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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发轫并持续至今的儿童读经，主要是民间自发的活动。由于没有统一的擘划，因而众说纷纭。单就名称而论，就有“儿童读经教育”“传统文化素质教育”“国学育德工程”“中国古典文化教育”“儿童国学经典导读”“儿童经典育读工程”“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儿童中国文化导读”等多种称谓。至于儿童读经的目的是什么，有什么样的意义和价值，倡导和参与这一活动的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更是各不相同，甚至大相径庭。但对于读经有助于道德建设、有益于儿童的为人处世这一点，则是众口一词。
读经活动的许多倡导者，虽然强调经典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虽然一再要求人们撇开现实的功利目的，要着眼长远而不是汲汲于当下，要注重隐性功效而非显性功效，但在论及读经具有超越具体效用之上的“大功利”时，往往与道德建设关联。如，蒋庆说：“儿童背诵中华文化经典，从小在心中埋下中国圣贤义理之学的种子，长大成人后自然会明白中国历代圣贤教人做人做事的道理，即懂得内圣外王、成己成物、知性知天的道理，从而固守之、践履之、证成之，将圣贤的教诲融入自己生命成长的历程。”很多人认为读经不仅能增进道德信念，升华道德情操，优化道德行为，而且还能从整体上改良社会风气，阻止社会道德滑坡，疗治社会乱象。
中小学教师之所以热衷于推广读经，则主要是因为相信并希望通过读经，能使学生性格和气质发生变化，守纪律，懂礼貌，温良恭俭，凡事谦让，驯服野性，变得文明。“不少老师反映，原来学生中不乏自私、任性、不懂礼貌等现象，孩子们在接受国学教育之后，渐渐学会谦让、团结同学、尊敬师长了。”不少家长也以孩子在读经之后，能主动承担一些家务，懂得体贴关爱父母，诸如给老人洗脚、端茶等事例来说明读经的意义和效果。可见，把读经和当今的道德建设联系起来，认为读经有助于世道人心的改善，有助于和谐社会的建构，进而将读经的目的归结为道德建设，是现今很多倡导和参与读经活动的人们的主要目的和用心。正因为如此，有人干脆将时下的读经活动，称之为“国学育德工程”。对此，我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的确，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极为厚重的伦理色彩。最为典型的表现形式就是，作为这一文化重要载体的历史文献，都有着不同程度的道德说教。关系世道人心、着眼教育感化，从来都是传统人士著书立说时，必须首先予以考虑的一点。学者们视为名山事业的“不朽之作”，固然是“千秋法鉴”，即便文人们“识小”的游艺之作，也要归结为“养心之一助”。
阅读这样的典籍，体味其中的道理意蕴，会对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特别是古人提倡学、思、行的结合，注重知行合一，强调阅读要引归身受，学习要见诸行事，这就势必会使书中的义理浸润自身，从而改换气质，变化性情。比如，明代学者章懋，就是一个强调要将朱熹的《小学》“熟读玩味，字字句句，皆究极精微，务使其理贯彻于胸中，一一体之于身而力行之”的人。在他八十岁的时候，一个已经考中了进士的人来向他请教“为学之方”。鉴于新进士举止间的志得意满和不时流露出的轻佻，章懋告诉这人要读《小学》。这个进士不服气，对章懋说：“这书我年幼的时候就读过了，现在已经中了进士，还有必要读吗？”章懋告诉他，年幼时只是记诵，并没有真正理解，算不得读。进士回家后，听从章懋的告诫，开始阅读《小学》，觉得越读越有兴趣，越读越有味道。三个月后，他又去谒见章懋。章懋一见他就问：“你最近是不是在读《小学》？”进士十分惊奇地反问：“你怎么知道的呢？”章懋回答说：“看汝一动一静，一语一默，与前迥殊，吾固知读《小学》有得也。”听了章懋的话，进士惊异于《小学》神奇的功效，“乃大钦服而退”。像《弟子规》《童蒙须知》那样的读物，对儿童日常生活行为的各个方面，诸如衣服冠履、言语步趋、洒扫涓洁、读书写字等杂细事宜进行严格规定，读后对于儿童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乃至铸就所谓“圣贤”的“坯墣”，无疑是有助益的。
然而，我们也要客观看待、审慎评估古代经典在当代道德建设中的作用，不能过高估计，不能过分夸大，不能对它寄予过高的期望，好似读经就可以解决我们现在的一切问题一样。当然，也不能不顾变化了的情势，不分辨其一般原则和具体内容，不加转化地生搬硬套，原封不动地拿来就用，更不能把经典教育的意义，完全归诸道德建设这一个方面，把经典的价值片面化和狭隘化。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国古代社会简直就可以称之为读经的社会。儒家经典，特别是《四书五经》，在全社会占有绝对崇高地位。没文化或少文化的大众信从它，儿童启蒙识字是为了接近它，府州县学和书院里讲习它，各级科举考试考它，文人学者研究它，皇帝经筵日讲的还是它。读经是所有人的义务，尊崇信奉经典是全社会的氛围。在这样的社会里，经典是神圣的，是人们不必怀疑，也不容怀疑的研读对象。
