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冯氏贺岁大片《非诚勿扰》取景日本，不仅让国人在葛大爷的爱情故事中娱乐了一把，而且还让北海道四日游着实大火了一阵。据报道，当时的麻生首相还专程接见了冯导，感谢该片对日本风光的宣传。按理说，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居，国人对这东洋景应该见陉不怪才对，可兴许是近年来大家对“西洋景”产生了审美疲劳，于是乎对身边的岛国风情买起账来。
　　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人一谈论起日本这个“和平友好伙伴”关系的邻居，恐怕都很难心平气和。但这份五味杂陈的情绪里，究竟包含了多少对日本的真正了解就很难判断了。恐怕大部分中国民众对日本的了解都来自中日关系中的重要历史或重大时事，而对民间社会层面上的文化、教育交流关注甚少。在某种程度上，日本成了中国民众眼中“熟悉的陌生人”。眼下，如果说你还停留在知道日本的“明治维新”“亚洲四小龙”或“物语文学”“川端康成”，而不知“宫崎骏”“Orz”“宅男”的大行其道，那就说明你对日本的了解彻底“OUT”了。
　　在最近出版的《冰眼看日本>一书中，作者俞天任作为一位在日本生活了15年的中国人，对当今日本社会状况的叙述表现出极为难得的客观和幽默。在“古怪男女”一节中，他讲到了“日本男人的性狂想”“日本女孩的婚前疯狂”“太太最盼丈夫死”：在“社会百态”一节中，他介绍了连自己都“卫”不了的自卫队，捡钱不还要获刑的法律和把生意让给别人做的眼镜店；在“日本制造”中，他提到了非此不可的日本纤维，年运行6000多小时的挖掘机和高职生的人造卫星；在“花样政治”里，他讲到考试考出来的高官、土头土脑的自民党和自欺欺人的靖国神社。这些篇章无比不让人大开眼界。
　　但让笔者最感兴趣的是书中呈现的关于日本“非常教育”的一组文章。先摘录一段：日本在教育方法上很推崇美国式的自由发展，不过，这种被称为“轻松式教育”的自由发展居然走了样，竞成了“不教育”了。怎么个不教育法?比如，不准说圆周率是3.14，那对小孩太难，圆周率是3!英语的Sunday、Monday什么的全部背下来对学生太惨无人道，背三个就行，至于星期四怎么办?那就祈祷天照大神保佑和老外打交道时没星期四什么事吧!谁要是敢说一句“学生应该以学为主”的话，那简直就是大逆不道，侵犯儿童人权，为人类公敌!
　　估计中国教师看到这一段文字描述的日本教育状况会目瞪口呆，继而便是嗤之以鼻了。身为中国人的作者自然跟各位中国老师反应一样，至少也从“智育发展”的角度表示怀疑和批判。但，这就是至2006年为止的日本绝大多数公立九年义务教育的现实，日本社会的舆论也是这样：“应该让孩子玩，玩是孩子的天性，应该让孩子自由发展。”谁都奈何不了。不过，作者提到，日本的公立学校有两点很值得欣赏：首先是体能教育，其次是团队教育。前者的表现是，日本中小学生回家的时候都是脏兮兮的；后者的表现是，学生们从小就养成了“团队比家庭更重要，家是第二位”的意识。
　　另外，日本学校的技能教育开展得很不错，以至于出现这样的局面：作者儿子小学毕业时有一个纪念册，小朋友在册子上写自己的将来志向。60个毕业生，29名男孩子，31名女孩子。31名女孩子是清一色：将来要开面包房。29名男孩中，想当医生的两名，因为他们老爸是医生：25名想当木匠，因为“看上去挺好玩”；剩下两个想当律师，这俩哥们儿不用说也能猜到是谁——俩中国孩子，作者的儿子和作者老板的儿子。
　　出现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其实跟日本的教育制度有关系。日本教育区分得十分清楚：精英(elite)教育和工具(tool)教育。想当管理工具们的精英还是受精英们管理的工具，可以说从小学三年级就让学生选择了，而且机会均等。而这两种不同的选择区别就在四年级后上不同的学校。一种是继续在“轻松式教育”的公立学校享受“自由发展”，另一种就得从四年级开始上校外的“补习班”，接受“填鸭式”的“魔鬼训练”。前者自然是要当工具，后者当然是做精英。
　　这里头的玄机就在于，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日本民众的收入差别不大，也就是社会平均度好。所以甘愿选择做工具不怎么认真念书的人也不觉得以后找不到工作或生活得不好，而那些选做精英的人其实是为了继承家族的企业而必须要“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
　　诸如此类，日本复杂的教育制度里充满了“二元对立”，但它毕竟称得上世界上的教育先进国家。就是在这先进之中，处处可见“脱亚入欧”的痕迹：自由发展与填鸭训练并举，工具教育与精英教育并行。但日本人就是日本人，硬是把这处处如同“鸡同鸭讲”的教育理念和形式“异质同构”起来，更让人咋舌的是，自1949年以来的短短60年中，日本出了16位诺贝尔奖得主。这一盖世武功，恐怕也只有发明片假名的日本人才可具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