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卷有益”典出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六：“太宗日阅《御览》三卷，因事有阙，暇日追补之。尝曰：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太宗即赵炅（原名赵匡义），宋太祖赵匡胤的弟弟，赵匡胤去世后登基，976年至997年在位。为政21年，他的一大功绩是在科举考试中大量增加进士中式名额，多用文人执政，巩固了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并且以纂修《太平御览》等书为标志，在初创的北宋社会形成重文风气。宋太宗重视读书，留下金玉良言，在其身后一千年，“开卷有益”四个字成了勉人读书的不易座右铭。
　　然而千年之后“开卷有益”遭遇“拐角”，拐角不是拐在“开”上，而是拐在“卷”上。毫无疑问，“开卷”之所以“有益”是因为“卷”好，反之，何益之有？卷若不好，开卷就不是有没有益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害、如何害和害得如何的问题了。
　　在艺术品市场上就有这样不好的“卷”。众所周知，购买艺术品不管购买者出于何种动机，是收藏还是投资，也无论是购买古代、近现代还是当代艺术品，最重要的买到的必须是真品，如果买的是赝品，一切都无从谈起。但是判断真伪是个难题，特别是判断古代、近现代书画的真伪尤为复杂，许多有意此道者却步艺术品市场门外就是这个原因。那么怎样才能买到真品呢？艺术品市场上通行着一个最省事的做法，就是看某件艺术品是否有过出版或者著录，如果有，那就简单了，你只要拿着出版物作比对，对上了就ok，放心买就是了。有了出版物的支持，复杂的艺术品真伪判断似乎变得“一目了然”，“十分简单”，以致出现了“以书代目”、“按图索骥”这一中国艺术品市场极富“特色”的购物现象，于是大量出版物蜂拥艺术品市场，让人目不暇接……
　　但是问题接着就来了。出版物都那么靠得住？诚然，很难要求做编辑的个个都是专家，那么谁来把关这类出版物本身对收录作品真伪的判断？其实出版物出现一些问题即使在前人乃至古人的著作中也在所难免，比如1933年由长期生活在中国的美国教育家、著名中国文物专家福开森所编《历代著录画目》，这是一部重要的画目著作，但是受自身等条件限制，一些赝品也被福开森著录到了其中。再比如清代道光年间江南大收藏家、藏书家、过云楼主人顾文彬编著的《过云楼书画记》，这同样是一部重要的画史著作，但是也出现了偏颇，比如明末王时敏、恽向、杨文骢、张学曾四位画家所作《四贤山水合卷》，其中第一段（杨文骢所绘《水图》）早在康熙年间已经被人调包，因为顾文彬不知，走眼入藏并将其著录到了他的《过云楼书画记》中……当然这些都是瑕疵，两部书总体上都不错，且非编著者故意所为，有的问题本身还属于学术范畴。但是今天艺术品市场上出现的某些出版物就不是这个问题了，我举两个例子。
　　一天，江苏常州一位朋友拿来一幅潘天寿的画给我看，同时带来了一本上世纪80年代初出版的《富春江画报》。朋友的意思很明确，让我帮他参谋这幅画什么价钱可以买，而不是判别真伪，因为那本《富春江画报》上刊登过这幅画。打开一看，气息不对，再看《富春江画报》，确实刊登了这幅画。《富春江画报》是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主办的一本畅销美术刊物，选稿编稿很严格，而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内地还没有形成艺术品市场，几乎没有人仿造潘天寿的画，也就是说当年《富春江画报》刊登潘天寿假画的可能性很小，几乎不存在。那是怎么回事？我坚持我的直觉，这幅画不能买。朋友走后，我去了浙江图书馆，找到了这一期《富春江画报》，一比对，大吃一惊：浙江图书馆那本同期《富春江画报》上根本就没有潘天寿的作品！显然朋友带来的那本《富春江画报》被人动过手脚，抽芯（包括目录页）换页了！
　　第二个例子。很巧，那天我曾经的一位同事在整理核对拍品和出版物时，发现某件拍品与送拍人提供的出版物怎么也对不起来，查看书名、页码，清清楚楚，没有错。同事百思不得其解，正好相同的书橱里还有一本，他就取出那本书并翻到同一页码——这本来是无聊之举，没想到奇迹发生了：在这本书里竟然找到了这件作品！难道这本书有两个版本？这引起了同事的注意。比对后发现，果然有两个版本：两本书的封面、书名、版权页以及第一幅作品都相同，但是第一幅之后就统统换掉了！毫无疑问，这是一本“借壳牟利”的盗版书，属于出版物造假。将这样的书送到拍卖公司来“佐证”拍品是什么行为？会产生什么后果？真是无恶不作、无奇不有！
　　本来，借助一件艺术品的出版著录是为了从“艺术档案”的角度来寻找这件作品的来龙去脉，从而帮助判断这件作品的真伪，现在被利益熏心者搅局，弄得鱼龙混杂，橄榄油炒的菜和地沟油炒的菜一起上了桌，鉴别出版物居然比鉴别艺术品本身还要困难！如此乱局宋太宗若知，一定会收回他说过的“开卷有益”四个字——这样的书让人开卷何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