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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中国历史上中原与西北部少数民族之间的“茶马贸易”形式，“茶马互市”促进了内地和西部地区经济上的交往和繁荣，密切了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和融合。几千年前，在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和川西高原的崇山峻岭之间有一条完全用人、马的脚力踩出来的，用无数血肉之躯铺就的古道———茶马古道。藏汉民族就通过这条古道不断加强彼此之间的经济联系与往来，增进民族间的团结与友谊，这促进了沿途的经济、文化、艺术、宗教、民俗等各方面的繁荣与发展。本文将重点探究藏汉经济交流的这种主要形式——“茶马贸易”的历史发展问题。
【关键词】藏汉交流；茶马贸易；茶马互市；历史发展脉络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茶马贸易是古代中原地区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商业贸易的主要形式，实际上也是各个朝廷在西部游牧民族中尚不具备征税条件的地区实行的一种财政措施。在西部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和川西高原的崇山峻岭之间，完全用人、马的脚力踩出来用无数血肉之躯铺就的古道———茶马古道，是藏、汉民族经济交流的咽喉要道。[1] 茶马古道的线路主要有两条：一条从四川雅安出发，经泸定、康定、巴塘、昌都到西藏拉萨，再到尼泊尔、印度，国内路线全长3100多公里，即北线；另一条路线从云南普洱茶原产地（今西双版纳、思茅等地）出发，经大理、丽江、中旬、德钦，到西藏邦达、察隅或昌都、洛隆、工布江达、拉萨，然后再经江孜、亚东，分别到缅甸、尼泊尔、印度，国内路线全长3800多公里，即南线。在两条主线的沿途，密布着无数大大小小的支线，将滇、藏、川“大三角”地区紧密联结在一起，形成了世界上地势最高、山路最险、距离最遥远的茶马文明古道。在古道上有成千上万辛勤的马帮，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风餐露宿的艰难行程中，用清悠的铃声和奔波的马蹄声打破了千百年山林深谷的宁静，开辟了一条通往域外的经贸之路。
诚然，“茶马贸易”是我国西部历史上汉藏民族间一种传统的以茶易马或以马换茶为中心内容的贸易往来，它起源于唐，兴于宋、盛于明、衰于清，最终定格于今天我们看到的茶马古道上最动人的一道风景线。
一、“茶马贸易”始于唐—开端
自唐代文成公主入藏，饮茶风俗被带到了西藏，此后绵延千余年的“茶马互市”成为连接汉、藏民族之间的重要纽带，成为两个民族间沟通联系并在情感和心理上彼此亲近和靠拢的桥梁。中华茶文化作为一种兼具物质和精神特质的中介文化，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丰富内涵，随着茶产品和饮茶风俗的传播，其所承载的精神势必对其饮茶区域的藏民族文化发生影响。
唐朝茶叶饮用在内地的普及后传到吐蕃，其茶的种植已经相当普遍。唐人李肇所著《国史补》记载，唐德宗时监察御史常鲁出使吐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 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处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灉湖者。’”吐蕃赞普朗达玛“灭佛”以后，大量僧侣被迫还俗，遂将他们的饮茶之术传到了吐蕃民间。 “务于不寝，又多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辗转相仿效，遂成风俗。”[2] 茶叶在吐蕃大众中的传播就如星星之火，很快成了燎原之势，成为藏民族的一种全社会、全民族的习俗。
