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民众生存论史学思想二题

来源 :史学月刊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E20090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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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史学思想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关注普通大众的现实生活和当下的生存状态,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原理,通俗、直观、形象、立体、真实地再现以往历史,凸显普通大众命运的繁杂性、世俗性、多面性、差异性、矛盾性和歧异性,向当下生活的普通民众展示历史上普通民众的现实生活状况和生存处境,揭示普通民众的一般能力发展所处历史阶段、发展特点及发展规律。
其他文献
回溯整部政治哲学史,几乎所有重要的政治思想家都不曾将国际关系视为自己的研究重心,雨果·格劳秀斯大概是唯一的例外。因此,毫无悬念地,他在国际关系学科的百年发展史以及国际关系思想史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格劳秀斯在国际关系领域英国学派内的影响。
秦汉皇帝通过使用兵符、帝玺等政治信物,实现政治与军事权力。栎阳虎符的格式、用字,与其他秦兵符实际多有不同。战国、秦兵符题铭不使用"虎符"一语,当称兵符,较汉代更为凸显君主角色。秦汉兵符存在用字减省与勘验功能加强的发展趋势。卫宏《汉旧仪》"皇帝六玺"条存在脱简,引述的诸种典籍在句读上皆有疏误。利用《隋书·礼仪志》等材料,可以进行考订推补。"皇帝六玺"在强调内外之别的同时,还建构了"行玺""之玺""信玺"的玺宝秩序,对应封授、赐慰、征召三种功能。秦及汉初主要以皇帝信玺、皇帝行玺两种为主
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就如同在哲学研究领域一样,德国思想家厥功至伟,如在领土国家形成初期莱布尼茨对主权观念进行了系统论述,普芬道夫对绝对主义时期的国际体系研究做出了极具创新性的贡献(托布约尔·克努成著,余万里、何宗强译:《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3、110页)。
两宋之代役人,包括受私人雇佣代应职役以及在雇役制下受官府雇役之人。他们数量庞大,遍布州县与基层。除了被一些士人称为"浮浪""无赖"等无恒产者外,其来源还包括富农、曾在公门之人,甚至是儒者之后。他们以代役为职,不仅是为了雇直,也因某些职役所潜藏的社会资源。代役人借助自己的技能和所掌握的信息等,在获得雇直、社会资源的同时,亦使民户脱离职役之苦,而其专业性也为州县职能的完善与扩充提供了条件,从而颇受州县与民众的欢迎。作为历史记录者的士人,在与代役人竞合的过程中,逐渐承认其作用。至晚到南宋早期,代役人已经
中国古代地方性法规源远流长,清代省例是其集大成阶段。关于清代省例的立法基础,首先是"因地立法、制与事宜"的基本原则。亦有研究指出,清代省例并非各地社风民俗的集中反映,更多体现了官员个人及其群体的利益和经验。基于儒家元典角度,通过对《福建省例》的文本细读,发现督抚、两司等省级司法主体对闽省民风习俗很是重视,相关告示禁约基于儒家伦理往往具有浓郁的教化色彩,在申饬教化的同时甚或存有某种同情之理解(其情可恶,其愚可矜)。本地风俗人情和官僚集团的利益经验,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共同构成以省例为代表的地方性法规的立
自史前时期开始,西亚与中国就存在着各种类型的经济文化互动活动,这种互动并不是单向的,在西亚经济文化元素大量东渐的同时,中国经济文化元素也向西亚地区传播。然而,在两者早期的互动过程中,西亚更多地是输出地,中国更多地是输入地。中国对西亚经济文化元素的吸收和学习是有选择的,并非全盘接受。西亚与中国的互动不仅促进了华夏文明的发展,也为中国经济文化元素的西传做了准备,并有力地说明了文明不是孤立成长的,只有兼容并蓄才更有益于文明体的健康成长。
一·二八事变爆发之后,上海公共租界东部的虹口、杨树浦等地区为日军全面控制。区内狂热的日本侨民随即被武装起来,为日军提供向导、搜查和警戒等战时辅助服务。与此同时,一部分中国平民在战事打响之后未能及时撤出日军控制区,不幸沦为日军以及武装日侨的攻击目标。日方以抓捕"便衣队"为由,大肆拘捕、扣押和虐待区内中国平民,其中一部分人还惨遭杀害。日方的暴行,引起了上海社会的广泛关注。在上海领事团的压力下,日军陆续移交和释放了数百人,但仍有大量中国平民遭到扣押,这个不幸的群体直至战争结束都未能获释。由于日方拒不承认扣押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重庆成为国民政府陪都,并逐步发展为抗战大后方的金融中心。从1937—1945年,大后方金融市场大多呈现畸形繁荣局面,市场秩序混乱,金融从业者在营业过程中多未遵守政府的法规与制度,金融犯罪十分猖獗。而作为抗战大后方金融中心的重庆,其内汇市场、外汇市场、保险市场、黄金市场等均受金融犯罪影响,程度也最为严重。国民政府虽努力以各种手段预防与打击金融犯罪,但均无济于事。这一时期重庆金融犯罪频发有着特殊的原因,反映出战时国民经济的不断衰落以及金融从业者心理的变化。
1934年6月,聚兴诚银行总经理杨粲三在访英期间与英商德善公司签订合约,拟合资成立联益金融公司,通过引进外资开发四川矿产和实业,引起国内多方反对。杨粲三虽曾呈请财政部、实业部、外交部调查裁决,但国民政府行政院仍核准下令撤废合约。聚兴诚银行为挽回这一引进外资项目进行了多方努力,但当时舆论对于私营银行利用外资开发地方实业持负面立场,国民政府和有官方背景的中国建设银公司也不允许地方私营银行通过与外资合作阻碍其垄断地方实业开发。
近年来,历史人类学家对中国乡村地区祭祀、祈神、节庆、婚嫁等活动中声音文化的研究已不鲜见,学者们探讨了声音境域、声音表述、声音目的、声音承载内涵等,还原了声音蕴含的历史文化内容[此类活动中的声音以音乐居多,因此一些学者也称之为“音声”,指一切仪式行为中听到的声音,包括一般意义上的音乐。“音声”的说法来自唐代,《新唐书》(卷第二十二志第十二)记载:“唐之盛时,凡乐人、音声人、太常杂户子弟隶太常及鼓吹署,皆番上,总号音声人,至数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