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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美国作家迈克尔·坎宁安在小说《时时刻刻》 中塑造了三位不同时期的女性形象。通过从年代、后代和伴侣等三个方面的情节设置解读该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作者的女性主义思想和女性主义在各个时期的发展变迁。
关键词：女性主义 时时刻刻 情节设置 解读
小说《时时刻刻》是美国作家迈克尔·坎宁安以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达洛维夫人》为基础进行二次创作的成果，故事叙述了三个女主人公在各自生命中度过的重要的一天。她们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年代，生活方式、社会环境都有显著的差异，但三人都有相同的渴求，希望在父权制社会中，成为拥有独立人格的女性。关于小说中的女性主义思想，已有评论家从意象的角度加以解析，但除了意象，读者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的情节设置分析作品的内涵，解读作者的女性主义思想：年代、后代和伴侣。
一、年代设置：女性主义的发展与进步
小说里反复出现女主人公买花的情节，各种类型的花，可以理解为这部作品中不同女性角色的映射，花的不同颜色则反映了她们不同的心理状态。通过研究作者在小说中设置的三位女主人公“打算买花”的年代及相应时期女权运动发展的轨迹，读者可以看到女性主义的发展和进步。
20世纪20年代的弗吉尼亚始终打算“自己去买花”，却一直没有实现。此时，女权运动的中心已从欧洲转至美国，1920年美国通过了法案，保障女性享有选举权。尽管女性在政治经济领域争取平等的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成果，但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不平等地位却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可以说，女权运动还没有取得实际意义上的进展。1949年的劳拉·布朗也要自己去买花，却被体贴的丈夫抢了先。这一年，美国著名的女权主义家贝蒂·弗里丹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并且从此开始一步一步从职业女性退回到家庭主妇的角色中。此时社会舆论还在不断鼓吹和塑造女性“幸福的家庭主妇”的形象，声称只有在家庭生活中，女性才能获得幸福和实现自我。1963年，弗里丹出版了《女性的奥秘》，在书中，她将家庭比喻为“舒适的集中营”，号召妇女冲破家庭的束缚走向社会，结束对女性的性别歧视。这段时期生活在洛杉磯的劳拉一方面感受到女权运动的波澜，为家庭的束缚而万分苦恼；另一方面却连何时买花、如何摆花这种家庭琐事都无权决定，种种情绪交织，让她焦虑不已，打算重蹈弗吉尼亚和达洛维夫人的覆辙，以死了结。到了2001年，随着女性主义的各个流派的出现与发展，女性独立的意识已经渗入到社会各个领域。这时的克拉丽莎可以自己决定什么时候去买花、买什么花。买花虽是小事，却能很好地体现女性主体性地位的强弱。为了给理查德准备晚会，克拉丽莎自己去买了花，自己决定如何插花、如何摆放花瓶，这一系列有条不紊的动作，暗示了克拉丽莎生活的独立性。在女性主义的视野里，她超越了小说中的另两位女主人公，真正获得了独立和自主。
二、 后代设置：女性角色的变迁
由于女性的生理特征，妇女在家庭里担当着生儿育女的职责。在传统的观念里，没有生育后代的女性，其生命是不完整的。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里谈道：“女性通过做母亲来实现她的生理命运，是自然赋予她的‘使命’，她的全部生理机体都为物种延续做准备。”弗吉尼亚没有生育孩子，她为此感到对不住丈夫，在留给丈夫的遗书中写道：“我不能再继续毁掉你的生活。”但是，作为一位女性主义者，弗吉尼亚在内心里并不赞同女性这种传统的角色，她认为对女性而言，最重要的是独立。姐姐带着三个孩子来拜访时，她一直以旁观者的视角理性地观察他们：昆汀和朱利安悄悄嘲笑安洁莉卡时，弗吉尼亚想到“即使到了今天这个时代，男人仍在他们有力的手中掌握着死亡”；安洁莉卡给死去的画眉准备临终床时，她想到，安洁莉卡“真正希望的是大家都对她的工作表示赞赏，然后给她自由”，就像成年女性，渴望从男性的赞赏中实现自我价值一样。然而，在弗吉尼亚所处的年代，女性还没有生育自主权，这让她陷入两难的境地。她既不愿像其他女性那样，受到家庭与孩子的束缚，又逃不开世俗的价值观的评判，无法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洒脱的女性主义者。因此，她选择死亡，来获得解脱和独立。
