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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比廖信忠先生提前15分钟到达康定路上的Coffee Groupies，这里大门敞开，像是邻舍的家，40平方米的地方，6张小桌，一溜吧台座，没有刻意的精致或距离感，咖啡机的声响混杂着收旧货的摇铃音。有位上海大叔进来要了杯美式，坐下看报。只是一站地铁的距离，静安寺的兴旺香火就成了市民的人间烟火。听说，廖信忠每天都来这里报到。
他来了，斯文干净，背着台南特产的帆布包，礼貌地叫我老师，礼貌地称呼“您”，照常点了杯美式，赶上10点之前的特价15元。在这一带住了5年的廖信忠，因为去年的一次采访，得知了Coffee Groupies，“这是上海性价比最高的咖啡馆，咖啡很正，也是我社交的地方，不过如果咖啡30元一杯，那我也就不来了。”
每天中午12点半，廖信忠步行10分钟到咖啡馆，待上一个半小时，不写书，不工作，纯聊天。每天中午，总有在附近居住或工作的同一批人默契地聚在这里，六七个人一字排开，占满吧台，跳跃散漫地聊着，有一句没一句，偶尔这群“聊友”也会约着一起吃晚饭。咖啡馆下午5点半关门，老板Derek—熟客称他老德—开始自己烘焙咖啡豆。中午饭点，熟客们有时会叫水饺或盖浇饭的外卖，混搭拿铁和美式。
廖信忠喜欢这种混搭的趣味，但他总是吃完午饭来，一碗面配一碟上海烤麸。上海菜的咸甜，伴随着他成长的记忆。台北家的楼下就有一对上海老夫妻开的餐厅，那时对大陆的认知很懵懂，但味蕾却已熟悉。
1977年，廖信忠出生于被赶出联合国的“风雨飘摇”的台湾。在台北上学、服兵役、工作，后知后觉，跌跌撞撞，同龄人用功读书的时候，他在玩，大学4年，他读了6年；同龄人感觉到生活重担的时候，他浑然不觉。2007年10月，30岁的一记爱情冲动，他带着从光碟教材里学来的“古早味”沪语，从台湾来到上海。说到这里，他笑了笑，分手的结局在意料之中。2008年金融危机，他被裁员，可不打算回台湾，“还是有点不甘心吧”，他并非存有什么野心和理想，倒是出于实际的考量，反正台北也没什么好机会。
2008年年中，他失业，从长宁区搬到现在居住的静安区，刚好有大把时间泡天涯论坛。他想起每年来大陆旅行，常被人问起诸如“为什么台湾‘立法院’经常打架”的符号化问题，去书店搜罗一圈，发现记述台湾平凡人故事的书籍特别少，于是就开始在天涯上连载自己眼中台湾百姓的故事—从他出生那一年起，台湾乃至世界上发生的大事件如何微妙影响到台湾人的柴米油盐。连载第二天，居然就火了，并引起了出版社的兴趣。
这个不远看将来、不忧虑前方的台湾小伙，第一次下了“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他的第一本书《我们台湾这些年》经过一年多的编审，删去5万字，终于在2009年出版。因为这本书的畅销，名利迅猛向他袭来，之后的两年里，他说自己“变得骄傲、挥霍”，被媒体捧得不知轻重，“毫无计划地花钱，却想不起花在了哪里。”所幸，刚刚出版的第二本书《台湾这些年所知道的祖国》因为审查达两年之久，给了他缓冲的时间，“哇，如果第二本书紧接着第一本出版，我的骄傲会膨胀得更厉害。”
