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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代以来，世界糖业处于一个大发展时期：一方面传统蔗糖产地古巴、爪哇等地的甘蔗糖业大发展；另一方面欧洲甜菜糖业崛起。受其影响，东亚的糖业格局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动：东亚高寒纬度上的甜菜制糖业初步形成并得到一定发展，打破了甘蔗糖业一统东亚的格局；东亚传统甘蔗糖业大国中国正面临着严重的糖业危机，由中国主导的前近代东亚糖业格局解体；1895年以后，日本在殖产兴业的近代化过程中大力发展本国精制糖业，并积极向外开拓市场，迅速发展成为东亚重要的糖业力量；在东亚糖品市场上，日本糖、爪哇糖、英属香港糖及中国糖等四种主要糖品激烈争夺市场份额，其中日本糖及英属香港糖较为强势，逐渐形成了两强主导的东亚糖业新格局。东亚糖业格局的大变动是近代东亚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从一个侧面加深我们对近代大变局中的东亚的理解。
关键词：近代东亚，甜菜糖业，甘蔗糖业，精制糖业，糖品竞争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3）16-0016-10
近代以来，世界糖业格局处于一个大发展时期：一方面，古巴、爪哇等地甘蔗糖业大发展，引领着世界糖业的发展趋势。在1913—1925年间，古巴糖品产量增加了250多万吨，到1924—1925年度时，已达5125970吨，约占世界糖品总产额23589560吨的五分之一，成为世界糖业中的巨无霸，“伦敦之期糖市场及爪哇之爪哇糖市，其所及于世界糖市之影响，终不敌古巴糖之深切，而古巴糖之一喜一 ，能直接使纽约定期市场随之转移，间接使世界糖价为所左右”；①与此同时，在1920年代，爪哇糖业也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此时，其甘蔗亩产量达8000斤以上，年产糖达200余万吨，成为世界上重要的糖品输出国，印度、日本、中国香港和内地均为其糖品的主要输出地。②另一方面，欧洲甜菜糖业强势崛起，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重要糖业力量。自1903年起，因得到各国政府奖励金之补助，欧洲甜菜糖产量累年激增，至1914年时产额最盛，达8244000吨，占世界糖品产量的44.5%；欧战期间，产额有所下降；欧战结束后，产量逐渐恢复；到1934年时，欧洲主要产糖国的甜菜糖产量达7771262吨；1935年，已超过欧战前的最高值，达到8466890吨。③
受其影响，东亚传统糖业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动，对于这一变动情形，已有研究也有所涉及，例如，在中国方面，学界侧重于对甘蔗糖业发展危机的分析；④在日本方面，学界则尤其关注对日本糖业快速发展的述评；①在欧美方面，学界则从世界糖业经济发展角度来关注东亚地区的糖业发展及变化。②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当时日文调查资料及报刊记述为主，把东亚糖业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关照，试述其格局变动及影响，以期加深对近代大变局中的东亚的理解。
近代东亚甜菜糖业的起步主要得益于日本，日本在明治时期的殖产兴业过程中，开始注意到甜菜制糖问题，最初在北海道一带试种甜菜，但未大获成功，转而把目光投到同样纬度线上的朝鲜半岛及中国东北。③
明治维新时，日本政府于国内各种实业均力谋振兴，糖业亦在其列。不过，据调查，日本土地并不适宜种植甘蔗，于是改种甜菜，发展甜菜制糖。1875年政府将从欧洲购入的甜菜种子分发给东北各部农民，同时又在岩田地方设立小制糖厂一所。1878年，实业局长山县亲王赴法国参观赛会，顺便调查甜菜制糖方法，归国报告后，政府决定在北海道广植甜菜，并设立两家公司购买法国机器，制造甜菜糖。不过，因气候所致，制糖成绩欠佳，两家公司连年亏损，不得已先后于1895年及1910年停产。尔后，又作了进一步调查，得知兆见及高地两处雨量适宜，于是1918年重新经营，这次颇为顺利。1920年甜菜种植面积有2千多町（一町约等于15亩），产糖4千余担。随后逐年增加，到1924年时，种植面积已达1万余町，产糖30万担。④
朝鲜半岛本不产糖，其甜菜糖业是在日本殖民政府扶植下才逐渐兴起的。在1907—1912年的6年间，日本的韩国兴业公司在黄州农场进行了6年的实地试验，结果证明半岛的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适宜甜菜种植，⑤且还拥有其他方面的优势：其一，每千斤甘薯仅出百斤糖，而每千斤甜菜则出140～160斤糖；其二，朝鲜半岛工人工资低廉、燃料廉价易取；其三，从朝鲜半岛的土质及气候来看，平均每一町步可收甜菜高达7千贯，因此，朝鲜半岛的甜菜种植颇有希望。⑥到1921年时，甜菜种植面积达2405町，收获额3461万斤，产糖量有15630担。之后，一直保持这一数额；1933年时，产量则猛增到24904担。⑦
中国甜菜糖的历史较短暂，是近代由国外引进来的，并且主要集中于东北地区。1906年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闻日本儿玉源太郎描述甜菜制糖之厚利，乃于沈阳附近试作甜菜培植，成绩良好，开始引起国人注意。尤其是南满洲的辽河地区，特有的干湿气候及冲积层砂质土壤，颇适宜甜菜种植，因此，成为重要甜菜制糖区；⑧1909年，俄国人在阿什河设立阿什河制糖公司，开发甜菜制糖。⑨1916年日本满铁产业试验场试验满洲甜菜，其糖分含有量达15%；大日本制糖会社的土井昌逸考察满洲、朝鲜甜菜糖业后，认为其前途较为光明；同年12月，涩泽荣一与其他日本实业家出资1000万日元成立了南满州制糖股份公司，⑩并在沈阳建立了一个年产糖20万担的甜菜制糖工厂。该公司自业务开展起，各方面均达到预期目标：一方面满蒙及西伯利亚地区糖品需要较旺，另一方面到1918年时，甜菜栽培面积已是1916年的两倍，{11}因此，该公司又于1922年在铁岭设立一个年产30万担的制糖厂。不过，1927年因投机爪哇糖失利而停产。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该公司又实施了复兴计划。①到1937年时，日本在中国东北控制着两家制糖公司及四个制糖工厂（沈阳、哈尔滨附近各一个，另外南北满洲各一个），几乎垄断了整个中国东北的甜菜制糖事业。这些制糖工厂年生产甜菜糖约50万担，占中国东北年输入糖品数量150～160万担的三分之一。②另外，1920年山东溥益甜菜制糖厂开始制造白糖，起初仅在山东一地销售，随后很快推销河北、陕西、甘肃等省，颇受一般雇主欢迎，“只是时局动乱，不免波及，以致货价惨落，同时，又无关税保障，坐视外糖倾销，渐渐亏累不堪，屡濒危亡……至1927年济南惨案时，而被迫停产”。③
http://img1.qikan.com/qkpdf/lsgx/lsgx201308/lsgx20130803.pdf 全文查看链接 总的来看，东亚的甜菜制糖业属于新兴产业，甜菜种植主要分布日本东北、朝鲜半岛及中国东北等高寒纬度上，这与东亚地区的甘蔗种植在地域上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对比，甘蔗多生长在热带及亚热带地区，而甜菜多生长在高寒地区。另外，从甜菜糖业的发展状况来看，虽然其与东亚历史较久的甘蔗糖业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不过，甜菜种植及制糖已初具规模，这既打破了甘蔗糖业一统东亚的糖业旧格局，无疑也为东亚糖业发展注入了一定的活力。
1.从传统糖品输出大国到进口大国：中国甘蔗糖业的危机
中国甘蔗糖的历史较为久远，自唐朝从印度引进熬糖法开始，到宋代糖霜制法（王灼《糖霜谱》1164年），再到明代双辊压蔗法及黄泥淋糖法（宋应星《天工开物》1637年），蔗糖生产技术日渐完备。明清时期，中国向外输出了熬糖技术及大量糖品，并在东亚处于领先地位。19世纪中后期，在世界糖业力量发展及中国境遇变迁的背景下，甘蔗糖业日渐萎缩，20世纪初，已存在严重的生存危机。④
