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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化进程的迅猛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从根本上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促进了人们个体意识的觉醒。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作家们从革命或启蒙话语转向日常生活叙事，用他们的笔墨书写出了乡村社会的生存本相，勾勒出了乡土民间的生活百态，并从底层立场还原历史本真状态，展现出乡村日常生活中的冷暖悲欢，重构了乡村社会的生活形态和审美意象。
关键词：城镇化 乡土小说 日常生活 人性书写
日常生活对于每个人来说并不陌生，无非是指包括衣食住行、柴米油盐、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等在内的最一般的生活过程。就哲学意义而言，阿格妮丝·赫勒将“日常生活”界定为“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1}，即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各种活动的总称。在文学领域，日常生活一直是非常重要的创作源泉和表现对象。自“五四”以来，伴随着日渐觉醒的个体对自身解放的追求，日常生活作为一个范畴出现在了作家的笔下。像废名、沈从文、张爱玲、李人等人的创作，注重反映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遭遇和体验，呈现出与宏大叙事不同的审美价值取向。但当时越来越严峻的改造社会的政治使命，促使刚刚觉醒的个体收敛起对于生命自由张扬的渴望，理性地参与到更为壮阔的社会变革中，承担起启蒙与救亡的时代使命。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受意识形态和现实政治的影响，“平凡的日常生活被视为革命的对立物”，“任何私人的物质追求在革命的话语中都是落后的、自私的、意志不坚定的表现”。{2}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下，个体日常生活在文学场域中因“不合时宜”而被忽视或者说被遮蔽。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农村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独立自主的个体意识不断复苏，对日常生活的表达和审视成为现代文化生活的主流形态之一。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乡土作家们开始从重大题材、宏大叙事转向世俗化的个人叙事，着力描摹乡村世界“原生态”的日常生活状况，展现乡村的家长里短、生存图景和风物人貌，凸显出人生存本相中所蕴含的人性内容，拓展和深化了乡村日常生活叙事视域。
一、书写生存本相
所谓生存本相，就是指日常生活的本来面目或者原初状态。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国家意识形态的不断松动和个体意识的日渐觉醒，文艺领域内悄然兴起一场还原生活原初状态的真，具体说就是从凡人小事中去寻觅原生状态，按照本来面目还原生活世俗美的审美革命。就乡土小说而言，新时期改革语境中的乡村叙事逐渐摆脱了主导性的社会政治话语，展开了对农民日常生活和俗世命运的描绘，文学开始向关注个体命运的日常生活渗透。像何士光的《乡场上》、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张一弓的《黑娃照相》、路遥的《人生》、贾平凹的《浮躁》、王安忆的《小鲍庄》等，从具体细微生活细节入手展现了物质生活变迁所带来的人的精神风貌的变化。这些小说中“那种处处拔高的迹象、观念先行的影子、说教的欲望以及歌颂的宏旨已渐行渐远，从左翼时期就被贴上消极落后标签的日常生活似乎在一夜之间成为80年代末期的热点”{3}。