为了加强对茶叶的管理，唐朝制定了专门的茶叶贸易的政策。首先是实行专门的“ 茶马互市”。唐玄宗开元十九年（ 731 ）唐朝允许交马、互市在赤岭进行。其次是实行茶税。据记载，“茶税开始于唐德宗建中三年（782）九月，与漆、木、竹、商钱并税”，其实是“行榷茶制”。《旧唐书》记载，“五涯献榷茶之利，乃以涯为榷茶使，茶之有榷税自涯始也”。唐朝实行“ 榷茶制”目的就是要把茶叶的经营置于官府的垄断之下，为此唐严禁私茶贸易。
至赤松德赞时期，藏族即以马匹大量换取内地的茶叶，茶马贸易开始发展起来。吐蕃为了加强对茶叶贸易的管理，派专人负责经营汉藏茶叶贸易，称为“ 汉地五茶商”。这种互惠互利的茶马互市得到了唐蕃双方的支持。据马大正统计：自太宗贞观八年（634）始，至武宗会昌三年（846） 吐蕃王朝瓦解共213 年间，双方使臣来往不少于191 次，其中唐使入吐蕃66 次，吐蕃使入唐125 次。吐蕃一年中遣使2 次的凡14 年，遣使3 次的凡3 年，遣使4 次的凡3 年。唐朝一年中遣使2 次的凡8 年。往来使团的人数多者50 余人至百余人，少者也有10 余人。[3]
总的来看，唐朝的茶马贸易处于形成和开拓阶段，政府对贸易的经营和管理不健全，贸易的形式主要是“ 贡”、“赐”的形式，贸易的数量呈急剧扩大之势，贸易的地区包括西部的大部分地区。所有这些特点就为茶马贸易在宋朝的大兴奠定了基础。
二、“茶马贸易”兴于宋—形成
北宋政府高度重视茶马贸易，茶马贸易开始大兴起来。当时贸易的主要形式有二种：一种是朝贡和赏赐的方式，进行官方的交换；另一种是宋政府设茶马司在沿边各地“ 召募蕃商，广收良马”的贸易。
唃厮啰与北宋政府大规模的茶马贸易是以“ 贡”、“赐”的名义进行的。从1008 年至1098 年的90 年间，双方的贡赐贸易共进行了39 次，其中纯粹的茶和马的贸易达到11 次。如1077 年董毡以进贡的方式给宋运去了一批马、珍珠等物，宋朝也以回赐的方式给了董毡一批茶、衣着和金银。[4] 在进行“贡”、“赐”交易的同时，宋朝还通过设置茶马司管理茶马贸易。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宋朝派“ 李杞入蜀，经画买茶，于秦、风、熙、河搏马”。李杞提出“ 卖茶买马固为一事，乞同为提举买马”。1081 年（ 元丰四年），郭茂恂又提出“专以茶市马，并为茶马一司”。为了保证康藏的茶叶供应，宋代还“ 禁南茶勿入陕西，以利蜀货”。
由于茶叶贸易的巨额利润使北宋的茶税成为政府开支的一大支柱，为了保证茶税的不断增长，宋朝实行了一套更为严格的榷茶制度。宋朝的榷茶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宋太祖乾德二年（964）开始，宋朝在京师、建安等四地“置场榷茶”，建立专买专卖的管理机构，将茶由官府垄断买卖，并制定有严格的惩处条律，禁止私人买卖。第二个时期是宋神宗熙宁四年（1072，因为北方战争又起，因对熙河用兵，需要大量军响，北宋又重新实行榷茶制。熙宁六年（1074），政府使李杞入蜀买茶博马，随后在全川榷茶。《宋史·食货志》记载，“下令川陕民茶尽卖入官，严禁私行交易，全蜀茶尽榷”。到了12 世纪初，茶马贸易更加频繁。 南宋建立后，高宗建炎元年（1127）成都府路转运使判官赵开上奏章，列举榷茶买马五害，请尽罢川茶官榷，恢复自由买卖，变茶息为茶税，改榷茶制为茶引制，这是茶马贸易历史上的一次重要变革，为明朝茶马贸易的“ 金牌信符”制度奠定了基础。
宋朝的茶马贸易较之唐朝又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体现在对贸易经营和管理的制度化和系统化上，贸易的数量也进一步增加。同时茶引制度的出台，促使茶马贸易进入了较成熟的发展时期。