在1895—1937年间，就中国几个重要糖品产地⑤的产销情况来看，糖品贸易萎缩成为常态。首先，据历年海关年报的统计，1870—1875年间为汕糖向国外出口的黄金时代，⑥然而，在20世纪初，栽蔗产糖近两千年的珠江三角洲却放弃了糖的生产。⑦其次，台糖向外输出以日本为主，在1868—1895年间，台糖输入日本的总额占同时期日本进口总额的69.55%，达619万担，与内地进口台湾718万担的总额仅差100万担。⑧然而，在1895—1931年间，中国台湾、内地以及日本之间的食糖贸易，变成了以日本为主导的三角贸易：由台湾种植甘蔗，生产原料粗糖，将这种粗糖运往日本本土加工成精糖，再将此糖销往中国内地，日本逐步形成了一种以外向型经济贸易战略为主导的掠夺性的多边经贸机制。⑨第三，闽糖产量仅次于广东及台湾，省内甘蔗产地主要集中在漳州、福州、福宁等地区，其中漳州府最多。⑩前近代，闽南糖业仅龙溪一县年产90万元，南靖、海澄两县年产72万元，晋江、同安、南安三县年产20万元，并且糖品“畅销于华北各埠”。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天灾、地变、人祸层出不穷，经济崩溃，闽南蔗糖事业亦渝至破产之境地”。{11}最后，川省糖产在清末民初之际达300多万担，跃居全国首位，其销售格局以川省内为主，兼及邻近各省，其中外销以输出两湖地区的桔糖为大宗；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外糖的侵逼下，川省桔糖在两湖的销售额有所下降，但因两湖地区偏好桔糖，因此，川省桔糖销售并未中断，其糖品销售结构未发生较大变化。
总的来看，1895年前，国内糖品贸易的主要格局是南部及西南部中国糖品均能自足；北部中国所需糖品皆由粤、闽及台三地供应，天津港为其集散市场；两湖地区的桔糖均由川省供应，汉口为其集散市场。就东亚糖品贸易格局来看，中国为东亚的最大糖品输出国，几乎垄断整个东亚的糖品贸易。1895年以后，随着中国糖业重镇台湾被日本占领以及世界糖业的大发展，中国糖品贸易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动：国外市场尽失；仅在区域内市场销售；且外糖大量涌入中国市场。①糖品贸易格局的转变既是中国甘蔗糖业危机的重要表现之一，也标志着由中国主导的东亚糖业旧格局的瓦解。
2.从糖品输入国到精制糖业强国：近代日本精制糖业的快速发展
从日本糖业发展历程来看，明治前期，日本糖业仍处于手工阶段，无论是制糖方法，还是耕作方式，均较简拙，仅为一般农家的副业而已。②据统计，在1868—1878年间，日本输入糖品共约5.65亿斤，价值2000余万日元，其中“自中国输入者十之九，他国输入者十之一”。③在占领东亚糖业重镇台湾之后，日本在台糖基础上大力发展精制糖业，并着力向外开拓市场，进而成为东亚糖业强国，改变了东亚传统的糖业格局。
甲午战后，日本本部精制糖业开始起步。1896年日本制糖有限公司成立，随后，神户、新高及盐水港等制糖公司相继成立。欧战以前，日本有制糖厂5所，每日约能制炼精糖17800担；欧战以后，据日本年鉴统计，日本本部有糖品公司7家：大日本、台湾、明治、帝国、新高、盐水港、大正。大日本制糖公司及台湾制糖公司规模最大，各有糖厂3所；其次为明治制糖公司与大正制糖公司，各有糖厂两所；其余3家公司各有糖厂1所，13所糖厂日产糖32000余担。④
与此同时，日本也大力发展台湾糖业，1901年，儿玉源太郎采纳了新渡户稻造的改进台湾糖业建议，制定了促进台湾糖业发展的基本政策。⑤例如，“台湾糖业奖励规则”（1902年）、⑥“台湾糖业奖励规则施行细则”（1903年）、“台湾制糖场取缔规定”（1905年）、“台湾蔗苗取缔规则”（1905年）、“台湾甘蔗中间苗圃设置规则”（1924年）。⑦这些带有保护性及强制性的制度，在引进蔗苗、改良蔗种；设置试验研究机关、改良栽培方法、防除病虫害；奖励补助蔗苗之灌溉排水工事、改善原料蔗糖收获方法；建立新式糖厂、改良制糖方法等方面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另外，日本政府又通过减税、帮助获得土地、协助建立制糖厂、建设窄轨铁路以及市场保护等方式，鼓励日本国内企业家到台湾去投资糖业，从而推动台湾糖业现代化的进程。⑧“自1907年后，甘蔗业大加改善，大规模新式糖厂之设立者渐多，1910—1911年已有新式糖厂21所，产能在6130吨”。⑨例如，近代日本糖业界之巨擘——日本明治制糖股份公司，该公司由涩泽荣一、森村市左卫门、小川□吉、武井守正、浅田正文、相马半治、植村澄三郎、山本直良等人于1906年12月在台湾创设，初创资本仅500万日元，资力一般，然而在政府扶植下，在1936年前后，其资本竟达4800万日元，公积金达2200万日元，制造工厂不下20所，总支店遍及日本本岛及其殖民地，且关系到日本整个金融的正常运行，成为日本糖业界的龙头公司。⑩
在日本政府的大力扶植下，日本本部精制糖业及台湾糖业均呈迅猛发展趋势，糖品产量也急剧增加。1909年全日本的糖产已达450万担左右，1931年创历史新高达1925万担，仅在20年内就增长4倍以上。而在糖品统计当中，台湾糖产所占比重达九成以上，1909年产量达300万担，到1932年达1600万担，创造新的糖产记录。①
http://img1.qikan.com/qkpdf/lsgx/lsgx201308/lsgx20130803-1.pdf 全文查看链接 综上所述，在此一阶段，日本精制糖业在利用中国台湾及爪哇廉价粗糖的基础上，迅速发展起来，一方面满足国内糖品需求，另一方面积极向外开拓市场，其国外市场主要是中国市场，精糖输出数量由1906年的70万担逐渐增加到1935年的400多万担，并且在中国市场上大力拓展糖品销售，②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糖品市场上乃至东亚糖品市场上的一个重要竞争者。这既彻底改变了传统的中日糖品贸易格局，也改变了近代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市场上的糖品竞争格局，日本糖业成为东亚糖业的重要一极。
爪哇糖品进入中国的时间最早，这主要得益于中国的南洋商人，他们发现糖品贸易的厚利，着力将爪哇糖品输入中国。据统计，1895年前从爪哇输入中国的糖品占外糖总输入量的80%。③之后不久，英国在香港设立机制精糖厂，并由太古、怡和两洋行来经销，1905年左右，英属香港糖品独霸着上海、天津、汉口等重要港口城市的外糖销售额。日俄战争后，日本机制糖业快速发展，逐渐打破了爪哇糖及香港糖统治中国糖品市场局面。20世纪最初的30年内，爪哇、英属香港、日本等糖商在东亚市场上，尤其是中国市场上展开了全面的竞争。
1.20世纪头十年的中国东北市场
明清时期，东北市场上的糖品供应均来自南中国，20世纪初，随着外糖输入范围的扩张，东北市场上出现中国糖、俄国糖、英属香港糖及日本糖竞争的局面。例如，1908年哈尔滨糖品输入总额计41947担，价值214776两；1909年计71430担，价值408777两，其供货商主要为俄国之阿什河制糖公司、英国之太古洋货及日本之三井物产公司。④1910年新民府输入糖品25228担，价值234233元，在输入的18种糖品中，英国占6种，1997担，价值19249元；国产糖品有9种，22484担，价值207705元；日本占3种，700担，价值7278元。在新民府，国产糖虽然占到绝对的优势地位，不过英日已把糖品推销到东北的更远地区。⑤1909年俄国人在阿什河设立阿什河制糖公司，开发甜菜制糖。1914年欧战爆发，受其影响，欧洲甜菜糖输出断绝，甘蔗糖供给困难，世界糖价飞涨。不过，战争却给日糖创造了独霸中国市场乃至东亚市场的绝佳机遇。在中国东北市场上，俄国因忙于战争而无暇顾及该地的甜菜制糖，日本则大力发展中国东北甜菜制糖业。
2.20世纪20年代的中部及南部中国市场
一战前，在中部及南部中国市场上，主要是英属香港糖与爪哇糖之间的争夺，而英属香港糖占据首位。战时，日本借助英国无暇顾及中国市场的机遇，大力拓植中国市场。战后，日本成为英属香港糖在中国市场上的主要竞争对手。例如，在1918—1920年间，中国精糖市场为英属香港货及日本货所垄断。“太古公司规模最大，有自备之船只以为运货之用，且于内地各埠广设支店，自置堆栈，肆行销售……以地理及其他关系立于有利之地位”。作为后起者的日本糖商，“大日本制糖、明治制糖及台湾制糖三会社，常相互联合，组成一种‘加迭尔’大行商略，纵遇损失亦不惜贬本求售，其损失则求价于日本内地”。在其积极的开拓政策指导下，“日糖颇能蚕食香港糖之贩路，除福州以南各埠外，日糖之势力已渐与香港糖并驾齐驱”。⑥1923年，明治、台湾、盐水港、大日本、新高、帝国等6家制糖公司积极拓展中国市场，同年向中国输出糖品价值达2000万日元，其中以输往上海为主，占日本输出糖品的七成。并且，在上海市场上，日本的明治、台湾、大日本3家公司同英属香港太古、怡和进行激烈角逐。日方为了争取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拟提议协定输华糖品的色泽标准，不过因日糖商内部竞争激烈而未能商定。⑦1925年，因爪哇糖输入增加，日糖退居第三位，不过1926年日糖输入中国的数量有所增加，达300万担左右。①
1927年青岛事件发生后，国内掀起“反日之经济绝交运动”，上海糖商从保障自身利益出发，于同年8月设立一个拍卖市场（即日糖公卖处，对日糖实施限价政策，规定具体交易日期），并一致禁止与日本交易，这个市场的开设给日本糖市以重大打击，同年日本输入中国市场的糖品减少16%以上，此拍卖市场于1928年初撤销。②同时，上海中国糖商也采取仿造日糖商标及在日糖中混入廉价爪哇糖进行销售的办法打击日糖进口，据同年10月22日上海电称：上海约60家中国精糖商把爪哇糖与日本糖按照5比2的比例混合制成劣等产品，仿造日本精糖会社的商标进行出售，致使最近数月日糖输入上海市场的数量比平常剧减一半。③这些手段不仅使1927年同期的日糖输入额骤减一半，“1927年东糖进口车白糖705681包，赤砂8323包，冰糖28548箱，合计742552包，较1926年统计减少464238包”，④而且也严重损伤了日糖声誉，给日糖输入中国市场带来较大威胁。
