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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吴文藻教授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虽然有了比较“正规”的社会学，但是，社会学课程主要在洋人办的教会学院中开设，教员是洋人，教材是洋书，课堂里讲的又是洋语。吴文藻先生对社会学的这种状况非常不满，他公开站出来抨击洋人垄断社会学的不正常状态，大声呼吁学术界的同仁们共同起来，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学教学和科研体系，使中国式的社会学“扎根于中国的土壤之上”。
吴先生是这样提倡的，他自己也是这样努力去做的。例如，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西洋社会思想史”、“家族社会学”、“人类学”三门课，原先采用的都是英文教本，吴先生上任后，便亲自为每一门课都编了一种汉文教材，并且每年都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和新得材料加以修改和补充，使之日臻完善。又如，“家族社会学”一课原来以泛谈世界家族制度(尤其是原始社会的家族制度)为中心内容，他开课后，把它改为以中国宗法制度为中心内容，把社会学的教学与中国社会的实际结合了起来。
一九三三年，吴先生担任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之后，更是大力提倡和推行他的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他认为，社会学要中国化，最主要的是要研究中国国情，即通过调查中国各地区的村社和城市的状况，提出改进中国社会结构的参考意见。吴先生把他的这一主张概括为“社区研究”。他说，“社区研究”，就是对中国的国情“大家用同一区位或文化的观点和方法，来分头进行各种地域不同的社区研究”，“民族学家考察边疆的部落或社区，或殖民社区；农村社会学家则考察内地的农村社区，或移民社区；都市社会学家则考察沿海或沿江的都市社区。或专作模型调查，即静态的社区研究，以了解社会结构；或专作变异调查，即动态的社区研究，以了解社会历程；甚或对于静态与动态两种情况同时并进，以了解社会组织与变迁的整体。”(见《社会研究》一○二期447页)
为了提倡社区研究，吴先生一方面在各有关杂志上发表论文进行宣传，如《现代社区研究的意义和功用》、《西方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中国社区研究计划的商榷》等，另一方面又从他主持下的社会学系里先后派出了一些研究生和助理到国内的一些地区去进行实地调查，使社区研究蔚然成风。例如，徐雍舜到北平附近的县对乡村领袖冲突进行了调查，林耀华到福州附近的义序对宗族组织进行了调查，费孝通对江村的农村经济进行了调查，黄华节到定县调查了礼俗和社会组织，费迪到清河对村镇结构进行了调查，郑安仑对福建侨民问题进行了调查。他们的调查成果，后来在吴先生的帮助和支持下大部分都发表了。这些调查成果尽管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在当时，对中国社会学和民族学的建设却起了不小的促进作用，对我们今天的社会学和民族学研究也起了相当重要的积累资料作用。香港社会学家黄绍伦在其《当代中国的社会学和社会主义》中说，吴文藻先生倡导的社区研究，“带着明确的中国化的目的”，并称赞他是“有名的燕京社会学系的一位能干的领导人。”这些评价并非过誉。
吴先生大力提倡和推行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与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是密不可分的。
一九一九年，正当吴先生在清华学堂就学时，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的浪潮激起了当时还是青年的吴先生的爱国热情，他毅然加入了游行队伍，并积极书写爱国反帝宣传品。五四运动后，他大量阅读了孙中山、廖仲恺、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文章，从中受到了深刻的启发和教育，从而奠定了他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基础。
吴先生对当时中国贫穷落后和任人欺凌宰割的局面十分痛心，认为究其原因，主要就在于中国的文化和科学技术落后。而要改变这种落后状况，首先应该学习西方比较先进的科学与文化。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一九二三年他踏上了赴美留学的途程。
