变劝说的方向，把他对准布鲁诺，得了吧，哥们儿，你这是何苦？去服个软吧。”这种民间的劝架方式包含着多少无奈和心酸。
他的幽默不像梁实秋，林语堂那样处在日常生活的感性范围内，他的幽默是一位智者的幽默，是一种与理性的思辨完美结合的幽默。但他的幽默又不同于鲁迅、钱钟书那样剑拔驽张，他有种智者的从容、平和，他常故意放低态势，避免莫测高深的纯理性思辨，这样拉近了他与读者的距离，容易产生理解上的共鸣。
在当代文坛上，王小波是特立独行的。他追求知识，渴望自由和健全的理性，在这条路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得了他，除非死亡本身。他曾经是“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但在沉默中他学会了思索，获得了健全的理性，当他开口说话时，原本的话语圈便显得苍白无力了。那条“开满牵牛花的路”他还没走完，便悄然而逝了，也许他不能像维特根斯坦临终时那样说：“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但他却可以像司汤达一样大胆地说：“我活过，爱过，写过。”
注释
①本文凡引用王小波的话，均出自《我的精神家园》（王小波著，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7月版）和《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8月版）两书，下面不再注出。
②王蒙：《难得明白》《读书》1998年第1期。
③《论语》（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年7月版）。
④崔骃：《迭旨》《后汉书》卷十二（范晔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10月版）。
⑤李银河：《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者》。
⑥朱熹：《近思录》卷六。
作者简介
杨洪军（1979—），男，汉族，江苏沭阳人，宿迁经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讲师。
[关键词] 王小波 沉默的大多数 传统文化 幽默
一
我们这个社会，明白人也许不少，但真正讲明白话的人却不见得多：甚至有不少人专讲傻话，自己明白，却害怕别人也明白，非要把别人搞糊涂不可。孔子就说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③基于这一点，王小波便显得更加难能可贵了。
王小波虽然是个明白人，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却是“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他说幼年的经历，家教和天性谨慎，是自己变得沉默的起因。年轻时，他读肖伯纳的剧本《巴巴拉上校》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其中有个年轻人说自己对科学、艺术、法律等一无所长，唯一的长处便是明辨是非。而事实上，“明辨是非”却难倒了一切真正的科学家、政治家、哲学家。作者读了这段文字后，便痛下决心说：“这辈子我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做一个无所能，就能明辨是非的人。”因为这个缘故，作者成了“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他还说，他年轻时见到的一些人，只掌握了一些粗浅（且不说是荒谬）的原则，就以为无所不知，整天捧着个“红本本”（《毛主席语录》）对世界妄加判断，结果整个世界都深受其害。
那后来作者为什么要抛弃“童贞”（作者感觉“开口说话”就像丧失了“童贞”）开口说话呢？他有自己的解释：“开口说话并不意味着恢复了交纳税金（作者把说违心的话叫做‘一种话语的捐税’）的责任感，我有的是另一种责任感。”我们这个社会存在一个很大的群体，称作“弱势群体”。而所谓的“弱势群体”就是有些话没有说出来的人。因为这些话没有说出来，所以别人便以为他们根本不存在。“然而，我又猛省到自己也属于古往今来的一个弱势群体，就是沉默的大多数。”基此，我们可以认为王小波开口说话实际带有要证明自己存在这种意味在里面。