但是，即便是在这样一个“读经社会”里，在所有文化人都在诵读经典的时代，读经并没有提升人们的道德境界，没有能净化社会风气，也没有能解救社会的乱象。即便是在承平时期，在治世、盛世时期，感叹人心不古、道德沦丧，指责教化不行，批评社会不公，悲悯百姓穷苦，揭示社会危机，也是所在多有。如贾谊在《论治安策》中说的“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的“盛世危言”，至于时当衰世、乱世、末世，那就更是“疮痍满目凄凉甚，深盼回春国手医”。可是，再高妙的国手，都没有能阻止中国历史上一个又一个王朝的兴亡生死。
读经在历史上没有解救社会的纷乱和王朝的危亡，甚至也没有能提升个体的道德品质和行为。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在现代历史上，饱读诗书、满腹经纶而大节有亏的不乏其人。日本在中国建立伪政权，其搜罗的大多是清朝遗老和北洋军阀时期的官僚政客，这些人都曾致力于读经，有很高的国学素养，可称得上是积学之士。但他们不仅在政治上卖身投敌，丧失民族气节，在个人私生活上，也多有贪财如命、纳妾嫖妓、吸食鸦片等丑行。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事例，现实生活中也有类似个案。 可见，无论是在经典具有绝对崇高地位的传统社会，还是经典不再具有神圣性的近代社会，历史的结论都彰彰在目，单纯地读经既不能提高国民素质，挽救世道人心，也不能疗治一个社会的乱象，更不能挽救一个王朝的覆亡。希图通过读经来达到这样的目的，不过是一些人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是一种虚妄的想法。除了给读经的反对者留下口实、提供批判的标靶，没有更多积极的意义。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关注的不是具体的问题，而是关乎人的根本问题，蕴藏在经典中的常理常道具有普遍的永恒的意义。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期阅读，都能获得新的体会和感悟。正因为经典具有这样的属性，所以它是一个民族文化立足的基础和根本，对经典的敬畏和研读，也就成为使文化历久弥新的源头活水。在民族文化遭遇重大挑战、发生转型的关键时期，回到传统中获取应战的资源，回归经典领受启示，是中外历史上常见的做法。一方面，经典具有普适性，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人都能从中受益，另一方面，经典也具有民族性和时代性。这也就是说，任何经典都是特定民族的经典，都是特定民族在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具体到我们民族的经典来说，它产生于2500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产生于我们民族文化奠基的“轴心时代”。它对后世的著述固然具有匡其趋向、示以准绳的意义，但后来一代又一代的诠释，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它的精神和风貌。在时过境迁之后，特别是在中国社会正发生着结构性变革的今天，古代的经典当然可以用作道德建设的资源，但绝不能原封不动，生搬硬套，而要经过一番创造性转化之后，才有可能成为我们现代建设有用且有效的资源。
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是旅美华裔学者林毓生先生提出的一个概念。简单地说，就是“把一些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加以改造，使经过转化的符号和价值系统，变成有利于变迁的种子，同时在变迁过程中，继续保持文化的认同。”这个命题既反对彻底否定传统，全盘移植西方文化，认为这种极端的、非此即彼的思想逻辑，不过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在现代条件下的变种；又反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认为以传统文化为本位去同化西方思想，本质上也属于“天朝大国无所不有”的自大和狂妄。它主张在深刻了解东西方文化的基础上，立足于传统，又不固守传统，让传统和未来对话，使传统在适应现实的基础上获得发展和创新。
有必要说明的是，古代经典中寄寓的道德，是与传统社会相契合的伦理准则，其中许多内容和现代社会的公民道德不相吻合，甚至完全背离。有人希图通过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方法，撷取其中的优长，摒弃其负面成分，这实际上是一种毫无操作性可言的虚幻原则。因为在传统文化中，精华和糟粕从来不是截然二分，而是水乳交融的，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从一个侧面看是精华，从另一个侧面看可能就是糟粕；一个人眼中的精华，在另一个人眼中可能就是糟粕；今天看是精华，明天就有可能会变为糟粕。再退一步说，即便能够做这样的区分，那么，糟粕同样也是传统文化丰富性和完整性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糟粕”的传统文化，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糟粕与精华相需为用，相辅相成，相互滋养，相得益彰。糟粕的一方一旦被废弃，精华也会随之瓦解。所以，对待传统文化，即便是能区分为所谓的精华和糟粕，那应有的态度也该是“取其精华，存其糟粕”。正因为如此，对待传统文化，唯一正确的态度就是促成它的创造性转化。这也就是说，要有效地利用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资源，把经典中的道德资源用于现今的道德建设，就必须对现今的公民道德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对人类文明成果有一个总体的把握，这是创造性转化的前提条件。
