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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卡拉与莫斯科和解，可能只是机会主义的政治盘算，但土耳其社会正在发生变化，力量的平衡正在持续偏离这个国家传统上亲西方的世俗精英势力。
“我亲爱的朋友弗拉基米尔·普京”，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对俄总统普京的这种称呼，在8月9日圣彼得堡会晤后记者会的四五分钟讲话中，出现了4次。在国际舆论的解读中，埃尔多安对普京的亲昵称呼，不仅是情感表达的需要，更是外交战略的需要——他需要用向普京展示亲昵，来表达对西方在未遂军事政变中“不够意思”的不满，还有愤怒。这似乎预示着，土俄关系要进入“蜜月”期了。
这距离2015年11月土空军击落俄战机仅9个月，当时普京愤怒地指责土耳其是“背后捅刀”。仅仅9个月，土俄两国关系就实现了从“背后捅刀”到“见面握手”的逆转。这让西方国家多少有点措手不及。或许是担心国务卿克里的级别还不足以平息总统埃尔多安的怒气，华盛顿8月13日宣布副总统拜登也将在8月24日飞抵安卡拉。克里、拜登，当然还有布鲁塞尔的欧盟官员，都想打探土耳其与俄罗斯这段“蜜月”的虚实。
意味深长的“蜜月”
没有“亲爱的”，也没有“朋友”，甚至连“友谊”这样偏中性的表述都没有，在与埃尔多安的共同记者会上，普京言辞和表情上都没那么感性。他主要是事务性地谈及了如何使两国关系恢复到“危机前”的状态。比如，关于全面解除对土经济制裁，普京表示这“需要时间”。言下之意是，击落战机的事我还没忘，俄土关系还没到“进入非常不同的阶段”（埃尔多安语）的时候。况且，拜登、克里8月24日的“安慰之行”，后续影响还未可知，普京对埃尔多安还在“听其言观其行”，怎会一次“利好出清”？
对俄罗斯来说，惊魂未定且对西方盟友不满的土耳其，是值得好好利用的一张牌。库尔德人问题，在安卡拉眼中是比“伊斯兰国”威胁更大的心头之患。这次会晤中，埃尔多安向普京提了库尔德工人党的叙利亚“分支”——库尔德民主联盟在莫斯科开设办事处的事。普京的回答很简单：我们知道安卡拉对这事敏感。他没做任何承诺，相当于只说了句“我知道了”。不过，土俄两国同意建立情报、军事和外交三边合作机制，协调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显然，安卡拉与莫斯科都有意愿拔出眼下影响两国关系的这颗最大钉子。
俄罗斯感兴趣的不是短暂的蜜月，而是长久的战略态势。普京不会幼稚到指望土耳其与北约或欧盟彻底做切割。俄罗斯前外长伊万洛夫说过这样的话，“我不认为莫斯科有任何人觉得土耳其可能脱离北约，但同时每个人都清楚土耳其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北约成员国”。他所说的“特殊”是指土耳其在战略上的独立性。比如2003年安卡拉力阻英美联军利用土耳其开辟对伊拉克作战的北方阵线。土耳其一位亲西方的学者对这个“特殊”的解释耐人寻味：对俄罗斯来说，土耳其作为一个“无常盟友”留在北约内，比当俄罗斯的卫星国更有价值。
从土耳其方面看，这个“蜜月”来得略带苦涩。2008年俄罗斯曾是土耳其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为380亿美元，2015年降为第三大贸易伙伴（贸易额230亿美元）。2016年上半年土对俄出口剧降60%，仅为7.4亿美元。根据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测算，俄对土经济制裁，将使后者2016年GDP增速降低0.7个百分点。这对于2015年GDP增速为3.98%的土耳其来说，压力不言而喻。此外，俄S-400防空导弹入驻叙利亚，使土耳其在叙开辟禁飞区的设想灰飞烟灭，而俄空军却为叙库尔德武装开疆拓土提供空中掩护，事实上在压安卡拉改变其叙利亚政策。
埃尔多安在7月15日军事政变前的6月27日，就主动向普京道歉示好，背后的原因是经济和外交上都撑不住了。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学者杰弗里·曼考夫认为，由于俄罗斯在黑海、东地中海以及南高加索的战略攻势，更别提日益增大的经济制裁压力，发生军事政变前安卡拉就已在寻求与莫斯科和解。“安卡拉可能会发现与俄罗斯的友谊代价有点高，问题是它愿意出多高的价。”安卡拉的难处还不止于愿意付出多大的代价，如何向叙利亚问题上沙特、卡特尔等同一阵营的小伙伴解释，也是个问题。