王小波在谈到自己为什么写作时，还说，并不是因为什么经国济世的使命感，而仅仅是因为“山在那边”。他反对虚伪的崇高，他说：“虚伪这东西比堕落还要坏。”而事实上，他的作品中却含着极强的使命感。当蛮者指鹿为马，欺世惑众的怪论流行于世时，固然有人明白，但却因为没有机会，没有胆量，或是囿于“清高”而“不屑”与“傻子”争辨，就如作者所说：“有些人没有能力，或是没有机会说话，还有些人有隐情不便说话。”但还有些明白人“他们珍视自己的清白”。而作者认为伦理问题太过重要，已经不容我顾及自身的清白。事实上，当作者发出这些声音的时候，没有顾及的何止是“自身的清白”。
作者认为写杂文很容易，因为杂文就是说理，直不郎当把理说完就得了。他甚至觉得“把理讲好”不是什么长处，而是一种“劣根性”。而事实上，有些人为了获得“说”的资格，付出了多少的努力，是我们难以想象的。追求思想，而非权利的话语，是多少真正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事。比如世上崇尚了那么久的准则：“今圣上之育斯人也……六合怡怡，比屋为仁。壹天下之众异，齐品类之万殊。”④这颂辞讲得太明白了：圣人养育亿万子民这件仁德大业之最要紧的事情，就是要把天地之间一切不同的声音整齐划一。有了如此伟大至尊的目标日夜悬在头顶，大多数人的开口就成了一件非常尴尬无趣的事情。当然，对于这种无趣，人们终究不能天长地久地仰面赞颂下去。
幸好有了今天，更幸好有了王小波，使我们可以不再沉默，使我们有了另一种话语可听。
二
作为一名自由人文知识分子，王小波十分推崇理性、智慧，特别痛恨偏执、愚昧。用他妻子的话说，就是，“他特别崇尚宽容、理性和人的良知，反对一切霸道的，不讲理的，教条主义的东西。”⑤他自己也公开声明：“我要反对愚蠢，崇尚健全的理性。”凭着这一立场，他几乎对每一种思潮都持宁静致远的态度。他摆脱了通常文化型作家那种忧国忧民的使命感与教化民众的救世情怀，而是在一个更大的独立性话语空间，表达自己更宏大的文化情怀。
我们可以发现，王小波的文化批判锋芒很少是直指时弊，愤世疾俗的。他的笔力和焦点主要集中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上，他攻击的目标主要是畸形的文化心态。他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取向，往往会导致对真正文化精神的扼杀。
中华文化重伦理道德，长期以来形成了优劣共存的庞杂体系，一方面以其悲孝敬养，尚礼修睦的伦理原则，给人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一方面又以其纲常名教的弊端，为人们痛心疾首。朱熹曾引用程颐的话，强调伦理等级的秩序：“必正伦理，使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妻妻，有秩然不敢干之名分，然后大小相畏，上下相維，而家道以正，家远以兴。”⑥本来非常人性化的起点，却由于政治的需要走向了不近人情，走向了违反人性的反面，甚至最终走向了“以理杀人”的极端。
王小波指出，在中国“人行忠孝节义，就能得到忠臣孝子节妇义士的美名，这种美名刺激你更去行忠孝节义，循环往复，最后你连自己在干什么都不清楚了。举例言之，我们讲咒孝道，从来都说孝子好。孝子一吃香，然后也能导致正反馈，从而走火入魔：什么‘郭解埋儿’啦，‘卧冰求鱼’啦……”本来儿子孝敬老人是天经地义的事，你就是不去提倡、宣扬，人家也知道；这就如吃饭，饿了，人家自会去吃，不需要你去提倡。所以王小玻认为中国的传统道德，讲究过了头，便会产生“自激”，导致“抽疯似”的运动。王小波说：“玩过无线电的人都知道，有时候正反馈讨厌得很，状似抽疯：假如话筒和喇叭串了，就会闹出这种的毛病，喇叭里的声音又进入话筒，放大数百倍，出来再串回去，结果就吵死人——行话叫做‘自激’”。