元朝在畜牧业方面吸取了唐宋以来的经验，建立了自己齐备的马政制度，使战马的生产得到了保证，同时元朝又采用“因其俗而柔其人”的治藏之策，这样马便在元朝淡出了原来的角色。虽然元朝对茶马互市并不重视，但是却非常重视对古道的开拓，大力开辟驿路，设置驿站，使川西、滇西北和与西藏的茶马古道大大延伸。
三、“茶马贸易”盛于明—发展
明朝是汉藏茶马贸易的极盛时期。茶马贸易的制度、内容和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完善的贸易制度，严格的经营管理不仅体现为一种经济关系，也是一种政治关系。通过茶马贸易明朝全面巩固了对西藏的统治。
在制度建设方面，明朝制定了“以其地皆肉食，倚中国茶为命，故设茶课司于天全六番，令以市马，而入贡者又优以茶布。诸番恋贡市之利，且欲保世官，不敢为变”的治藏之策。在此政策指引下，明朝大量设置茶马司，据《太祖实录》记载：置泰州茶马司，设司令正六品。司丞正七品。不久又设珧州茶马司。洪武六年十月已未，置河州茶马司。随后，“罢珧州茶马司，以河州茶马司总之”。其二是制订茶法。1361 年朱元璋立法禁止私茶出境，对违法者处罚甚严“凡犯私茶者与私盐同罪，私茶出境与关隘不议者立论死”。其三是茶课。据《太祖实录》记载“户部言，陕西汉中府、金州、石朱、汉阴、平利、西乡县诸处，茶园共四十五顷七十二亩，茶八十六万四千五十八株，每株官司取其一，民所收茶，官司给直买之。无户茶园，以汉中府守城军士薅培，及时采取，以十分为率，官取其八，军收其二”。[5]
在贸易方式上明朝与前朝也有所不同。主要有三种：其一是政府贸易，其中的一种是差发马制度，就是对藏区收取马税，同时配之以茶的制度。这是明朝茶马贸易中一个不同于前代的显著特点。《甘肃通志》云：“自唐回纥入贡，以马易茶，宋熙宁间相继行之，所谓摘山之利，而易充厩之良。有明定制金牌差发，假市易以羁縻控驭，为制番上策。”从此这项制度就成为定制。为了防止在边各官吏利用职权假朝命以济私，遂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制定“金牌信符”，这是一种由明政府颁发给纳马藏族部落的一种铜质牌状凭证。据《录居封事·马政疏》载：“ 考金牌之制，上一行曰：皇帝圣旨，左一行曰：合当差发，右一行曰：不信者死。夫不曰互市，不曰交易，而谓之差发”。还有一种形式就是通过茶马司进行贸易。
其二是朝贡贸易。明朝成立后，对元朝遗留下来的土官和贵族，只要表示效顺，皆授官职，给与印信，令其世袭。据《明史》记载：“授喇嘛、禅师、灌顶国师之号，有加至大国师、西天佛子者，悉给以印诰，许多世袭，且令岁一朝贡”。
其三是私茶贸易。虽然明朝制定了严格的法律禁止私茶贸易，但是明朝的私茶贸易却一直比较兴盛，特别是到后期差发马制度废除以后，私茶贸易更是如雨后的春笋一样发展起来。正所谓“茶马互市，利之所在，人皆趋之，禁令越多，走私之风越盛。”
在古道拓展方面，明朝时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为了加强与长河西、朵甘思各部的关系，缩短运距，方便茶叶运输，明朝开辟了自碉门（四川天全县）至昂州（泸州岗安镇）逾大渡河至长河西（康定）的“碉门路”茶道，并于昂州设卫加以保护。成化三年（1467）“命进贡番僧自乌斯藏来者皆由四川，不得迳赴洮、岷，著为例。”成化六年（1470）又规定乌斯藏、朵甘思各部朝贡必须由四川路来京。这样就使四川不仅成了边茶的主要产地，而且成了茶马互市的主要贸易区，形成了黎、雅、碉门、岩州、松潘五大茶市。[6] 明代川藏茶道分为“南路”和“西路”。“南路”共茶道又分为“大路”和“小路” 在这两条路上运输的茶也因此称为“大路茶”和“小路茶”。