显然，儿童还不具备这样一种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能力，甚至不具备起码的理解能力，在这个年龄段，单纯地让他们背诵、记忆一些道德的规范和教条，并要求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实践，那就应验了批评者所说的“食古不化”，会桎梏儿童的世界，抑制儿童的想象，湮没儿童的灵性。孩子们鹦鹉学舌般掌握的一些规范和教条，多与大人们的行事原则背离，对此儿童看在眼里，惊愕在心上，这些都会造成他们对道德失去敬畏感，变得疏离和冷漠。这样一来，反倒造就了下一代对道德的轻忽和亵玩。不适当的道德教育导致的道德虚伪，其恶果甚至比道德教育的缺失还严重。
最后，有必要指出，在我们当代社会急剧转型时期出现“读经热”，有着多重意义和价值。经典是连接我们和历史传统之间的一座桥梁，缺乏经典教育，我们就无法踏上回到自己精神家园的道路，只能成为文化上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我们倡导经典教育，是出于对自己传统的“温情和敬意”，是基于经典对我们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具有深远影响这样的认识，是我们对自己是过去的子孙并且不想也不能割断这种亲缘关系的承认。只有接受国学经典教育，才能使我们的后代掌握优雅、精致的祖国语言，成为一个既有知识又有文化的现代中国人；只有接受国学经典教育，才能使我们的后代走进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亲近、认同这个家园，并有能力参与到这个家园的建设过程之中；只有接受国学经典教育，才能让我们的后代将自己生命的根须，扎植于传统文化的丰厚土壤，把自己从一个自然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中国人，变成一个自觉的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仅仅把读经与道德建设关联，将读经的意义和价值落在道德建设这一点上，不仅过于狭隘，而且流于表浅。
责任编辑/苗 培
徐 梓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有《现代史学意识与传统教育研究》《蒙学读物的历史透视》《中国文化通志·家范志》《元代书院研究》等。
读经活动的许多倡导者，虽然强调经典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虽然一再要求人们撇开现实的功利目的，要着眼长远而不是汲汲于当下，要注重隐性功效而非显性功效，但在论及读经具有超越具体效用之上的“大功利”时，往往与道德建设关联。如，蒋庆说：“儿童背诵中华文化经典，从小在心中埋下中国圣贤义理之学的种子，长大成人后自然会明白中国历代圣贤教人做人做事的道理，即懂得内圣外王、成己成物、知性知天的道理，从而固守之、践履之、证成之，将圣贤的教诲融入自己生命成长的历程。”很多人认为读经不仅能增进道德信念，升华道德情操，优化道德行为，而且还能从整体上改良社会风气，阻止社会道德滑坡，疗治社会乱象。
中小学教师之所以热衷于推广读经，则主要是因为相信并希望通过读经，能使学生性格和气质发生变化，守纪律，懂礼貌，温良恭俭，凡事谦让，驯服野性，变得文明。“不少老师反映，原来学生中不乏自私、任性、不懂礼貌等现象，孩子们在接受国学教育之后，渐渐学会谦让、团结同学、尊敬师长了。”不少家长也以孩子在读经之后，能主动承担一些家务，懂得体贴关爱父母，诸如给老人洗脚、端茶等事例来说明读经的意义和效果。可见，把读经和当今的道德建设联系起来，认为读经有助于世道人心的改善，有助于和谐社会的建构，进而将读经的目的归结为道德建设，是现今很多倡导和参与读经活动的人们的主要目的和用心。正因为如此，有人干脆将时下的读经活动，称之为“国学育德工程”。对此，我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的确，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极为厚重的伦理色彩。最为典型的表现形式就是，作为这一文化重要载体的历史文献，都有着不同程度的道德说教。关系世道人心、着眼教育感化，从来都是传统人士著书立说时，必须首先予以考虑的一点。学者们视为名山事业的“不朽之作”，固然是“千秋法鉴”，即便文人们“识小”的游艺之作，也要归结为“养心之一助”。
