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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改革正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一个新的、至关重要的战略转折阶段。中国改革转型得好与不好，对未来的中国社会影响巨大。在本世纪头20年内，我们有两大问题需要解决：一是重构改革共识，二是转移改革重点。
重构改革共识 转移改革重点
一段时期以来，有人对改革开放产生了怀疑，对此十七大报告旗帜鲜明地作了回答：“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系列关乎大是大非的认识问题需要“拨乱反正”。比如，有人认为腐败、贫富差距扩大、民生等深层次问题是改革造成的，社会主义制度已变质，这种看法相当片面。实际上这些问题是改革不到位造成的——民生问题凸显，是相关制度没有构建或者构建不到位所致；腐败问题日益严重，也与官员选拔任用机制与监督机制存在的缺陷有关。
一些人对改革不认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改革遇到的新问题没有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得到很好解决。只有通过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好好总结近30年改革的成败得失，重构改革共识，才能最终解决这些问题。
重构改革共识之外，还需转移改革重点。过去，我们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轴，遇到什么障碍推进什么改革，教育、科技、行政，遇水搭桥，逢山开路，其他方面的改革从属于经济体制改革。那么，今后改革的重点在哪里呢？《“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有一句话：未来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将成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这表明，下一步改革的重心将逐步转向政府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这两项改革可能取代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轴位置。当然，经济体制改革仍是很重要的方面。
改革的聚焦点已经落到政府身上。人们越来越发现，中国几乎所有的改革，最终都是由政府主导和推动的，这些改革能否真正推进并取得成效，与政府自身的作为紧密相连。
然而，当前行政体制改革遇到阻力，难以深入。究其原因，是陷入了三个误区：一是改革目标的低效率重复，二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孤军深入，三是单一行政思维，认为政府层面的问题靠行政改革即可解决。而实际上，行政改革只能解决政府管理层面的部分问题，更深层次的问题与政治体制，与用人制度、监督、民主、法治等更高层次的问题有内在联系。如果没有更高端的改革，光靠行政改革解决不了深层问题；如果不从政治层面作出实质性部署，历史的包袱会越来越沉重，各方面的压力会越来越大，还可能影响后面一系列改革。
没有思想解放就没有改革开放
经过近30年的改革，我们进行了很多探索，但问题和矛盾也在逐渐积累，对这些探索、问题和矛盾的认识还有比较大的分歧。用什么来检验哪些认识是正确的，哪些认识是不正确的，光从理论上不易说清。“实践之树常绿，理论是灰色的”。近3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能最好地检验哪些需要继续坚持，哪些应该坚决放弃。
那么，为什么还要来一场新的思想解放？因为思想解放本身就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十七大后，改革的重心转移客观上也要求有一场新的思想解放。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拨乱反正，面对的是“你办事我放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等思想桎梏，如果不发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没有那场思想解放运动，就不可能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也不可能有后来的改革开放。所以，十七大报告提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
通过新的思想解放，可以达成对改革策略的共识：改革的策略到底是源于外部压力好，还是内生性改革更温和；思想解放怎样促进改革；怎样才能保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怎样用最小的改革成本换取最大的改革利益，等等。