“我们从俄罗斯得到了无条件的支持，不像某些国家。”土耳其总理恰武什奥卢这话是对普京的感谢，也是对西方的不满。不过，他同时对媒体表示，提升与俄罗斯的关系并不是为了向西方发信号，“我们与俄罗斯的关系不会决定我们与西方关系的未来”。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中东问题学者尼古拉斯·丹福斯看来，土耳其领导人清楚美国与欧洲担心土俄和解对叙利亚、北约以及欧洲难民政策的影响。他表示：“土俄重归于好看起来越真实，西方就越可能降低批评埃尔多安的声调，以土耳其可接受的条件来谈事。”
不只是爱恨的延续
在土耳其与俄罗斯的历史上，2016年应该算是有纪念意义的年份。95年前的1921年，土耳其的凯末尔政府与苏联政府签署《土苏友好条约》。在此之前，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与沙皇俄国，进行了长达200多年的血腥厮杀。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两国再没有直接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两国历史上第一段“蜜月”也是始于1921年。正是得益于苏联的军火援助，土耳其才粉碎了欧洲对凯末尔革命的围剿，但这段蜜月随着列宁的逝世、斯大林的上台而终结。1952年土耳其加入北约，两国正式分道扬镳。
虽然在冷战时期分属不同阵营，但每当安卡拉与西方关系出现摩擦时，总会想起莫斯科。土俄关系的这个特点，一直延续至今。土耳其第一任民选总理、奉行亲西方政策的阿德南·曼德列斯，1950年代后期曾因不满美国经济援助不够慷慨而向苏联示好。多次出任土耳其总理的比伦特·埃杰维特，1970年代也因与美国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分歧，主动与苏联改善关系。后冷战时期，安卡拉多次以向莫斯科靠拢，来对欧盟在接纳土耳其入盟问题上施压。2013年，埃尔多安甚至寻求普京支持土耳其加入上合组织（目前只是对话伙伴）。
历史地看，土耳其与俄罗斯接近或度“蜜月”，往往都具备这样的条件：要么是一国或两国的国内政局不稳且国际地缘政治出现巨大变动，比如19世纪二三十年代；要么是莫斯科的势力触角远离土耳其边界，比如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影响力式微时期。但目前的情况比较复杂。埃尔多安在政变后不到一个月即出访俄罗斯，说明其对大权在握并无担忧。埃尔多安在军事政变后对军方的清洗，无疑会让军方士气受挫甚至元气大伤，这无异于在对抗俄罗斯影响力上自废武功。更为关键的是，土耳其军方自凯末尔时期以来，就是一股强大的亲西方势力。
“我亲爱的朋友弗拉基米尔·普京”，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对俄总统普京的这种称呼，在8月9日圣彼得堡会晤后记者会的四五分钟讲话中，出现了4次。在国际舆论的解读中，埃尔多安对普京的亲昵称呼，不仅是情感表达的需要，更是外交战略的需要——他需要用向普京展示亲昵，来表达对西方在未遂军事政变中“不够意思”的不满，还有愤怒。这似乎预示着，土俄关系要进入“蜜月”期了。
这距离2015年11月土空军击落俄战机仅9个月，当时普京愤怒地指责土耳其是“背后捅刀”。仅仅9个月，土俄两国关系就实现了从“背后捅刀”到“见面握手”的逆转。这让西方国家多少有点措手不及。或许是担心国务卿克里的级别还不足以平息总统埃尔多安的怒气，华盛顿8月13日宣布副总统拜登也将在8月24日飞抵安卡拉。克里、拜登，当然还有布鲁塞尔的欧盟官员，都想打探土耳其与俄罗斯这段“蜜月”的虚实。
意味深长的“蜜月”
没有“亲爱的”，也没有“朋友”，甚至连“友谊”这样偏中性的表述都没有，在与埃尔多安的共同记者会上，普京言辞和表情上都没那么感性。他主要是事务性地谈及了如何使两国关系恢复到“危机前”的状态。比如，关于全面解除对土经济制裁，普京表示这“需要时间”。言下之意是，击落战机的事我还没忘，俄土关系还没到“进入非常不同的阶段”（埃尔多安语）的时候。况且，拜登、克里8月24日的“安慰之行”，后续影响还未可知，普京对埃尔多安还在“听其言观其行”，怎会一次“利好出清”？
对俄罗斯来说，惊魂未定且对西方盟友不满的土耳其，是值得好好利用的一张牌。库尔德人问题，在安卡拉眼中是比“伊斯兰国”威胁更大的心头之患。这次会晤中，埃尔多安向普京提了库尔德工人党的叙利亚“分支”——库尔德民主联盟在莫斯科开设办事处的事。普京的回答很简单：我们知道安卡拉对这事敏感。他没做任何承诺，相当于只说了句“我知道了”。不过，土俄两国同意建立情报、军事和外交三边合作机制，协调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显然，安卡拉与莫斯科都有意愿拔出眼下影响两国关系的这颗最大钉子。