明朝是汉藏茶马贸易的极盛时期，仅从其贸易的数量就一览无余。据统计“从1490—1601年的111年中，仅四川、陕西等地行销甘、青、藏的茶叶，分别为30万至80万斤。”明代文学家汤显祖在其《茶马》中写下了“黑茶一何美，羌马一何殊。羌马与黄茶，胡马求金珠”的诗句，足见当时茶马贸易的兴盛。
四、“茶马贸易”衰于清—终结
清代，尤其是乾隆以后，“茶马互市”作为一种重要制度逐渐从历史的地平线上淡出，取而代之出现了“边茶贸易”制度。由于交通和经济的发展以及汉藏交流的增加，进入茶马古道沿线的商品种类大幅增加，茶马贸易的地区也有所增加，藏族对茶叶的需求有增无减，同时对其他产品如丝绸、布料、铁器以及生产生活资料等商品的需求也开始增加；而内地对藏区的皮革、黄金以及虫草、贝母等珍贵药材也有更大需求。这样，汉藏之间的贸易范围更加广泛，“茶马古道”沿线的民间贸易则益加繁荣，所以清中前期贸易的规模较前代有了较大发展亦是情理之中。
清初动荡的局势，需要大量战马，所以清朝基本承袭明制，继续推行茶引制。官茶“储边贸易”，商茶“给以茶课”，继续在四川、云南、青海等地设茶马司、管理茶马贸易。同时还增设过巡视茶马御史。[7] 为了保证茶马贸易带来的巨额利润，清朝推行了更为严格的贸易政策。为了改变官茶贸易的逐渐萎缩，清朝遂对四川茶叶贸易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变“茶引制”为“引岸制”，将四川茶定为三种专岸。以雅安、天全、荥经、名山和邛崃五县所产茶，专销康藏地区。因为五县都居成都南边，故名“南路边茶”；以灌县、大邑等地所产之茶行销松潘一带，产地地处成都西边，故又称“ 西路边茶”，专销内地的茶叶称为“复茶”，这就是当时的三种专岸。
茶马贸易的地区，除了前代主要的四川、青海、甘肃等地区外，云南也成为最主要的茶马贸易区。顺治十八年（1661）五世达赖请求在云南胜州开展互市，以马易茶，得清廷许可。从此后，云南茶大量销往藏族地区且地位日渐提升。檀萃在其《滇海虞衡志》中载：“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认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粮矣。”
四川在清朝时在茶马贸易中的角色更加重要了。康熙三十五年（1696）准行打箭炉市，蕃人市茶贸易，随后康熙四十一年（1702）在打箭炉设立茶关，在大渡河上建泸定桥，开辟直达打箭炉的瓦斯沟路。从此后打箭炉就成了西陲重镇。正如石硕教授所言：“使边茶市场由雅安碉门深入到藏区，从此打箭炉成为南路边茶总汇。乾隆时，松潘也发展成为川西北、甘青乃至蒙古的西路边茶集散地，人渐稠密，商贾辐辏，为西陲一大都会”。
这时期川、滇、藏地区的茶马古道得到进一步的拓展。滇藏线从丽江出发到德钦这段路，有三条路线可供选择。川藏道在清朝形成了南北二路茶道，昌都是两条川藏茶道的汇合点，也是滇藏、青藏交通的总枢纽，成为茶马古道上的最重要的贸易中心。
总的看来，清朝前中期是历史上茶马贸易继续发展的时期。直到清咸丰年间，地方马场奉命裁撤，各地军队所需马匹统归自购，官府设置的茶马交易随之停废，延续400余年的茶马互市交易自此终止。清政府在藏区和其他民族地区建立了马场基本解决了马匹的来源问题，作为茶马贸易主要角色的马就逐渐淡出了。“北有丝绸之路，南有茶马古道”。茶马古道，一条与丝绸之路一样在中华民族的孕育发展中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的通道，已随现代文明的涤荡而逐渐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
参考文献：
[1]石硕.茶马古道及其历史文化价值[A].中国藏学网.
[2]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3]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3.
[4]宋史·黄廉传[Z].
