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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恐怕没有比萧红研究更让人着迷和困惑的了。萧红在1933年至1941年不到10年的岁月里，创作了近百万字的作品，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多产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同时，萧红的思想和才华长期被人们漠视，私生活却不断地被炒作。诚如萧红自己所言：“我在想，我写的那些东西，以后还会不会有人去看？但我知道，我的绯闻将会永远流传……”[1]
2014年度推出的萧红传记电影《黄金时代》于2015年4月19日获得了第3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奖。该片展现了萧红的出生、读书、逃婚、被困、得救、生产、离异、再婚、病逝到作品的评价等各方面。影片忠实地反映出不同的当事人对萧红不同的回忆，包括老年萧军和老年端木——萧红前后两任丈夫对当年的同一事件的表述也互相矛盾，萧红身上留下的许多疑团和空白，成为一个罗生门，影片中没有给出一个统一的萧红，编导期待给观众和研究者多视角、多层面的探究和感受，但却因此造成了各方理解和评价的更加多样。
笔者试图另辟蹊径，用“自弃”与“他弃”来概括和描述电影《黄金时代》中萧红的一生。所谓“自弃”就是她自己逃离家庭、亲人和社会；所谓“他弃”，就是家庭、亲人和社会对她的抛弃。这两种“弃”的行为有时同步发生，有时则交叉进行，阐释了女性在男权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下的痛苦， 构成了她命运的独特性和悲剧性，是女性主义的自我救赎和对自由的追求和向往。
一、 对家庭和婚姻的“自弃”
《黄金时代》是一部非常严谨的人物传记片，其对萧红的人生故事的叙述是客观真实的，共计238处当事人的独白和画外音叙述其人其事，与历史上真实的萧红人生轨迹非常接近。电影一开始，萧红的对镜独白就为影片打下了基调：“我懂得的尽是些偏僻的人生，我是从祖父那里知道，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之外，还有爱和温暖，所以我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①这段话明白无误地传递出几个方面的信息：萧红的一生遇到的多是冰冷的人和事，周围的人对她多持憎恶的态度，或者是萧红对周遭的人和事多怀着憎恶的感情；而在这冰冷和憎恶之中，祖父给了她爱和温暖，这几乎是唯一的爱和温暖，成为了萧红人生中的一抹亮色；因为这点点爱和温暖，就像原子核一样，在日后裂变成其无穷无尽的动力，成为她人生巨大的驱动力，推动她去寻找爱和温暖。
萧红1911年生于东北一个地主家庭。但是她父母并不爱她，萧红8岁那年，她的母亲病逝，而父亲对萧红则是冰冷和憎恶。萧红永远也没有明白父亲那样的人，对仆人、对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又疏远。唯一给萧红留下温暖和爱的是其祖父，可惜的是祖父在1918年萧红8岁时也离她而去。这样的萧红生活上和心理上就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弃儿”。疾病纠缠，以及男权文化对女性的歧视，使她形成了一种抑郁型的气质。
