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1894年生于江苏苏州，已故现代著名作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教育部副部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總编、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
　　教育是养成好习惯
　　新中国成立后，叶圣陶携家人自上海北上，住进北京东四八条胡同的一座庭院，从此整个后半生都在北京度过。来京不久，叶圣陶担任了新中国教育部副部长一职。接着，又主持展开教材编写工作，忙得不亦乐乎。
　　据叶圣陶的孙子叶永和回忆，在叶家，每天一大家人都要围着八仙桌吃晚饭。首先，入席就要讲规矩，爷爷和奶奶先入座，小辈们再依次坐下。后来孙辈越来越多，几个小的只能轮流上桌。叶永和印象最深的是在冬天，爷爷一回家就换上棉袍，在八仙桌前坐定，掏出几张识字卡片——他将用过的台历裁成方纸，拿红色的毛笔写上字，教孙子认字。“当然，爷爷也有严厉的时候。有一次，我急匆匆扒拉了两口饭，放下碗筷蹦哒着离开，不小心‘咣’的一声摔了门。爷爷‘噌’地起了身，厉声叫住我，‘重新关一次门！’结果他越严厉，我就跑得越快，躲到了北屋不肯出来。爷爷吃完饭，跑去北屋，揪着我的耳朵，一字一句地要求我：‘把门再关一次！’我只能老老实实、轻手轻脚地又关了一次门。这件事情，我现在想起仍然记忆犹新。”
　　这些零零碎碎的日常生活，就是叶圣陶的“教育”。他总在细枝末节上严厉苛刻，跟孙辈“较劲”，却从不给孩子们列什么书单，也不过问成绩。“文革”时，叶永和去陕北延安插队，姐姐叶小沫去了黑龙江依兰，爸爸叶至善去了河南“五七”干校，一家人南北东西，互通消息全靠写信。叶圣陶每次给儿孙们回信，先是一一挑出错别字，发现用法不当的词，还要仔细分析一番。叮嘱完毕，再进入正题。叶圣陶说过：“我想，‘教育’这个词，往精深的方面说，一些专家可以写成著作，可是就粗浅的方面说，‘养成好习惯’一句话就说明了含义。”
　　宠爱中的教育
　　叶永和说，爷爷很少责骂我们，那次揪耳朵是我一生中受到他唯一的“体罚”。但爷爷有股劲儿，总让我有点怕，在爷爷面前，我一直毕恭毕敬。我结婚后想找他讨一幅笔墨，憋了好久也不敢开口。最后还是妈妈替我向爷爷求了字，他拎着字来问我：“为什么不自己跟我说，我有那么可怕吗？”
　　其实，叶圣陶也不乏宠爱孩子的一面。他喜欢看电影，上世纪30年代，物资相对匮乏，但他偶尔也带孩子们“奢侈”一把，去电影院一饱眼福。据叶至善回忆，那时的电影院里都有托着盘子的服务生，专卖西式糖果和冷饮。每场演到一半，银幕上闪过“休息五分钟”，叶圣陶就大方地拿出两角银毫，买来纸杯冰激凌，每人都有一份。叶至美是叶圣陶唯一的女儿，叶圣陶对她疼爱有加，有一次竟然要亲自给她做身衣裳。他颇有兴致地叫来至美，在她身上比划一番，又拿报纸折出样子，用别针固定住。被一身报纸裹住，至美浑身不自在，结果一抬手，报纸全破了。折腾了好几次，叶圣陶终于勉强裁出一件“不太合身”的大衣。
　　叶永和的叔叔叶至诚挨打最多，因为他是家里的“人来疯”，来客越多，就越闹腾。这一点，叶至善印象特别深——弟弟每次挨打，身为长子的他都要在一旁看着，这叫“陪打”。其实，叶圣陶在用另一种方式“宠”着小儿子。读高中时，叶至诚在作文里发牢骚：语文老师、数学老师各有各的要求，一天满满当当，根本记不住……好像学习就是为了应付老师。书不想念了，要退学！叶圣陶看了作文，居然不急不气，说道：“不念就不念了吧。”于是，他给至诚办了退学手续，连这篇作文都被刊发到了《中学生》杂志上。“高中肄业”的叶至诚，被叶圣陶送到上海开明书店打杂工，整理杂书。结果，叶至诚将库房里的书看了个遍，后来自己写出了不少好作品。
