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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不是平的
巴格达城给我的最初印象，并不是林立的清真寺圆顶、萨达姆·侯赛因时代遗留的浮夸雕塑，抑或两层奥斯曼式小楼外加装的木制雕刻窗（Mashrabiya）。从离开巴格达国际机场的第一分钟起，我的视野就被形形色色的“墙”切割成为无数不相连的碎片：连接机场和市区的12公里高速公路完全被高大的混凝土围墙和顶端焊接有带刺铁丝网的防护钢板所包围；透过围墙的缝隙，可以窥见两侧居民楼阳台上歪歪斜斜的防弹水泥护盾。公路尽头是被称为“绿区”（Green Zone）的政府街区和国际人士聚居地，同样为混凝土防爆墙和铁丝网所环绕，检查站林立；仅有的三个出口由美国和格鲁吉亚军人把守，无通行证者不得入内。在底格里斯河东岸的逊尼派聚居区阿宰米耶（Adhamiyah），一道5公里长、3.5米高的“巴格达墙”将老朽破败的居民楼围得密不透风。至于云集有数百万什叶派人口的河东区和萨德尔区，几乎每条小巷都只有一个出入口，另一端则被3.7米高的T形钢筋水泥防护墙封住。这种表面为涂鸦和招贴画所覆盖的T形墙被称为“布雷默墙”——以2003年美军驻伊临时管理机构（CPA）首任行政长官保罗·布雷默命名。我有时不禁怀疑，伊拉克人是否把全国所有的水泥都用来建造“布雷默墙”、隔离护栏和反坦克路障了，这才导致1/3以上的巴格达市民依旧蜗居在历史超过50年的危楼中。
在《世界是平的》出版之后11年，我在巴格达见到了一个与书中的预测截然不同的空间。“布雷默墙”、武装检查站和街角巡逻的“悍马”越野车，将“世界”的定义由万里之外收缩到了肉眼可见的几十米范围内；支配人们思想和行动逻辑的不是托马斯·弗里德曼或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这样的全球化主义者，而是17世纪的英国人托马斯·霍布斯——当萨达姆·侯赛因的大利维坦崩溃之后，伊拉克的一切重新回到了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孤独、贫穷、肮脏、残忍和短命回来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也回来了。人们依靠宗教、部落、民族认同和民兵组织的庇佑来摆脱对暴死的恐惧，国家、国际组织和文化多元主义在这里统统沦为“他者”。乘车穿行在“布雷默墙”林立的巴格达街头，使人想起加拿大学者托马斯·霍默-迪克森（Thomas Homer-Dixon）在《环境稀缺与全球安全》中的谶言：“车里坐着北美、欧洲、崛起中的环太平洋地区以及其他个别国家，它们身处风和日丽的后工业时代，举办贸易峰会、享受计算机和信息高速公路。车外则是其他地区的人们，两者走在完全不同的方向上。”
距今1/4个世纪以前，历时42天的“沙漠风暴”作战宣告了“冷战”走向尾声。伊拉克成为旧世界最后的注脚，也是“美国第一”（American Primacy）年代最初的祭品。1992年，弗朗西斯·福山发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以不容辩驳的口吻为即将到来的世纪勾勒出了方向——“角斗场上的竞争者只剩下一个人，那就是自由民主制——个人自由和人民主权的学说”；它的胜利使普遍均质社会的到来成为必然，人类将分享同质化的政治体制、经济模式和基于自由市场的全球资源，时间和空间将失去意义。而作为“冷战”胜利者的美国，无疑是这样一个封闭时空中唯一和最后的霸权国。在那之后的十几年里，通过经济领域的全球化、政治层面的扩大结盟以及安全事务中的“人道主义干预”，美国正凭借其前无古人的权势冗余，一步步地将福山的规划付诸实践。而在第一次海湾战争后勉强幸存下来的萨达姆政权，最终未能逃脱被清算的命运，在2003年的“伊拉克自由”作战中被连根拔起，死无葬身之地。
又过了13年，我们已经看到这出独角戏的终局：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新的“冷战”阴影正在美国和俄罗斯之间滋生。朝鲜核危机、海洋权益争端以及形形色色的安全两难冲击着亚洲国家之间的互信，也使华盛顿被迫放弃引以为豪的战略机动性，“重返”亚太。希腊债务危机和中东难民的涌入导致了欧洲联盟的内部分裂，连带促成英国宣布“脱欧”。而在“阿拉伯之春”的焦点地带伊拉克和叙利亚，旷日持久的内战最终孕育出了恐怖主义恶魔“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L），并使整个世界处在其阴影之下。来自人口、地理、历史和宗教的反击，正在不断穿透那个被认为已经凝固的时空：历史仍在重复，历史远未终结。