萧红的“自弃”主要体现在与家庭和父亲的抗争及决裂上。读中学时最终与按父亲意愿许配的汪恩甲退婚，由此与封建家长制作风严重的父亲僵冷、对立关系明朗化。而父亲更是拒绝给私奔的萧红和陆哲舜提供生活费。萧红不断地与封建家庭、与冰冷的父亲抗争，希望早点离开呼兰县，不甘心命运，提出退婚去北平读高中，又为忍受北平的艰辛生活，萧红无奈回家，遭到父亲的软禁，并假装同意与汪恩甲结婚，以置办嫁妆为由，再次逃跑前往哈尔滨，随即其实是抵达北平。在北平，饥寒交迫、走投无路的萧红离开了挣扎在死亡线上的陆哲舜，投奔了曾经逃离过的未婚夫汪恩甲。但汪氏家族已对她深恶痛绝，不再提供生活费。萧红和汪恩甲同居于哈尔滨东兴顺旅馆。她曾经嫌弃汪恩甲抽鸦片，但此时，萧红对生活对未来心灰意冷，两人一起吞云吐雾醉生梦死。
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汪恩甲，最后连自己也管不了啦，更不可能再为萧红提供生活开支。匪夷所思的是，汪恩甲以回家取钱为由一去不返，直接把怀有身孕的萧红变相抵债给了旅馆老板。从萧红“前萧军时期”的爱情经历可以看出来，在面临生存危机的时候，面包比爱情更加重要。她毅然决然离开封建家庭，冲破包办婚姻犹如中国版的娜拉，当然，最终也没有逃脱娜拉式的命运。这种逃离意识呈现了女性生存的剧痛和隐痛，反映了女性对解构菲勒斯中心的渴求，尤其对自由的向往。“逃离外在的角色累赘，逃离一个女人的规范命运。”[2]为维护自身追求进行自觉不自觉的反抗。
从“前萧军时期”的萧红的命运中不难看到萧红的独特性和悲剧性：她追求自由向往光明渴望自由自在。想要摆脱男权主义制约，争取女性作为人的权利，呈现女性自身的力量。但是，现实中却一次次碰壁；她想赢得自由与幸福，可是命运之神并没有眷顾她，她受到了无情抛弃。
二、 难以面对婚姻家庭的“他弃”
被困在旅馆里孤苦伶仃的萧红只好投书报纸副刊求援。当时的报纸聚集了一群热血青年，他们受到了新思想的启蒙，怀着救国理想，但却没有经济和社会地位。萧军在影片里被称为“三郎”，虽然身无分文，却很有勇气。初次探视萧红的时候，为萧红的书法、绘画和写作才能所折服，而萧红也很爱读三郎的文章，两人惺惺相惜，颇有相见恨晚之念。第二天萧军再次来探视萧红时，两人不顾萧红已经身怀六甲的实情，开始了疯狂的爱恋。
然而，两个人的结合一开始就出现了巨大的心理裂痕，这源于两个人信奉着完全不同的爱情哲学。
萧军的爱情哲学：“什么哲学，爱就爱，不爱就丢开！”①
萧红呢，则恰恰相反。当萧军问她：“拿现在的自杀条件，远远足够，你为什么还要在这世界上留恋着？”萧红说：“因为这世界上还有一点能让我死不瞑目的东西存在，仅仅是这一点，它还能系恋着我。”②
从中我们不难发现，与萧军的“不爱了就弃”不同，萧红虽然怀着逃离的心，却一直在想着归来。在哈尔滨滔天的洪水后，萧红凭借自己的智慧，逃离了囚禁。经历了这么多变故的“二萧”正式开始同居生活。生计依然是摆在两人面前无法回避的沉重话题，萧军不畏严寒，四处代课，挣来的费用悉数用于家用。这时候的萧军，更像是一个救世主的形象，他不仅挽救了萧红，还给了她活下去的希望。同时，两个文学青年的互相激励也为双方的文艺创作奠定了基础。 二萧的结合，似乎是常见的爱情模式——拯救与被拯救、被托付与托付。他们的爱情故事在刚刚拉开序幕的时候就注定了两者不平等的关系，这是不同爱情观的两个人的结合，悲剧的种子早已埋下。
早年，萧红因为反抗父亲，勇敢地逃离了自己的家。她从小就没有尝到过家的温暖，与萧军结婚之后，她开始很享受这种难得的爱，她在心理意识上对男人的依附并没有消除。萧红的自我牺牲、全身心的依附，却并没有挽回萧军那颗并不安稳的心。很快萧军就与新的情人幽会去了，不仅如此，萧军还时不时对萧红实施家庭暴力，拳脚相加于萧红，萧红则不断地在人前作无谓的掩饰。
萧红无奈地哀叹：“我幼时有一个暴虐的父亲，他和我父亲一样了！”爱情破灭，梦冷心灰，欲哭而无泪。从20岁便开始的逃亡生活，萧红从一个“父”的男权世界走向了另一个“夫”的男权世界，逃来逃去，终究没有挣扎出这张严不透风的天罗地网。
在决定同萧军永远分开的时候，萧红发现了端木蕻良。两人之间的友情成分远远大于爱情成分。在婚礼上，萧红这样说：“掏肝剖肺地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历史。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①