进入90年代以后，乡土小说以回归民间立场展现乡土人生，开启了对乡村日常生活的书写。像王安忆的《姊妹们》《喜宴》、魏微的《乡村、穷亲戚和爱情》《流年》、迟子建的《雾月牛栏》《日落碗窑》等小说，展现了乡村世界原初状态的日常生活，构筑了一个完整的乡土日常生活体系。如《姊妹们》中的乡村姊妹们别出心裁地做大衣，用麦稻秆编戒指手镯，用草木灰滤了水洗头发，还经常唠叨婆家的琐碎平庸等，真实地描绘了琐碎的乡村日常生活，再现了乡村普通人的生存真相和心灵世界，字里行间蕴含着温暖质朴的人情美、人性美。《喜宴》中新人结婚，被邀请去吃喜宴，不能空手去而要带上礼金，并且礼金也有固定的标准，小说从知青的视角展现了乡村的婚嫁习俗。在长篇小说《流年》中，作者以近乎自语的方式叙述着沉淀在时间深处的日常生活，诉说着日常生活中的故事。小说里没有那种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故事，有的仅仅是一些平行的、互不相关的人物、事情、场景，一些过于琐屑、没有逻辑的幸福而枯燥的日常生活。在《日落碗窟》里，父慈子孝，夫义妇从，几代同堂，其乐融融，邻里街坊之间一团和气，互帮互助，蕴藏着浓浓的人伦之爱，呈现出一种自然自在的本真状态。在《亲亲土豆》中，一对靠着种土豆为生的平凡夫妇，相依为命，夫妻情深，即便在丈夫秦山得了绝症后，夫妻之间依然是不离不弃，同枕共眠。在这些小说里，作者面对日常的俗世生活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启蒙话语，而是采取了一种将生活还原化的客观叙述，展现出了人们日常琐碎生活中的冷暖悲欢和酸甜苦辣。
进入新世纪以来，孙惠芬、魏微、陈忠实、雪漠、荆永鸣等作家，创作出了一篇篇优秀的日常生活叙事小说，成为新世纪初一道靓丽的风景。像孙惠芬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以两位新婚乡村女性的日常生活为切入点，书写出城市化背景下的乡村日常生活现实。小说里的“歇马山庄”是辽南农村的一个缩影，每年春天年壮的村民离家外出打工，只剩下妇女、小孩和年迈的老人在家。在男性世界空缺的日子里，李平和潘桃因同病相怜而交往密切，甚至达到了形影不离的程度。小说在细腻描画中再现了当代农村女性的生存现状，真实地反映了当下乡村日常生活现实。在《生日十日谈》中，孙慧芬以探寻死亡缘由为切入点，展示出意外死亡降临过的家庭中夫妻、父子、兄弟之间的矛盾纠葛，从这里可以看到琴瑟失和、见利忘义的夫妻关系，为老不尊、为子不孝的父子关系，长幼失序、剑拔弩张的婆媳关系，见色忘义、颐指气使的兄弟关系，展现出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日常生活现实和普遍失序的社会现状。同样，雪漠的《大漠祭》以真挚的情感从日常生活细微处入手，展现出西部地区农民的日常人生，这种日常人生里面包含了许许多多的内容，如民俗民风、地域生存、心理人性、文化传统等。这些乡土书写已不再停留在文化批判、个性启蒙的意义上，不再承载“国家-民族”“革命-理想”等宏大话语，而是“以一种回到乡土生存本源的方式，消解了乡土的文化身份，还原了乡土生存的平凡、琐碎、无意义但也纯朴、温暖、生机勃勃等日常景观”{4}。
关键词：城镇化 乡土小说 日常生活 人性书写
日常生活对于每个人来说并不陌生，无非是指包括衣食住行、柴米油盐、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等在内的最一般的生活过程。就哲学意义而言，阿格妮丝·赫勒将“日常生活”界定为“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1}，即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各种活动的总称。在文学领域，日常生活一直是非常重要的创作源泉和表现对象。自“五四”以来，伴随着日渐觉醒的个体对自身解放的追求，日常生活作为一个范畴出现在了作家的笔下。像废名、沈从文、张爱玲、李人等人的创作，注重反映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遭遇和体验，呈现出与宏大叙事不同的审美价值取向。但当时越来越严峻的改造社会的政治使命，促使刚刚觉醒的个体收敛起对于生命自由张扬的渴望，理性地参与到更为壮阔的社会变革中，承担起启蒙与救亡的时代使命。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受意识形态和现实政治的影响，“平凡的日常生活被视为革命的对立物”，“任何私人的物质追求在革命的话语中都是落后的、自私的、意志不坚定的表现”。{2}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下，个体日常生活在文学场域中因“不合时宜”而被忽视或者说被遮蔽。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农村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独立自主的个体意识不断复苏，对日常生活的表达和审视成为现代文化生活的主流形态之一。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乡土作家们开始从重大题材、宏大叙事转向世俗化的个人叙事，着力描摹乡村世界“原生态”的日常生活状况，展现乡村的家长里短、生存图景和风物人貌，凸显出人生存本相中所蕴含的人性内容，拓展和深化了乡村日常生活叙事视域。
