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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接受《地平线》杂志的采访，其中有两个问题提得很到位：一是“你认为严肃作家能靠写作维持生活吗？”二是“如果不能，你认为什么职业可以作为最适合他的第二职业？”
对于第一个问题，奥威尔的回答十分干脆:“不。在英国只有少数几百个写侦探小说之类的作家，能够完全靠写书谋生。在某种意义上，像伊瑟尔·M·台尔那样的畅销书作家比任何一个严肃作家都更容易避免卖淫。”奥威尔绝对不是在哭穷，因为连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人克洛德·西蒙都承认:“30年来我写书所得的收益，大约相当于一个失业者的救济金……我常常自问，如果我不是侥幸继承了一份薄薄的遗产，我怎样才能有衣穿、有房住，或者哪怕仅仅是糊口？”对于第二个问题，奥威尔给出了他的建议:“我认为作家的第二职业应该是不会占用作家全部时间的非文学性的工作。举例来说，银行职员或者保险代理人在晚上回家以后可以做严肃的工作；但是如果你已经在像教书、广播或者为英国文化协会那样的机构写宣传品这种半创造性工作上浪费了精力，那么在严肃的工作上花更多的力气并不是一个值得称道的事。”这里的第二职业，并不是通常所说的捞外快的副业，其实就是作家的饭碗。但所有的作家都认为“天已降大任于鄙人”，只有码字才是最正经的主业，而真正用来谋生的饭碗无论带给他们多大的收益，也总是有一种厕身其间的委屈感挥之不去。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奥威尔碰到的这两个问题仍然很要人命。如果让我来回答，显然对第一个问题无话可说，因为现实依旧残酷；但对于究竟什么适合做作家的第二职业，我与奥威尔的观点正好相反。
教书被奥威尔列为作家不宜从事的半创造性的工作，可在我看来，没有比一边写作一边在高校教书更快活的事了。因为这里面的学问就太大了，既可以整成极伤脑筋的创造性劳动，也可以整成极其轻松的简单劳动。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把授课当作是一场“思想和语言的搏斗”，所以他的学生能看到他在课堂上时而表情极为痛苦，时而脸颊流下豆大的汗珠。费正清虽然已是名满天下的汉学家，但上课前常像刚毕业的师范生那么紧张，甚至紧张得要呕吐。如今师道不存，我们身边的教授副教授已经把教书变成了照本宣科、重复重复再重复的简单工种，恐怕连“半创造性”也谈不上。余秋雨曾劝年轻的同志不要去做职业写手，而要找一份正经的事情做做，一天到晚硬写是产生不了灵感的。这话不能算错，但好像太正经的职位都给老一辈人士占去了，年轻人不做“职业杀手”谁做“职业杀手”？再联想到余老师本人曾长期担任大学教授，看来是典型的“站着说话不腰疼”。
编辑工作也值得推荐。你想，平日里阅稿无数，不会作诗也会吟了，只要能克服“眼高手低”的毛病就成。其中杂志编辑要好过报纸编辑，副刊编辑又要好过新闻编辑。尤其是做少儿期刊的编辑简直就是中了头彩，平日里为祖国的花朵编了那么多纯洁的稿子，积攒了一肚子坏水，想不宣泄为文都不行——在下我干的就是这份行当，隔三差五不感恩一番就觉得不好意思。