这次，萧红对爱情的要求已经放到底线了，可以说是为了结婚而结婚。她需要一个家庭，只要男人不出去约会情人，不打骂她，她都可以接受。那时的端木蕻良对萧红是有点崇拜的。当萧红已经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女作家时，而端木是个无名小辈，只能在远处默默地注视。对萧红这份爱，端木多少有点抖豁，有点意外，有点承受不起。
放下身段的萧红播下龙种，收获的是跳蚤。端木蕻良文人气质，身体孱弱，娇生惯养，面对爱情失败的萧红，端木也没有给予更多的宽慰。在动荡的时局中，自私和懦弱的端木蕻良两次抛下萧红独自逃生。而身患肺结核的萧红，在颠沛流离加重了病情。1941年，萧红的肺结核已经非常严重，此时日军轰炸香港，端木蕻良再次先行撤离，已卧床半年不能走动的萧红，对丈夫、人性、时局都完全失望。最终萧红油尽灯枯，客死他乡。
至此，萧红作为一个“弃儿”的悲剧性已经完整呈现。然而导演别具匠心地展现了萧红两次对待自己亲生骨肉的情景，使其悲剧性命运进一步深化。
当萧红怀着汪恩甲的孩子与萧军结合后不久，萧红诞下一个孩子。医院里当护士推车把孩子送给萧红看的时候，萧红神经质地喊着：“不要……”随后她就将孩子送了人，具体什么人没有人知道。看到这里，我们分明感受到身为弃儿的萧红对孩子一种天然的恐惧。她怕孩子像她一样重复弃儿的痛苦和不幸，希望把孩子托付给他人，以改变孩子的命运。可悲的是，她用母亲的双手把孩子送到了一个不知名地方，生生逃避了做母亲的责任，尽管孩子以后的命运再无人知，然而在萧红的《弃儿》小说里能看到声声血泪。这一点，无疑加深了萧红弃儿的悲剧性命运。
当怀着萧军的孩子与端木结合之后，萧红再次生下了一个孩子。她对孩子的惊恐之情丝毫没有减少。她看着睡在身边的孩子，怜惜地用一根手指摸那个外貌特别像萧军的孩子的头，“一根手指”承载不了满腔的母爱，而是与孩子绝决的怜悯和绝望。第二天早上，孩子就死了，死于抽风，还是死于其他什么原因，没有人知道，有一点可以肯定，萧红是眼睁睁地看着孩子离开这个世界，或者生生把孩子送上了绝路。两次生育都没有带来做母亲的快乐，却体验了男权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下的女性的痛苦、苦难。
萧红对待孩子的方式，其实就是复制上辈人对待她的方式。被宠溺着长大的人，必以爱的方式，对待孩子；被冷漠对待的人，必以粗暴的方式，和孩子进行相处。萧红半生都在被遗弃、被背叛、被欺侮中度过，于是，不自觉间，她将自己所受的倾轧，所受的冷漠，所受的苛刻，施予那个更弱小的人。在她看来，她负荷不起母亲的称谓，母性是女性身上最好的自然资源，却有时呈现其可恶狰狞的一面。不愿复制自己命运，从而抨击造成其命运的根源——父权制，是向男权社会的挑战。
三、 双重弃儿的精神世界
所谓弃儿，是指物质与精神上得不到满足，部分或者全部被当时的社会所忽视并抛弃的儿童。所谓弃儿情结，是指弃儿情结的特色是失去唯我独尊的往日乐园后，对真实世界认识不足，又无法改变现实，且其自恋情结已深，出现愤恨报复的行为。
萧红却做出了第三种选择，把失去的爱找回来，没有追到，就绝不回头。很多观众和研究者非常困惑，萧红的私生活为什么会那么复杂？她三度怀着前任男人的孩子，与另一个男人生活到了一起。一段感情甚至还没有彻底结束，她马上就卷入了下一段感情。
那么我们如果把萧红的故事连起来看，对此就不难理解了。这是典型的弃儿心理特征，因为一直被弃，她又不甘自暴自弃，所以一生都在苦苦地追寻她理想的生活。她的一生注定辗转漂泊，在追求和舍弃中度过。她的女性主义思想呈现出隐忍、负重和善意的特质。
在全球范围内的民间神话传说故事里，弃子故事的母题屡见不鲜：两河流域的萨尔贡、吉尔迦美什和基弥拉弥斯，希腊神话的俄狄浦斯、赫淮斯托斯、珀尔修斯和赫拉克勒斯，罗马传说中的罗慕洛和瑞穆斯，《圣经·旧约》中的摩西，中国古籍的周民族始祖后稷等等，都是最常见的弃儿故事。从这些故事的深层结构来看，各民族各时代的弃儿传说具有基本相同的情节单元，对这些情节单元可作如下归纳：（一）弃儿出生前有各种神秘征兆；（二）婴儿因各种原因被弃；（三）弃儿受到救护哺养；（四）弃儿长大后有不平凡的事迹。