3.20世纪30年代中国市场上的日糖销售及外糖竞争
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国内发生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对日糖输华产生较大冲击，而其他外商则借机拓展市场。例如，据1932年1月23日大阪市产业部发布天津港日糖销售情况来看，之前，在该港外糖输入总量中，日糖占六成，其余是爪哇、吕宋、香港等糖品，然而，1931年抵制日货运动发生后，香港糖品下调价格，积极拓展市场，而日糖销路日渐萎缩，从事日糖代销的中国批发商转而代销香港糖，同时爪哇糖品输出的也相当引人注目。⑤1933年，印度政府实施以自足为目的的国内糖品增产计划，新设官民共建的精糖公司，并提高外糖输入关税，从而导致每年输入印度170～200万吨糖品的爪哇糖商不得不另外开拓市场。⑥爪哇糖业代表在考察中日糖业现状之后，认为日本由于输出成本加大、技术停滞、抵制日货运动等原因，致使其输入中国的糖品由1931年前每年的400万担骤减为170万担，因此努力开拓中国市场，并计划在上海新设精制糖厂。⑦1935年，如何处理台湾过剩糖品问题，成为日本糖业界关注的重点。日本糖商极力主张向中国输出，而中国东北市场容量仅为150万担，其他150～200万担需要在中部及南部中国市场上找到销路。不过，因中国国内抵制日货运动、广东政府的食糖专卖政策及爪哇滞存糖品对中国市场的投放等因素，日糖销售极为迟滞。⑧因此，日本使用低价倾销政策，以求打开销售市场，而这一举措立即引起一轮削价竞争。荷印政府（爪哇当局）因其糖品大受日本倾销政策之影响，也实行削价政策，成效显著，仅5、6两月，爪哇经香港转销华南各地糖品已达10吨，同时，其他各地糖商亦得政府协助源源不断来华倾销。⑨1937年初，虽然中日外交依然不明朗，然而日中贸易则比较顺畅，日糖输出自1936年10月以来，呈增长势头。不过，香港太古制糖厂因日糖进逼及原料购买困难而遭受较大打击，面临停产危机，是故提出与日本糖业联合会及日糖公司订立“中国糖品输出协定”，要求协定输华糖品价格、分割中国市场销售区域。日方予以断然拒绝，称日本糖业联合会既无权协定日本国内供应量，也无能力与糖品输出公司订立协定；两者制糖原料虽同为爪哇糖，但是由于结算单位不一，而无法在价格上予以协定；分割中国市场，不合外交惯例。①
http://img1.qikan.com/qkpdf/lsgx/lsgx201308/lsgx20130803-2.pdf 全文查看链接 总的来看，爪哇、英国及日本三地糖商之间的争斗，加剧了东亚糖品市场竞争局势，并逐渐形成了以日糖及英属香港糖为主导的东亚糖业新格局。但是，这一新格局的形成是以牺牲中国糖品市场份额为代价的，中国糖业则出现了严重的产销危机。②
相比较而言，糖业不如棉业、丝业、茶业、盐业等行业对国民经济那么重要，然而作为经济产业中一个非常基础的部分，它的变动对国民经济结构优化、区域经济发展均产生一定的影响。
1.就日本方面而言，外向型糖业经济的形成给日本对外贸易格局及国内经济近代化均产生一定的影响
从德川幕府时期开始，尤其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政府一直致力于本国糖业经济的发展，然而，受自身自然条件的限制，并未能走上着力培育本土甘蔗种植，发展糖业经济，进而成为糖业大国的发展道路。1895年日本占领东亚重要产糖地中国台湾以后，利用台湾的植蔗基础，大力扶植台湾甘蔗种植，并投入巨资在台湾建立起一大批机制糖厂，从而达到日本国内糖品供需平衡。与此同时，并利用爪哇大批量廉价原料糖，大力发展本土的机制精糖业，积极向外开拓市场，尤其是中国市场，从而形成外向型糖业经济，进而成为东亚糖业大国。外向型的糖业经济不仅改变了日本在糖品贸易中的逆差地位，而且给近代日本挣得了巨额的外汇收入，为国内经济近代化积累了发展资本。
从中日贸易数额及种类来看，糖品在中日贸易中的地位是极其显著的。1916年，在日本对华十大输出品调查中，棉丝63842489日元、棉织品34813963日元、糖品12620626日元、煤及焦炭6557950日元、火柴5213681日元、纸类4678426日元、木材3823643日元、铜（块、锭及线）2813273日元、针织品2505344日元、海带及精加工海带2308384日元，③糖品在日本对华输出品中高居第三。1924年前后，从日本输入中国的商品数额来看，棉货居第一位，为输入总值的32.94%，而糖品则又高居第二位，为输入总值的8.65%。④日糖倾销中国内地，并保持持续增长的势头，推动了日本对中国内地贸易连年顺差的趋势，使其成为日本以国家贸易促进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⑤因此，东亚糖业格局的变动，不仅仅对中国糖业发展产生较大影响，而且也对中日间贸易格局的转变以及日本国内产业格局优化、经济近代化等方面均产生深远影响。
2.就中国方面而言，国糖在东亚糖业格局中的地位变动给中国外贸格局及政府的糖业政策均带来较大的冲击
从中外贸易角度来看，糖品贸易一直在中外贸易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尤其是在近代中日贸易之中，其地位更加显著。20世纪以来外糖进口数量剧增，每年均有巨额资财流失。1914年农商总长张謇在报告指出近年中国糖业日渐衰落，年进口糖品价值达3000万两，以致巨额资财流失。⑥又据调查，1920年外糖进口为500万担，“民国十九年（1930年）糖品进口值1.33多亿元，居中国进口货之第二位……现在中国人每人所消耗之糖量，为世界各国之最低者，故在未来十年之中所需之糖量，或再加倍，亦在意料之中，是时每年糖品（进口）之价值可达2.7亿元之巨”。⑦1931年6月24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并通过实业部长孔祥熙的“制糖国营案”提案，该提案指出糖、蚕丝、茶向为中国的大宗输出品，现在糖在输入洋货中仅次于棉布，排在第二位，价值突破1亿元。①1933年，又据财政部食糖运销管理委员会主席梁和钧称，年来外糖输入统计年可达六七千万元，位居进口贸易的第三位。
中外糖品贸易累年的巨额逆差，迫使中方在政策上作出调整，以应危局。1931年，国民政府试图借助古巴糖业势力来完成“制糖国营计划”。1月12日，实业部长孔祥熙提议“兴办国营精糖事业案”，“拟从制炼精糖入手，暂将进口粗糖（原料糖）免税，以期先将制造品输入国变为输入原料自造国”；选择古巴的原因有两点：其一“侨居古巴商人罗胞强为振兴本国糖业起见，特联络古巴糖商回国投资”；其二“古巴为美洲弱小国家，投资我国，政治上亦不至具有野心”。②5月9日，国民政府实业部与古巴夏湾拿国际糖公司在南京签订了国际制糖公司有关合同。③5月24日，经政治会议、立法院审查通过，获正式承认。根据协议，实业部接受古巴资本资助，建立国营制糖工厂，进而收买中国内地外人经营的制糖公司，计划实行食糖专卖制度。中国以发行公债形式从古巴获得营业资金500万美元，在上海建立日产糖1000吨的大制糖工厂，500万美元的公债年利八分，偿还期限为事业开始后五年。另外，古巴承诺贷与中国购买原料糖资本1500万美元，也以公债形式贷入，年利六分，偿还期限为前500万偿还完后15年内结清。在营业方面，由古巴人充任会计副主任及技术副主任职位。④政府这一糖业统制举动引起各方面的反对，爪哇糖商认为其是一大威胁加以抵制；日本糖商认为其是一个较大打击予以阻挠；而在中国方面，因古巴糖的进入妨碍了国糖的发展，合同见诸报端之后，立即引起上海市糖业同业公会的抵制，该公会对合约的逐条内容进行抨击，如用人权旁落、利息过高、进口原料及机器的高额回扣、质押过重等等，得出结论是“纵观是项合同，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有百害而无一利，且最关紧要之买卖大权拱手让人，任其把持，实属违反国营之原则”，⑤最后致使这项计划不了了之。⑥
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拟以上海市商会成立上海糖业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为契机，再一次借助外糖势力实施糖业统制计划。1935年2月，上海市商会发起“由全体会员依照现行公司法，组织上海糖业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为推销国糖机关，以厚力量而利复兴，资本30万元，一次收足，业经开始营业”，⑦并呈请实业部早日实施国糖统制政策。国民政府以此为契机再次计划实施糖业统制，该计划为在中国各主要都市设立糖业合作所分店或代理店，铺设一个全国销售网络，而外糖输入则需本所许可。⑧5月15日，国民政府出台统制法，实行糖业统制，糖品买卖需要得到财政部许可，禁止商人一切自由糖品贸易，并计划组织成立资本300万元（政府出资25%，中外糖商融资75%）的半官半民的中华食糖公司（总部设在上海，在中国各大城市设立办事机构），⑨并设置食糖运销管理委员会来执行中央统制政策，委员长为梁和均（广东籍，旧税关官僚），委员有建远公司董事黄江泉（福建籍，爪哇华侨）、冯锐（广东籍，广东省建设厅农林局长）、周绍文（国定税则委员会副会长）等人。⑩然而，这一举措被日本糖商认为是“建远一派”排斥日本的阴谋，{11}上海的日本糖商组织成立上海糖商协会，提出坚决抵制决议，向大使馆及上海总领事馆陈请处理方案；又联合太古、洋行及其他欧系糖商行共12家联名发表声明予以反对；同时，日本糖业联合会致电日本外务省请其从中阻止。①与此同时，香港太古、怡和两洋行就该公司成立问题向委员长梁和钧及财政部长孔祥熙提出抗议；上海华商也群起反对，在华商糖业会议上，就食糖专卖问题，有42票反对，2票弃权。②在中外糖商的抵制下，中华食糖公司胎死腹中。