[5]邓锐龄等.元明两代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M].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
[6]周毓华，彭陟焱，王玉玲.简明藏族史教程[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7]张永国.茶马古道与茶马贸易的历史与价值[J]西藏大学学报，2006，2.
[8]赵志忠.清王朝与西藏[M].北京：华文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汪亚军，男，汉族，安徽安庆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在读博士， 研究方向：民族学。
【关键词】藏汉交流；茶马贸易；茶马互市；历史发展脉络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茶马贸易是古代中原地区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商业贸易的主要形式，实际上也是各个朝廷在西部游牧民族中尚不具备征税条件的地区实行的一种财政措施。在西部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和川西高原的崇山峻岭之间，完全用人、马的脚力踩出来用无数血肉之躯铺就的古道———茶马古道，是藏、汉民族经济交流的咽喉要道。[1] 茶马古道的线路主要有两条：一条从四川雅安出发，经泸定、康定、巴塘、昌都到西藏拉萨，再到尼泊尔、印度，国内路线全长3100多公里，即北线；另一条路线从云南普洱茶原产地（今西双版纳、思茅等地）出发，经大理、丽江、中旬、德钦，到西藏邦达、察隅或昌都、洛隆、工布江达、拉萨，然后再经江孜、亚东，分别到缅甸、尼泊尔、印度，国内路线全长3800多公里，即南线。在两条主线的沿途，密布着无数大大小小的支线，将滇、藏、川“大三角”地区紧密联结在一起，形成了世界上地势最高、山路最险、距离最遥远的茶马文明古道。在古道上有成千上万辛勤的马帮，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风餐露宿的艰难行程中，用清悠的铃声和奔波的马蹄声打破了千百年山林深谷的宁静，开辟了一条通往域外的经贸之路。
诚然，“茶马贸易”是我国西部历史上汉藏民族间一种传统的以茶易马或以马换茶为中心内容的贸易往来，它起源于唐，兴于宋、盛于明、衰于清，最终定格于今天我们看到的茶马古道上最动人的一道风景线。
一、“茶马贸易”始于唐—开端
自唐代文成公主入藏，饮茶风俗被带到了西藏，此后绵延千余年的“茶马互市”成为连接汉、藏民族之间的重要纽带，成为两个民族间沟通联系并在情感和心理上彼此亲近和靠拢的桥梁。中华茶文化作为一种兼具物质和精神特质的中介文化，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丰富内涵，随着茶产品和饮茶风俗的传播，其所承载的精神势必对其饮茶区域的藏民族文化发生影响。
唐朝茶叶饮用在内地的普及后传到吐蕃，其茶的种植已经相当普遍。唐人李肇所著《国史补》记载，唐德宗时监察御史常鲁出使吐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 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处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灉湖者。’”吐蕃赞普朗达玛“灭佛”以后，大量僧侣被迫还俗，遂将他们的饮茶之术传到了吐蕃民间。 “务于不寝，又多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辗转相仿效，遂成风俗。”[2] 茶叶在吐蕃大众中的传播就如星星之火，很快成了燎原之势，成为藏民族的一种全社会、全民族的习俗。