在许多人眼里，图书馆员被称为“最安静、最书卷气、最无竞争的职业”。博尔赫斯写道：“我心里一直都在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他从小就被父亲的家庭图书馆所深深吸引，长大后如愿以偿地进入一家市立图书馆工作，不料因在反对庇隆政府的宣言上签名，被革除图书馆中的职务，派任市场家禽稽查员。这下不再被书香包围，而是被鸡鸭的气味包围，独裁政府整起人来也真逗！好在博尔赫斯拒绝任职并发表公开信表示抗议，后来终于落实政策，被任命为国立图书馆馆长。受惠于图书馆的还有英国桂冠诗人菲利普·拉金，他同样做到了馆长的位置。拉金天生口吃，原本就不喜与人打交道，正好躲在图书馆里逍遥。他不仅将图书馆管得井井有条，而且还时时不忘利用工作之便经营自己的爱好——收藏色情书画，据说数量大得惊人。当然，我们现在的图书馆似乎太清净了，也太清苦了——恕我不敬，没法使人想到天堂，只能想到庵堂。
至于奥威尔推荐的银行职员或者保险代理人的工作，我甚至觉得有点搞笑。看似白领，其实受盘剥、被异化的程度最深。我有位亲眷在银行高就，每天要忙到万家灯火时才回来，而且一副脑死亡的模样，敢情脑细胞都被数字和人民币符号给杀死了。说到保险代理人，卡夫卡干的就是这活计。卡夫卡取得法学博士学位后进入官办的波希米亚王国劳工工伤保险公司，他曾哀求父亲资助他两年，以便暂时离开这个职业，专心致志地写作。可惜身为商人的父亲没有答应。卡夫卡虽然打心眼里极为厌恶他的“本职工作”，但只要他在办公室一天，总是恪尽职守的，以至当上了中层干部——高级秘书。与这种矛盾的表现相呼应的是他更为矛盾的性格：内心极为执拗，外表却十分谦和，所以他在办公室里、在日常生活中人缘甚佳。然而戴着假面生活实在累得慌，卡夫卡只好用他发明的精神胜利法——“耐心”哲学来安慰自己：“耐心是应付任何情况的巧妙办法。人们必须和一切事物一起共振，热衷于一切事物，同时又必须平静耐心。……人们必须在我们周围沙沙作响的枯萎死亡的树叶背后看见幼嫩鲜亮的春绿，耐心等待。”
到1922年7月1日正式退休为止，卡夫卡在波里斯7号的烟雾工厂的光滑锃亮的办公桌后面坐了整整14年。为他办公室打扫卫生的女仆后来回忆说：“卡夫卡博士像一只小耗子那样，神不知鬼不觉地悄悄地消失了。他在保险公司悄悄地生活了许多年，又悄悄地走了……”
每当读到这里，那个老鼠的比喻总让我揪心。或许一个人在忙于自己的俗业时都像只小老鼠，只有在思考和创造的时候才像个巨人；或许正如卡夫卡所言：“人只有经过自己的微小才能到达高尚。”
对于第一个问题，奥威尔的回答十分干脆:“不。在英国只有少数几百个写侦探小说之类的作家，能够完全靠写书谋生。在某种意义上，像伊瑟尔·M·台尔那样的畅销书作家比任何一个严肃作家都更容易避免卖淫。”奥威尔绝对不是在哭穷，因为连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人克洛德·西蒙都承认:“30年来我写书所得的收益，大约相当于一个失业者的救济金……我常常自问，如果我不是侥幸继承了一份薄薄的遗产，我怎样才能有衣穿、有房住，或者哪怕仅仅是糊口？”对于第二个问题，奥威尔给出了他的建议:“我认为作家的第二职业应该是不会占用作家全部时间的非文学性的工作。举例来说，银行职员或者保险代理人在晚上回家以后可以做严肃的工作；但是如果你已经在像教书、广播或者为英国文化协会那样的机构写宣传品这种半创造性工作上浪费了精力，那么在严肃的工作上花更多的力气并不是一个值得称道的事。”这里的第二职业，并不是通常所说的捞外快的副业，其实就是作家的饭碗。但所有的作家都认为“天已降大任于鄙人”，只有码字才是最正经的主业，而真正用来谋生的饭碗无论带给他们多大的收益，也总是有一种厕身其间的委屈感挥之不去。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奥威尔碰到的这两个问题仍然很要人命。如果让我来回答，显然对第一个问题无话可说，因为现实依旧残酷；但对于究竟什么适合做作家的第二职业，我与奥威尔的观点正好相反。
