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是我国书斋史上的鼎盛期。由于资本主义的萌芽，农业和手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商品经济日益繁荣，这些都为人文环境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一些“耕读世家”、“书香门第”在社会各界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读书、藏书成了人们所尊崇的社会行为。一大批文人学士在这种形势下应运而生，他们遵从儒家倡导的立身之道，大兴土木，建造了大量风格各异、各有千秋的书斋，为自己独善其身、潜心读书创造了优越的条件。与此同时，朝廷的腐败和官场的险恶也使不少文人感到心灰意懒，他们退出官场，寄居书斋，整日里吟诗诵词，评阅史籍与书为伴。书斋，作为一个文人的心灵空间，不论是典雅豪华的高堂，还是简陋窄小的斗室，都寄托着斋主的理想，始终营造着中国文化中独具魅力的一片天地。
　　
　　体现了儒家“兼济天下，独善其身”的思想风貌
　　
　　儒家倡导的处世立身之道是：一则兼济天下，二则独善其身。官府是兼济天下之处，而书斋则为独善其身之所；朝廷是士人进阶谋位之处，书斋则为文人乐趣所在。书斋文化与儒家这一思想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当时一些有关书斋的题记和议论中，常常可以看出这一思想的流露。清初浙东学者李邺嗣在《伏翠山房记》中写道：“余见从来士大夫，方其身居要津，名位已重，亦尝命家人豫造泉石，以为身退之计，然有园亭置久，而主人竟不一至者；亦有主人暂来即去，翻不若过客流连者，此虽其退在口，而身固未尝求退也；或不幸身遭废退，放归田里，犹且临清泉而叹若枯鱼，处丰林而怨如穷鸟，漏逼钟鸣，尚图一出，此虽其身退，而心终未尝乐退也。”文中指出亭园主人虽做好了身退之计，但却“暂来即去”，“若过客流连者”，念念不忘“兼济天下”，建立功业，其心未退。
　　明清时期，以“淡”字命名的书斋颇多，明代学者薛瑄在为杨伯玉“淡庵”的题记中说：“淡者寡欲之谓也，……诚以士君子立心之要，莫要午淡而寡欲也，寡欲则世味焉以移易其志哉!”古之君子“不为富贵声色滋味所淫溺之，天理灭，人心泯，将无以自立于世矣”。他们认为：只有在淡泊中才能领略书斋生涯的乐趣，而只有书斋生涯的乐趣才能修性养心，“独善其身”。清学者俞弁的书斋生涯也很有代表性。他说他终日在书斋中“读经史百家，忽然有悟，朗读一过，如对宾客谈论，而无迎送之劳，一乐也；展现法书名帖，追思古人笔法，如与客奕棋，既局而无机心之劳，二乐也；焚香看画，一目千里，云树蔼然，卧游山水，而无跋涉双足之劳，三乐也。日复一日，盖不知老之将矣，何必饫膏梁，乘轻肥，华居鼎食，然后为快哉!”遂匾一室曰“逸劳堂。”书斋中的书、名帖、画在他眼里，都成了有生命的东西，士人的书斋之乐和淡泊之情跃然纸上。
　　
　　反映了士人挂冠免祸、隐居山林的思归之风
　　
　　明清时期，由于封建社会官场上的腐败和政治斗争的险恶，一些文人产生了“去官隐退”的林下之思，一时，得遂其初愿成为他们立身的准则和追求。故此，当时以“遂初”为名的书斋并非罕见。隐退以后，他们有的著书立说，有的终日与棋琴书画为伴，以此颐养天年。一些文人在有关书斋的题记中较多地反映了这种思潮。
　　明代大散文家归有光在《遂初堂记》中有这样一段话：“后之君子，非复昔人之遭会，而义不容于不仕，及其已至贵显，或来必尽其用，而势不能遽去，然其中之所谓介然者，终不肯随世俗而移易。虽三公之位，万钟之禄，固其心不能一日安也。”他认为：欧阳修虽身居高位，但仍有“思颖”之诗、“归田”之录，“盖君子之志如此”。动荡不安的政治局面和激烈的党争往往使一些士人挂冠免祸，思潜书斋，仕与不仕，多有遂初之念。身在官府而思归书斋者也不在少数，明代嘉靖年间的翰林院孔目何良俊，虽身在京城任职，但“每喟然叹曰‘吾有清森阁在东海上，藏书四万卷，名画百韱，古法帖鼎彝数十种，弃此不居，而仆仆牛马走，不亦思而可笑乎!”明末学者祁彪佳在家乡有一园林，颇集山水之盛，但却偏偏在园中置一简陋的书斋，名曰“志归”。他写道：“当予乞归时，便欲于定省之暇，适志园亭，而此斋实为嚆失，乃此是志吾之归也，亦曰归固吾志也；”
　　明末，宦官专权，党争不止，一些士人未人仕途，其心已寒，便有退居书斋之念。进士冯元扬少年时读书于家乡慈溪城东，揽采江山之胜而叹曰：“异时有买山钱数缗，为阁于此，署之曰‘儋归’，与通人高士读书饮酒其中，可以乐而忘死矣。”又有李长蘅在京城赴试前便已叹道：“他日世事粗了，筑室山中，衣食并给，文史至贮，招延通人高士，如孟阳辈流，仿佛渊明‘南邮’之诗，相互咏歌皇虞，读书终老，是可以乐而忘死乎!”身还未人仕途，已思其退，而思退又必联想到日后的书斋生涯，这就是当时一些文人的思潮。故他们常以书斋生涯示其终焉之志。尤其是一些绝意仕途的文人，书斋更是他们的精神寄托。因此可以说，书斋生涯不但是文人追求的初衷，同时也是辞官隐退的后路。