在美国，吴先生如饥似渴地学习现代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他把时间和精力全部投入到了学习和研究之中。他先后在美国达特默思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了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法学、历史学、统计学、人口学、逻辑学、伦理学、生物学、化学等众多的课程，并且还挤出时间学习了法文和德文。他之所以要如此全力以赴地学习，就是因为他想利用在美学习的机会，多掌握一些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以便回国后能更好地为中国的富强出力。当他听到国内大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消息后，非常兴奋，即以《孙逸仙三民主义学说》作为他的硕士论文题目，表达自己欢欣鼓舞的心情，宣传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
在留美学习期间，吴先生进一步总结了中国社会问题产生的历史根源，他的博士论文《见于英国舆论与行动中的中国鸦片问题》，就是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探索。他还认为，中国社会及其改造尚有大量的问题有待于研究，因此，他决心选择社会学和民族学为终身专业，想通过对中国社会的这两方面研究，提出改变中国社会落后状态的合适方案。
留学期满后，吴先生在博士学位尚未公布的情况下，就地赶回了祖国，想早日实现他为祖国富强贡献力量的抱负。可是，在旧中国的腐败现实面前，他一次次地失望了。
首先是他以满腔的爱国激情提出的社会学中国化主张和社区研究倡议，遭到了一味崇洋媚外的国民党政府的冷遇。尽管吴先生及一些学术界的同仁们努力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却未能在全国学术界引起重大反响，因而也没能取得太大的成效。其后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全面爆发，蒋介石政府不战而逃，北京沦陷，吴先生只得流亡云南，燕京社会学系的其他人员也流散四方，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和社区研究便这样半途夭折了。
其次是在云南，吴先生主持成立了实地调查工作站，本想以该站的名义对云南少数民族进行调查研究，以继续社区研究，但又因国民党机构中有人暗中捣乱，工作站难以维持，不得不停顿下来。
再次是抗战期间，吴文藻先生曾参加过一次由当时国民党政府中央设计局组织的西北建设考察团，对以新疆为主的西北民族问题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束后，吴先生本想就新疆民族问题向当局提出一些建议，但正当此时，蒋介石抛出了他的《中国之命运》，吴先生对该书不承认中国多民族存在的事实非常反感，但在当时，只能以不写原计划中规定的调查报告来表示自己沉默的抗议。
旧中国的黑暗现实，使吴先生饱尝了报国无门之苦，也使他逐渐看清了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本质。他对国民党政府的各种反人民的政策和腐朽的统治终于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在日本担任中国驻日代表团政治外交组组长和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顾问期间，吴先生听到了新中国诞生的消息，他心中非常兴奋，同时也感到自己再也不能和国民党反动政府共存下去了，决心同它彻底决裂。一九五○年六月，他断然辞掉了国民党政府的高官厚禄，退出代表团，并与国内取得联系，于次年怀着报效人民的满腔热情回到了祖国怀抱。
吴先生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和民族学专家，而且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教育家。他一向认为，无论社会学还是民族学，只靠少数人的努力是不行的，只有造就大批的人才，才能取得重大的成就。因此，他历来十分重视培养人才的工作。在他主持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工作期间，他为我国的社会学和民族学事业培育了一大批人才，这些人后来大都成了这两门学科的骨干，其中有些人还在国际上赢得了较大的声誉。例如，大名鼎鼎的费孝通先生，就是他三十年代时的学生。当费先生考上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后，吴先生便把他介绍给了他在出席美国哈佛大学三百周年校庆时结识的英国功能人类学创始人马凌诺斯基，并请马亲自当费的指导教师。他的其他著名学生还有林耀华先生、李安宅先生、瞿同祖先生、关瑞悟先生(女)、黄迪先生(现在美国)等。吴先生还认为，要使事业不中断并且发达兴旺，就应造就几代人的梯队。因此，他现在尽管年事已高，仍然非常关心学术界晚辈的成长和进步。在这方面，我是深有体会的。