为了加强对茶叶的管理，唐朝制定了专门的茶叶贸易的政策。首先是实行专门的“ 茶马互市”。唐玄宗开元十九年（ 731 ）唐朝允许交马、互市在赤岭进行。其次是实行茶税。据记载，“茶税开始于唐德宗建中三年（782）九月，与漆、木、竹、商钱并税”，其实是“行榷茶制”。《旧唐书》记载，“五涯献榷茶之利，乃以涯为榷茶使，茶之有榷税自涯始也”。唐朝实行“ 榷茶制”目的就是要把茶叶的经营置于官府的垄断之下，为此唐严禁私茶贸易。
至赤松德赞时期，藏族即以马匹大量换取内地的茶叶，茶马贸易开始发展起来。吐蕃为了加强对茶叶贸易的管理，派专人负责经营汉藏茶叶贸易，称为“ 汉地五茶商”。这种互惠互利的茶马互市得到了唐蕃双方的支持。据马大正统计：自太宗贞观八年（634）始，至武宗会昌三年（846） 吐蕃王朝瓦解共213 年间，双方使臣来往不少于191 次，其中唐使入吐蕃66 次，吐蕃使入唐125 次。吐蕃一年中遣使2 次的凡14 年，遣使3 次的凡3 年，遣使4 次的凡3 年。唐朝一年中遣使2 次的凡8 年。往来使团的人数多者50 余人至百余人，少者也有10 余人。[3]
总的来看，唐朝的茶马贸易处于形成和开拓阶段，政府对贸易的经营和管理不健全，贸易的形式主要是“ 贡”、“赐”的形式，贸易的数量呈急剧扩大之势，贸易的地区包括西部的大部分地区。所有这些特点就为茶马贸易在宋朝的大兴奠定了基础。
二、“茶马贸易”兴于宋—形成
北宋政府高度重视茶马贸易，茶马贸易开始大兴起来。当时贸易的主要形式有二种：一种是朝贡和赏赐的方式，进行官方的交换；另一种是宋政府设茶马司在沿边各地“ 召募蕃商，广收良马”的贸易。
唃厮啰与北宋政府大规模的茶马贸易是以“ 贡”、“赐”的名义进行的。从1008 年至1098 年的90 年间，双方的贡赐贸易共进行了39 次，其中纯粹的茶和马的贸易达到11 次。如1077 年董毡以进贡的方式给宋运去了一批马、珍珠等物，宋朝也以回赐的方式给了董毡一批茶、衣着和金银。[4] 在进行“贡”、“赐”交易的同时，宋朝还通过设置茶马司管理茶马贸易。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宋朝派“ 李杞入蜀，经画买茶，于秦、风、熙、河搏马”。李杞提出“ 卖茶买马固为一事，乞同为提举买马”。1081 年（ 元丰四年），郭茂恂又提出“专以茶市马，并为茶马一司”。为了保证康藏的茶叶供应，宋代还“ 禁南茶勿入陕西，以利蜀货”。
由于茶叶贸易的巨额利润使北宋的茶税成为政府开支的一大支柱，为了保证茶税的不断增长，宋朝实行了一套更为严格的榷茶制度。宋朝的榷茶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宋太祖乾德二年（964）开始，宋朝在京师、建安等四地“置场榷茶”，建立专买专卖的管理机构，将茶由官府垄断买卖，并制定有严格的惩处条律，禁止私人买卖。第二个时期是宋神宗熙宁四年（1072，因为北方战争又起，因对熙河用兵，需要大量军响，北宋又重新实行榷茶制。熙宁六年（1074），政府使李杞入蜀买茶博马，随后在全川榷茶。《宋史·食货志》记载，“下令川陕民茶尽卖入官，严禁私行交易，全蜀茶尽榷”。到了12 世纪初，茶马贸易更加频繁。 南宋建立后，高宗建炎元年（1127）成都府路转运使判官赵开上奏章，列举榷茶买马五害，请尽罢川茶官榷，恢复自由买卖，变茶息为茶税，改榷茶制为茶引制，这是茶马贸易历史上的一次重要变革，为明朝茶马贸易的“ 金牌信符”制度奠定了基础。
宋朝的茶马贸易较之唐朝又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体现在对贸易经营和管理的制度化和系统化上，贸易的数量也进一步增加。同时茶引制度的出台，促使茶马贸易进入了较成熟的发展时期。
元朝在畜牧业方面吸取了唐宋以来的经验，建立了自己齐备的马政制度，使战马的生产得到了保证，同时元朝又采用“因其俗而柔其人”的治藏之策，这样马便在元朝淡出了原来的角色。虽然元朝对茶马互市并不重视，但是却非常重视对古道的开拓，大力开辟驿路，设置驿站，使川西、滇西北和与西藏的茶马古道大大延伸。
三、“茶马贸易”盛于明—发展