http://img1.qikan.com/qkpdf/lsgx/lsgx201308/lsgx20130803-3.pdf 全文查看链接 与此同时，广东省政府率先实施实施糖业统制。③1934年，广东省政府实施制糖事业直营计划，拟新设4个精糖、粗糖工场，极力防遏外糖输入。同年5月，省建设厅农林局长冯锐发表广东省糖业统制计划。④1935年，广东省划定广州、惠阳、潮汕、徐闻、琼崖为甘蔗营造区域，先由省当局供给蔗本与农民，收获时再出资收买；蔗种或购自菲律宾，或出自省立农业试验所；机器购自美国、捷克。广东省政府订立振兴糖业计划，实施糖货统制，将一切制糖工业收归省营后，糖业稍有进步之象。⑤然而，限于国内政争、匪乱、苛刻的税捐以及制糖成本低廉外糖的挤兑，其成效极为有限。⑥
面对“外糖进、国糖退”的局面，中央及地方政府采取的糖业统制措施，虽然碍于时局动荡及国力不济等因素，而未能取得预期成效。不过，这些努力为抗日战争时期（1942—1944年）政府在大后方实施食糖专卖政策提供了实践经验，⑦战时食糖统制政策的成功⑧在一定程度与其不无关联。⑨
1895—1937年东亚糖业格局的变动，既与近代世界糖业大发展同步，又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欧洲甜菜糖业的崛起，不仅在欧洲市场上逐渐挤掉了甘蔗糖品的市场份额，而且也努力开拓东亚市场，受其影响，东亚高寒纬度上的甜菜制糖业兴起并初步发展，打破了甘蔗糖业一统东亚的局面。古巴甘蔗糖业的迅猛发展，逐渐垄断了世界上最大的糖品消费市场——美国市场，并左右着世界糖品价格的走势。爪哇甘蔗糖业的快速发展，加剧了东亚糖业格局的变动幅度，一方面爪哇糖商积极开拓南亚（主要是印度）及东亚市场，抢占市场份额，另一方面，为东亚精制糖业发展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原料糖品，如英属香港精制糖业及日本精制糖业均依赖于爪哇原料糖品。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东亚传统甘蔗糖大国的中国不仅国外市场份额尽失，而且国内市场份额也被大量侵夺，而日本糖业则借机快速发展起来，成为东亚糖品市场上的重要竞争者。与此同时，前近代由中国甘蔗糖业主导的东亚糖业旧格局被日本及英属香港的机制糖业主导的新格局所取代。
台湾糖业在东亚糖业格局的变动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台湾糖业是一个外向型产业，其糖品销售市场均在产区以外，在1868—1895年间，台糖的销售市场以中国内地及日本为主，尤其是中国内地，年均进口台糖达24万担，内地的烟台、天津、上海、宁波、牛庄等港口均以输入台糖为主；日本在此期间进口台糖总额占其同期输入外糖总额的69.55%，达619万担。⑩因此，可以认为在此一阶段台糖对于维持中国糖业在东亚市场上的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它一方面满足了中国内地市场的糖品需求，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糖品向外输出的重要力量之一。然而，在1895—1937年间，台湾糖业的“发展红利”完全被日本攫取，虽然它与内地市场的关系没有割断，但是已经成为日本多边糖品贸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成为日本扭转其在东亚糖业格局中劣势地位的关键因素。
无论是扶植糖业发展，还是保护国内糖品市场份额，政府均扮演着重要角色。就日本方面而言，日本政府一方面从种植甘蔗、甜菜入手，借助一系列扶植及刺激政策，推动本国糖业发展；另一方面是采取利用外部廉价原料糖品手段来扶持本国机制糖业发展。就中国方面而言，晚清政府及北京政府也曾因严重的糖业危机而关注甘蔗糖业改良问题，但是受诸多因素限制，而未能走上奖励甘蔗种植、改良制糖技术、提高糖品质量、争夺糖品市场份额的发展途径；19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在提高进口糖品关税的同时，也试图利用外糖势力来发展糖业，不过因中外糖商的抵制而未获成功。另外，无论是从欧洲甜菜糖业的崛起历程来看，①还是从东南亚甘蔗糖业的快速发展来看，②均可以说明在此一阶段，政府力量主导是糖业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东亚糖业格局的变动与东亚政治力量格局的变动有着密切关系。
最后，无论是从糖品贸易角度来看，还是从东亚社会经济视角来分析，糖业在近代东亚的地位都是重要的，东亚糖业格局的大变动是近代东亚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从一个侧面加深我们对近代大变局中的东亚的理解。
【作者简介】赵国壮，男，1980年生，河南南阳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经济社会史。
乔南，女，1978年生，山西洪洞人，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史。
【责任编辑：吴丹】
The Change of Sugar Pattern in Modern Eastern Asia （1895-1937）：
Centers on the Development and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Abstract： Since the modern times， world sugar industry was in the huge development stage： on one hand， the sugar cane industry in Cuba and Java hade huge development which le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world sugar industry； on the other hand， sugar beet industry have grown up. The sugar pattern of eastern Asia had enormously changed： sugar beet industry in eastern Asia had grow up and made a break with the traditional sugar pattern in eastern Asia； China was facing the serious crisis in sugarcane industry and the traditional sugar pattern which was conducted by China has disintegrated； Japanese sugar industry had made a big success because Japan government pushed the development of sugar industry and exploitation of overseas market. Sugar merchants who came form Japan， Java， England （Hong Kong） and China competed in the market of eastern Asia and formed a new sugar pattern which was dominated by the merchants of Japan and England. Not only the change of sugar pattern in modern eastern Asia was a part of movement of eastern Asia social economy， but also it will help us to deep the recognition of eastern Asia.