尽管萧红不幸受挫，不断被弃，却从来没有出现愤恨报复的行为；她历经苦难，但也没有什么不平凡的事迹。有的，只是把她的血泪融进文学创作中，在文学中寻找慰藉和救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从此有了“文学洛神”。鲁迅对萧红很器重。在当时，许多人包括萧军都认为萧红的散文“有什么好，结构也不坚实”。鲁迅却称誉她是“我们女作家中最有希望的一位，她很可能取代丁玲的地位而代之，就像丁玲取代冰心一样”。[3] 为何萧红没有自暴自弃？影片《黄金时代》的开头和结尾反复呈现了萧红家后花园的情形。从中不难发现编导们的用心，让观众触摸到萧红那独特的精神后花园。
不论一个作者写的是什么，或是如何表现它，他写的必然包含他自己的思想与信仰，包括宇宙观和人生观。这种宇宙观和人生观，取决于下意识中的原型模式和意识中的社会环境、时代和所属的国族。
萧红一生坎坷，她最幸福的时候，应该是在童年。虽然封建顽固的父亲对她十分刻薄，但萧红是幸运的，她有一个疼爱她的祖父。
“我拉着祖父到后花园里去了，一到后花园决不是那房子里的狭窄的世界，而是宽广的，人和天地在一起，天地是多么大，多么远，用手摸不到天空。而土地上所长的又是那么繁华，一眼看上去，是看不完的，只觉得眼前鲜绿的一片。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有了祖父就够了，害怕什么呢？”[4]
那时萧红心中的后花园，祖父为她撑起的那片天，为她挡住了阴霾，蓝悠悠的，又高又远……可是爷爷去世了，她逃离家园，也永远地离开了她的后花园，她的精神世界从此变得寂寞荒凉起来。从此，萧红仿佛是失根的兰花，因风而散的秋蓬，注定一直随风飘荡。
离家后的萧红虽然失去了物质层面的后花园，但是精神层面的后花园却在萧红的心中永远留存，形成了她独特的气质和人生观。
“一切都活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谎花，就开一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地飞，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又从墙头上飞走了一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只是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我玩累了，就在房子底下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不用枕头，不用席子，把草帽遮在脸上就睡着了。”[5]
这样的个性注定她一次次向着心中的自由发起冲击，但她的幼稚与任性为她一生的悲剧埋下了伏笔。经历了重重磨难之后，萧红陷入了苦苦的思索之中，她在寻找，这个世界何处才能安放她的灵魂？最终，《呼兰河传》说出了答案：“我要回家了。”《呼兰河传》从某种意义上是萧红想要回家的梦，那个家，就是代表着有“温暖”与“爱”的祖父的后花园。拆解爱情、婚姻、家庭神话，重建女性精神自我。
萧红一生，都没有停止过对那个后花园的找寻。
参考文献：
[1]李樯.黄金时代[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212.
[2]田泥.走出塔的女人---20世纪晚期中国女性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60.
[3]王观泉.怀念萧红[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17.