我是吴文藻先生的民族学研究生之一(我们是三人研究班，由吴先生和林耀华先生、金天明先生共同指导)，毕业留校后又担任他的助手。有人说我是“得天独厚”，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吴先生在我身上确实花费了不少心血。他除了一般地给我们研究生班讲授民族学知识和提供参考书目以外，还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进行了细致的个别指导。尤其是我，在写毕业论文时，导师们分工由他作主要指导，他对我论文写作的指导真可谓费尽心血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把精力完全放在了我的论文上。他查阅了大量与我论文有关的中外文书籍和资料，毫无保留地一一提供给我。并且，他常常不是把一本书给了我了事，而是把自己对该书观点的看法、该书内容的参考价值等，都事先对我一一进行讲授，有时甚至连哪几页哪几段是重点都对我作了详细的说明。有些外文书籍国内没有，他就托外国朋友在国外代购。我的论文从列提纲到写成，经过了好几道程序，每道程序他都进行了非常仔细的审阅，有时甚至连一个外文字母的遗漏他都检查了出来。有一度他和谢冰心先生的身体都不太好，为了减少来访，以便有个安静的养病环境，他们根据医生的建议，在家门口贴了个“医嘱谢客”的字条。可是，这个字条对我却是例外，不仅每次我去登门请教时从未被“谢”过，而且，吴先生本人还常常打电话或托人找我去讲论文的事。当我的论文答辩顺利通过而向他表示感谢时，他却说：“不必了，这是我应尽的责任，看到你们取得成功，我心里也就得到安慰了！”
不过，说我“得天独厚”又不太全面，因为“得天厚”者，实远非“独”我一人。他对我的另两位同学也同样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指导，也同样给他们提供了大量的中外文参考资料。甚至有些不是他直接指导的研究生向他求教，他也同样给予非常认真和细致的指导。
不仅是研究生，民院的许多中青年教师也同样受惠于他。例如，副教授陈观胜和讲师李培荣合译的美国社会学家英克尔斯的《社会学是什么？》(社科版)一书，就是吴先生提议翻译并提供英文原本的。他们在翻译过程中遇到学术问题时，吴先生又给予了许多指点。不管是谁，凡是向吴先生请教，他都从不随便敷衍，而总是认真查阅资料并做出详细摘录后，再作出答复和讲授，使提问人收获很大。因此，民院许多教师和科研人员都乐意把自己著译的作品拿到吴先生那里求教。而这，也正是吴文藻先生受到普遍尊敬的原因之一。
吴文藻先生不仅在国内德高望重，而且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声望。美国、英国、日本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一些论著中，常常提到他的名字和成就。但是，他们往往只了解他的署名作品和公开的职务，却不了解他大量不署名的作品和那些并无名利但却耗费心血的工作。吴先生一向是一个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研究者和工作者。尤其是回到新中国以后，他更做了大量默默无闻的内部文字工作，担任了无名英雄的角色。如，校订几种少数民族史志的初稿(当时称“三套丛书”)；为领导机关提供西方社会学新出名著的评价和资料摘译；为《辞海》第一版民族类撰写词目及审阅稿件；多次为外交部交办的边界问题提供大量资料和意见；搜集有关帕米尔及附近地区历史、地理和民族情况的英文参考资料；校订或直接参加翻译《不要再有战争》、《中印边境》、《六次危机》、《世界史》、《世界史纲》等书。
吴先生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在回到新中国以后，时间虽然较晚，但是，一旦他接触到以后，就认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是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就断然摒弃了他过去曾一度相信的功能主义。他常对我们说：“功能主义尽管在调查方法上有可取之处，但它不是为人民服务的，而是为殖民主义服务的，因此，在政治上它是反动的，是没有前途的。相反，一百多年来的历史和马克思主义越来越兴旺的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最革命、最科学的理论，因而也是最有前途的。”回国三十多年以来，吴先生一贯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他读了大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书，并做了大量的笔记和摘录。他近年发表的《战后西方民族学的变化》一文(见《中国社会科学》一九八二年第二期)，就是他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对西方各种民族学流派的学术思潮进行剖析和评论的一部力作。