等待第二本书的编审，是廖信忠来到上海后最难熬的日子，挫败忐忑。有那么一阵子，他每天待在Coffee Groupies。开业不久的咖啡馆，生意也不见起色，他和老德坐在店里，惺惺相惜地大眼瞪小眼，谁也不知道他们等待的答案和客人几时会来。廖信忠害怕将来每一本书都要经历不确知的编审，每天码字泡咖啡馆的轻松生活开始显露危机，于是他决定再找些事做。2014年1月开始，廖信忠在淘宝开店，销售自己的手工巧克力，采购、制作、包装、发货到客服，一人全包，他的微信名字叫：巧克力贩子。3月底，他接到总编电话，说书已经在印刷厂，挂了电话，躲进厕所大哭一场。
廖信忠的书收取了两极化的反馈。他不介意批评，因为“知道自己只能代表某个群体的看法”，他想说的是，这几十年，不管是台湾，还是大陆，柴米油盐的生活都一样，大家都过得不容易。而廖信忠在上海的这7年，虽然因为写作，生活变得开阔，却渐渐体会到同龄人经历过的“责任”二字，“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我以前的日子太轻松了，现在没什么好叫苦的，我已经比大多数人爽很多了。”
廖信忠的生活范围很小，以家为中心，方圆500米，“我连静安寺都不去，可是我喜欢走路，有时候在徐家汇吃完饭，我就走回家（6公里不到）。”他每天9点起床，读一点书。书看得杂，最近的都和食物相关。接着练琴，出于好玩，3年前重新拾起了小时候学过的钢琴技能。中午在家附近吃个饭，12点半左右去Coffee Groupies报到。一个半小时后，回家做巧克力，包装、发货、做淘宝亲，6点下班。晚饭后休息一下，8点开始码字两个小时，接着又开始做巧克力，直到凌晨1点。
他请咖啡馆的朋友们试吃，也曾寄卖，只是现在“店大欺客”，订单的量超出了他一个人的承受范围。有时订单一多或者要出差为新书宣传，他就把产品下架一周，消化完了再上架，“有一次，报社记者找不到我，竟然在阿里旺旺上给我留言，我的自动回复是‘亲，我出差一周，不能立刻回复’。”
7年前来到上海，廖信忠对大陆的流行语就丝毫没有违和感，偶然提到江西宜春，他就迅速接茬：“哎，就是那座一直叫春的城市。”冒出一句过时的上海话时，他会告诉你，张曼玉在《花样年华》里就是这么说的。说他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并不准确，因为他既不打算和台湾人抱团，也没当自己是一个外来者，而是和生活的这个社区、城市共同经历伤痛与变迁。“11·15胶州路大火”，距离他的住处很近，和每一个上海市民一样，他关心，他哀痛，头七那天，他加入了市民们自发组成的哀悼洪流。前几年的反日游行，他也有近距离观察。事实上，他对大陆有强烈的热情，从苏北到东北中俄边境，他都颇感兴趣，“我想知道为什么大陆人说苏北是阿姨和民工的故乡”，于是就在宿迁、徐州、阜阳、淮北一带住了一阵。
廖信忠什么样的朋友都有，他懂得以上海人的方式拿捏分寸，比如咖啡馆的闲聊群，大家不会过于亲密，更不会越界交谈，能交往多深，能聊多深，彼此心里有一份默契的分寸感。
因为故乡距离遥远，所以会有惦念；因为对所在处有陌生感，所以才有乡愁。这两点在廖信忠身上，都被稀释了，如果有乡愁，至多也就是台湾小吃，他形容为一种可怕的心魔和冲动，每三四个月回一次台湾，都会惊喜地吃到新发明的小吃，以至曾经是仪仗队成员的挺拔身材一去不返。
上午11点半，附近经营艺术培训的聊友Steven来了，看到廖信忠，说：“你今天来早了。”没错，不过廖信忠准备先出去吃个午饭，在上海最舒服的时节，梅雨未至，热度刚好，阳光从茂密的梧桐叶中溜进来。如果不是因为拍摄，他会趿双凉拖，穿条短裤，过两个街口，去一家平民的上海餐厅吃一碗浇头面。