[4][5]萧红.我和祖父的园子[EB/OL].（2015-1-23）[2015-10-15]http：//www.lbx777.com/yw10/s_whzfd/kewen.htm.
2014年度推出的萧红传记电影《黄金时代》于2015年4月19日获得了第3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奖。该片展现了萧红的出生、读书、逃婚、被困、得救、生产、离异、再婚、病逝到作品的评价等各方面。影片忠实地反映出不同的当事人对萧红不同的回忆，包括老年萧军和老年端木——萧红前后两任丈夫对当年的同一事件的表述也互相矛盾，萧红身上留下的许多疑团和空白，成为一个罗生门，影片中没有给出一个统一的萧红，编导期待给观众和研究者多视角、多层面的探究和感受，但却因此造成了各方理解和评价的更加多样。
笔者试图另辟蹊径，用“自弃”与“他弃”来概括和描述电影《黄金时代》中萧红的一生。所谓“自弃”就是她自己逃离家庭、亲人和社会；所谓“他弃”，就是家庭、亲人和社会对她的抛弃。这两种“弃”的行为有时同步发生，有时则交叉进行，阐释了女性在男权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下的痛苦， 构成了她命运的独特性和悲剧性，是女性主义的自我救赎和对自由的追求和向往。
一、 对家庭和婚姻的“自弃”
《黄金时代》是一部非常严谨的人物传记片，其对萧红的人生故事的叙述是客观真实的，共计238处当事人的独白和画外音叙述其人其事，与历史上真实的萧红人生轨迹非常接近。电影一开始，萧红的对镜独白就为影片打下了基调：“我懂得的尽是些偏僻的人生，我是从祖父那里知道，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之外，还有爱和温暖，所以我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①这段话明白无误地传递出几个方面的信息：萧红的一生遇到的多是冰冷的人和事，周围的人对她多持憎恶的态度，或者是萧红对周遭的人和事多怀着憎恶的感情；而在这冰冷和憎恶之中，祖父给了她爱和温暖，这几乎是唯一的爱和温暖，成为了萧红人生中的一抹亮色；因为这点点爱和温暖，就像原子核一样，在日后裂变成其无穷无尽的动力，成为她人生巨大的驱动力，推动她去寻找爱和温暖。
萧红1911年生于东北一个地主家庭。但是她父母并不爱她，萧红8岁那年，她的母亲病逝，而父亲对萧红则是冰冷和憎恶。萧红永远也没有明白父亲那样的人，对仆人、对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又疏远。唯一给萧红留下温暖和爱的是其祖父，可惜的是祖父在1918年萧红8岁时也离她而去。这样的萧红生活上和心理上就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弃儿”。疾病纠缠，以及男权文化对女性的歧视，使她形成了一种抑郁型的气质。
萧红的“自弃”主要体现在与家庭和父亲的抗争及决裂上。读中学时最终与按父亲意愿许配的汪恩甲退婚，由此与封建家长制作风严重的父亲僵冷、对立关系明朗化。而父亲更是拒绝给私奔的萧红和陆哲舜提供生活费。萧红不断地与封建家庭、与冰冷的父亲抗争，希望早点离开呼兰县，不甘心命运，提出退婚去北平读高中，又为忍受北平的艰辛生活，萧红无奈回家，遭到父亲的软禁，并假装同意与汪恩甲结婚，以置办嫁妆为由，再次逃跑前往哈尔滨，随即其实是抵达北平。在北平，饥寒交迫、走投无路的萧红离开了挣扎在死亡线上的陆哲舜，投奔了曾经逃离过的未婚夫汪恩甲。但汪氏家族已对她深恶痛绝，不再提供生活费。萧红和汪恩甲同居于哈尔滨东兴顺旅馆。她曾经嫌弃汪恩甲抽鸦片，但此时，萧红对生活对未来心灰意冷，两人一起吞云吐雾醉生梦死。