　　叶永和说，经此一事，辍学便成了我们家“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并延续到了孙辈。我大哥5岁时，被送进一家小学的幼稚班，回家常常又哭又闹，因为受到了严师的责备。有一回，这位严师在他的成绩单上批了8个大字：“品学俱劣，屡教不改。”爷爷看了，回敬8个大字：“不能同意，尚宜善导”，让人捎了过去。后来我们都明白了爷爷的苦心，他绝不是一味地惯着孩子胡闹，作为一名教育家，他由衷地认为不是只有念书才能称得上教育。
　　叶家的小辈们大多子承父业，成了编辑，只有叶永和走了另一条路一当了一名工人。叶永和说：“爷爷其实一直希望我们能做实打实的工作，生产一两样实实在在的东西。”
　　生活本来就是艺术
　　上世纪50年代，叶圣陶给小学语文课本创作儿歌，其中有一首《小小的船》：“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儿两头尖。我在小小的船里坐，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他对这首小诗很“得意”，专门抄在日记里，自评为“意极浅显，而情景不枯燥……”叶圣陶创作的儿歌和小诗有100多首，句子长长短短，没有波澜起伏的故事，也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是充盈着童趣和情调，流露着温情与暖意。
　　叶圣陶还善于观察，能把植物写得有滋有味，清新淡雅的短文，从种子发芽，一直写到花朵盛开，收录进小学语文课本的就有《爬山虎的脚》等。叶圣陶一直爱莳弄花花草草，自家的院子，从初春到深秋就从未断过花。在叶永和的记忆里，爷爷每天早上起来、下班回家，都要忙里偷闲在院里观察一番。退休后，他还和老友俞平伯、植物学家贾祖璋比赛种牵牛花，看谁的花开得最好。而这些花开花落的过程，都被叶圣陶写进了文章。
　　有生活情趣的老头儿
　　叶圣陶酷爱喝酒，6岁就跟着父亲学喝酒，两年不到，父子俩打成了平手。上学后，叶圣陶常以喝酒自夸，“两斤不在话下”。在《中学生》杂志任主编时，叶圣陶和开明书店创办人章锡琛、老友王伯祥联合发起成立了一个“酒会”，叶圣陶被推举为会长，还正儿八经立下“章程”：一顿能喝5斤以上绍兴黄酒者，才能成为会员。平素好酒的书画篆刻家钱君訇想要入会，但他的酒量只有3斤半，于是想请会里的人“通融”一下。叶圣陶打趣说：“那就先作预备会员吧。”并鼓励他“要锻炼酒量，早日把‘预备’两个字拿掉才好。”
　　“在我的印象里，除了早饭，爷爷顿顿有酒。我父亲陪他喝，但从不碰杯，各自斟酒，一小口一小口地品。爷爷其实是借着喝酒和我们聊天。聊天南海北、天文地理、时事新闻，跟我们打听周围的新鲜事，一顿晚饭总要吃上一两个小时。”叶永和说，爷爷晚年身体出了点小毛病，开始酒还是照喝不误，后来逐渐减到每顿小半杯。他说：“喝了80多年，如今要算总账了。”1984年，叶圣陶住院手术，出院后自觉地把酒戒了。酒不喝了，一些老友相继离世，在世的大多在家里养病，老人的朋友圈冷清下来。
　　叶老去世前一年的春天，院子里海棠盛开。一天，冰心来到叶家。“那天中午，爷爷午睡醒来，走出卧室一看，玻璃杯擦得锃亮，整整齐齐摆在茶几上，正想开口问，父亲告诉他，冰心要来赏花，这让老人喜出望外。海棠花下，两位老人手握着手，耳朵凑在一起聊天……”叶永和回忆起这一幕，感慨万千，“第二年春天海棠盛开时，爷爷已经走了。后来每当海棠花开，我们都深深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