明朝是汉藏茶马贸易的极盛时期。茶马贸易的制度、内容和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完善的贸易制度，严格的经营管理不仅体现为一种经济关系，也是一种政治关系。通过茶马贸易明朝全面巩固了对西藏的统治。
在制度建设方面，明朝制定了“以其地皆肉食，倚中国茶为命，故设茶课司于天全六番，令以市马，而入贡者又优以茶布。诸番恋贡市之利，且欲保世官，不敢为变”的治藏之策。在此政策指引下，明朝大量设置茶马司，据《太祖实录》记载：置泰州茶马司，设司令正六品。司丞正七品。不久又设珧州茶马司。洪武六年十月已未，置河州茶马司。随后，“罢珧州茶马司，以河州茶马司总之”。其二是制订茶法。1361 年朱元璋立法禁止私茶出境，对违法者处罚甚严“凡犯私茶者与私盐同罪，私茶出境与关隘不议者立论死”。其三是茶课。据《太祖实录》记载“户部言，陕西汉中府、金州、石朱、汉阴、平利、西乡县诸处，茶园共四十五顷七十二亩，茶八十六万四千五十八株，每株官司取其一，民所收茶，官司给直买之。无户茶园，以汉中府守城军士薅培，及时采取，以十分为率，官取其八，军收其二”。[5]
在贸易方式上明朝与前朝也有所不同。主要有三种：其一是政府贸易，其中的一种是差发马制度，就是对藏区收取马税，同时配之以茶的制度。这是明朝茶马贸易中一个不同于前代的显著特点。《甘肃通志》云：“自唐回纥入贡，以马易茶，宋熙宁间相继行之，所谓摘山之利，而易充厩之良。有明定制金牌差发，假市易以羁縻控驭，为制番上策。”从此这项制度就成为定制。为了防止在边各官吏利用职权假朝命以济私，遂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制定“金牌信符”，这是一种由明政府颁发给纳马藏族部落的一种铜质牌状凭证。据《录居封事·马政疏》载：“ 考金牌之制，上一行曰：皇帝圣旨，左一行曰：合当差发，右一行曰：不信者死。夫不曰互市，不曰交易，而谓之差发”。还有一种形式就是通过茶马司进行贸易。
其二是朝贡贸易。明朝成立后，对元朝遗留下来的土官和贵族，只要表示效顺，皆授官职，给与印信，令其世袭。据《明史》记载：“授喇嘛、禅师、灌顶国师之号，有加至大国师、西天佛子者，悉给以印诰，许多世袭，且令岁一朝贡”。
其三是私茶贸易。虽然明朝制定了严格的法律禁止私茶贸易，但是明朝的私茶贸易却一直比较兴盛，特别是到后期差发马制度废除以后，私茶贸易更是如雨后的春笋一样发展起来。正所谓“茶马互市，利之所在，人皆趋之，禁令越多，走私之风越盛。”
在古道拓展方面，明朝时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为了加强与长河西、朵甘思各部的关系，缩短运距，方便茶叶运输，明朝开辟了自碉门（四川天全县）至昂州（泸州岗安镇）逾大渡河至长河西（康定）的“碉门路”茶道，并于昂州设卫加以保护。成化三年（1467）“命进贡番僧自乌斯藏来者皆由四川，不得迳赴洮、岷，著为例。”成化六年（1470）又规定乌斯藏、朵甘思各部朝贡必须由四川路来京。这样就使四川不仅成了边茶的主要产地，而且成了茶马互市的主要贸易区，形成了黎、雅、碉门、岩州、松潘五大茶市。[6] 明代川藏茶道分为“南路”和“西路”。“南路”共茶道又分为“大路”和“小路” 在这两条路上运输的茶也因此称为“大路茶”和“小路茶”。
明朝是汉藏茶马贸易的极盛时期，仅从其贸易的数量就一览无余。据统计“从1490—1601年的111年中，仅四川、陕西等地行销甘、青、藏的茶叶，分别为30万至80万斤。”明代文学家汤显祖在其《茶马》中写下了“黑茶一何美，羌马一何殊。羌马与黄茶，胡马求金珠”的诗句，足见当时茶马贸易的兴盛。
四、“茶马贸易”衰于清—终结
清代，尤其是乾隆以后，“茶马互市”作为一种重要制度逐渐从历史的地平线上淡出，取而代之出现了“边茶贸易”制度。由于交通和经济的发展以及汉藏交流的增加，进入茶马古道沿线的商品种类大幅增加，茶马贸易的地区也有所增加，藏族对茶叶的需求有增无减，同时对其他产品如丝绸、布料、铁器以及生产生活资料等商品的需求也开始增加；而内地对藏区的皮革、黄金以及虫草、贝母等珍贵药材也有更大需求。这样，汉藏之间的贸易范围更加广泛，“茶马古道”沿线的民间贸易则益加繁荣，所以清中前期贸易的规模较前代有了较大发展亦是情理之中。