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汪恩甲，最后连自己也管不了啦，更不可能再为萧红提供生活开支。匪夷所思的是，汪恩甲以回家取钱为由一去不返，直接把怀有身孕的萧红变相抵债给了旅馆老板。从萧红“前萧军时期”的爱情经历可以看出来，在面临生存危机的时候，面包比爱情更加重要。她毅然决然离开封建家庭，冲破包办婚姻犹如中国版的娜拉，当然，最终也没有逃脱娜拉式的命运。这种逃离意识呈现了女性生存的剧痛和隐痛，反映了女性对解构菲勒斯中心的渴求，尤其对自由的向往。“逃离外在的角色累赘，逃离一个女人的规范命运。”[2]为维护自身追求进行自觉不自觉的反抗。
从“前萧军时期”的萧红的命运中不难看到萧红的独特性和悲剧性：她追求自由向往光明渴望自由自在。想要摆脱男权主义制约，争取女性作为人的权利，呈现女性自身的力量。但是，现实中却一次次碰壁；她想赢得自由与幸福，可是命运之神并没有眷顾她，她受到了无情抛弃。
二、 难以面对婚姻家庭的“他弃”
被困在旅馆里孤苦伶仃的萧红只好投书报纸副刊求援。当时的报纸聚集了一群热血青年，他们受到了新思想的启蒙，怀着救国理想，但却没有经济和社会地位。萧军在影片里被称为“三郎”，虽然身无分文，却很有勇气。初次探视萧红的时候，为萧红的书法、绘画和写作才能所折服，而萧红也很爱读三郎的文章，两人惺惺相惜，颇有相见恨晚之念。第二天萧军再次来探视萧红时，两人不顾萧红已经身怀六甲的实情，开始了疯狂的爱恋。
然而，两个人的结合一开始就出现了巨大的心理裂痕，这源于两个人信奉着完全不同的爱情哲学。
萧军的爱情哲学：“什么哲学，爱就爱，不爱就丢开！”①
萧红呢，则恰恰相反。当萧军问她：“拿现在的自杀条件，远远足够，你为什么还要在这世界上留恋着？”萧红说：“因为这世界上还有一点能让我死不瞑目的东西存在，仅仅是这一点，它还能系恋着我。”②
从中我们不难发现，与萧军的“不爱了就弃”不同，萧红虽然怀着逃离的心，却一直在想着归来。在哈尔滨滔天的洪水后，萧红凭借自己的智慧，逃离了囚禁。经历了这么多变故的“二萧”正式开始同居生活。生计依然是摆在两人面前无法回避的沉重话题，萧军不畏严寒，四处代课，挣来的费用悉数用于家用。这时候的萧军，更像是一个救世主的形象，他不仅挽救了萧红，还给了她活下去的希望。同时，两个文学青年的互相激励也为双方的文艺创作奠定了基础。 二萧的结合，似乎是常见的爱情模式——拯救与被拯救、被托付与托付。他们的爱情故事在刚刚拉开序幕的时候就注定了两者不平等的关系，这是不同爱情观的两个人的结合，悲剧的种子早已埋下。
早年，萧红因为反抗父亲，勇敢地逃离了自己的家。她从小就没有尝到过家的温暖，与萧军结婚之后，她开始很享受这种难得的爱，她在心理意识上对男人的依附并没有消除。萧红的自我牺牲、全身心的依附，却并没有挽回萧军那颗并不安稳的心。很快萧军就与新的情人幽会去了，不仅如此，萧军还时不时对萧红实施家庭暴力，拳脚相加于萧红，萧红则不断地在人前作无谓的掩饰。
萧红无奈地哀叹：“我幼时有一个暴虐的父亲，他和我父亲一样了！”爱情破灭，梦冷心灰，欲哭而无泪。从20岁便开始的逃亡生活，萧红从一个“父”的男权世界走向了另一个“夫”的男权世界，逃来逃去，终究没有挣扎出这张严不透风的天罗地网。
在决定同萧军永远分开的时候，萧红发现了端木蕻良。两人之间的友情成分远远大于爱情成分。在婚礼上，萧红这样说：“掏肝剖肺地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历史。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①
这次，萧红对爱情的要求已经放到底线了，可以说是为了结婚而结婚。她需要一个家庭，只要男人不出去约会情人，不打骂她，她都可以接受。那时的端木蕻良对萧红是有点崇拜的。当萧红已经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女作家时，而端木是个无名小辈，只能在远处默默地注视。对萧红这份爱，端木多少有点抖豁，有点意外，有点承受不起。
