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读过汉斯·昆(Hans Küng)著作的人，都会留下这样的印象：在他笔下几乎没有德语学术论著那种晦涩玄奥的通病。昆的《基督教大思想家》，以清朗明白的线条向人们介绍了基督教神学思想史。对不同时期神学家的特性差异，可以从多种角度去审视与辨明。比如，著名基督教思想史家帕利坎(J.Pelikan)曾指出：“在一百年到六百年期间，多数神学家是主教，在六百年到一千五百年的西方，多数神学家是修道士，从一千五百年以来，多数神学家已经是大学教授。”(《基督教传统》第一卷)这是从神学家群体的表面质素去辨认其特性。昆则从神学家对不同时期基督教思想转变所起作用的视点去揭示其特性，所以更触及内在本质的层面。
　　基督教的古代典范是由保罗发动、俄里根完成的。这是基督教史上第一次典范转换。这次转换的内驱力是基督教摆脱犹太教，成为一个独立的神学典范。这次转换的实质在于对耶稣基督及其生、死、复活的认信。保罗的发动促成了依据耶稣基督去对上帝的理解，并打开了把这一理解信息通向非犹太人世界的通道。这次典范转换完成于俄里根神学。俄里根为早期基督教教理注入希腊文化的养料，创造了体现科学神学的第一个模式，全然创新地将圣经信息渗透入系统神学之中，他的《基督教原理》标志了古代典范转换的最终完成。
　　如果说，俄里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希腊人，那么，奥古斯丁从一开始就全身心地是一个拉丁(罗马)人；如果说，俄里根对古代典范转换的完成也是早期基督教教会的希腊化典范的完成，那么，奥古斯丁启动的中世纪典范转换则是一次拉丁化的典范转换。奥古斯丁为中世纪拉丁教会的世界观与圣事论提供了精致的模式；他从神学上证明其合理性的强迫信仰转变乃至用武力对付异端与分裂者，成为中世纪典范的一个特征；他对上帝恩典和三位一体说的论断成了拉丁教会神学家信奉的准则。为此，他被称为“中世纪典范之父”是当之无愧的。中世纪典范转换最终由阿奎那完成。阿奎那转换而不是复兴亚里士多德，使之为神学提供一个新的基础。阿奎那神学是一种“理性的大学神学”，它突显的是“欲信之，先知之”，而非奥古斯丁的“欲知之，先信之”，在它那里，实现了哲学与神学以及理性与信仰的崭新联合与综合。
　　基督教的现代典范又称现代启蒙典范，这一典范是经过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十七世纪发展起来的，十八世纪它完全确立，最后在十九世纪由于施来尔马赫的工作而获得了经典形式。“这是一个完全以人为取向的典范。”路德的宗教改革被称为对人的发现，它所关切的是人的得救问题。人如何在上帝面前称义？路德的答案是“信”，人只有在信仰之中才能对自己得到上帝的恩典有充分的把握。路德对“信”的首肯，是基督教史上继保罗之后唯信论的一大推进。德国另一位新教神学家施来尔马赫对现代典范的贡献被誉为在神学上进行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他把宗教视为“个别的、活生生的、具体的、实证的”，并推崇“神人相通”的观念。这里所说的“神人相通”是人对自己内心的上帝意识的体验，它截然不同于把上帝作为一个独立客体去认识，这种体验保证了道德个体的内在自由。昆指出：“如果说现在宗教研究和神学中谈论体验已蔚然成风，那么其根本原因还在施来尔马赫”。
　　向这种倡导人的自由的现代典范提出挑战的是卡尔·巴特，昆把巴特称为“神学的‘后现代’典范的发轫者。”在巴特的时代，完全以人为取向的现代典范已陷入全面危机之中，这个危机最传神地表达为尼采的“上帝死了”的警示。空空的教堂座位、毫无效果的坚信礼，以及“一战”爆发后自由派神学家对战争政策的认同，都使巴特认识到，迫切需要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神学基础，“它主要不是关于人的，而是关于上帝的”，这意味着对施来尔马赫的超越，以及对现代典范的超越。为此，巴特发动了神学中新的取向与转换，它表现为：从以人为中心进入新的以上帝为中心；从对“宗教”的人的诠释进到上帝自己的并由圣经所证的圣言启示；由谈论上帝概念的宗教转向对上帝之道的宣信；由宗教感转向基督教信仰；由人的宗教需要转向显身于基督之中的完全超越的上帝。因此，巴特成了基督教神学的后现代典范的主要开创者。
　　(汉斯·昆：《基督教大思想家》，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一九九五年版)