清初动荡的局势，需要大量战马，所以清朝基本承袭明制，继续推行茶引制。官茶“储边贸易”，商茶“给以茶课”，继续在四川、云南、青海等地设茶马司、管理茶马贸易。同时还增设过巡视茶马御史。[7] 为了保证茶马贸易带来的巨额利润，清朝推行了更为严格的贸易政策。为了改变官茶贸易的逐渐萎缩，清朝遂对四川茶叶贸易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变“茶引制”为“引岸制”，将四川茶定为三种专岸。以雅安、天全、荥经、名山和邛崃五县所产茶，专销康藏地区。因为五县都居成都南边，故名“南路边茶”；以灌县、大邑等地所产之茶行销松潘一带，产地地处成都西边，故又称“ 西路边茶”，专销内地的茶叶称为“复茶”，这就是当时的三种专岸。
茶马贸易的地区，除了前代主要的四川、青海、甘肃等地区外，云南也成为最主要的茶马贸易区。顺治十八年（1661）五世达赖请求在云南胜州开展互市，以马易茶，得清廷许可。从此后，云南茶大量销往藏族地区且地位日渐提升。檀萃在其《滇海虞衡志》中载：“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认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粮矣。”
四川在清朝时在茶马贸易中的角色更加重要了。康熙三十五年（1696）准行打箭炉市，蕃人市茶贸易，随后康熙四十一年（1702）在打箭炉设立茶关，在大渡河上建泸定桥，开辟直达打箭炉的瓦斯沟路。从此后打箭炉就成了西陲重镇。正如石硕教授所言：“使边茶市场由雅安碉门深入到藏区，从此打箭炉成为南路边茶总汇。乾隆时，松潘也发展成为川西北、甘青乃至蒙古的西路边茶集散地，人渐稠密，商贾辐辏，为西陲一大都会”。
这时期川、滇、藏地区的茶马古道得到进一步的拓展。滇藏线从丽江出发到德钦这段路，有三条路线可供选择。川藏道在清朝形成了南北二路茶道，昌都是两条川藏茶道的汇合点，也是滇藏、青藏交通的总枢纽，成为茶马古道上的最重要的贸易中心。
总的看来，清朝前中期是历史上茶马贸易继续发展的时期。直到清咸丰年间，地方马场奉命裁撤，各地军队所需马匹统归自购，官府设置的茶马交易随之停废，延续400余年的茶马互市交易自此终止。清政府在藏区和其他民族地区建立了马场基本解决了马匹的来源问题，作为茶马贸易主要角色的马就逐渐淡出了。“北有丝绸之路，南有茶马古道”。茶马古道，一条与丝绸之路一样在中华民族的孕育发展中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的通道，已随现代文明的涤荡而逐渐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
参考文献：
[1]石硕.茶马古道及其历史文化价值[A].中国藏学网.
[2]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3]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3.
[4]宋史·黄廉传[Z].
[5]邓锐龄等.元明两代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M].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
[6]周毓华，彭陟焱，王玉玲.简明藏族史教程[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7]张永国.茶马古道与茶马贸易的历史与价值[J]西藏大学学报，2006，2.
[8]赵志忠.清王朝与西藏[M].北京：华文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汪亚军，男，汉族，安徽安庆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在读博士， 研究方向：民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