100年前，奥斯曼帝国治下阿拉伯人的起义奠定了今日中东的基本版图；100年后，中东的“最初之人”正在日益远离华盛顿那些“最后之人”所向往和兜售的生活方式。从炮火连天的阿勒颇，到高墙林立的巴格达，再到刚刚被空袭光顾的萨那，新的全球政治觉醒并不对应“历史终结之后”的后现代困惑，而是回到了现代性开启之初的霍布斯式语境。如同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在《对话》中的发问：“一个深渊去了，另一个深渊来了……每一个都是一堵墙，每一个都让我闭起双眼。”
地理的报复
在伊拉克的第二个星期，我抽出时间造访了瓦西特省省会库特（Kut）。100年前，查尔斯·汤森少将指挥的英印军第6师在这里被土耳其军队全歼，造成“一战”协约国在中东战场最惨痛的一次失利。而我的下榻之处，就在此次战役最激烈的争夺点谢赫萨阿德（Sheikh Sa'ad）。入夜以后，人口稀少的乡村仅余星星点点的灯光，万顷平原向四面八方的延展仅凭肉眼就可以清晰捕捉到；毫无遮挡的土地从近在咫尺的底格里斯河河道一路覆盖向西，在月光映照下犹如宁静的海平线，仿佛可以凭速度轻松穿越。一瞬间，“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古希腊语意为“诸河之间”）这个佶屈聱牙的地理名词被赋予了具体的空间形象——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中下游之间，一块纺锤形的冲积平原提供了耕种用地、养殖场所、灌溉条件等易于形成定居城市群落的一切有利要素；同时也缺乏天然地理屏障，无险可守。前者奠定了伊拉克在历史上少数和平时期的财富和人口基础，后者则使其沦为来自西部、北部和东部贫瘠地带的入侵者的战利品，并形成了威廉·麦克尼尔笔下毫无正面评价可言的高压法律——官僚系统。
“地理政治学之父”麦金德（Sir. Halford J.Mackinder）在20世纪初注意到，大航海时代欧洲人对世界之“西”与“东”的划分大致以苏伊士地峡作为中轴；而位于地峡和南亚次大陆之间的新月形地带，即习称的“中近东”，在早期文明史上一直是最脆弱的地理版块。它的灌溉河流和绿洲虽然催生过阿卡德这样的煊赫帝国，但也使海湾和通海河流无法对舰船锁闭，在不同时期曾先后遭受来自地中海、黑海和印度洋的觊觎。而在大陆内部，从中亚延伸到波斯湾的荒原对游牧民族的骆驼和马队是最理想的军事通道，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塞尔柱人和蒙古人、“背教者”尤里安和“壮丽者”苏莱曼，都在这里留下过印记。海洋与大陆入侵者周期性的渗入，乃至海陆力量间长达数百年的进攻和退却，造就了全世界宗教和民族状况分布最为复杂、最不易于被单一势力或目标统合成整体的地理边缘——黎凡特（Levant）。
巴格达城给我的最初印象，并不是林立的清真寺圆顶、萨达姆·侯赛因时代遗留的浮夸雕塑，抑或两层奥斯曼式小楼外加装的木制雕刻窗（Mashrabiya）。从离开巴格达国际机场的第一分钟起，我的视野就被形形色色的“墙”切割成为无数不相连的碎片：连接机场和市区的12公里高速公路完全被高大的混凝土围墙和顶端焊接有带刺铁丝网的防护钢板所包围；透过围墙的缝隙，可以窥见两侧居民楼阳台上歪歪斜斜的防弹水泥护盾。公路尽头是被称为“绿区”（Green Zone）的政府街区和国际人士聚居地，同样为混凝土防爆墙和铁丝网所环绕，检查站林立；仅有的三个出口由美国和格鲁吉亚军人把守，无通行证者不得入内。在底格里斯河东岸的逊尼派聚居区阿宰米耶（Adhamiyah），一道5公里长、3.5米高的“巴格达墙”将老朽破败的居民楼围得密不透风。至于云集有数百万什叶派人口的河东区和萨德尔区，几乎每条小巷都只有一个出入口，另一端则被3.7米高的T形钢筋水泥防护墙封住。这种表面为涂鸦和招贴画所覆盖的T形墙被称为“布雷默墙”——以2003年美军驻伊临时管理机构（CPA）首任行政长官保罗·布雷默命名。我有时不禁怀疑，伊拉克人是否把全国所有的水泥都用来建造“布雷默墙”、隔离护栏和反坦克路障了，这才导致1/3以上的巴格达市民依旧蜗居在历史超过50年的危楼中。
在《世界是平的》出版之后11年，我在巴格达见到了一个与书中的预测截然不同的空间。“布雷默墙”、武装检查站和街角巡逻的“悍马”越野车，将“世界”的定义由万里之外收缩到了肉眼可见的几十米范围内；支配人们思想和行动逻辑的不是托马斯·弗里德曼或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这样的全球化主义者，而是17世纪的英国人托马斯·霍布斯——当萨达姆·侯赛因的大利维坦崩溃之后，伊拉克的一切重新回到了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孤独、贫穷、肮脏、残忍和短命回来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也回来了。人们依靠宗教、部落、民族认同和民兵组织的庇佑来摆脱对暴死的恐惧，国家、国际组织和文化多元主义在这里统统沦为“他者”。乘车穿行在“布雷默墙”林立的巴格达街头，使人想起加拿大学者托马斯·霍默-迪克森（Thomas Homer-Dixon）在《环境稀缺与全球安全》中的谶言：“车里坐着北美、欧洲、崛起中的环太平洋地区以及其他个别国家，它们身处风和日丽的后工业时代，举办贸易峰会、享受计算机和信息高速公路。车外则是其他地区的人们，两者走在完全不同的方向上。”