吃完回到咖啡馆，聊友们竟然没有出现，他拿出新换的智能手机，乐此不疲地投入Megapolis游戏。老德看他一眼：“他就是个大男孩，没人的时候打游戏，有人的时候搭搭讪。”
（摘自《人物》）
他来了，斯文干净，背着台南特产的帆布包，礼貌地叫我老师，礼貌地称呼“您”，照常点了杯美式，赶上10点之前的特价15元。在这一带住了5年的廖信忠，因为去年的一次采访，得知了Coffee Groupies，“这是上海性价比最高的咖啡馆，咖啡很正，也是我社交的地方，不过如果咖啡30元一杯，那我也就不来了。”
每天中午12点半，廖信忠步行10分钟到咖啡馆，待上一个半小时，不写书，不工作，纯聊天。每天中午，总有在附近居住或工作的同一批人默契地聚在这里，六七个人一字排开，占满吧台，跳跃散漫地聊着，有一句没一句，偶尔这群“聊友”也会约着一起吃晚饭。咖啡馆下午5点半关门，老板Derek—熟客称他老德—开始自己烘焙咖啡豆。中午饭点，熟客们有时会叫水饺或盖浇饭的外卖，混搭拿铁和美式。
廖信忠喜欢这种混搭的趣味，但他总是吃完午饭来，一碗面配一碟上海烤麸。上海菜的咸甜，伴随着他成长的记忆。台北家的楼下就有一对上海老夫妻开的餐厅，那时对大陆的认知很懵懂，但味蕾却已熟悉。
1977年，廖信忠出生于被赶出联合国的“风雨飘摇”的台湾。在台北上学、服兵役、工作，后知后觉，跌跌撞撞，同龄人用功读书的时候，他在玩，大学4年，他读了6年；同龄人感觉到生活重担的时候，他浑然不觉。2007年10月，30岁的一记爱情冲动，他带着从光碟教材里学来的“古早味”沪语，从台湾来到上海。说到这里，他笑了笑，分手的结局在意料之中。2008年金融危机，他被裁员，可不打算回台湾，“还是有点不甘心吧”，他并非存有什么野心和理想，倒是出于实际的考量，反正台北也没什么好机会。
2008年年中，他失业，从长宁区搬到现在居住的静安区，刚好有大把时间泡天涯论坛。他想起每年来大陆旅行，常被人问起诸如“为什么台湾‘立法院’经常打架”的符号化问题，去书店搜罗一圈，发现记述台湾平凡人故事的书籍特别少，于是就开始在天涯上连载自己眼中台湾百姓的故事—从他出生那一年起，台湾乃至世界上发生的大事件如何微妙影响到台湾人的柴米油盐。连载第二天，居然就火了，并引起了出版社的兴趣。
这个不远看将来、不忧虑前方的台湾小伙，第一次下了“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他的第一本书《我们台湾这些年》经过一年多的编审，删去5万字，终于在2009年出版。因为这本书的畅销，名利迅猛向他袭来，之后的两年里，他说自己“变得骄傲、挥霍”，被媒体捧得不知轻重，“毫无计划地花钱，却想不起花在了哪里。”所幸，刚刚出版的第二本书《台湾这些年所知道的祖国》因为审查达两年之久，给了他缓冲的时间，“哇，如果第二本书紧接着第一本出版，我的骄傲会膨胀得更厉害。”
等待第二本书的编审，是廖信忠来到上海后最难熬的日子，挫败忐忑。有那么一阵子，他每天待在Coffee Groupies。开业不久的咖啡馆，生意也不见起色，他和老德坐在店里，惺惺相惜地大眼瞪小眼，谁也不知道他们等待的答案和客人几时会来。廖信忠害怕将来每一本书都要经历不确知的编审，每天码字泡咖啡馆的轻松生活开始显露危机，于是他决定再找些事做。2014年1月开始，廖信忠在淘宝开店，销售自己的手工巧克力，采购、制作、包装、发货到客服，一人全包，他的微信名字叫：巧克力贩子。3月底，他接到总编电话，说书已经在印刷厂，挂了电话，躲进厕所大哭一场。