http://img1.qikan.com/qkpdf/lsgx/lsgx201308/lsgx20130803-4.pdf 全文查看链接 Key Words： Modern Eastern Asia， Sugar Beet Industry， Sugarcane Industry， Refined Sugar Industry， Competition on Sugar Product
* 本文得到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西部与边疆青年项目“抗战时期大后方糖业统制研究”（批准号12XJC770010）的资助。
① 参见《世界糖业之霸王——古巴糖》，《银行周报》，第10卷第12号，1926年4月6日，第11～12页及Brian Pollitt， the Cuban sugar economy in the 1930s. Bill Albert， Adrian Graves. the world sugar economy in war and depression（1914-40）. Billing
关键词：近代东亚，甜菜糖业，甘蔗糖业，精制糖业，糖品竞争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3）16-0016-10
近代以来，世界糖业格局处于一个大发展时期：一方面，古巴、爪哇等地甘蔗糖业大发展，引领着世界糖业的发展趋势。在1913—1925年间，古巴糖品产量增加了250多万吨，到1924—1925年度时，已达5125970吨，约占世界糖品总产额23589560吨的五分之一，成为世界糖业中的巨无霸，“伦敦之期糖市场及爪哇之爪哇糖市，其所及于世界糖市之影响，终不敌古巴糖之深切，而古巴糖之一喜一 ，能直接使纽约定期市场随之转移，间接使世界糖价为所左右”；①与此同时，在1920年代，爪哇糖业也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此时，其甘蔗亩产量达8000斤以上，年产糖达200余万吨，成为世界上重要的糖品输出国，印度、日本、中国香港和内地均为其糖品的主要输出地。②另一方面，欧洲甜菜糖业强势崛起，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重要糖业力量。自1903年起，因得到各国政府奖励金之补助，欧洲甜菜糖产量累年激增，至1914年时产额最盛，达8244000吨，占世界糖品产量的44.5%；欧战期间，产额有所下降；欧战结束后，产量逐渐恢复；到1934年时，欧洲主要产糖国的甜菜糖产量达7771262吨；1935年，已超过欧战前的最高值，达到8466890吨。③
受其影响，东亚传统糖业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动，对于这一变动情形，已有研究也有所涉及，例如，在中国方面，学界侧重于对甘蔗糖业发展危机的分析；④在日本方面，学界则尤其关注对日本糖业快速发展的述评；①在欧美方面，学界则从世界糖业经济发展角度来关注东亚地区的糖业发展及变化。②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当时日文调查资料及报刊记述为主，把东亚糖业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关照，试述其格局变动及影响，以期加深对近代大变局中的东亚的理解。
近代东亚甜菜糖业的起步主要得益于日本，日本在明治时期的殖产兴业过程中，开始注意到甜菜制糖问题，最初在北海道一带试种甜菜，但未大获成功，转而把目光投到同样纬度线上的朝鲜半岛及中国东北。③
明治维新时，日本政府于国内各种实业均力谋振兴，糖业亦在其列。不过，据调查，日本土地并不适宜种植甘蔗，于是改种甜菜，发展甜菜制糖。1875年政府将从欧洲购入的甜菜种子分发给东北各部农民，同时又在岩田地方设立小制糖厂一所。1878年，实业局长山县亲王赴法国参观赛会，顺便调查甜菜制糖方法，归国报告后，政府决定在北海道广植甜菜，并设立两家公司购买法国机器，制造甜菜糖。不过，因气候所致，制糖成绩欠佳，两家公司连年亏损，不得已先后于1895年及1910年停产。尔后，又作了进一步调查，得知兆见及高地两处雨量适宜，于是1918年重新经营，这次颇为顺利。1920年甜菜种植面积有2千多町（一町约等于15亩），产糖4千余担。随后逐年增加，到1924年时，种植面积已达1万余町，产糖30万担。④
朝鲜半岛本不产糖，其甜菜糖业是在日本殖民政府扶植下才逐渐兴起的。在1907—1912年的6年间，日本的韩国兴业公司在黄州农场进行了6年的实地试验，结果证明半岛的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适宜甜菜种植，⑤且还拥有其他方面的优势：其一，每千斤甘薯仅出百斤糖，而每千斤甜菜则出140～160斤糖；其二，朝鲜半岛工人工资低廉、燃料廉价易取；其三，从朝鲜半岛的土质及气候来看，平均每一町步可收甜菜高达7千贯，因此，朝鲜半岛的甜菜种植颇有希望。⑥到1921年时，甜菜种植面积达2405町，收获额3461万斤，产糖量有15630担。之后，一直保持这一数额；1933年时，产量则猛增到24904担。⑦
中国甜菜糖的历史较短暂，是近代由国外引进来的，并且主要集中于东北地区。1906年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闻日本儿玉源太郎描述甜菜制糖之厚利，乃于沈阳附近试作甜菜培植，成绩良好，开始引起国人注意。尤其是南满洲的辽河地区，特有的干湿气候及冲积层砂质土壤，颇适宜甜菜种植，因此，成为重要甜菜制糖区；⑧1909年，俄国人在阿什河设立阿什河制糖公司，开发甜菜制糖。⑨1916年日本满铁产业试验场试验满洲甜菜，其糖分含有量达15%；大日本制糖会社的土井昌逸考察满洲、朝鲜甜菜糖业后，认为其前途较为光明；同年12月，涩泽荣一与其他日本实业家出资1000万日元成立了南满州制糖股份公司，⑩并在沈阳建立了一个年产糖20万担的甜菜制糖工厂。该公司自业务开展起，各方面均达到预期目标：一方面满蒙及西伯利亚地区糖品需要较旺，另一方面到1918年时，甜菜栽培面积已是1916年的两倍，{11}因此，该公司又于1922年在铁岭设立一个年产30万担的制糖厂。不过，1927年因投机爪哇糖失利而停产。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该公司又实施了复兴计划。①到1937年时，日本在中国东北控制着两家制糖公司及四个制糖工厂（沈阳、哈尔滨附近各一个，另外南北满洲各一个），几乎垄断了整个中国东北的甜菜制糖事业。这些制糖工厂年生产甜菜糖约50万担，占中国东北年输入糖品数量150～160万担的三分之一。②另外，1920年山东溥益甜菜制糖厂开始制造白糖，起初仅在山东一地销售，随后很快推销河北、陕西、甘肃等省，颇受一般雇主欢迎，“只是时局动乱，不免波及，以致货价惨落，同时，又无关税保障，坐视外糖倾销，渐渐亏累不堪，屡濒危亡……至1927年济南惨案时，而被迫停产”。③
http://img1.qikan.com/qkpdf/lsgx/lsgx201308/lsgx20130803.pdf 全文查看链接 总的来看，东亚的甜菜制糖业属于新兴产业，甜菜种植主要分布日本东北、朝鲜半岛及中国东北等高寒纬度上，这与东亚地区的甘蔗种植在地域上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对比，甘蔗多生长在热带及亚热带地区，而甜菜多生长在高寒地区。另外，从甜菜糖业的发展状况来看，虽然其与东亚历史较久的甘蔗糖业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不过，甜菜种植及制糖已初具规模，这既打破了甘蔗糖业一统东亚的糖业旧格局，无疑也为东亚糖业发展注入了一定的活力。
1.从传统糖品输出大国到进口大国：中国甘蔗糖业的危机
中国甘蔗糖的历史较为久远，自唐朝从印度引进熬糖法开始，到宋代糖霜制法（王灼《糖霜谱》1164年），再到明代双辊压蔗法及黄泥淋糖法（宋应星《天工开物》1637年），蔗糖生产技术日渐完备。明清时期，中国向外输出了熬糖技术及大量糖品，并在东亚处于领先地位。19世纪中后期，在世界糖业力量发展及中国境遇变迁的背景下，甘蔗糖业日渐萎缩，20世纪初，已存在严重的生存危机。④
在1895—1937年间，就中国几个重要糖品产地⑤的产销情况来看，糖品贸易萎缩成为常态。首先，据历年海关年报的统计，1870—1875年间为汕糖向国外出口的黄金时代，⑥然而，在20世纪初，栽蔗产糖近两千年的珠江三角洲却放弃了糖的生产。⑦其次，台糖向外输出以日本为主，在1868—1895年间，台糖输入日本的总额占同时期日本进口总额的69.55%，达619万担，与内地进口台湾718万担的总额仅差100万担。⑧然而，在1895—1931年间，中国台湾、内地以及日本之间的食糖贸易，变成了以日本为主导的三角贸易：由台湾种植甘蔗，生产原料粗糖，将这种粗糖运往日本本土加工成精糖，再将此糖销往中国内地，日本逐步形成了一种以外向型经济贸易战略为主导的掠夺性的多边经贸机制。⑨第三，闽糖产量仅次于广东及台湾，省内甘蔗产地主要集中在漳州、福州、福宁等地区，其中漳州府最多。⑩前近代，闽南糖业仅龙溪一县年产90万元，南靖、海澄两县年产72万元，晋江、同安、南安三县年产20万元，并且糖品“畅销于华北各埠”。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天灾、地变、人祸层出不穷，经济崩溃，闽南蔗糖事业亦渝至破产之境地”。{11}最后，川省糖产在清末民初之际达300多万担，跃居全国首位，其销售格局以川省内为主，兼及邻近各省，其中外销以输出两湖地区的桔糖为大宗；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外糖的侵逼下，川省桔糖在两湖的销售额有所下降，但因两湖地区偏好桔糖，因此，川省桔糖销售并未中断，其糖品销售结构未发生较大变化。