桑榆虽晚，为霞满天。吴文藻先生今年虽已八十三岁高龄了，身体也不大好，但是，为了发展和繁荣我国的社会学和民族学事业，他雄心勃勃，仍在孜孜不倦地工作。除了继续带研究生外，他最近又在撰写关于新进化论、社会学与现代化、民族志与民族学等方面的专题论文。想必不久，我国社会学和民族学界将有幸得睹这些晚霞的绚丽光彩！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虽然有了比较“正规”的社会学，但是，社会学课程主要在洋人办的教会学院中开设，教员是洋人，教材是洋书，课堂里讲的又是洋语。吴文藻先生对社会学的这种状况非常不满，他公开站出来抨击洋人垄断社会学的不正常状态，大声呼吁学术界的同仁们共同起来，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学教学和科研体系，使中国式的社会学“扎根于中国的土壤之上”。
吴先生是这样提倡的，他自己也是这样努力去做的。例如，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西洋社会思想史”、“家族社会学”、“人类学”三门课，原先采用的都是英文教本，吴先生上任后，便亲自为每一门课都编了一种汉文教材，并且每年都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和新得材料加以修改和补充，使之日臻完善。又如，“家族社会学”一课原来以泛谈世界家族制度(尤其是原始社会的家族制度)为中心内容，他开课后，把它改为以中国宗法制度为中心内容，把社会学的教学与中国社会的实际结合了起来。
一九三三年，吴先生担任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之后，更是大力提倡和推行他的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他认为，社会学要中国化，最主要的是要研究中国国情，即通过调查中国各地区的村社和城市的状况，提出改进中国社会结构的参考意见。吴先生把他的这一主张概括为“社区研究”。他说，“社区研究”，就是对中国的国情“大家用同一区位或文化的观点和方法，来分头进行各种地域不同的社区研究”，“民族学家考察边疆的部落或社区，或殖民社区；农村社会学家则考察内地的农村社区，或移民社区；都市社会学家则考察沿海或沿江的都市社区。或专作模型调查，即静态的社区研究，以了解社会结构；或专作变异调查，即动态的社区研究，以了解社会历程；甚或对于静态与动态两种情况同时并进，以了解社会组织与变迁的整体。”(见《社会研究》一○二期447页)
为了提倡社区研究，吴先生一方面在各有关杂志上发表论文进行宣传，如《现代社区研究的意义和功用》、《西方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中国社区研究计划的商榷》等，另一方面又从他主持下的社会学系里先后派出了一些研究生和助理到国内的一些地区去进行实地调查，使社区研究蔚然成风。例如，徐雍舜到北平附近的
吴先生大力提倡和推行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与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是密不可分的。
一九一九年，正当吴先生在清华学堂就学时，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的浪潮激起了当时还是青年的吴先生的爱国热情，他毅然加入了游行队伍，并积极书写爱国反帝宣传品。五四运动后，他大量阅读了孙中山、廖仲恺、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文章，从中受到了深刻的启发和教育，从而奠定了他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基础。
吴先生对当时中国贫穷落后和任人欺凌宰割的局面十分痛心，认为究其原因，主要就在于中国的文化和科学技术落后。而要改变这种落后状况，首先应该学习西方比较先进的科学与文化。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一九二三年他踏上了赴美留学的途程。
在美国，吴先生如饥似渴地学习现代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他把时间和精力全部投入到了学习和研究之中。他先后在美国达特默思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了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法学、历史学、统计学、人口学、逻辑学、伦理学、生物学、化学等众多的课程，并且还挤出时间学习了法文和德文。他之所以要如此全力以赴地学习，就是因为他想利用在美学习的机会，多掌握一些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以便回国后能更好地为中国的富强出力。当他听到国内大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消息后，非常兴奋，即以《孙逸仙三民主义学说》作为他的硕士论文题目，表达自己欢欣鼓舞的心情，宣传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