廖信忠的书收取了两极化的反馈。他不介意批评，因为“知道自己只能代表某个群体的看法”，他想说的是，这几十年，不管是台湾，还是大陆，柴米油盐的生活都一样，大家都过得不容易。而廖信忠在上海的这7年，虽然因为写作，生活变得开阔，却渐渐体会到同龄人经历过的“责任”二字，“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我以前的日子太轻松了，现在没什么好叫苦的，我已经比大多数人爽很多了。”
廖信忠的生活范围很小，以家为中心，方圆500米，“我连静安寺都不去，可是我喜欢走路，有时候在徐家汇吃完饭，我就走回家（6公里不到）。”他每天9点起床，读一点书。书看得杂，最近的都和食物相关。接着练琴，出于好玩，3年前重新拾起了小时候学过的钢琴技能。中午在家附近吃个饭，12点半左右去Coffee Groupies报到。一个半小时后，回家做巧克力，包装、发货、做淘宝亲，6点下班。晚饭后休息一下，8点开始码字两个小时，接着又开始做巧克力，直到凌晨1点。
他请咖啡馆的朋友们试吃，也曾寄卖，只是现在“店大欺客”，订单的量超出了他一个人的承受范围。有时订单一多或者要出差为新书宣传，他就把产品下架一周，消化完了再上架，“有一次，报社记者找不到我，竟然在阿里旺旺上给我留言，我的自动回复是‘亲，我出差一周，不能立刻回复’。”
7年前来到上海，廖信忠对大陆的流行语就丝毫没有违和感，偶然提到江西宜春，他就迅速接茬：“哎，就是那座一直叫春的城市。”冒出一句过时的上海话时，他会告诉你，张曼玉在《花样年华》里就是这么说的。说他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并不准确，因为他既不打算和台湾人抱团，也没当自己是一个外来者，而是和生活的这个社区、城市共同经历伤痛与变迁。“11·15胶州路大火”，距离他的住处很近，和每一个上海市民一样，他关心，他哀痛，头七那天，他加入了市民们自发组成的哀悼洪流。前几年的反日游行，他也有近距离观察。事实上，他对大陆有强烈的热情，从苏北到东北中俄边境，他都颇感兴趣，“我想知道为什么大陆人说苏北是阿姨和民工的故乡”，于是就在宿迁、徐州、阜阳、淮北一带住了一阵。
廖信忠什么样的朋友都有，他懂得以上海人的方式拿捏分寸，比如咖啡馆的闲聊群，大家不会过于亲密，更不会越界交谈，能交往多深，能聊多深，彼此心里有一份默契的分寸感。
因为故乡距离遥远，所以会有惦念；因为对所在处有陌生感，所以才有乡愁。这两点在廖信忠身上，都被稀释了，如果有乡愁，至多也就是台湾小吃，他形容为一种可怕的心魔和冲动，每三四个月回一次台湾，都会惊喜地吃到新发明的小吃，以至曾经是仪仗队成员的挺拔身材一去不返。
上午11点半，附近经营艺术培训的聊友Steven来了，看到廖信忠，说：“你今天来早了。”没错，不过廖信忠准备先出去吃个午饭，在上海最舒服的时节，梅雨未至，热度刚好，阳光从茂密的梧桐叶中溜进来。如果不是因为拍摄，他会趿双凉拖，穿条短裤，过两个街口，去一家平民的上海餐厅吃一碗浇头面。
吃完回到咖啡馆，聊友们竟然没有出现，他拿出新换的智能手机，乐此不疲地投入Megapolis游戏。老德看他一眼：“他就是个大男孩，没人的时候打游戏，有人的时候搭搭讪。”
（摘自《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