总的来看，1895年前，国内糖品贸易的主要格局是南部及西南部中国糖品均能自足；北部中国所需糖品皆由粤、闽及台三地供应，天津港为其集散市场；两湖地区的桔糖均由川省供应，汉口为其集散市场。就东亚糖品贸易格局来看，中国为东亚的最大糖品输出国，几乎垄断整个东亚的糖品贸易。1895年以后，随着中国糖业重镇台湾被日本占领以及世界糖业的大发展，中国糖品贸易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动：国外市场尽失；仅在区域内市场销售；且外糖大量涌入中国市场。①糖品贸易格局的转变既是中国甘蔗糖业危机的重要表现之一，也标志着由中国主导的东亚糖业旧格局的瓦解。
2.从糖品输入国到精制糖业强国：近代日本精制糖业的快速发展
从日本糖业发展历程来看，明治前期，日本糖业仍处于手工阶段，无论是制糖方法，还是耕作方式，均较简拙，仅为一般农家的副业而已。②据统计，在1868—1878年间，日本输入糖品共约5.65亿斤，价值2000余万日元，其中“自中国输入者十之九，他国输入者十之一”。③在占领东亚糖业重镇台湾之后，日本在台糖基础上大力发展精制糖业，并着力向外开拓市场，进而成为东亚糖业强国，改变了东亚传统的糖业格局。
甲午战后，日本本部精制糖业开始起步。1896年日本制糖有限公司成立，随后，神户、新高及盐水港等制糖公司相继成立。欧战以前，日本有制糖厂5所，每日约能制炼精糖17800担；欧战以后，据日本年鉴统计，日本本部有糖品公司7家：大日本、台湾、明治、帝国、新高、盐水港、大正。大日本制糖公司及台湾制糖公司规模最大，各有糖厂3所；其次为明治制糖公司与大正制糖公司，各有糖厂两所；其余3家公司各有糖厂1所，13所糖厂日产糖32000余担。④
与此同时，日本也大力发展台湾糖业，1901年，儿玉源太郎采纳了新渡户稻造的改进台湾糖业建议，制定了促进台湾糖业发展的基本政策。⑤例如，“台湾糖业奖励规则”（1902年）、⑥“台湾糖业奖励规则施行细则”（1903年）、“台湾制糖场取缔规定”（1905年）、“台湾蔗苗取缔规则”（1905年）、“台湾甘蔗中间苗圃设置规则”（1924年）。⑦这些带有保护性及强制性的制度，在引进蔗苗、改良蔗种；设置试验研究机关、改良栽培方法、防除病虫害；奖励补助蔗苗之灌溉排水工事、改善原料蔗糖收获方法；建立新式糖厂、改良制糖方法等方面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另外，日本政府又通过减税、帮助获得土地、协助建立制糖厂、建设窄轨铁路以及市场保护等方式，鼓励日本国内企业家到台湾去投资糖业，从而推动台湾糖业现代化的进程。⑧“自1907年后，甘蔗业大加改善，大规模新式糖厂之设立者渐多，1910—1911年已有新式糖厂21所，产能在6130吨”。⑨例如，近代日本糖业界之巨擘——日本明治制糖股份公司，该公司由涩泽荣一、森村市左卫门、小川□吉、武井守正、浅田正文、相马半治、植村澄三郎、山本直良等人于1906年12月在台湾创设，初创资本仅500万日元，资力一般，然而在政府扶植下，在1936年前后，其资本竟达4800万日元，公积金达2200万日元，制造工厂不下20所，总支店遍及日本本岛及其殖民地，且关系到日本整个金融的正常运行，成为日本糖业界的龙头公司。⑩
在日本政府的大力扶植下，日本本部精制糖业及台湾糖业均呈迅猛发展趋势，糖品产量也急剧增加。1909年全日本的糖产已达450万担左右，1931年创历史新高达1925万担，仅在20年内就增长4倍以上。而在糖品统计当中，台湾糖产所占比重达九成以上，1909年产量达300万担，到1932年达1600万担，创造新的糖产记录。①
http://img1.qikan.com/qkpdf/lsgx/lsgx201308/lsgx20130803-1.pdf 全文查看链接 综上所述，在此一阶段，日本精制糖业在利用中国台湾及爪哇廉价粗糖的基础上，迅速发展起来，一方面满足国内糖品需求，另一方面积极向外开拓市场，其国外市场主要是中国市场，精糖输出数量由1906年的70万担逐渐增加到1935年的400多万担，并且在中国市场上大力拓展糖品销售，②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糖品市场上乃至东亚糖品市场上的一个重要竞争者。这既彻底改变了传统的中日糖品贸易格局，也改变了近代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市场上的糖品竞争格局，日本糖业成为东亚糖业的重要一极。
爪哇糖品进入中国的时间最早，这主要得益于中国的南洋商人，他们发现糖品贸易的厚利，着力将爪哇糖品输入中国。据统计，1895年前从爪哇输入中国的糖品占外糖总输入量的80%。③之后不久，英国在香港设立机制精糖厂，并由太古、怡和两洋行来经销，1905年左右，英属香港糖品独霸着上海、天津、汉口等重要港口城市的外糖销售额。日俄战争后，日本机制糖业快速发展，逐渐打破了爪哇糖及香港糖统治中国糖品市场局面。20世纪最初的30年内，爪哇、英属香港、日本等糖商在东亚市场上，尤其是中国市场上展开了全面的竞争。
1.20世纪头十年的中国东北市场
明清时期，东北市场上的糖品供应均来自南中国，20世纪初，随着外糖输入范围的扩张，东北市场上出现中国糖、俄国糖、英属香港糖及日本糖竞争的局面。例如，1908年哈尔滨糖品输入总额计41947担，价值214776两；1909年计71430担，价值408777两，其供货商主要为俄国之阿什河制糖公司、英国之太古洋货及日本之三井物产公司。④1910年新民府输入糖品25228担，价值234233元，在输入的18种糖品中，英国占6种，1997担，价值19249元；国产糖品有9种，22484担，价值207705元；日本占3种，700担，价值7278元。在新民府，国产糖虽然占到绝对的优势地位，不过英日已把糖品推销到东北的更远地区。⑤1909年俄国人在阿什河设立阿什河制糖公司，开发甜菜制糖。1914年欧战爆发，受其影响，欧洲甜菜糖输出断绝，甘蔗糖供给困难，世界糖价飞涨。不过，战争却给日糖创造了独霸中国市场乃至东亚市场的绝佳机遇。在中国东北市场上，俄国因忙于战争而无暇顾及该地的甜菜制糖，日本则大力发展中国东北甜菜制糖业。
2.20世纪20年代的中部及南部中国市场
一战前，在中部及南部中国市场上，主要是英属香港糖与爪哇糖之间的争夺，而英属香港糖占据首位。战时，日本借助英国无暇顾及中国市场的机遇，大力拓植中国市场。战后，日本成为英属香港糖在中国市场上的主要竞争对手。例如，在1918—1920年间，中国精糖市场为英属香港货及日本货所垄断。“太古公司规模最大，有自备之船只以为运货之用，且于内地各埠广设支店，自置堆栈，肆行销售……以地理及其他关系立于有利之地位”。作为后起者的日本糖商，“大日本制糖、明治制糖及台湾制糖三会社，常相互联合，组成一种‘加迭尔’大行商略，纵遇损失亦不惜贬本求售，其损失则求价于日本内地”。在其积极的开拓政策指导下，“日糖颇能蚕食香港糖之贩路，除福州以南各埠外，日糖之势力已渐与香港糖并驾齐驱”。⑥1923年，明治、台湾、盐水港、大日本、新高、帝国等6家制糖公司积极拓展中国市场，同年向中国输出糖品价值达2000万日元，其中以输往上海为主，占日本输出糖品的七成。并且，在上海市场上，日本的明治、台湾、大日本3家公司同英属香港太古、怡和进行激烈角逐。日方为了争取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拟提议协定输华糖品的色泽标准，不过因日糖商内部竞争激烈而未能商定。⑦1925年，因爪哇糖输入增加，日糖退居第三位，不过1926年日糖输入中国的数量有所增加，达300万担左右。①
1927年青岛事件发生后，国内掀起“反日之经济绝交运动”，上海糖商从保障自身利益出发，于同年8月设立一个拍卖市场（即日糖公卖处，对日糖实施限价政策，规定具体交易日期），并一致禁止与日本交易，这个市场的开设给日本糖市以重大打击，同年日本输入中国市场的糖品减少16%以上，此拍卖市场于1928年初撤销。②同时，上海中国糖商也采取仿造日糖商标及在日糖中混入廉价爪哇糖进行销售的办法打击日糖进口，据同年10月22日上海电称：上海约60家中国精糖商把爪哇糖与日本糖按照5比2的比例混合制成劣等产品，仿造日本精糖会社的商标进行出售，致使最近数月日糖输入上海市场的数量比平常剧减一半。③这些手段不仅使1927年同期的日糖输入额骤减一半，“1927年东糖进口车白糖705681包，赤砂8323包，冰糖28548箱，合计742552包，较1926年统计减少464238包”，④而且也严重损伤了日糖声誉，给日糖输入中国市场带来较大威胁。
3.20世纪30年代中国市场上的日糖销售及外糖竞争