在留美学习期间，吴先生进一步总结了中国社会问题产生的历史根源，他的博士论文《见于英国舆论与行动中的中国鸦片问题》，就是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探索。他还认为，中国社会及其改造尚有大量的问题有待于研究，因此，他决心选择社会学和民族学为终身专业，想通过对中国社会的这两方面研究，提出改变中国社会落后状态的合适方案。
留学期满后，吴先生在博士学位尚未公布的情况下，就
首先是他以满腔的爱国激情提出的社会学中国化主张和社区研究倡议，遭到了一味崇洋媚外的国民党政府的冷遇。尽管吴先生及一些学术界的同仁们努力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却未能在全国学术界引起重大反响，因而也没能取得太大的成效。其后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全面爆发，蒋介石政府不战而逃，北京沦陷，吴先生只得流亡云南，燕京社会学系的其他人员也流散四方，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和社区研究便这样半途夭折了。
其次是在云南，吴先生主持成立了实地调查工作站，本想以该站的名义对云南少数民族进行调查研究，以继续社区研究，但又因国民党机构中有人暗中捣乱，工作站难以维持，不得不停顿下来。
再次是抗战期间，吴文藻先生曾参加过一次由当时国民党政府中央设计局组织的西北建设考察团，对以新疆为主的西北民族问题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束后，吴先生本想就新疆民族问题向当局提出一些建议，但正当此时，蒋介石抛出了他的《中国之命运》，吴先生对该书不承认中国多民族存在的事实非常反感，但在当时，只能以不写原计划中规定的调查报告来表示自己沉默的抗议。
旧中国的黑暗现实，使吴先生饱尝了报国无门之苦，也使他逐渐看清了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本质。他对国民党政府的各种反人民的政策和腐朽的统治终于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在日本担任中国驻日代表团政治外交组组长和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顾问期间，吴先生听到了新中国诞生的消息，他心中非常兴奋，同时也感到自己再也不能和国民党反动政府共存下去了，决心同它彻底决裂。一九五○年六月，他断然辞掉了国民党政府的高官厚禄，退出代表团，并与国内取得联系，于次年怀着报效人民的满腔热情回到了祖国怀抱。
吴先生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和民族学专家，而且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教育家。他一向认为，无论社会学还是民族学，只靠少数人的努力是不行的，只有造就大批的人才，才能取得重大的成就。因此，他历来十分重视培养人才的工作。在他主持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工作期间，他为我国的社会学和民族学事业培育了一大批人才，这些人后来大都成了这两门学科的骨干，其中有些人还在国际上赢得了较大的声誉。例如，大名鼎鼎的费孝通先生，就是他三十年代时的学生。当费先生考上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后，吴先生便把他介绍给了他在出席美国哈佛大学三百周年校庆时结识的英国功能人类学创始人马凌诺斯基，并请马亲自当费的指导教师。他的其他著名学生还有林耀华先生、李安宅先生、瞿同祖先生、关瑞悟先生(女)、黄迪先生(现在美国)等。吴先生还认为，要使事业不中断并且发达兴旺，就应造就几代人的梯队。因此，他现在尽管年事已高，仍然非常关心学术界晚辈的成长和进步。在这方面，我是深有体会的。