行孝本身并不坏，但社会要去夸大它，导致“自激”就不好。中国人重伦理，讲“仁义”、“中庸”，本身都不坏，但“琢磨得过了分”就有点“肉麻”。王小波认为，作为中华遗产的主要部分“孔孟程朱”自己都读过，“拢共就是人际关系里那么一点事，再加上后来的阴阳五行。”可是中国的读书人却苦心钻研了两千年。旧时读书人能把《四书》、《五经》背得烂熟，“这种钻研精神虽然可佩，这种做法却十足是神经病。”其实正如王小波所说的，这些人并非真是“神经病”：“任何一门学问，即使内容有限，而且已经不值得钻研，但你把他钻得极深极透，就可以挟之以自重……此后假如再有人想挟这门学问以自重，就必须钻得更深更透。”但“古宅闹鬼，树老成精”，国学被折腾到最后便会“吃人”。 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出不了自然科学家，这大概也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中国人都热衷于做“道德的精英”，而发明、创造这些事情不过是雕虫小技，何足挂齿。“国学”是“学而优则仕”，谁不想当官过好日子，而你捣弄出“四大发明”又没人给你颁奖，办专利。
三
一般的杂文往往锋芒毕露，咄咄逼人，读起来总觉得火药味太浓，而且笔者有时那过于急切的使命感也常让读者有些压抑。王小波不乏责任感，而且可以说他是当代作家中责任感最强的一位，但读他的文章人们却感到很轻松，可以获得阅读的快感。本来非常沉重的话题，一经他的口说出来，便会使你忍俊不禁，可当你笑过之后才发现自己的眼角还挂着泪。这是何故呢？是因为他的幽默，或者用王小波自己的话说是“黑色的幽默”。更重要的是，他把这种幽默和理性的思辨完美地结合了起来。
他的杂文有个特点，常以一个中外经典典故、民间小故事，或者身边发生的小事来开篇，不经意中，会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这好像是歪打正着，但却又总包含着深刻的哲理。
在《花剌子模信使问题》一文中，作者明明是想批判一些领导好大喜功，专爱听形势一片大好之类的话，结果导致浮夸虚报的结果。但他却从中亚的一个古国花剌子模的一个古怪风俗谈起：说这个国家的国王专爱听好消息，凡给他带来好消息的信使便会得到嘉奖；反之则会被拿去喂老虎。作者当然明白，“假如要反对不幸的消息，就应该反对不幸的事买，此后才能减少不幸的消息。”但作者还明白，“这个道理有一定复杂性，不是君王所能理解的。再说，假如能和他说道理，他就不是君王。”
当他想谈平等问题，谈传统消极的平均主义时，他却要挂出“羊头”（椰子树）卖“狗肉”（平等问题）。即先从诸葛亮在云南砍椰子树的传说谈起，说：“云南本来长满椰子树，这里的人活得很舒服。而四川不长椰子树，那里的人要靠农耕生活。”这样一来，四川人便活得没有云南人自在，而“人人理应生来平等，但现在不平等。”让四川也长满椰子树，这是达到平等的方法，但限于自然条件，很难做到。所以必须把云南的树砍掉才公平。”这就如有些人生来四肢健全，有些人则生来残疾，一种平等之道是把所有的残疾人都治成正常人，这可不容易做，另一种方法就是向下拉平，要把所有的正常人都變成残疾人就很容易，只消用铁棍一敲，一声惨叫，这就变过来了。
作者本想高举“健全的理性”，反对“愚昧、偏执、盲信”，却从自己的姥姥扯起。当所有人都说一亩地能打三十万斤粮食时，而他的外祖母，“一位农村来的老实老太太，跳着小脚叫起来，‘杀了俺俺也不信’。”当时家里人都攻击老太太觉悟太低，不明事理。就连当时只有六岁的作者也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我姥姥是错误的。”三十年后，作者一思量，感觉有点不对劲，“亩产三十万斤粮食会造成特殊的困难：那么多粮食谁也吃不了，只好堆在那里，以致地面以每年八米的速度上升，这样的速度在地理上实在是骇人听闻；十几年后，平地会出现一些山峦，这样水田也会变成旱田，旱田也会变成坡地，更不要说长此以往，华北平原要变成喜马拉雅山了。”所以说亩产三十万斤粮食也不一定是好事，它还会带来灾难，但当时的人们却深信不移。
作者像是在做一道道证明题，不过用的方法是归谬法，把本来非常严肃的文化思想批判，说得轻松、从容，把本来需要花重墨也难说清的要害，却被作者“歪打”正着，但同时又不失其尖锐性。
作者的幽默还表现在，他常借孩童的话来说话，他说：“我时常回到童年，用一片童心来思考问题，很多烦难的问题就变得易解……安徒生写过《光荣的荆棘路》，他说人文的事业就是一片着火的荆棘，智者仁者在火里走着，当然他把尘世的嚣嚣都考虑在内了，我觉得用不着想那么多。用宁静的童心来看，这条路是这样的：它在两条竹篱笆之中，篱笆上开满了紫色的牵牛花，在每个花蕊上，都落着一只蓝蜻蜒……维特根斯坦临终时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这句话给人的感觉就是：他从牵牛花丛中走出来了。虽然我对他的事业一窍不通，但我觉得他和我是一头儿的。”作者就像在给我们说一个童话，一个美好的童话。