影响中国改革深入的瓶颈不在经济领域，也不在社会领域，而在于包括政治体制在内的政府自身的改革。要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改变目前政府力量过于强势市场力量相对薄弱的不均衡状态，就必须对政府的体制机制进行实质性的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能不能推进，在什么前提下推进，在什么思维状态下推进，从一定意义上说，取决于这场新的思想解放的深度、广度和进度。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非常大的空间，现有体制也有很大的张力。如果能把这个空间用足，对经济社会发展会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中国在这方面做好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保持稳定，人们的民主自由程度大大提高，利益诉求表达机制有了真正的保障，中华民族就有可能给人类在国家治理结构、形式的有效性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当然，如果改革的时机、策略不当，或者应改不改，不敢改，不敢在关键时刻迈出关键的步子，只在旧体制中转来转去，肯定是收不到实质性成效的，退一步说，甚至有被少数人利用的可能。
与此相联系，政府改革不能孤军深入，要与重构公共服务体系改革等进行整体的制度设计；要最大限度地减少领导人个人对行政管理体制、机制的影响，发挥法治、制度的权威；要防止改革过程的低效率重复，也就是要最大限度地避免以往那种每次行政体制改革目标雷同，但最终的结果常常是低效率重复的现象；要有实质性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套，如改革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扩大民主，加强权力监督的制度安排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近几年来，我们为什么不断被国外误读？比如我们一再向世界表明要和平崛起，但引来的是一片“中国威胁论”的声浪。除了价值层面、经济利益层面的冲突外，有没有值得我们自省的体制制度方面的某些缺陷？这就进一步告诉我们，如果在政治层面迟迟未能推出实质性的改革，我们在未来世界竞争格局中的影响力就会受限。
可控性改革关键在党
十七大报告认为，“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不少人已看到，政治体制不改革就会增加稳定社会的难度，就难以解决民生新问题。民众有强烈的改革呼声，成为推行有实质内容的政治改革的最大动力。在目前情况下，关键是找准民众的呼声与党的改革的契合点，从而形成共产党主导的体制内改革的可控局面。
可控性改革关键在党。中国所有的问题都在党，成也在党，败也在党，党是起决定作用的。中国所追求的是平稳的、可控的改革。共产党主导的改革，更可能从里向外改；从党内民主开始容易控制：党内差额选举、加大监督力度等，这样循序渐进，内外互动，才能推动改革稳步前进。这是中国改革的特点，所以要给中国改革以时间和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只要持续推进就好，最令人担心的是有空间而不推进。可以从党内开始改革，逐步解决党内腐败和党内民主的问题，然后逐步向社会扩大。
中国是个大国，只要掌握好改革的策略和节奏，就不会引起大的社会动荡，能够推动社会平稳发展。平稳、渐进但坚定的政治改革，是最成功也最有效的改革路径。
（作者系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部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导）
重构改革共识 转移改革重点
一段时期以来，有人对改革开放产生了怀疑，对此十七大报告旗帜鲜明地作了回答：“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系列关乎大是大非的认识问题需要“拨乱反正”。比如，有人认为腐败、贫富差距扩大、民生等深层次问题是改革造成的，社会主义制度已变质，这种看法相当片面。实际上这些问题是改革不到位造成的——民生问题凸显，是相关制度没有构建或者构建不到位所致；腐败问题日益严重，也与官员选拔任用机制与监督机制存在的缺陷有关。
一些人对改革不认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改革遇到的新问题没有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得到很好解决。只有通过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好好总结近30年改革的成败得失，重构改革共识，才能最终解决这些问题。
重构改革共识之外，还需转移改革重点。过去，我们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轴，遇到什么障碍推进什么改革，教育、科技、行政，遇水搭桥，逢山开路，其他方面的改革从属于经济体制改革。那么，今后改革的重点在哪里呢？《“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有一句话：未来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将成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这表明，下一步改革的重心将逐步转向政府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这两项改革可能取代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轴位置。当然，经济体制改革仍是很重要的方面。
改革的聚焦点已经落到政府身上。人们越来越发现，中国几乎所有的改革，最终都是由政府主导和推动的，这些改革能否真正推进并取得成效，与政府自身的作为紧密相连。
然而，当前行政体制改革遇到阻力，难以深入。究其原因，是陷入了三个误区：一是改革目标的低效率重复，二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孤军深入，三是单一行政思维，认为政府层面的问题靠行政改革即可解决。而实际上，行政改革只能解决政府管理层面的部分问题，更深层次的问题与政治体制，与用人制度、监督、民主、法治等更高层次的问题有内在联系。如果没有更高端的改革，光靠行政改革解决不了深层问题；如果不从政治层面作出实质性部署，历史的包袱会越来越沉重，各方面的压力会越来越大，还可能影响后面一系列改革。