教书被奥威尔列为作家不宜从事的半创造性的工作，可在我看来，没有比一边写作一边在高校教书更快活的事了。因为这里面的学问就太大了，既可以整成极伤脑筋的创造性劳动，也可以整成极其轻松的简单劳动。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把授课当作是一场“思想和语言的搏斗”，所以他的学生能看到他在课堂上时而表情极为痛苦，时而脸颊流下豆大的汗珠。费正清虽然已是名满天下的汉学家，但上课前常像刚毕业的师范生那么紧张，甚至紧张得要呕吐。如今师道不存，我们身边的教授副教授已经把教书变成了照本宣科、重复重复再重复的简单工种，恐怕连“半创造性”也谈不上。余秋雨曾劝年轻的同志不要去做职业写手，而要找一份正经的事情做做，一天到晚硬写是产生不了灵感的。这话不能算错，但好像太正经的职位都给老一辈人士占去了，年轻人不做“职业杀手”谁做“职业杀手”？再联想到余老师本人曾长期担任大学教授，看来是典型的“站着说话不腰疼”。
编辑工作也值得推荐。你想，平日里阅稿无数，不会作诗也会吟了，只要能克服“眼高手低”的毛病就成。其中杂志编辑要好过报纸编辑，副刊编辑又要好过新闻编辑。尤其是做少儿期刊的编辑简直就是中了头彩，平日里为祖国的花朵编了那么多纯洁的稿子，积攒了一肚子坏水，想不宣泄为文都不行——在下我干的就是这份行当，隔三差五不感恩一番就觉得不好意思。
在许多人眼里，图书馆员被称为“最安静、最书卷气、最无竞争的职业”。博尔赫斯写道：“我心里一直都在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他从小就被父亲的家庭图书馆所深深吸引，长大后如愿以偿地进入一家市立图书馆工作，不料因在反对庇隆政府的宣言上签名，被革除图书馆中的职务，派任市场家禽稽查员。这下不再被书香包围，而是被鸡鸭的气味包围，独裁政府整起人来也真逗！好在博尔赫斯拒绝任职并发表公开信表示抗议，后来终于落实政策，被任命为国立图书馆馆长。受惠于图书馆的还有英国桂冠诗人菲利普·拉金，他同样做到了馆长的位置。拉金天生口吃，原本就不喜与人打交道，正好躲在图书馆里逍遥。他不仅将图书馆管得井井有条，而且还时时不忘利用工作之便经营自己的爱好——收藏色情书画，据说数量大得惊人。当然，我们现在的图书馆似乎太清净了，也太清苦了——恕我不敬，没法使人想到天堂，只能想到庵堂。
至于奥威尔推荐的银行职员或者保险代理人的工作，我甚至觉得有点搞笑。看似白领，其实受盘剥、被异化的程度最深。我有位亲眷在银行高就，每天要忙到万家灯火时才回来，而且一副脑死亡的模样，敢情脑细胞都被数字和人民币符号给杀死了。说到保险代理人，卡夫卡干的就是这活计。卡夫卡取得法学博士学位后进入官办的波希米亚王国劳工工伤保险公司，他曾哀求父亲资助他两年，以便暂时离开这个职业，专心致志地写作。可惜身为商人的父亲没有答应。卡夫卡虽然打心眼里极为厌恶他的“本职工作”，但只要他在办公室一天，总是恪尽职守的，以至当上了中层干部——高级秘书。与这种矛盾的表现相呼应的是他更为矛盾的性格：内心极为执拗，外表却十分谦和，所以他在办公室里、在日常生活中人缘甚佳。然而戴着假面生活实在累得慌，卡夫卡只好用他发明的精神胜利法——“耐心”哲学来安慰自己：“耐心是应付任何情况的巧妙办法。人们必须和一切事物一起共振，热衷于一切事物，同时又必须平静耐心。……人们必须在我们周围沙沙作响的枯萎死亡的树叶背后看见幼嫩鲜亮的春绿，耐心等待。”
到1922年7月1日正式退休为止，卡夫卡在波里斯7号的烟雾工厂的光滑锃亮的办公桌后面坐了整整14年。为他办公室打扫卫生的女仆后来回忆说：“卡夫卡博士像一只小耗子那样，神不知鬼不觉地悄悄地消失了。他在保险公司悄悄地生活了许多年，又悄悄地走了……”
每当读到这里，那个老鼠的比喻总让我揪心。或许一个人在忙于自己的俗业时都像只小老鼠，只有在思考和创造的时候才像个巨人；或许正如卡夫卡所言：“人只有经过自己的微小才能到达高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