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国内发生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对日糖输华产生较大冲击，而其他外商则借机拓展市场。例如，据1932年1月23日大阪市产业部发布天津港日糖销售情况来看，之前，在该港外糖输入总量中，日糖占六成，其余是爪哇、吕宋、香港等糖品，然而，1931年抵制日货运动发生后，香港糖品下调价格，积极拓展市场，而日糖销路日渐萎缩，从事日糖代销的中国批发商转而代销香港糖，同时爪哇糖品输出的也相当引人注目。⑤1933年，印度政府实施以自足为目的的国内糖品增产计划，新设官民共建的精糖公司，并提高外糖输入关税，从而导致每年输入印度170～200万吨糖品的爪哇糖商不得不另外开拓市场。⑥爪哇糖业代表在考察中日糖业现状之后，认为日本由于输出成本加大、技术停滞、抵制日货运动等原因，致使其输入中国的糖品由1931年前每年的400万担骤减为170万担，因此努力开拓中国市场，并计划在上海新设精制糖厂。⑦1935年，如何处理台湾过剩糖品问题，成为日本糖业界关注的重点。日本糖商极力主张向中国输出，而中国东北市场容量仅为150万担，其他150～200万担需要在中部及南部中国市场上找到销路。不过，因中国国内抵制日货运动、广东政府的食糖专卖政策及爪哇滞存糖品对中国市场的投放等因素，日糖销售极为迟滞。⑧因此，日本使用低价倾销政策，以求打开销售市场，而这一举措立即引起一轮削价竞争。荷印政府（爪哇当局）因其糖品大受日本倾销政策之影响，也实行削价政策，成效显著，仅5、6两月，爪哇经香港转销华南各地糖品已达10吨，同时，其他各地糖商亦得政府协助源源不断来华倾销。⑨1937年初，虽然中日外交依然不明朗，然而日中贸易则比较顺畅，日糖输出自1936年10月以来，呈增长势头。不过，香港太古制糖厂因日糖进逼及原料购买困难而遭受较大打击，面临停产危机，是故提出与日本糖业联合会及日糖公司订立“中国糖品输出协定”，要求协定输华糖品价格、分割中国市场销售区域。日方予以断然拒绝，称日本糖业联合会既无权协定日本国内供应量，也无能力与糖品输出公司订立协定；两者制糖原料虽同为爪哇糖，但是由于结算单位不一，而无法在价格上予以协定；分割中国市场，不合外交惯例。①
http://img1.qikan.com/qkpdf/lsgx/lsgx201308/lsgx20130803-2.pdf 全文查看链接 总的来看，爪哇、英国及日本三地糖商之间的争斗，加剧了东亚糖品市场竞争局势，并逐渐形成了以日糖及英属香港糖为主导的东亚糖业新格局。但是，这一新格局的形成是以牺牲中国糖品市场份额为代价的，中国糖业则出现了严重的产销危机。②
相比较而言，糖业不如棉业、丝业、茶业、盐业等行业对国民经济那么重要，然而作为经济产业中一个非常基础的部分，它的变动对国民经济结构优化、区域经济发展均产生一定的影响。
1.就日本方面而言，外向型糖业经济的形成给日本对外贸易格局及国内经济近代化均产生一定的影响
从德川幕府时期开始，尤其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政府一直致力于本国糖业经济的发展，然而，受自身自然条件的限制，并未能走上着力培育本土甘蔗种植，发展糖业经济，进而成为糖业大国的发展道路。1895年日本占领东亚重要产糖地中国台湾以后，利用台湾的植蔗基础，大力扶植台湾甘蔗种植，并投入巨资在台湾建立起一大批机制糖厂，从而达到日本国内糖品供需平衡。与此同时，并利用爪哇大批量廉价原料糖，大力发展本土的机制精糖业，积极向外开拓市场，尤其是中国市场，从而形成外向型糖业经济，进而成为东亚糖业大国。外向型的糖业经济不仅改变了日本在糖品贸易中的逆差地位，而且给近代日本挣得了巨额的外汇收入，为国内经济近代化积累了发展资本。
从中日贸易数额及种类来看，糖品在中日贸易中的地位是极其显著的。1916年，在日本对华十大输出品调查中，棉丝63842489日元、棉织品34813963日元、糖品12620626日元、煤及焦炭6557950日元、火柴5213681日元、纸类4678426日元、木材3823643日元、铜（块、锭及线）2813273日元、针织品2505344日元、海带及精加工海带2308384日元，③糖品在日本对华输出品中高居第三。1924年前后，从日本输入中国的商品数额来看，棉货居第一位，为输入总值的32.94%，而糖品则又高居第二位，为输入总值的8.65%。④日糖倾销中国内地，并保持持续增长的势头，推动了日本对中国内地贸易连年顺差的趋势，使其成为日本以国家贸易促进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⑤因此，东亚糖业格局的变动，不仅仅对中国糖业发展产生较大影响，而且也对中日间贸易格局的转变以及日本国内产业格局优化、经济近代化等方面均产生深远影响。
2.就中国方面而言，国糖在东亚糖业格局中的地位变动给中国外贸格局及政府的糖业政策均带来较大的冲击
从中外贸易角度来看，糖品贸易一直在中外贸易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尤其是在近代中日贸易之中，其地位更加显著。20世纪以来外糖进口数量剧增，每年均有巨额资财流失。1914年农商总长张謇在报告指出近年中国糖业日渐衰落，年进口糖品价值达3000万两，以致巨额资财流失。⑥又据调查，1920年外糖进口为500万担，“民国十九年（1930年）糖品进口值1.33多亿元，居中国进口货之第二位……现在中国人每人所消耗之糖量，为世界各国之最低者，故在未来十年之中所需之糖量，或再加倍，亦在意料之中，是时每年糖品（进口）之价值可达2.7亿元之巨”。⑦1931年6月24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并通过实业部长孔祥熙的“制糖国营案”提案，该提案指出糖、蚕丝、茶向为中国的大宗输出品，现在糖在输入洋货中仅次于棉布，排在第二位，价值突破1亿元。①1933年，又据财政部食糖运销管理委员会主席梁和钧称，年来外糖输入统计年可达六七千万元，位居进口贸易的第三位。
中外糖品贸易累年的巨额逆差，迫使中方在政策上作出调整，以应危局。1931年，国民政府试图借助古巴糖业势力来完成“制糖国营计划”。1月12日，实业部长孔祥熙提议“兴办国营精糖事业案”，“拟从制炼精糖入手，暂将进口粗糖（原料糖）免税，以期先将制造品输入国变为输入原料自造国”；选择古巴的原因有两点：其一“侨居古巴商人罗胞强为振兴本国糖业起见，特联络古巴糖商回国投资”；其二“古巴为美洲弱小国家，投资我国，政治上亦不至具有野心”。②5月9日，国民政府实业部与古巴夏湾拿国际糖公司在南京签订了国际制糖公司有关合同。③5月24日，经政治会议、立法院审查通过，获正式承认。根据协议，实业部接受古巴资本资助，建立国营制糖工厂，进而收买中国内地外人经营的制糖公司，计划实行食糖专卖制度。中国以发行公债形式从古巴获得营业资金500万美元，在上海建立日产糖1000吨的大制糖工厂，500万美元的公债年利八分，偿还期限为事业开始后五年。另外，古巴承诺贷与中国购买原料糖资本1500万美元，也以公债形式贷入，年利六分，偿还期限为前500万偿还完后15年内结清。在营业方面，由古巴人充任会计副主任及技术副主任职位。④政府这一糖业统制举动引起各方面的反对，爪哇糖商认为其是一大威胁加以抵制；日本糖商认为其是一个较大打击予以阻挠；而在中国方面，因古巴糖的进入妨碍了国糖的发展，合同见诸报端之后，立即引起上海市糖业同业公会的抵制，该公会对合约的逐条内容进行抨击，如用人权旁落、利息过高、进口原料及机器的高额回扣、质押过重等等，得出结论是“纵观是项合同，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有百害而无一利，且最关紧要之买卖大权拱手让人，任其把持，实属违反国营之原则”，⑤最后致使这项计划不了了之。⑥
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拟以上海市商会成立上海糖业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为契机，再一次借助外糖势力实施糖业统制计划。1935年2月，上海市商会发起“由全体会员依照现行公司法，组织上海糖业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为推销国糖机关，以厚力量而利复兴，资本30万元，一次收足，业经开始营业”，⑦并呈请实业部早日实施国糖统制政策。国民政府以此为契机再次计划实施糖业统制，该计划为在中国各主要都市设立糖业合作所分店或代理店，铺设一个全国销售网络，而外糖输入则需本所许可。⑧5月15日，国民政府出台统制法，实行糖业统制，糖品买卖需要得到财政部许可，禁止商人一切自由糖品贸易，并计划组织成立资本300万元（政府出资25%，中外糖商融资75%）的半官半民的中华食糖公司（总部设在上海，在中国各大城市设立办事机构），⑨并设置食糖运销管理委员会来执行中央统制政策，委员长为梁和均（广东籍，旧税关官僚），委员有建远公司董事黄江泉（福建籍，爪哇华侨）、冯锐（广东籍，广东省建设厅农林局长）、周绍文（国定税则委员会副会长）等人。⑩然而，这一举措被日本糖商认为是“建远一派”排斥日本的阴谋，{11}上海的日本糖商组织成立上海糖商协会，提出坚决抵制决议，向大使馆及上海总领事馆陈请处理方案；又联合太古、洋行及其他欧系糖商行共12家联名发表声明予以反对；同时，日本糖业联合会致电日本外务省请其从中阻止。①与此同时，香港太古、怡和两洋行就该公司成立问题向委员长梁和钧及财政部长孔祥熙提出抗议；上海华商也群起反对，在华商糖业会议上，就食糖专卖问题，有42票反对，2票弃权。②在中外糖商的抵制下，中华食糖公司胎死腹中。