没有思想解放就没有改革开放
经过近30年的改革，我们进行了很多探索，但问题和矛盾也在逐渐积累，对这些探索、问题和矛盾的认识还有比较大的分歧。用什么来检验哪些认识是正确的，哪些认识是不正确的，光从理论上不易说清。“实践之树常绿，理论是灰色的”。近3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能最好地检验哪些需要继续坚持，哪些应该坚决放弃。
那么，为什么还要来一场新的思想解放？因为思想解放本身就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十七大后，改革的重心转移客观上也要求有一场新的思想解放。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拨乱反正，面对的是“你办事我放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等思想桎梏，如果不发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没有那场思想解放运动，就不可能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也不可能有后来的改革开放。所以，十七大报告提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
通过新的思想解放，可以达成对改革策略的共识：改革的策略到底是源于外部压力好，还是内生性改革更温和；思想解放怎样促进改革；怎样才能保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怎样用最小的改革成本换取最大的改革利益，等等。
影响中国改革深入的瓶颈不在经济领域，也不在社会领域，而在于包括政治体制在内的政府自身的改革。要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改变目前政府力量过于强势市场力量相对薄弱的不均衡状态，就必须对政府的体制机制进行实质性的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能不能推进，在什么前提下推进，在什么思维状态下推进，从一定意义上说，取决于这场新的思想解放的深度、广度和进度。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非常大的空间，现有体制也有很大的张力。如果能把这个空间用足，对经济社会发展会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中国在这方面做好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保持稳定，人们的民主自由程度大大提高，利益诉求表达机制有了真正的保障，中华民族就有可能给人类在国家治理结构、形式的有效性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当然，如果改革的时机、策略不当，或者应改不改，不敢改，不敢在关键时刻迈出关键的步子，只在旧体制中转来转去，肯定是收不到实质性成效的，退一步说，甚至有被少数人利用的可能。
与此相联系，政府改革不能孤军深入，要与重构公共服务体系改革等进行整体的制度设计；要最大限度地减少领导人个人对行政管理体制、机制的影响，发挥法治、制度的权威；要防止改革过程的低效率重复，也就是要最大限度地避免以往那种每次行政体制改革目标雷同，但最终的结果常常是低效率重复的现象；要有实质性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套，如改革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扩大民主，加强权力监督的制度安排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近几年来，我们为什么不断被国外误读？比如我们一再向世界表明要和平崛起，但引来的是一片“中国威胁论”的声浪。除了价值层面、经济利益层面的冲突外，有没有值得我们自省的体制制度方面的某些缺陷？这就进一步告诉我们，如果在政治层面迟迟未能推出实质性的改革，我们在未来世界竞争格局中的影响力就会受限。
可控性改革关键在党
十七大报告认为，“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不少人已看到，政治体制不改革就会增加稳定社会的难度，就难以解决民生新问题。民众有强烈的改革呼声，成为推行有实质内容的政治改革的最大动力。在目前情况下，关键是找准民众的呼声与党的改革的契合点，从而形成共产党主导的体制内改革的可控局面。
可控性改革关键在党。中国所有的问题都在党，成也在党，败也在党，党是起决定作用的。中国所追求的是平稳的、可控的改革。共产党主导的改革，更可能从里向外改；从党内民主开始容易控制：党内差额选举、加大监督力度等，这样循序渐进，内外互动，才能推动改革稳步前进。这是中国改革的特点，所以要给中国改革以时间和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只要持续推进就好，最令人担心的是有空间而不推进。可以从党内开始改革，逐步解决党内腐败和党内民主的问题，然后逐步向社会扩大。
中国是个大国，只要掌握好改革的策略和节奏，就不会引起大的社会动荡，能够推动社会平稳发展。平稳、渐进但坚定的政治改革，是最成功也最有效的改革路径。
（作者系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部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