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為什么写诗？在我出了一部诗集后，总会有读者这样问我，虽然我已经在书中花了几十页的功夫做了解释。千言万语，我最想说的一句是“为了报答诗歌的恩情”。
　　我是在读高中的时候，真正开始接触到西方的诗歌，雪莱、海顿斯坦、雨果、泰戈尔、纪伯伦、里尔克、狄金森……我在文学上的启蒙，也是从这些诗歌开始的。在他们的文字里，我不仅找到了精神上的父母之邦，有一种意义相契的归属感，而且读到了人的高贵与神性。正是这些可以称之为高贵与神性的品质，恩泽了我的灵魂，对我影响深远。
　　而且，这种恩泽至今仍在持续。
　　我说年少时扔下诗歌与锄头进城，一去不返。如今很幸运地捡回了诗歌，我还要捡回我的锄头。我写作诗歌，并不想成为诗人，只是想借助诗歌保持我生而为人的完整性。我的评论让我走向芸芸众生，我的诗歌让我走向自己，走向内心的审美的世界。我同样相信，借着它我将走向一个高贵与神性的共同体。我愿意与古往今来的人类之子一起，于此荆棘的道路，共享人类智慧的荣光与精神之美。
　　在我这里，诗歌是美的象征。叶芝曾经说过，“人们在与别人的争吵中创造了辩论术，而在与自己的争吵中创造了诗歌”。不同的是，我写评论的时候只与自己争吵，不与别人争吵；而我在写诗的时候，只负责倾听自己的声音，不与自己争吵。因为评论重视的是逻辑与事实，而诗歌重视的是意象与意义，它不是来自外界的对比，而是来自于内心的指引。
　　换句话说，一个面对的是现实世界，一个面对的是审美世界。而我之所以在写作中保留一些诗性的东西，就在于我不可或缺一个属于我的审美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我知道什么是丑的，什么是美的；什么是我能够接受的，什么是我坚决反对的。它既包括我对外部世界的期许，更包括我对自我形象的要求。我必须知道怎样的生活对我而言是高贵的，是决不可以妥协的。
　　人都有自己的审美，但一个人如果拒绝了审美，也就拒绝了自己的是非观念。二十世纪以来，中国面临着各种危机，有政治危机，有道德危机，生态危机。在我看来，其实还有更严重的审美危机。这是人的危机。它无处不在，却又淹没在一种集体无意识之中：
　　我是开发景区，给山峰装上电梯，我不觉得不美。我是游客，在海滩乱扔垃圾，我不觉得不美。我是职员，在会场旁若无人地抽烟，我不觉得不美。我做生意，为了打败同行，我行贿，我不觉得不美。我是官员，将批评我的纳税人抓进牢里，我不觉得不美。我治下民怨沸腾，依旧赖着权位不走，我不觉得不美。我是平民，看到一个我不能同意的人，就极尽污言秽语去骂他，我不觉得不美。我是所有人，面对不公、不义和不美，集体选择默不作声，我都不觉得不美……
　　经过几十年的经济上的发展，我不能妄言中国人完全丢掉了美的能力，但我真的希望这个时代有一些改变，能够重新拾起美的能力。任何一个社会由坏及好，由低级到高级，也都是要经过从面包到玫瑰的嬗变。
　　有人或许会说，你何必那么认真，现在是后现代社会了，一切原子化了，相对化了，没有善恶，也没有美丑了。然而，那又怎样？即便这个身外的世界没有任何高贵的东西了，也不代表我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世界—因为我另有乾坤，我是我宇宙的王者，我还有美的追求以及追求美的能力。在此意义上，如果说评论让我参与对一个坏的世界的改造，那么诗的价值就在于让我守卫自己的内心，不与坏的世界同沉。
　　所以我在诗里说，这个世界给我的最大慈悲是，“除了人，我别无身份；除了美，我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