http://img1.qikan.com/qkpdf/lsgx/lsgx201308/lsgx20130803-3.pdf 全文查看链接 与此同时，广东省政府率先实施实施糖业统制。③1934年，广东省政府实施制糖事业直营计划，拟新设4个精糖、粗糖工场，极力防遏外糖输入。同年5月，省建设厅农林局长冯锐发表广东省糖业统制计划。④1935年，广东省划定广州、惠阳、潮汕、徐闻、琼崖为甘蔗营造区域，先由省当局供给蔗本与农民，收获时再出资收买；蔗种或购自菲律宾，或出自省立农业试验所；机器购自美国、捷克。广东省政府订立振兴糖业计划，实施糖货统制，将一切制糖工业收归省营后，糖业稍有进步之象。⑤然而，限于国内政争、匪乱、苛刻的税捐以及制糖成本低廉外糖的挤兑，其成效极为有限。⑥
面对“外糖进、国糖退”的局面，中央及地方政府采取的糖业统制措施，虽然碍于时局动荡及国力不济等因素，而未能取得预期成效。不过，这些努力为抗日战争时期（1942—1944年）政府在大后方实施食糖专卖政策提供了实践经验，⑦战时食糖统制政策的成功⑧在一定程度与其不无关联。⑨
1895—1937年东亚糖业格局的变动，既与近代世界糖业大发展同步，又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欧洲甜菜糖业的崛起，不仅在欧洲市场上逐渐挤掉了甘蔗糖品的市场份额，而且也努力开拓东亚市场，受其影响，东亚高寒纬度上的甜菜制糖业兴起并初步发展，打破了甘蔗糖业一统东亚的局面。古巴甘蔗糖业的迅猛发展，逐渐垄断了世界上最大的糖品消费市场——美国市场，并左右着世界糖品价格的走势。爪哇甘蔗糖业的快速发展，加剧了东亚糖业格局的变动幅度，一方面爪哇糖商积极开拓南亚（主要是印度）及东亚市场，抢占市场份额，另一方面，为东亚精制糖业发展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原料糖品，如英属香港精制糖业及日本精制糖业均依赖于爪哇原料糖品。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东亚传统甘蔗糖大国的中国不仅国外市场份额尽失，而且国内市场份额也被大量侵夺，而日本糖业则借机快速发展起来，成为东亚糖品市场上的重要竞争者。与此同时，前近代由中国甘蔗糖业主导的东亚糖业旧格局被日本及英属香港的机制糖业主导的新格局所取代。
台湾糖业在东亚糖业格局的变动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台湾糖业是一个外向型产业，其糖品销售市场均在产区以外，在1868—1895年间，台糖的销售市场以中国内地及日本为主，尤其是中国内地，年均进口台糖达24万担，内地的烟台、天津、上海、宁波、牛庄等港口均以输入台糖为主；日本在此期间进口台糖总额占其同期输入外糖总额的69.55%，达619万担。⑩因此，可以认为在此一阶段台糖对于维持中国糖业在东亚市场上的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它一方面满足了中国内地市场的糖品需求，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糖品向外输出的重要力量之一。然而，在1895—1937年间，台湾糖业的“发展红利”完全被日本攫取，虽然它与内地市场的关系没有割断，但是已经成为日本多边糖品贸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成为日本扭转其在东亚糖业格局中劣势地位的关键因素。
无论是扶植糖业发展，还是保护国内糖品市场份额，政府均扮演着重要角色。就日本方面而言，日本政府一方面从种植甘蔗、甜菜入手，借助一系列扶植及刺激政策，推动本国糖业发展；另一方面是采取利用外部廉价原料糖品手段来扶持本国机制糖业发展。就中国方面而言，晚清政府及北京政府也曾因严重的糖业危机而关注甘蔗糖业改良问题，但是受诸多因素限制，而未能走上奖励甘蔗种植、改良制糖技术、提高糖品质量、争夺糖品市场份额的发展途径；19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在提高进口糖品关税的同时，也试图利用外糖势力来发展糖业，不过因中外糖商的抵制而未获成功。另外，无论是从欧洲甜菜糖业的崛起历程来看，①还是从东南亚甘蔗糖业的快速发展来看，②均可以说明在此一阶段，政府力量主导是糖业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东亚糖业格局的变动与东亚政治力量格局的变动有着密切关系。
最后，无论是从糖品贸易角度来看，还是从东亚社会经济视角来分析，糖业在近代东亚的地位都是重要的，东亚糖业格局的大变动是近代东亚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从一个侧面加深我们对近代大变局中的东亚的理解。
【作者简介】赵国壮，男，1980年生，河南南阳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经济社会史。
乔南，女，1978年生，山西洪洞人，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史。
【责任编辑：吴丹】
The Change of Sugar Pattern in Modern Eastern Asia （1895-1937）：
Centers on the Development and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Abstract： Since the modern times， world sugar industry was in the huge development stage： on one hand， the sugar cane industry in Cuba and Java hade huge development which le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world sugar industry； on the other hand， sugar beet industry have grown up. The sugar pattern of eastern Asia had enormously changed： sugar beet industry in eastern Asia had grow up and made a break with the traditional sugar pattern in eastern Asia； China was facing the serious crisis in sugarcane industry and the traditional sugar pattern which was conducted by China has disintegrated； Japanese sugar industry had made a big success because Japan government pushed the development of sugar industry and exploitation of overseas market. Sugar merchants who came form Japan， Java， England （Hong Kong） and China competed in the market of eastern Asia and formed a new sugar pattern which was dominated by the merchants of Japan and England. Not only the change of sugar pattern in modern eastern Asia was a part of movement of eastern Asia social economy， but also it will help us to deep the recognition of eastern Asia.
http://img1.qikan.com/qkpdf/lsgx/lsgx201308/lsgx20130803-4.pdf 全文查看链接 Key Words： Modern Eastern Asia， Sugar Beet Industry， Sugarcane Industry， Refined Sugar Industry， Competition on Sugar Product
* 本文得到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西部与边疆青年项目“抗战时期大后方糖业统制研究”（批准号12XJC770010）的资助。
① 参见《世界糖业之霸王——古巴糖》，《银行周报》，第10卷第12号，1926年4月6日，第11～12页及Brian Pollitt， the Cuban sugar economy in the 1930s. Bill Albert， Adrian Graves. the world sugar economy in war and depression（1914-40）. Bill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