几十年后，随着女权运动发展，女性开始逐渐认识到家庭对女性独立意识的约束和家庭生活中男女不平等的状态。这时期的劳拉·布朗已经生了一个男孩，肚子里还孕育着一个女孩，在传统意义上她完成了女性的使命，但她并没有因此感到欣慰，反而觉得时时刻刻受到孩子的“监视”，生活在压抑的情绪里。当她和儿子理查德一起为丈夫烤制生日蛋糕时，虽然心乱如麻，她却不能在年幼的孩子面前表现出来，只能把烤好的蛋糕丢进垃圾桶里，权当发泄情绪。只有当她离开家庭，独自待在旅馆房间里时，才能完全放松心情。体贴的丈夫、年幼的孩子，都让劳拉一度放弃独立的愿望，打算就这样屈服一生。但最终，为了追寻真实的生命状态，她还是抛弃了一切，远走加拿大。劳拉选择独立的方式，不是自杀，而是远离家庭，主动挣脱牢笼，去追求女性的自我价值。她的行为，体现了同时期女性独立意识的进步与发展。
到了21世纪，女性的社会地位有了显著的提高，无论在家庭还是在职场，女性都在不断争取与男性相同的权利。虽然依然存在针对女性的歧视态度，整体而言，社会正在逐渐承认和接受女性的独立与自主。生活在这个时期的克拉丽莎，有着与弗吉尼亚笔下的达洛维夫人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她不仅有一位同居十年的同性伴侣萨利，还养育着通过人工方式获得的女儿朱丽娅。克拉丽莎的家庭结构，可以看作是父权制家庭的消解，体现了作者对父权制社会的否定。这对同性恋人用自己选择的方式组成家庭、生养后代。养育这个孩子的目的，不是要完成女性的传统使命，而是为了挑战男权社会，是以女性为主体的弱者联盟的发展需要，旨在消解男性角色传统意义上的绝对强势。在同性恋家庭中长大的朱丽娅思想成熟、自信开朗，完全没有劳拉那一辈人曾有过的对男性的依赖和无条件的服从。如果说劳拉腹中的胎儿，代表女性独立意识的萌芽，那么克拉丽莎成年的女儿，可以看成是女性主义发展成熟的标志。
关键词：女性主义 时时刻刻 情节设置 解读
小说《时时刻刻》是美国作家迈克尔·坎宁安以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达洛维夫人》为基础进行二次创作的成果，故事叙述了三个女主人公在各自生命中度过的重要的一天。她们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年代，生活方式、社会环境都有显著的差异，但三人都有相同的渴求，希望在父权制社会中，成为拥有独立人格的女性。关于小说中的女性主义思想，已有评论家从意象的角度加以解析，但除了意象，读者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的情节设置分析作品的内涵，解读作者的女性主义思想：年代、后代和伴侣。
一、年代设置：女性主义的发展与进步
小说里反复出现女主人公买花的情节，各种类型的花，可以理解为这部作品中不同女性角色的映射，花的不同颜色则反映了她们不同的心理状态。通过研究作者在小说中设置的三位女主人公“打算买花”的年代及相应时期女权运动发展的轨迹，读者可以看到女性主义的发展和进步。
20世纪20年代的弗吉尼亚始终打算“自己去买花”，却一直没有实现。此时，女权运动的中心已从欧洲转至美国，1920年美国通过了法案，保障女性享有选举权。尽管女性在政治经济领域争取平等的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成果，但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不平等地位却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可以说，女权运动还没有取得实际意义上的进展。1949年的劳拉·布朗也要自己去买花，却被体贴的丈夫抢了先。