俄罗斯感兴趣的不是短暂的蜜月，而是长久的战略态势。普京不会幼稚到指望土耳其与北约或欧盟彻底做切割。俄罗斯前外长伊万洛夫说过这样的话，“我不认为莫斯科有任何人觉得土耳其可能脱离北约，但同时每个人都清楚土耳其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北约成员国”。他所说的“特殊”是指土耳其在战略上的独立性。比如2003年安卡拉力阻英美联军利用土耳其开辟对伊拉克作战的北方阵线。土耳其一位亲西方的学者对这个“特殊”的解释耐人寻味：对俄罗斯来说，土耳其作为一个“无常盟友”留在北约内，比当俄罗斯的卫星国更有价值。
从土耳其方面看，这个“蜜月”来得略带苦涩。2008年俄罗斯曾是土耳其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为380亿美元，2015年降为第三大贸易伙伴（贸易额230亿美元）。2016年上半年土对俄出口剧降60%，仅为7.4亿美元。根据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测算，俄对土经济制裁，将使后者2016年GDP增速降低0.7个百分点。这对于2015年GDP增速为3.98%的土耳其来说，压力不言而喻。此外，俄S-400防空导弹入驻叙利亚，使土耳其在叙开辟禁飞区的设想灰飞烟灭，而俄空军却为叙库尔德武装开疆拓土提供空中掩护，事实上在压安卡拉改变其叙利亚政策。
埃尔多安在7月15日军事政变前的6月27日，就主动向普京道歉示好，背后的原因是经济和外交上都撑不住了。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学者杰弗里·曼考夫认为，由于俄罗斯在黑海、东地中海以及南高加索的战略攻势，更别提日益增大的经济制裁压力，发生军事政变前安卡拉就已在寻求与莫斯科和解。“安卡拉可能会发现与俄罗斯的友谊代价有点高，问题是它愿意出多高的价。”安卡拉的难处还不止于愿意付出多大的代价，如何向叙利亚问题上沙特、卡特尔等同一阵营的小伙伴解释，也是个问题。
“我们从俄罗斯得到了无条件的支持，不像某些国家。”土耳其总理恰武什奥卢这话是对普京的感谢，也是对西方的不满。不过，他同时对媒体表示，提升与俄罗斯的关系并不是为了向西方发信号，“我们与俄罗斯的关系不会决定我们与西方关系的未来”。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中东问题学者尼古拉斯·丹福斯看来，土耳其领导人清楚美国与欧洲担心土俄和解对叙利亚、北约以及欧洲难民政策的影响。他表示：“土俄重归于好看起来越真实，西方就越可能降低批评埃尔多安的声调，以土耳其可接受的条件来谈事。”
不只是爱恨的延续
在土耳其与俄罗斯的历史上，2016年应该算是有纪念意义的年份。95年前的1921年，土耳其的凯末尔政府与苏联政府签署《土苏友好条约》。在此之前，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与沙皇俄国，进行了长达200多年的血腥厮杀。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两国再没有直接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两国历史上第一段“蜜月”也是始于1921年。正是得益于苏联的军火援助，土耳其才粉碎了欧洲对凯末尔革命的围剿，但这段蜜月随着列宁的逝世、斯大林的上台而终结。1952年土耳其加入北约，两国正式分道扬镳。
虽然在冷战时期分属不同阵营，但每当安卡拉与西方关系出现摩擦时，总会想起莫斯科。土俄关系的这个特点，一直延续至今。土耳其第一任民选总理、奉行亲西方政策的阿德南·曼德列斯，1950年代后期曾因不满美国经济援助不够慷慨而向苏联示好。多次出任土耳其总理的比伦特·埃杰维特，1970年代也因与美国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分歧，主动与苏联改善关系。后冷战时期，安卡拉多次以向莫斯科靠拢，来对欧盟在接纳土耳其入盟问题上施压。2013年，埃尔多安甚至寻求普京支持土耳其加入上合组织（目前只是对话伙伴）。
历史地看，土耳其与俄罗斯接近或度“蜜月”，往往都具备这样的条件：要么是一国或两国的国内政局不稳且国际地缘政治出现巨大变动，比如19世纪二三十年代；要么是莫斯科的势力触角远离土耳其边界，比如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影响力式微时期。但目前的情况比较复杂。埃尔多安在政变后不到一个月即出访俄罗斯，说明其对大权在握并无担忧。埃尔多安在军事政变后对军方的清洗，无疑会让军方士气受挫甚至元气大伤，这无异于在对抗俄罗斯影响力上自废武功。更为关键的是，土耳其军方自凯末尔时期以来，就是一股强大的亲西方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