我是吴文藻先生的民族学研究生之一(我们是三人研究班，由吴先生和林耀华先生、金天明先生共同指导)，毕业留校后又担任他的助手。有人说我是“得天独厚”，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吴先生在我身上确实花费了不少心血。他除了一般地给我们研究生班讲授民族学知识和提供参考书目以外，还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进行了细致的个别指导。尤其是我，在写毕业论文时，导师们分工由他作主要指导，他对我论文写作的指导真可谓费尽心血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把精力完全放在了我的论文上。他查阅了大量与我论文有关的中外文书籍和资料，毫无保留地一一提供给我。并且，他常常不是把一本书给了我了事，而是把自己对该书观点的看法、该书内容的参考价值等，都事先对我一一进行讲授，有时甚至连哪几页哪几段是重点都对我作了详细的说明。有些外文书籍国内没有，他就托外国朋友在国外代购。我的论文从列提纲到写成，经过了好几道程序，每道程序他都进行了非常仔细的审阅，有时甚至连一个外文字母的遗漏他都检查了出来。有一度他和谢冰心先生的身体都不太好，为了减少来访，以便有个安静的养病环境，他们根据医生的建议，在家门口贴了个“医嘱谢客”的字条。可是，这个字条对我却是例外，不仅每次我去登门请教时从未被“谢”过，而且，吴先生本人还常常打电话或托人找我去讲论文的事。当我的论文答辩顺利通过而向他表示感谢时，他却说：“不必了，这是我应尽的责任，看到你们取得成功，我心里也就得到安慰了！”
不过，说我“得天独厚”又不太全面，因为“得天厚”者，实远非“独”我一人。他对我的另两位同学也同样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指导，也同样给他们提供了大量的中外文参考资料。甚至有些不是他直接指导的研究生向他求教，他也同样给予非常认真和细致的指导。
不仅是研究生，民院的许多中青年教师也同样受惠于他。例如，副教授陈观胜和讲师李培荣合译的美国社会学家英克尔斯的《社会学是什么？》(社科版)一书，就是吴先生提议翻译并提供英文原本的。他们在翻译过程中遇到学术问题时，吴先生又给予了许多指点。不管是谁，凡是向吴先生请教，他都从不随便敷衍，而总是认真查阅资料并做出详细摘录后，再作出答复和讲授，使提问人收获很大。因此，民院许多教师和科研人员都乐意把自己著译的作品拿到吴先生那里求教。而这，也正是吴文藻先生受到普遍尊敬的原因之一。
吴文藻先生不仅在国内德高望重，而且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声望。美国、英国、日本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一些论著中，常常提到他的名字和成就。但是，他们往往只了解他的署名作品和公开的职务，却不了解他大量不署名的作品和那些并无名利但却耗费心血的工作。吴先生一向是一个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研究者和工作者。尤其是回到新中国以后，他更做了大量默默无闻的内部文字工作，担任了无名英雄的角色。如，校订几种少数民族史志的初稿(当时称“三套丛书”)；为领导机关提供西方社会学新出名著的评价和资料摘译；为《辞海》第一版民族类撰写词目及审阅稿件；多次为外交部交办的边界问题提供大量资料和意见；搜集有关帕米尔及附近地区历史、地理和民族情况的英文参考资料；校订或直接参加翻译《不要再有战争》、《中印边境》、《六次危机》、《世界史》、《世界史纲》等书。
吴先生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在回到新中国以后，时间虽然较晚，但是，一旦他接触到以后，就认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是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就断然摒弃了他过去曾一度相信的功能主义。他常对我们说：“功能主义尽管在调查方法上有可取之处，但它不是为人民服务的，而是为殖民主义服务的，因此，在政治上它是反动的，是没有前途的。相反，一百多年来的历史和马克思主义越来越兴旺的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最革命、最科学的理论，因而也是最有前途的。”回国三十多年以来，吴先生一贯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他读了大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书，并做了大量的笔记和摘录。他近年发表的《战后西方民族学的变化》一文(见《中国社会科学》一九八二年第二期)，就是他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对西方各种民族学流派的学术思潮进行剖析和评论的一部力作。
桑榆虽晚，为霞满天。吴文藻先生今年虽已八十三岁高龄了，身体也不大好，但是，为了发展和繁荣我国的社会学和民族学事业，他雄心勃勃，仍在孜孜不倦地工作。除了继续带研究生外，他最近又在撰写关于新进化论、社会学与现代化、民族志与民族学等方面的专题论文。想必不久，我国社会学和民族学界将有幸得睹这些晚霞的绚丽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