放下身段的萧红播下龙种，收获的是跳蚤。端木蕻良文人气质，身体孱弱，娇生惯养，面对爱情失败的萧红，端木也没有给予更多的宽慰。在动荡的时局中，自私和懦弱的端木蕻良两次抛下萧红独自逃生。而身患肺结核的萧红，在颠沛流离加重了病情。1941年，萧红的肺结核已经非常严重，此时日军轰炸香港，端木蕻良再次先行撤离，已卧床半年不能走动的萧红，对丈夫、人性、时局都完全失望。最终萧红油尽灯枯，客死他乡。
至此，萧红作为一个“弃儿”的悲剧性已经完整呈现。然而导演别具匠心地展现了萧红两次对待自己亲生骨肉的情景，使其悲剧性命运进一步深化。
当萧红怀着汪恩甲的孩子与萧军结合后不久，萧红诞下一个孩子。医院里当护士推车把孩子送给萧红看的时候，萧红神经质地喊着：“不要……”随后她就将孩子送了人，具体什么人没有人知道。看到这里，我们分明感受到身为弃儿的萧红对孩子一种天然的恐惧。她怕孩子像她一样重复弃儿的痛苦和不幸，希望把孩子托付给他人，以改变孩子的命运。可悲的是，她用母亲的双手把孩子送到了一个不知名地方，生生逃避了做母亲的责任，尽管孩子以后的命运再无人知，然而在萧红的《弃儿》小说里能看到声声血泪。这一点，无疑加深了萧红弃儿的悲剧性命运。
当怀着萧军的孩子与端木结合之后，萧红再次生下了一个孩子。她对孩子的惊恐之情丝毫没有减少。她看着睡在身边的孩子，怜惜地用一根手指摸那个外貌特别像萧军的孩子的头，“一根手指”承载不了满腔的母爱，而是与孩子绝决的怜悯和绝望。第二天早上，孩子就死了，死于抽风，还是死于其他什么原因，没有人知道，有一点可以肯定，萧红是眼睁睁地看着孩子离开这个世界，或者生生把孩子送上了绝路。两次生育都没有带来做母亲的快乐，却体验了男权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下的女性的痛苦、苦难。
萧红对待孩子的方式，其实就是复制上辈人对待她的方式。被宠溺着长大的人，必以爱的方式，对待孩子；被冷漠对待的人，必以粗暴的方式，和孩子进行相处。萧红半生都在被遗弃、被背叛、被欺侮中度过，于是，不自觉间，她将自己所受的倾轧，所受的冷漠，所受的苛刻，施予那个更弱小的人。在她看来，她负荷不起母亲的称谓，母性是女性身上最好的自然资源，却有时呈现其可恶狰狞的一面。不愿复制自己命运，从而抨击造成其命运的根源——父权制，是向男权社会的挑战。
三、 双重弃儿的精神世界
所谓弃儿，是指物质与精神上得不到满足，部分或者全部被当时的社会所忽视并抛弃的儿童。所谓弃儿情结，是指弃儿情结的特色是失去唯我独尊的往日乐园后，对真实世界认识不足，又无法改变现实，且其自恋情结已深，出现愤恨报复的行为。
萧红却做出了第三种选择，把失去的爱找回来，没有追到，就绝不回头。很多观众和研究者非常困惑，萧红的私生活为什么会那么复杂？她三度怀着前任男人的孩子，与另一个男人生活到了一起。一段感情甚至还没有彻底结束，她马上就卷入了下一段感情。
那么我们如果把萧红的故事连起来看，对此就不难理解了。这是典型的弃儿心理特征，因为一直被弃，她又不甘自暴自弃，所以一生都在苦苦地追寻她理想的生活。她的一生注定辗转漂泊，在追求和舍弃中度过。她的女性主义思想呈现出隐忍、负重和善意的特质。
在全球范围内的民间神话传说故事里，弃子故事的母题屡见不鲜：两河流域的萨尔贡、吉尔迦美什和基弥拉弥斯，希腊神话的俄狄浦斯、赫淮斯托斯、珀尔修斯和赫拉克勒斯，罗马传说中的罗慕洛和瑞穆斯，《圣经·旧约》中的摩西，中国古籍的周民族始祖后稷等等，都是最常见的弃儿故事。从这些故事的深层结构来看，各民族各时代的弃儿传说具有基本相同的情节单元，对这些情节单元可作如下归纳：（一）弃儿出生前有各种神秘征兆；（二）婴儿因各种原因被弃；（三）弃儿受到救护哺养；（四）弃儿长大后有不平凡的事迹。
