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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首先介绍了中西传统文化的制定与起源，并对其进行了基本的阐述和介绍。通过介绍了两者的不同之后，在此基础上，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客观的经济形势与现的需要，都进一步推动了国内学者加强对西方民主理论的研究。同时，还客观的提出了当前研究所存在的问题，为下一步的研究提供奠定基础。
关键词 政治学理论 西方政治思想史 政治文化 比较研究
一、西方的幽黯意识与制度设定
西方文化有着悠久的性恶论传统。性恶论的人性假定构成了基督教原罪学说中浓重的幽黯意识。所谓幽黯意识就是：发自对人性中或宇宙中有始俱来的种种黑暗势力的正视和省悟，因为这些黑暗势力根深蒂固，这个世界才有缺陷不完满，而人的生命才有种种丑恶种种遗憾。这种对人生和宇宙中阴暗面的正视并不代表价值上的认同。实际上，这种幽黯意识是以强烈的道德感为出发点的。这种源于希伯莱宗教的性恶论传统区别于中外形形色色的现实主义政治哲学，也与西方现代功利主义和道德唯我论迥异其趣，后者在价值上接受人的私欲和私利，并以此为前提去考虑个人与社会的问题，但幽黯意识却在价值上否定人的私利和私欲，然后在此基础上求其防堵、求其疏导和化弥。因此幽黯意识对现实社会常有批判和反省作用。
以幽暗意识的出发点，基督教不相信人在世界上有体现至善的可能，因为人有根深蒂固的堕落性。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神的恩宠，人有获得拯救的可能，但人永远不能像神那样臻于至善，人神之间永远横亘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因此，从基督教看来，人既不可能神化，人世间也不可能有“完人”。人神不可通约也反映出超越秩序与世俗秩序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世俗秩序依靠超越秩序提供价值动力支持和参照系。
人性恶的假定和幽黯意識的浸淫反映到社会政治制度设计上则可能加强对人的提防特别是对掌握世俗权力的人的提防，因为人有堕落的可能故而任何完人和神人都是不存在的。人性既然是不可靠的，权力在人手中极容易变成一种十分危险的东西，道德沉沦的前提普遍存在于每一个人心中，不因地位高低权力大小而有例外。有权人的罪恶性跟一般平民的堕落性没有什么两样。在阿克顿爵士看来，权力既然由人产生，它便具有无法消解的毒素，因此，权力诱易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使人腐化。可以这样假定：每一种社会秩序的类型都以人性的特殊设定和估价为前提，对人性的不同认识和评价，关系到文化共同体中人们行为的自律与他律。自由与秩序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关系到选择何种社会调整方式去达到社会秩序。这种对统治者的心存疑虑和对掌有权力的人之人性根基的堕落假定形成了一种社会共识，即权力有可能恶性膨胀和自行腐败。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文化中自柏拉图始便存有至善论的传统，这一传统同样导演出不同类的制度安排。
二、中国的主德、重德与人格自修
中国古代社会，国家政治结构上的家国同构，社会关系结构以伦理关系为基础，使人们道德观念的形成、道德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与人们的行为密切联系在一起，追求人格的道德完善，强调君主和臣民道德人格自修，“身国共治”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大民族特色。
中国古代封建国家是君主的家天下，君主专制制度和君主的主观要求强化政治权力的目的性，使伦理关系同政治关系合为一体，因而将道德与政治融为一体。德治治国方略使君主以伦常道德观念对臣民进行道德教化，以保证统治秩序和统治者的利益。道德教化的内容、原则、方式方法，都以君主和臣民的个体道德人格自修为导向。虽然孔子的伦理政治学所确定的人格层次分为君子、臣吏、凡人几个分界，但各个层次都以个体本位的道德人格自修为导向。道德教育和向先贤时贤的“思齐”，也都是从道德人格自修出发，以此为基础、为归宿。
德治理论和治国方略引导统治者对上、对下都以“德”求之，都以道德人格的自我完善为标准。一方面，按照君子人格论，主张治国依靠君王和群臣在社会道德和政治伦理道德上的高尚，具有“仁德之主”的品格品德人格，强调“正己”——以身作则的身教教化达到国治，抑止或消除“小人”作乱；另一方面，主张加强对百姓进行道德规范——纲常教育，以使民众循规蹈矩，成为顺民。两方面结合起来，成为治国理政的基础，成为国家、社会安定的社会政治条件。
以道德人格自修为取向的“教化”，是君主治国实行“德治”方略的重要方面，社会基础方面。通过教化改造民性，是董仲舒所言设立的政治堤防，其意不在塑造民众道德人格，而在使民众就范于三纲五常之序，这是为政者的“大务”。
以道德教化得民心的治国方略，治民之策，是以儒家的人性理论为基础为依据的。孔子只讲过“性相近，习相远”作为他教育学说的根据。孟子发展为性善论被作为教化治民治国的理论依据。孟子认为人生而具有“良知”、“良能”的善的本性。孟子认为，物欲是外物利欲对人心的诱惑，对私人物欲的追求会使人损伤甚至失去“善”性而有恶行，思想堕落。因此，他要求人们要行善除恶，既要加强道德教化，更要加强自身修养，做到“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使仁义礼智等道德观念深入人心，自天子以至庶民，以“修身”为起点、基础和条件，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
德治治国方略以个体道德人格自修为基点，有其历史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结构的缘由，在其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建构上，虽有历史之功，然而，从历史过程来看，并非是合理的选择。作为反映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具有民族特色的内容，其道德自律原则仍可作为现代政治管理各主体非制度约束机制和全民族思想道德建设的自主自为的行为准则之一。在现代社会，实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同时，实行以德治国，也是必要的。然而，其反民主的治民政治导向和德治为主、法治为辅的治国方略方向则是不可取的。