有时作者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的可信度，但又觉没有充足的理由时，他会说：“我敢打赌，甚至赌十块钱（作者以为这是最高的赌注了）。”但有时他不愿和别人赌，“主要是怕对方输了赖帐”。他说真正的知识分子最怕生长在不理智的年代，而不理智则主要是由狂信和偏执造成的。有首歌就是证明：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就是好！
就是好，就是好。啊！
就是好！
这四个“就是好”便根绝了讲任何理由的可能性。
王小波是个明白人，但有时却故意说憨话。当然，说傻话不是想把别人弄傻，而是想让别人更明白。他谈到自己对荒唐的世道和麻木的人心，不能总保持乐观、积极的态度时说：“自以为想笑就笑，想哭就哭。假如你扣我的工资，我可以不拒绝；无缘无故打我个右派，我肯定要怀恨在心。别人在这方面比我强，我很佩服，但我不能自吹达到了他的程度。我不能欺骗上级，误导上级。这是老百姓应尽的义务。”本来是正常的，理性的反应，却说不如别人乐观、积极，是落后分子。而他的不驯服，本来是数年来一些领导所讨厌的，但他却说不欺骗领导，出于诚实。那傻乎乎的憨相尽透纸壁。他忧愤，却不总是剑拔驽张，而是故意放低态势。当他说有些人写文章总爱虚张声势，表明自己的崇高动机，说自己：“以马列主义为指南，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为了什么什么等等。（连街上耍猴的，也要高呼耍猴是为了繁荣社会主义精神文化），所以一篇文章往往我只敢看到这里，因为我害怕看完以后不能同意作者的观点，就要冒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危险。诚然，我可以努力证明作者口称赞同马列主义，实际上在反对马列，但又于心不忍。我和任何人都没有这么大仇恨。”这里有嘲弄，有胆怯，但更有善良、宽容和理性。
王小波的嘴巴有时也有些油，用王蒙的话说“很鬼”，这也是一种幽默，但嘴油，心不油。在他想反对教会烧死布鲁诺时，他对那些烧人的人说：“诸位，人家只不过不主张日心说，烧死他太过分了。别人听了这样的话，必定拉我去同烧，这样我马上就会改变劝说的方向，把他对准布鲁诺，得了吧，哥们儿，你这是何苦？去服个软吧。”这种民间的劝架方式包含着多少无奈和心酸。
他的幽默不像梁实秋，林语堂那样处在日常生活的感性范围内，他的幽默是一位智者的幽默，是一种与理性的思辨完美结合的幽默。但他的幽默又不同于鲁迅、钱钟书那样剑拔驽张，他有种智者的从容、平和，他常故意放低态势，避免莫测高深的纯理性思辨，这样拉近了他与读者的距离，容易产生理解上的共鸣。
在当代文坛上，王小波是特立独行的。他追求知识，渴望自由和健全的理性，在这条路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得了他，除非死亡本身。他曾经是“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但在沉默中他学会了思索，获得了健全的理性，当他开口说话时，原本的话语圈便显得苍白无力了。那条“开满牵牛花的路”他还没走完，便悄然而逝了，也许他不能像维特根斯坦临终时那样说：“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但他却可以像司汤达一样大胆地说：“我活过，爱过，写过。”
注释
①本文凡引用王小波的话，均出自《我的精神家园》（王小波著，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7月版）和《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8月版）两书，下面不再注出。
②王蒙：《难得明白》《读书》1998年第1期。
③《论语》（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年7月版）。
④崔骃：《迭旨》《后汉书》卷十二（范晔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10月版）。
⑤李银河：《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者》。
⑥朱熹：《近思录》卷六。
作者简介
杨洪军（1979—），男，汉族，江苏沭阳人，宿迁经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