尽管萧红不幸受挫，不断被弃，却从来没有出现愤恨报复的行为；她历经苦难，但也没有什么不平凡的事迹。有的，只是把她的血泪融进文学创作中，在文学中寻找慰藉和救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从此有了“文学洛神”。鲁迅对萧红很器重。在当时，许多人包括萧军都认为萧红的散文“有什么好，结构也不坚实”。鲁迅却称誉她是“我们女作家中最有希望的一位，她很可能取代丁玲的地位而代之，就像丁玲取代冰心一样”。[3] 为何萧红没有自暴自弃？影片《黄金时代》的开头和结尾反复呈现了萧红家后花园的情形。从中不难发现编导们的用心，让观众触摸到萧红那独特的精神后花园。
不论一个作者写的是什么，或是如何表现它，他写的必然包含他自己的思想与信仰，包括宇宙观和人生观。这种宇宙观和人生观，取决于下意识中的原型模式和意识中的社会环境、时代和所属的国族。
萧红一生坎坷，她最幸福的时候，应该是在童年。虽然封建顽固的父亲对她十分刻薄，但萧红是幸运的，她有一个疼爱她的祖父。
“我拉着祖父到后花园里去了，一到后花园决不是那房子里的狭窄的世界，而是宽广的，人和天地在一起，天地是多么大，多么远，用手摸不到天空。而土地上所长的又是那么繁华，一眼看上去，是看不完的，只觉得眼前鲜绿的一片。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有了祖父就够了，害怕什么呢？”[4]
那时萧红心中的后花园，祖父为她撑起的那片天，为她挡住了阴霾，蓝悠悠的，又高又远……可是爷爷去世了，她逃离家园，也永远地离开了她的后花园，她的精神世界从此变得寂寞荒凉起来。从此，萧红仿佛是失根的兰花，因风而散的秋蓬，注定一直随风飘荡。
离家后的萧红虽然失去了物质层面的后花园，但是精神层面的后花园却在萧红的心中永远留存，形成了她独特的气质和人生观。
“一切都活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谎花，就开一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地飞，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又从墙头上飞走了一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只是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我玩累了，就在房子底下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不用枕头，不用席子，把草帽遮在脸上就睡着了。”[5]
这样的个性注定她一次次向着心中的自由发起冲击，但她的幼稚与任性为她一生的悲剧埋下了伏笔。经历了重重磨难之后，萧红陷入了苦苦的思索之中，她在寻找，这个世界何处才能安放她的灵魂？最终，《呼兰河传》说出了答案：“我要回家了。”《呼兰河传》从某种意义上是萧红想要回家的梦，那个家，就是代表着有“温暖”与“爱”的祖父的后花园。拆解爱情、婚姻、家庭神话，重建女性精神自我。
萧红一生，都没有停止过对那个后花园的找寻。
参考文献：
[1]李樯.黄金时代[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212.
[2]田泥.走出塔的女人---20世纪晚期中国女性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60.
[3]王观泉.怀念萧红[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17.
[4][5]萧红.我和祖父的园子[EB/OL].（2015-1-23）[2015-10-15]http：//www.lbx777.com/yw10/s_whzfd/kewen.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