总体说来，中国固有文化的主流总体上有至善论的倾向。作为文化主流的儒家特有一种人人皆可成尧舜的成德成圣思想倾向，对人性作了正面肯定，认为人人皆有善端，并有向善发展的无限可能，人性至善是通过修炼即内省和践行的功夫达到的，从而把人的内在超越与天人合一的宇宙秩序联系起来。通过内在超越达到天下大治是政治思维的基本点，这内圣外王可以看出传统政治秩序的人治性质，它引申不出一套完备的法律制度从而实施对权力的制约的现代宪政观念。而力图把一切控制手段都伦理化，在此基础上把一切手段都泛政治化。 中西政治文化各有短长、各有利弊得失，需要对中西政治文化进行比较研究。这种比较并不是论高下，而是要通过比较找出我们的不足，找出差距，开阔思路、寻求对策；通过比较，取长补短、减少失误，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科学理论，推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步伐。同时也使我们看到，中西政治文化的比较只有在全部人类文化的综合视野中才有可能得到一致性的意义。
三、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
（一）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前沿课题
我国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科的发展受益于改革开放的推动，学术研究的进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改革开放的进程。国门打开之后，中国逐渐摆脱封闭自守的状态，西方各种价值观念、思想流派蜂拥而至。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如何区分西方政治思想的精华与糟粕，比较中西政治思想发生形态、演化特征等问题进入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改革开放作为富民强国的基本国策，具有较强的经济效率导向，随着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经济发展的社会政治效应逐渐显现。国内方面，社会经济的发展导致各种新兴阶层、群体的出現，社会价值观念日渐多元化，社会冲突趋于增加；国际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自由主义思潮开始在发展中国家广泛传播。面对上述国内外形势，如何从学理上批判自由主义的价值倾向，考察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争论；如何吸收西方民主理论的合理元素，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整合社会多元利益，便成为西方政治思史研究的前沿课题。（1）中西政治思想比较。国人对西方政治思想的关注，源于中西两种政治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比较中西方政治思想的差异与共性，不仅有利于加深对西方政治文明的了解，而且有助于借鉴吸收将我国传统文化转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思想资源。（2）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争论。作为完整的政治观，自由主义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逐步转变为西方政治思想的主流。但自由主义并非西方唯一正宗的传统，在主流政治思想内部存在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的争论。（3）西方民主理论的基本形态及其借鉴价值。我国的改革开放不仅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它还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应。随着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人民的权利意识不断增强，政治参与的愿望空前高涨。
（二）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科取得了长足发展，研究领域日渐拓展，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但暴露的问题也不容忽视，主要表现为学科基础地位不稳固，学术研究和方法缺乏创造性。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科基础不稳固具体表现为，在学术队伍方面，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专业人员较少，学者间难以形成稳定的分工。这一问题在高校规模不断扩张的形势下显得尤其突出。在学科点建设方面，国内中外政治思想的硕士点、博士点主要分布于综合性重点大学和少数师范院校，且主要集中于东部省份。在学科点总数逐步增加的同时，其分布结构失衡现象日益凸现。在学科依托方面，国内专业性政治学期刊相对较少，不能适应我国政治学学科的发展趋势，国内学者缺少思想交流的平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国内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出版了近百本教材、专著和辞书，但学术含量并不尽如人意。学术创造性不足具体表现为，重复研究较为严重，难以在学科知识积累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以国内出版的教材为例，相当一部分采用思想家社会背景介绍加代表性著作解读的模式编写，缺乏总体性结构设计。方法论创新是学术创新的重要条件，必须坚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原则之下，科学借鉴西方学者的理性主义方法、文献学方法。
参考文献：
[1]张灏.幽黯意识与民主传统[M].台北巨流出版公司，1985.