阅读这样的典籍，体味其中的道理意蕴，会对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特别是古人提倡学、思、行的结合，注重知行合一，强调阅读要引归身受，学习要见诸行事，这就势必会使书中的义理浸润自身，从而改换气质，变化性情。比如，明代学者章懋，就是一个强调要将朱熹的《小学》“熟读玩味，字字句句，皆究极精微，务使其理贯彻于胸中，一一体之于身而力行之”的人。在他八十岁的时候，一个已经考中了进士的人来向他请教“为学之方”。鉴于新进士举止间的志得意满和不时流露出的轻佻，章懋告诉这人要读《小学》。这个进士不服气，对章懋说：“这书我年幼的时候就读过了，现在已经中了进士，还有必要读吗？”章懋告诉他，年幼时只是记诵，并没有真正理解，算不得读。进士回家后，听从章懋的告诫，开始阅读《小学》，觉得越读越有兴趣，越读越有味道。三个月后，他又去谒见章懋。章懋一见他就问：“你最近是不是在读《小学》？”进士十分惊奇地反问：“你怎么知道的呢？”章懋回答说：“看汝一动一静，一语一默，与前迥殊，吾固知读《小学》有得也。”听了章懋的话，进士惊异于《小学》神奇的功效，“乃大钦服而退”。像《弟子规》《童蒙须知》那样的读物，对儿童日常生活行为的各个方面，诸如衣服冠履、言语步趋、洒扫涓洁、读书写字等杂细事宜进行严格规定，读后对于儿童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乃至铸就所谓“圣贤”的“坯墣”，无疑是有助益的。
然而，我们也要客观看待、审慎评估古代经典在当代道德建设中的作用，不能过高估计，不能过分夸大，不能对它寄予过高的期望，好似读经就可以解决我们现在的一切问题一样。当然，也不能不顾变化了的情势，不分辨其一般原则和具体内容，不加转化地生搬硬套，原封不动地拿来就用，更不能把经典教育的意义，完全归诸道德建设这一个方面，把经典的价值片面化和狭隘化。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国古代社会简直就可以称之为读经的社会。儒家经典，特别是《四书五经》，在全社会占有绝对崇高地位。没文化或少文化的大众信从它，儿童启蒙识字是为了接近它，府州县学和书院里讲习它，各级科举考试考它，文人学者研究它，皇帝经筵日讲的还是它。读经是所有人的义务，尊崇信奉经典是全社会的氛围。在这样的社会里，经典是神圣的，是人们不必怀疑，也不容怀疑的研读对象。
但是，即便是在这样一个“读经社会”里，在所有文化人都在诵读经典的时代，读经并没有提升人们的道德境界，没有能净化社会风气，也没有能解救社会的乱象。即便是在承平时期，在治世、盛世时期，感叹人心不古、道德沦丧，指责教化不行，批评社会不公，悲悯百姓穷苦，揭示社会危机，也是所在多有。如贾谊在《论治安策》中说的“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的“盛世危言”，至于时当衰世、乱世、末世，那就更是“疮痍满目凄凉甚，深盼回春国手医”。可是，再高妙的国手，都没有能阻止中国历史上一个又一个王朝的兴亡生死。
读经在历史上没有解救社会的纷乱和王朝的危亡，甚至也没有能提升个体的道德品质和行为。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在现代历史上，饱读诗书、满腹经纶而大节有亏的不乏其人。日本在中国建立伪政权，其搜罗的大多是清朝遗老和北洋军阀时期的官僚政客，这些人都曾致力于读经，有很高的国学素养，可称得上是积学之士。但他们不仅在政治上卖身投敌，丧失民族气节，在个人私生活上，也多有贪财如命、纳妾嫖妓、吸食鸦片等丑行。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事例，现实生活中也有类似个案。 可见，无论是在经典具有绝对崇高地位的传统社会，还是经典不再具有神圣性的近代社会，历史的结论都彰彰在目，单纯地读经既不能提高国民素质，挽救世道人心，也不能疗治一个社会的乱象，更不能挽救一个王朝的覆亡。希图通过读经来达到这样的目的，不过是一些人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是一种虚妄的想法。除了给读经的反对者留下口实、提供批判的标靶，没有更多积极的意义。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关注的不是具体的问题，而是关乎人的根本问题，蕴藏在经典中的常理常道具有普遍的永恒的意义。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期阅读，都能获得新的体会和感悟。正因为经典具有这样的属性，所以它是一个民族文化立足的基础和根本，对经典的敬畏和研读，也就成为使文化历久弥新的源头活水。在民族文化遭遇重大挑战、发生转型的关键时期，回到传统中获取应战的资源，回归经典领受启示，是中外历史上常见的做法。一方面，经典具有普适性，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人都能从中受益，另一方面，经典也具有民族性和时代性。这也就是说，任何经典都是特定民族的经典，都是特定民族在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具体到我们民族的经典来说，它产生于2500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产生于我们民族文化奠基的“轴心时代”。它对后世的著述固然具有匡其趋向、示以准绳的意义，但后来一代又一代的诠释，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它的精神和风貌。在时过境迁之后，特别是在中国社会正发生着结构性变革的今天，古代的经典当然可以用作道德建设的资源，但绝不能原封不动，生搬硬套，而要经过一番创造性转化之后，才有可能成为我们现代建设有用且有效的资源。