这一年，美国著名的女权主义家贝蒂·弗里丹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并且从此开始一步一步从职业女性退回到家庭主妇的角色中。此时社会舆论还在不断鼓吹和塑造女性“幸福的家庭主妇”的形象，声称只有在家庭生活中，女性才能获得幸福和实现自我。1963年，弗里丹出版了《女性的奥秘》，在书中，她将家庭比喻为“舒适的集中营”，号召妇女冲破家庭的束缚走向社会，结束对女性的性别歧视。这段时期生活在洛杉磯的劳拉一方面感受到女权运动的波澜，为家庭的束缚而万分苦恼；另一方面却连何时买花、如何摆花这种家庭琐事都无权决定，种种情绪交织，让她焦虑不已，打算重蹈弗吉尼亚和达洛维夫人的覆辙，以死了结。到了2001年，随着女性主义的各个流派的出现与发展，女性独立的意识已经渗入到社会各个领域。这时的克拉丽莎可以自己决定什么时候去买花、买什么花。买花虽是小事，却能很好地体现女性主体性地位的强弱。为了给理查德准备晚会，克拉丽莎自己去买了花，自己决定如何插花、如何摆放花瓶，这一系列有条不紊的动作，暗示了克拉丽莎生活的独立性。在女性主义的视野里，她超越了小说中的另两位女主人公，真正获得了独立和自主。
二、 后代设置：女性角色的变迁
由于女性的生理特征，妇女在家庭里担当着生儿育女的职责。在传统的观念里，没有生育后代的女性，其生命是不完整的。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里谈道：“女性通过做母亲来实现她的生理命运，是自然赋予她的‘使命’，她的全部生理机体都为物种延续做准备。”弗吉尼亚没有生育孩子，她为此感到对不住丈夫，在留给丈夫的遗书中写道：“我不能再继续毁掉你的生活。”但是，作为一位女性主义者，弗吉尼亚在内心里并不赞同女性这种传统的角色，她认为对女性而言，最重要的是独立。姐姐带着三个孩子来拜访时，她一直以旁观者的视角理性地观察他们：昆汀和朱利安悄悄嘲笑安洁莉卡时，弗吉尼亚想到“即使到了今天这个时代，男人仍在他们有力的手中掌握着死亡”；安洁莉卡给死去的画眉准备临终床时，她想到，安洁莉卡“真正希望的是大家都对她的工作表示赞赏，然后给她自由”，就像成年女性，渴望从男性的赞赏中实现自我价值一样。然而，在弗吉尼亚所处的年代，女性还没有生育自主权，这让她陷入两难的境地。她既不愿像其他女性那样，受到家庭与孩子的束缚，又逃不开世俗的价值观的评判，无法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洒脱的女性主义者。因此，她选择死亡，来获得解脱和独立。
几十年后，随着女权运动发展，女性开始逐渐认识到家庭对女性独立意识的约束和家庭生活中男女不平等的状态。这时期的劳拉·布朗已经生了一个男孩，肚子里还孕育着一个女孩，在传统意义上她完成了女性的使命，但她并没有因此感到欣慰，反而觉得时时刻刻受到孩子的“监视”，生活在压抑的情绪里。当她和儿子理查德一起为丈夫烤制生日蛋糕时，虽然心乱如麻，她却不能在年幼的孩子面前表现出来，只能把烤好的蛋糕丢进垃圾桶里，权当发泄情绪。只有当她离开家庭，独自待在旅馆房间里时，才能完全放松心情。体贴的丈夫、年幼的孩子，都让劳拉一度放弃独立的愿望，打算就这样屈服一生。但最终，为了追寻真实的生命状态，她还是抛弃了一切，远走加拿大。劳拉选择独立的方式，不是自杀，而是远离家庭，主动挣脱牢笼，去追求女性的自我价值。她的行为，体现了同时期女性独立意识的进步与发展。
到了21世纪，女性的社会地位有了显著的提高，无论在家庭还是在职场，女性都在不断争取与男性相同的权利。虽然依然存在针对女性的歧视态度，整体而言，社会正在逐渐承认和接受女性的独立与自主。生活在这个时期的克拉丽莎，有着与弗吉尼亚笔下的达洛维夫人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她不仅有一位同居十年的同性伴侣萨利，还养育着通过人工方式获得的女儿朱丽娅。克拉丽莎的家庭结构，可以看作是父权制家庭的消解，体现了作者对父权制社会的否定。这对同性恋人用自己选择的方式组成家庭、生养后代。养育这个孩子的目的，不是要完成女性的传统使命，而是为了挑战男权社会，是以女性为主体的弱者联盟的发展需要，旨在消解男性角色传统意义上的绝对强势。在同性恋家庭中长大的朱丽娅思想成熟、自信开朗，完全没有劳拉那一辈人曾有过的对男性的依赖和无条件的服从。如果说劳拉腹中的胎儿，代表女性独立意识的萌芽，那么克拉丽莎成年的女儿，可以看成是女性主义发展成熟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