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公车改革20年了，到现在没有什么大进展，虽说有几次波澜。什么波澜，其实是死水微澜，不过是行业或地区级政府的尝试，到了更高一级政府层面就推不动了，一句话，难！
　　今年4月，温州市政府出台新政推行公务车辆改革，引起一片质疑。指责内容无非是车改谁受益的问题。好像是补贴比较高引起公众的不平，处级干部3100/月确实是个数儿。但反过来说，难道月补500就没有人说话了？未必，我想即使补贴再少也会有人质疑，何况温州是个发达地区。问题不在这里吧？
　　我们的公务员队伍给人的印象是什么？机构庞大、大权在握、机关人员工作和收入安稳、效率吗……且不说个别部门人员吃香喝辣的灰色收入，无数人趋之若鹜地考公务员已经说明其诱惑力。能在他们头上动土，显然温州市很有胆量，在减少三公经费中做一件最难的事，值得赞赏。别看有的官员补贴拿得不少，他自己还未必满意，因为按照所得税法，这样的补贴要与工资收入合并缴纳个人所得税（例如本人的40元公交费和电话补贴都要交纳个人所得税）。改革者要面对官僚机构和社会公众两方面，绝不是一件容易事。
　　我国的改革开放，从大的方面讲，完全可以称之为革命，虽然不用这个词了。相比之下，“公车改革”这种问题，太微不足道了。公车改革好比微循环，比如手的微循环出现障碍时，会发麻，也可能与神经系统有关系，这只是肌体出现大问题的征兆，等到有了血栓时一切都晚了，有些东西是不可逆的。公车改革触动的是我国行政体制的神经末梢，痛感非常强，因为这也关系到社会稳定的另一方面，即公务员队伍的稳定，队伍不忠诚那社会不就瓦解了吗。所以公务员队伍的稳定涉及政府工作人员对自己工作责任感、自豪感、优越感、收入的满意度等等。当公车改革对他们可能有负面影响时，直接表现就是个人支出增加和便利性减少，就等于减少了他的福利，后果不言自明。
　　改革开放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工程没有先例，但公车的使用方法或条例，甚至法律在世界许多国家都是有案可查的。最新的是俄总统普京于5月19日签署一份关于“对交通工具上使用的警灯和警报器进行规范管理"的总统令正式生效。根据这条新总统令，自2012年7月1日起，俄政府办公厅将完全失去“特权车”，而俄最高法院、中央选举委员会和许多政府部长、署长都将失去“特权车” 待遇。韩国首尔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以身作则的措施解决交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便是把公车数量砍到只剩4辆。这4辆公车的分配情况是，市长一辆，3位副市长各一辆。其实所有发达国家都有公务用车的明文规定，并接受媒体和公众监督。
　　不可否认，公车改革有中国之难，但即使沉疴难愈也得治。现在的问题是所有人都清楚改革难在哪里，即改革者队伍自身的既得利益。说到动既得利益，我总想起那么一句老话，“要革命就会有牺牲”。改革需要有献身精神的支撑，改革者应该有英雄情结，也许改革者死后多年才能得到承认。可惜... ...我现今见到的英雄都是见义勇为的人，虽然他们也非常伟大。
　　温州的车改算是一个试点，是个体冲动还是上峰授意不知道，又是一次摸石头过河。我琢磨了一下生活中为什么要摸石头才能过河？一是水浑，看不见石头，要用脚去试探深浅，能摸到石头趟过去的河大多不会太深。二是有石头的地方河底会坚实一点。原来摸石头过河是风险可控的探索。可控是多不容易，看那可控核聚变工程进展多艰难，可一旦成功能源难题将一了百了。
　　无论如何，我认为温州的车改是社会进步的亮色，改革没有两面讨好的，这条浑水迟早要趟。
　　最后有一点不明。社会上关于车改的反响很大，温州官方收集群众意见的渠道来自哪里？没见到走法律程序的报道。市人大常委会的代表应该代表群众意见吧？温州市政府如果走这个渠道，于理于法都没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