[2]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M].北京三联书店，1994.
[3]柏维春.政治文化传统[M].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75-176.
关键词 政治学理论 西方政治思想史 政治文化 比较研究
一、西方的幽黯意识与制度设定
西方文化有着悠久的性恶论传统。性恶论的人性假定构成了基督教原罪学说中浓重的幽黯意识。所谓幽黯意识就是：发自对人性中或宇宙中有始俱来的种种黑暗势力的正视和省悟，因为这些黑暗势力根深蒂固，这个世界才有缺陷不完满，而人的生命才有种种丑恶种种遗憾。这种对人生和宇宙中阴暗面的正视并不代表价值上的认同。实际上，这种幽黯意识是以强烈的道德感为出发点的。这种源于希伯莱宗教的性恶论传统区别于中外形形色色的现实主义政治哲学，也与西方现代功利主义和道德唯我论迥异其趣，后者在价值上接受人的私欲和私利，并以此为前提去考虑个人与社会的问题，但幽黯意识却在价值上否定人的私利和私欲，然后在此基础上求其防堵、求其疏导和化弥。因此幽黯意识对现实社会常有批判和反省作用。
以幽暗意识的出发点，基督教不相信人在世界上有体现至善的可能，因为人有根深蒂固的堕落性。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神的恩宠，人有获得拯救的可能，但人永远不能像神那样臻于至善，人神之间永远横亘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因此，从基督教看来，人既不可能神化，人世间也不可能有“完人”。人神不可通约也反映出超越秩序与世俗秩序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世俗秩序依靠超越秩序提供价值动力支持和参照系。
人性恶的假定和幽黯意識的浸淫反映到社会政治制度设计上则可能加强对人的提防特别是对掌握世俗权力的人的提防，因为人有堕落的可能故而任何完人和神人都是不存在的。人性既然是不可靠的，权力在人手中极容易变成一种十分危险的东西，道德沉沦的前提普遍存在于每一个人心中，不因地位高低权力大小而有例外。有权人的罪恶性跟一般平民的堕落性没有什么两样。在阿克顿爵士看来，权力既然由人产生，它便具有无法消解的毒素，因此，权力诱易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使人腐化。可以这样假定：每一种社会秩序的类型都以人性的特殊设定和估价为前提，对人性的不同认识和评价，关系到文化共同体中人们行为的自律与他律。自由与秩序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关系到选择何种社会调整方式去达到社会秩序。这种对统治者的心存疑虑和对掌有权力的人之人性根基的堕落假定形成了一种社会共识，即权力有可能恶性膨胀和自行腐败。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文化中自柏拉图始便存有至善论的传统，这一传统同样导演出不同类的制度安排。
二、中国的主德、重德与人格自修
中国古代社会，国家政治结构上的家国同构，社会关系结构以伦理关系为基础，使人们道德观念的形成、道德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与人们的行为密切联系在一起，追求人格的道德完善，强调君主和臣民道德人格自修，“身国共治”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大民族特色。
中国古代封建国家是君主的家天下，君主专制制度和君主的主观要求强化政治权力的目的性，使伦理关系同政治关系合为一体，因而将道德与政治融为一体。德治治国方略使君主以伦常道德观念对臣民进行道德教化，以保证统治秩序和统治者的利益。道德教化的内容、原则、方式方法，都以君主和臣民的个体道德人格自修为导向。虽然孔子的伦理政治学所确定的人格层次分为君子、臣吏、凡人几个分界，但各个层次都以个体本位的道德人格自修为导向。道德教育和向先贤时贤的“思齐”，也都是从道德人格自修出发，以此为基础、为归宿。
德治理论和治国方略引导统治者对上、对下都以“德”求之，都以道德人格的自我完善为标准。一方面，按照君子人格论，主张治国依靠君王和群臣在社会道德和政治伦理道德上的高尚，具有“仁德之主”的品格品德人格，强调“正己”——以身作则的身教教化达到国治，抑止或消除“小人”作乱；另一方面，主张加强对百姓进行道德规范——纲常教育，以使民众循规蹈矩，成为顺民。两方面结合起来，成为治国理政的基础，成为国家、社会安定的社会政治条件。
以道德人格自修为取向的“教化”，是君主治国实行“德治”方略的重要方面，社会基础方面。通过教化改造民性，是董仲舒所言设立的政治堤防，其意不在塑造民众道德人格，而在使民众就范于三纲五常之序，这是为政者的“大务”。
以道德教化得民心的治国方略，治民之策，是以儒家的人性理论为基础为依据的。孔子只讲过“性相近，习相远”作为他教育学说的根据。孟子发展为性善论被作为教化治民治国的理论依据。孟子认为人生而具有“良知”、“良能”的善的本性。孟子认为，物欲是外物利欲对人心的诱惑，对私人物欲的追求会使人损伤甚至失去“善”性而有恶行，思想堕落。因此，他要求人们要行善除恶，既要加强道德教化，更要加强自身修养，做到“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使仁义礼智等道德观念深入人心，自天子以至庶民，以“修身”为起点、基础和条件，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
德治治国方略以个体道德人格自修为基点，有其历史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结构的缘由，在其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建构上，虽有历史之功，然而，从历史过程来看，并非是合理的选择。作为反映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具有民族特色的内容，其道德自律原则仍可作为现代政治管理各主体非制度约束机制和全民族思想道德建设的自主自为的行为准则之一。在现代社会，实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同时，实行以德治国，也是必要的。然而，其反民主的治民政治导向和德治为主、法治为辅的治国方略方向则是不可取的。