一、书写生存本相
所谓生存本相，就是指日常生活的本来面目或者原初状态。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国家意识形态的不断松动和个体意识的日渐觉醒，文艺领域内悄然兴起一场还原生活原初状态的真，具体说就是从凡人小事中去寻觅原生状态，按照本来面目还原生活世俗美的审美革命。就乡土小说而言，新时期改革语境中的乡村叙事逐渐摆脱了主导性的社会政治话语，展开了对农民日常生活和俗世命运的描绘，文学开始向关注个体命运的日常生活渗透。像何士光的《乡场上》、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张一弓的《黑娃照相》、路遥的《人生》、贾平凹的《浮躁》、王安忆的《小鲍庄》等，从具体细微生活细节入手展现了物质生活变迁所带来的人的精神风貌的变化。这些小说中“那种处处拔高的迹象、观念先行的影子、说教的欲望以及歌颂的宏旨已渐行渐远，从左翼时期就被贴上消极落后标签的日常生活似乎在一夜之间成为80年代末期的热点”{3}。
进入90年代以后，乡土小说以回归民间立场展现乡土人生，开启了对乡村日常生活的书写。像王安忆的《姊妹们》《喜宴》、魏微的《乡村、穷亲戚和爱情》《流年》、迟子建的《雾月牛栏》《日落碗窑》等小说，展现了乡村世界原初状态的日常生活，构筑了一个完整的乡土日常生活体系。如《姊妹们》中的乡村姊妹们别出心裁地做大衣，用麦稻秆编戒指手镯，用草木灰滤了水洗头发，还经常唠叨婆家的琐碎平庸等，真实地描绘了琐碎的乡村日常生活，再现了乡村普通人的生存真相和心灵世界，字里行间蕴含着温暖质朴的人情美、人性美。《喜宴》中新人结婚，被邀请去吃喜宴，不能空手去而要带上礼金，并且礼金也有固定的标准，小说从知青的视角展现了乡村的婚嫁习俗。在长篇小说《流年》中，作者以近乎自语的方式叙述着沉淀在时间深处的日常生活，诉说着日常生活中的故事。小说里没有那种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故事，有的仅仅是一些平行的、互不相关的人物、事情、场景，一些过于琐屑、没有逻辑的幸福而枯燥的日常生活。在《日落碗窟》里，父慈子孝，夫义妇从，几代同堂，其乐融融，邻里街坊之间一团和气，互帮互助，蕴藏着浓浓的人伦之爱，呈现出一种自然自在的本真状态。在《亲亲土豆》中，一对靠着种土豆为生的平凡夫妇，相依为命，夫妻情深，即便在丈夫秦山得了绝症后，夫妻之间依然是不离不弃，同枕共眠。在这些小说里，作者面对日常的俗世生活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启蒙话语，而是采取了一种将生活还原化的客观叙述，展现出了人们日常琐碎生活中的冷暖悲欢和酸甜苦辣。
进入新世纪以来，孙惠芬、魏微、陈忠实、雪漠、荆永鸣等作家，创作出了一篇篇优秀的日常生活叙事小说，成为新世纪初一道靓丽的风景。像孙惠芬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以两位新婚乡村女性的日常生活为切入点，书写出城市化背景下的乡村日常生活现实。小说里的“歇马山庄”是辽南农村的一个缩影，每年春天年壮的村民离家外出打工，只剩下妇女、小孩和年迈的老人在家。在男性世界空缺的日子里，李平和潘桃因同病相怜而交往密切，甚至达到了形影不离的程度。小说在细腻描画中再现了当代农村女性的生存现状，真实地反映了当下乡村日常生活现实。在《生日十日谈》中，孙慧芬以探寻死亡缘由为切入点，展示出意外死亡降临过的家庭中夫妻、父子、兄弟之间的矛盾纠葛，从这里可以看到琴瑟失和、见利忘义的夫妻关系，为老不尊、为子不孝的父子关系，长幼失序、剑拔弩张的婆媳关系，见色忘义、颐指气使的兄弟关系，展现出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日常生活现实和普遍失序的社会现状。同样，雪漠的《大漠祭》以真挚的情感从日常生活细微处入手，展现出西部地区农民的日常人生，这种日常人生里面包含了许许多多的内容，如民俗民风、地域生存、心理人性、文化传统等。这些乡土书写已不再停留在文化批判、个性启蒙的意义上，不再承载“国家-民族”“革命-理想”等宏大话语，而是“以一种回到乡土生存本源的方式，消解了乡土的文化身份，还原了乡土生存的平凡、琐碎、无意义但也纯朴、温暖、生机勃勃等日常景观”{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