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是旅美华裔学者林毓生先生提出的一个概念。简单地说，就是“把一些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加以改造，使经过转化的符号和价值系统，变成有利于变迁的种子，同时在变迁过程中，继续保持文化的认同。”这个命题既反对彻底否定传统，全盘移植西方文化，认为这种极端的、非此即彼的思想逻辑，不过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在现代条件下的变种；又反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认为以传统文化为本位去同化西方思想，本质上也属于“天朝大国无所不有”的自大和狂妄。它主张在深刻了解东西方文化的基础上，立足于传统，又不固守传统，让传统和未来对话，使传统在适应现实的基础上获得发展和创新。
有必要说明的是，古代经典中寄寓的道德，是与传统社会相契合的伦理准则，其中许多内容和现代社会的公民道德不相吻合，甚至完全背离。有人希图通过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方法，撷取其中的优长，摒弃其负面成分，这实际上是一种毫无操作性可言的虚幻原则。因为在传统文化中，精华和糟粕从来不是截然二分，而是水乳交融的，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从一个侧面看是精华，从另一个侧面看可能就是糟粕；一个人眼中的精华，在另一个人眼中可能就是糟粕；今天看是精华，明天就有可能会变为糟粕。再退一步说，即便能够做这样的区分，那么，糟粕同样也是传统文化丰富性和完整性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糟粕”的传统文化，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糟粕与精华相需为用，相辅相成，相互滋养，相得益彰。糟粕的一方一旦被废弃，精华也会随之瓦解。所以，对待传统文化，即便是能区分为所谓的精华和糟粕，那应有的态度也该是“取其精华，存其糟粕”。正因为如此，对待传统文化，唯一正确的态度就是促成它的创造性转化。这也就是说，要有效地利用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资源，把经典中的道德资源用于现今的道德建设，就必须对现今的公民道德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对人类文明成果有一个总体的把握，这是创造性转化的前提条件。
显然，儿童还不具备这样一种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能力，甚至不具备起码的理解能力，在这个年龄段，单纯地让他们背诵、记忆一些道德的规范和教条，并要求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实践，那就应验了批评者所说的“食古不化”，会桎梏儿童的世界，抑制儿童的想象，湮没儿童的灵性。孩子们鹦鹉学舌般掌握的一些规范和教条，多与大人们的行事原则背离，对此儿童看在眼里，惊愕在心上，这些都会造成他们对道德失去敬畏感，变得疏离和冷漠。这样一来，反倒造就了下一代对道德的轻忽和亵玩。不适当的道德教育导致的道德虚伪，其恶果甚至比道德教育的缺失还严重。
最后，有必要指出，在我们当代社会急剧转型时期出现“读经热”，有着多重意义和价值。经典是连接我们和历史传统之间的一座桥梁，缺乏经典教育，我们就无法踏上回到自己精神家园的道路，只能成为文化上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我们倡导经典教育，是出于对自己传统的“温情和敬意”，是基于经典对我们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具有深远影响这样的认识，是我们对自己是过去的子孙并且不想也不能割断这种亲缘关系的承认。只有接受国学经典教育，才能使我们的后代掌握优雅、精致的祖国语言，成为一个既有知识又有文化的现代中国人；只有接受国学经典教育，才能使我们的后代走进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亲近、认同这个家园，并有能力参与到这个家园的建设过程之中；只有接受国学经典教育，才能让我们的后代将自己生命的根须，扎植于传统文化的丰厚土壤，把自己从一个自然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中国人，变成一个自觉的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仅仅把读经与道德建设关联，将读经的意义和价值落在道德建设这一点上，不仅过于狭隘，而且流于表浅。
责任编辑/苗 培
徐 梓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有《现代史学意识与传统教育研究》《蒙学读物的历史透视》《中国文化通志·家范志》《元代书院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