总体说来，中国固有文化的主流总体上有至善论的倾向。作为文化主流的儒家特有一种人人皆可成尧舜的成德成圣思想倾向，对人性作了正面肯定，认为人人皆有善端，并有向善发展的无限可能，人性至善是通过修炼即内省和践行的功夫达到的，从而把人的内在超越与天人合一的宇宙秩序联系起来。通过内在超越达到天下大治是政治思维的基本点，这内圣外王可以看出传统政治秩序的人治性质，它引申不出一套完备的法律制度从而实施对权力的制约的现代宪政观念。而力图把一切控制手段都伦理化，在此基础上把一切手段都泛政治化。 中西政治文化各有短长、各有利弊得失，需要对中西政治文化进行比较研究。这种比较并不是论高下，而是要通过比较找出我们的不足，找出差距，开阔思路、寻求对策；通过比较，取长补短、减少失误，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科学理论，推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步伐。同时也使我们看到，中西政治文化的比较只有在全部人类文化的综合视野中才有可能得到一致性的意义。
三、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
（一）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前沿课题
我国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科的发展受益于改革开放的推动，学术研究的进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改革开放的进程。国门打开之后，中国逐渐摆脱封闭自守的状态，西方各种价值观念、思想流派蜂拥而至。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如何区分西方政治思想的精华与糟粕，比较中西政治思想发生形态、演化特征等问题进入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改革开放作为富民强国的基本国策，具有较强的经济效率导向，随着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经济发展的社会政治效应逐渐显现。国内方面，社会经济的发展导致各种新兴阶层、群体的出現，社会价值观念日渐多元化，社会冲突趋于增加；国际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自由主义思潮开始在发展中国家广泛传播。面对上述国内外形势，如何从学理上批判自由主义的价值倾向，考察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争论；如何吸收西方民主理论的合理元素，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整合社会多元利益，便成为西方政治思史研究的前沿课题。（1）中西政治思想比较。国人对西方政治思想的关注，源于中西两种政治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比较中西方政治思想的差异与共性，不仅有利于加深对西方政治文明的了解，而且有助于借鉴吸收将我国传统文化转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思想资源。（2）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争论。作为完整的政治观，自由主义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逐步转变为西方政治思想的主流。但自由主义并非西方唯一正宗的传统，在主流政治思想内部存在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的争论。（3）西方民主理论的基本形态及其借鉴价值。我国的改革开放不仅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它还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应。随着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人民的权利意识不断增强，政治参与的愿望空前高涨。
（二）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科取得了长足发展，研究领域日渐拓展，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但暴露的问题也不容忽视，主要表现为学科基础地位不稳固，学术研究和方法缺乏创造性。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科基础不稳固具体表现为，在学术队伍方面，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专业人员较少，学者间难以形成稳定的分工。这一问题在高校规模不断扩张的形势下显得尤其突出。在学科点建设方面，国内中外政治思想的硕士点、博士点主要分布于综合性重点大学和少数师范院校，且主要集中于东部省份。在学科点总数逐步增加的同时，其分布结构失衡现象日益凸现。在学科依托方面，国内专业性政治学期刊相对较少，不能适应我国政治学学科的发展趋势，国内学者缺少思想交流的平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国内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出版了近百本教材、专著和辞书，但学术含量并不尽如人意。学术创造性不足具体表现为，重复研究较为严重，难以在学科知识积累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以国内出版的教材为例，相当一部分采用思想家社会背景介绍加代表性著作解读的模式编写，缺乏总体性结构设计。方法论创新是学术创新的重要条件，必须坚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原则之下，科学借鉴西方学者的理性主义方法、文献学方法。
参考文献：
[1]张灏.幽黯意识与民主传统[M].台北巨流出版公司，1985.
[2]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M].北京三联书店，1994.
[3]柏维春.政治文化传统[M].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75-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