距今1/4个世纪以前，历时42天的“沙漠风暴”作战宣告了“冷战”走向尾声。伊拉克成为旧世界最后的注脚，也是“美国第一”（American Primacy）年代最初的祭品。1992年，弗朗西斯·福山发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以不容辩驳的口吻为即将到来的世纪勾勒出了方向——“角斗场上的竞争者只剩下一个人，那就是自由民主制——个人自由和人民主权的学说”；它的胜利使普遍均质社会的到来成为必然，人类将分享同质化的政治体制、经济模式和基于自由市场的全球资源，时间和空间将失去意义。而作为“冷战”胜利者的美国，无疑是这样一个封闭时空中唯一和最后的霸权国。在那之后的十几年里，通过经济领域的全球化、政治层面的扩大结盟以及安全事务中的“人道主义干预”，美国正凭借其前无古人的权势冗余，一步步地将福山的规划付诸实践。而在第一次海湾战争后勉强幸存下来的萨达姆政权，最终未能逃脱被清算的命运，在2003年的“伊拉克自由”作战中被连根拔起，死无葬身之地。
又过了13年，我们已经看到这出独角戏的终局：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新的“冷战”阴影正在美国和俄罗斯之间滋生。朝鲜核危机、海洋权益争端以及形形色色的安全两难冲击着亚洲国家之间的互信，也使华盛顿被迫放弃引以为豪的战略机动性，“重返”亚太。希腊债务危机和中东难民的涌入导致了欧洲联盟的内部分裂，连带促成英国宣布“脱欧”。而在“阿拉伯之春”的焦点地带伊拉克和叙利亚，旷日持久的内战最终孕育出了恐怖主义恶魔“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L），并使整个世界处在其阴影之下。来自人口、地理、历史和宗教的反击，正在不断穿透那个被认为已经凝固的时空：历史仍在重复，历史远未终结。
100年前，奥斯曼帝国治下阿拉伯人的起义奠定了今日中东的基本版图；100年后，中东的“最初之人”正在日益远离华盛顿那些“最后之人”所向往和兜售的生活方式。从炮火连天的阿勒颇，到高墙林立的巴格达，再到刚刚被空袭光顾的萨那，新的全球政治觉醒并不对应“历史终结之后”的后现代困惑，而是回到了现代性开启之初的霍布斯式语境。如同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在《对话》中的发问：“一个深渊去了，另一个深渊来了……每一个都是一堵墙，每一个都让我闭起双眼。”
地理的报复
在伊拉克的第二个星期，我抽出时间造访了瓦西特省省会库特（Kut）。100年前，查尔斯·汤森少将指挥的英印军第6师在这里被土耳其军队全歼，造成“一战”协约国在中东战场最惨痛的一次失利。而我的下榻之处，就在此次战役最激烈的争夺点谢赫萨阿德（Sheikh Sa'ad）。入夜以后，人口稀少的乡村仅余星星点点的灯光，万顷平原向四面八方的延展仅凭肉眼就可以清晰捕捉到；毫无遮挡的土地从近在咫尺的底格里斯河河道一路覆盖向西，在月光映照下犹如宁静的海平线，仿佛可以凭速度轻松穿越。一瞬间，“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古希腊语意为“诸河之间”）这个佶屈聱牙的地理名词被赋予了具体的空间形象——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中下游之间，一块纺锤形的冲积平原提供了耕种用地、养殖场所、灌溉条件等易于形成定居城市群落的一切有利要素；同时也缺乏天然地理屏障，无险可守。前者奠定了伊拉克在历史上少数和平时期的财富和人口基础，后者则使其沦为来自西部、北部和东部贫瘠地带的入侵者的战利品，并形成了威廉·麦克尼尔笔下毫无正面评价可言的高压法律——官僚系统。
“地理政治学之父”麦金德（Sir. Halford J.Mackinder）在20世纪初注意到，大航海时代欧洲人对世界之“西”与“东”的划分大致以苏伊士地峡作为中轴；而位于地峡和南亚次大陆之间的新月形地带，即习称的“中近东”，在早期文明史上一直是最脆弱的地理版块。它的灌溉河流和绿洲虽然催生过阿卡德这样的煊赫帝国，但也使海湾和通海河流无法对舰船锁闭，在不同时期曾先后遭受来自地中海、黑海和印度洋的觊觎。而在大陆内部，从中亚延伸到波斯湾的荒原对游牧民族的骆驼和马队是最理想的军事通道，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塞尔柱人和蒙古人、“背教者”尤里安和“壮丽者”苏莱曼，都在这里留下过印记。海洋与大陆入侵者周期性的渗入，乃至海陆力量间长达数百年的进攻和退却，造就了全世界宗教和民族状况分布最为复杂、最不易于被单一势力或目标统合成整体的地理边缘——黎凡特（Lev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