　　
　　追求古雅幽静、高洁脱俗的读书环境
　　
　　明清时期，有些士人既绝仕途，便着重追求读书的意境，使其与斋主的情操交融于一体，令人见其书斋，如见斋主。《明史·倪瓒传》中，记录倪瓒个人言行的文字并不多，但对其书斋内外的境况却着重予以描述，使读者更加深刻地认识了倪瓒的为人：“所居有阁曰清閟，幽回绝尘，藏书数千卷，皆手自勘定，古鼎法书，名琴奇画，陈列左右，四时卉木，萦绕其外，高木修簋，蔚然深秀，故自号云林居士，时与客觞咏其中。为人有洁癖，盥濯水不离手，俗客造庐，比去，必洗涤其处。”倪瓒书斋的意境，也成了后代文人仿效的对象。明末清初的遗民张岱因慕倪瓒清閟，仿其书斋名曰“云林秘阁”。文人追求的书斋意境，意在有一种出尘的气氛，一些人对这种境界的追求，甚至成为一种癖好。如明代宁献王朱权被封江西颍，由于宗藩不许干预军政，故朱权终日在书斋中研读秘籍，沉缅诗文，尝“令人往庐山之巅，囊云以归”，在书斋中“障以帘幕，每日放云一囊，四壁氤氲，如在岩洞”，故名其书斋为“云斋”。人其书斋，如临仙境，可谓别出心裁。
　　明清时代的书斋陈设有三种特色：一是古代文物成为书斋收藏的必然对象，这和明清时期文人好古的风尚有很大的关系，其藏书多宋元版本，且“唐宋以来法书名画，充栋插架，以及尊罍彝器，杯盎几案，入其室无一近今物”(《藏书纪事诗》《卷四》)。明代史鉴之书斋“陈三代，秦汉器物，及唐宋以来书画，相与鉴赏，好著古衣冠，曳履挥尘，望之者以为列先之俦也”(《藏书纪事诗》《卷二》)。清代安仪周的“古香书屋”中“贮牙签万轴，余尽商周秦汉青绿宝器，唐宋元明名家翰墨也，寝食期间，俗夫不得窥户牖，时人比之清阁。” (《藏书纪事诗》《卷四》)；二是明清时期的文人多善书画，故书画是书斋中不可缺少的陈设，已成为书斋文化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三是清代学者，尤其是乾嘉时期的学者多从事考据和古籍校勘，其汉学家的书斋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藏书楼。他们不仅仅左拥廿二史，右持十三经，其书斋往往是“图书文籍，插架琳琅，登其室者，如入万花谷中，令人心摇目眩”(《履园丛话》卷六)，成为明清时期书斋的又一特色。
　　斋有古意，人有古风。明清时期的书斋不仅仅追求陈设上的古雅，其斋主也十分讲究与书斋意境的相结合，如钱谦贞于书斋“怀古堂”中：“明窗柒几，丹黄校勘，似陆龟蒙；蒲团若碗，栖心释梵，似白乐天；归池泼墨，淋漓绢素，似米元章；钟鼎彝器，金石翰墨，辨别款式，似赵明诚；而忍辱不较，阉户自守，又似管幼安。” (《藏书纪事诗》卷四)书斋的气氛和斋主的风范相协调，以至俗人不得人其斋。明末学者祁彪佳在“寓山草堂”品茶赋诗自娱，“若俗子十往返不一见，虽受怒骂如张牧之，固不惜也”。得入书斋者，皆文人雅士，鸿学硕儒，相与文酒唱酬，谈学论道，无杂人，不杂言。又如张岱在“古梅书屋”“终日坐卧其中，非高流佳客，不得入”。清末诗人龚自珍曾言，登乾嘉时代汉学家卢文绍的“抱经堂”和阮元(清大学士)的“研经堂”“无杂宾，无杂言焉”，登陈庆镛的“问经堂”“愀乎非五经之简毕不敢言”，可以说古时文人的风范与书斋的意境是既相协调又相辉映的。
　　古雅幽静的书斋环境是我国古代文人所追求的书斋意境，但也有人反以书斋的简陋为乐。归有光的“项脊轩”本是“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但却意境不减，乐，趣无穷；祁彪佳有雄资大建园林，但书斋却“一仍简陋，然亦可啸可歌，可偃仰栖息也已”，“避暑斋中，比窗尽致，平畴遗风，绿畦如浪，以觞以咏，忘其为简陋，而转觉浑朴之可亲，遂使画栋雕薨，俱为削色”。清代吴岑渚的“半砚斋”“才容十笏，图史笔砚之外，无他物”。但斋主以著书为乐，“中之人，恬淡乐志，犹凡夫也”。学者钱大昕之弟钱晦之书斋简陋，但他认为可居即可，故命为“可庐”。钱大昕在“可庐记”中写道：“晦之好读书，而不汲汲乎荣利之嗜，故名庐之意，盖蕲至于古之随遇自足者，仰予又有进焉，夫之理所在，有可不可，境之所值，无可无不可，晦之能安于境上可，必能辨于理之所不可。”不求奢侈，但求境界上的高洁。
　　明清时代的书斋，就如同我国古代的唐诗宋词、书法丹青那样，具有一种独特的美，它既像诗，又像画，和古代儒家观念及其情怀相联系，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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